井底望天
談天說地 古往今來 曆史人文 天下大勢
六
看中國的政治演變曆史，大家都知道1949年是一個轉折點。
但是在1949年，到1955年，是一個非常值得大家關注的時間段。在這個時間段裏麵，中國在同時進行抗美援朝戰爭的時候，在國內進行了大量的經濟恢複的工作。
這一段時間的政治經濟製度，是建立在《共同綱領》上的。如何好好研究這一段時間的政治經濟遺產，俺曾經試圖寫了一個《也論毛澤東時代經濟》的未完成係列，嚐試了解那一段時間的一些特色。
可惜的是，限於材料的不完整，還有就是某些曆史史實的敏感性，這個係列暫時沒有完成。
記得甘陽兄有個著名的提法，就是運用《公羊春秋》的方法論，將中國在1949年以前的傳統，成為儒統（孔統），然後把1949年到1978年稱為毛統，當然那之後的就稱為鄧統，然後希望俺們可以通三統。
其實俺認為在1949年到1955年之間，中國政治經濟的模式，已經有所謂三統的雛形在那裏。
就是說孔統遇到的挑戰，在1911年已經算是坍塌了。這之後出現的聯省自治，或者說獨立運動，然後包括外蒙和西藏出現的地方勢力自治，全國各地的軍閥割據，都是衝著中國的郡縣製這個基礎去的。
當然今天的提法，是有所不同的。叫做中華聯邦共和國，希望重新界定中央和地方關係，基本上要徹底摧毀這個孔統的基礎。
在這裏還是要把儒家傳統稍微區分一下。那就是春秋的儒家，和戰國的儒家，和漢朝的儒家，是有很大區別的。在早期的儒家傳統，麵臨的是獨立的各個小邦國的國內治理問題，和各邦國之間的外交關係處理問題。
雖然當時是有天下的概念，和孔子對周禮的推崇，但是現實操作的恢複天下次序的方法論，是沒有實現的可能的。最終實現天下一體，是提出新方法論（就是郡縣製的實踐）的法家學派。
在漢朝的時候，董仲舒對儒家的整合，算是將儒家吸收了法家、道家和陰陽家為一體，而奠定了儒家一統的局麵。這個時候，體製上的爭論，基本上偃旗息鼓了。而真正的爭論是在政策上，也就是具體的實踐上如何運用的策論。
所以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沒有實際上達到恢複中國郡縣製，這個完成是在共產黨手裏實現的。
當時的思想和實踐，其實就是在孔統坍塌之後，如何引進西方思想和實踐，引進多少，是全盤西化還是中體西用，是西方理論和中國實踐相結合，還是徹底拋棄中國傳統，等等。
在這個中西之爭的磨合狀態中，是不能用共產黨和國民黨這個政治分野來劃分的。
比如說全盤西化和徹底反傳統的三個旗手，一個是陳獨秀，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一個是胡適，是中國國民黨裏麵的大人物。一個是魯迅，算是獨立的知識分子。
即使是中國共產黨中間，有的是歐美、日本、蘇聯回來的留學生，因此所謂西洋、東洋和北洋的區分也不小。當然最後的主流，還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接受了部分西方思想的本土派，就是重視中國實踐的派別。
看1949年的製度，可以大致認為，算是維持了中國傳統郡縣製，又進行了西方式的現代政府行政改革。在1949年之前的民國政府，行政改革比較注重在城市，而1949年後，則是在農村進行了現代製度改革。
這兩個改革，都是中國曆史上開創性的。但是考慮到中國當時主要是農業經濟國家，雖然城市的嗓門比較大，造成的影響比較明顯，可是農村進行的改革對中國的發展，影響是比較長遠和深刻。
看一下中國的郡縣製，和歐洲的各小國林立，和蘇聯的共和國聯邦製，和美國的各州聯邦製，都有所不同。因此要是有人，在政治改革中，要推翻郡縣製，實行聯邦製，這個可是一個自從秦漢以後的大變局。
可以說分裂中國，這個算是一個基礎。
那麽在1949年之後，出現的另一個爭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
其實把這個名詞和概念去掉，就是俺們祖宗在漢朝時候，開鹽鐵會議，討論的國進還是民進的問題。
當時的賢良和文學，當然支持的是豪民權勢，就是今天要走資本主義道路。而當時的大夫，支持的是國進的官山海，就是今天要走的社會主義道路。
但是當時發生的爭論，出現兩個問題。一個就是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中間，有一條修正的中間道路，叫做國家資本主義，或者叫做市場社會主義。
國家資本主義，當時的名聲有點差。就像是漢朝初期的法家，被秦朝暴政給拖下水了。當時的國家資本主義，被蔣家王朝的官僚資本主義給拖下水了。
國家資本主義，其實說的是國家作為一個主體，對資本進行某種程度的控製和掌握，使得資本的運用，可以對一個國家的發展有利。
比如說任何國家都有某種壟斷性的企業存在，比如說中國的國有銀行，如中國銀行、共識銀行等等，比如說美國的私有銀行，如高盛、摩根士丹利等等。所謂國家資本主義，就是這些國有銀行裏麵的股權，比如說中國財政部有30%的股權，是國家所有。
你可以把這些壟斷收益，用於國家財政支出，也可以拿來搞全民福利。
而私有資本主義的這些錢，就是裝到了私人的大富豪的兜裏去了。
但是國家資本主義這個主體，要是被不良的官僚所侵占，那麽這部分的好處，就不是用於國家的分配，而是變成了官僚的個人和集團利益，那麽就變成了官僚資本主義了。
所以俺們後來的名稱，就選用了市場社會主義，或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是如果不能避免國家的公器被私用，而產生了腐敗和自私的官僚，那麽這個市場社會主義的社會就變質，而成立市場官僚主義了。
這個是路線之爭，說到底還是俺說的分配之爭（有讀者對分贓有過敏）。那就是分配是要有豪民來主導，還是要有國家來主導。
由豪民來主導，結果就是東漢末年，財閥興起，國家衰弱，土地兼並，流民大增，黃巾四起。對老百姓非福，對豪民也未嚐是好事。
由國家來主導，就要考慮如何監督官僚的行為，而保證國家主導的分配，能夠造福於窮民，而不是隻是造福官僚。
同意你所說的：中國政府很大的問題就是不願意建立一個透明的遊戲規則，而一定要直接操縱結果。
中國政府非常喜歡shortcut，沒有透明的遊戲規則，這樣其實很危險。1989的64學潮就是因為胡耀邦下台是shortcut，沒有透明的規則，導致了後來的動亂紛爭。shortcut往往表麵是過關了，其實危機很深。
現在中國還有很多shortcut，現在因為熱錢滾滾，掩蓋了很多，以後都是會表現出來的。
多謝你的深入剖析。看了你的兩個帖子（漫談中國政治改革之六、七），覺得你的看法與樓主並無本質矛盾。首先，政治製度的透明化和合理化不是目的，政治製度最終服務於再分配（分贓），政治製度和政府的作用，歸根到底是要在分贓中體現出來。其次，樓主從未限定蛋糕的性質，就廣義的蛋糕而言，隻要進入再分配的過程或者可以被再分配所影響，就完全可以被納入分贓的概念中。個人以為，樓主在敘述國際關係時，可以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一到了國內政經，就有些吞吞吐吐，為尊者諱狀。樓主在漫談中國政治改革之六，七中，隻談了“應該如何”，卻略過了“如何如何”。非常感謝你能指出政改的艱難。希望看到樓主的回帖。
先說一下第二點，作者提出抽象的”政府“概念，其重要前提條件是存在一個有力的中央政府，有理想主義的思想，以為民牟利為目標，所以即考慮發展，又考慮公平。但實際上，現在政府已經是各自為政，各個部門都有各自的利益集團，但又沒有一個強大的約束力，所以係統性腐敗嚴重。這好比中國曆史上，皇帝的利益和草民不遠，因為養活一個宮廷不太貴，但這兩者與豪門士族的利益衝突比較大，因為豪門士族體量大，草民負擔嚴重。那麽皇族如果不太離譜，他們反而是製約豪門的主要力量。如康乾時代。而中國曆史上，隻有在皇帝非常強勢，而且非常頭腦清晰的狀況下，才能做到，如貞觀，如隋文帝。而現在沒有強勢”皇權“，反而給予豪門士族盤剝大眾的方便條件。這點作者引用的曆史，不太確切。東漢的兼並，延伸到兩晉、南北朝，恰恰是一段皇族實力減弱，而豪門士族雄起的時代。東漢的兼並，到兩晉的倉人南度，都是士族憑借幾代官宦聯姻，互為依靠，而皇族無力阻止的局麵，如王謝家門梁武帝都做不了媒人。而這種士族勢力，不是因為”鹽鐵“官辦就減弱了，而是因為他們操控了”察舉孝廉九品中正“等實際操控政府權力的辦法。現在的情況有變得像南晉的趨勢，各個政府部門各自謀取自己的利益，理想基本破滅，而互相又不可能有足夠力量製約，民眾無力製約，又沒有強有力的政治強人（如鄧）來約束，這是一個”公平“難求的結構。在這種條件下，財富越來越向政府或政府要員的”馬仔“集中，就如這幾年的房地產現象，是很自然的事情。
再說一下第一點，為什麽說“分贓”不應是主要考慮？因為在現代除了少數資源型經濟，絕大多數的國家的經濟發展靠的是productivity的提高，而不是來分一塊已經成型的蛋糕。特別是在全球化的經濟體係裏，中國經濟特是依賴於相對勞動力productivity較高，以換的來的發展。這種財富的創造方式，完全不是一塊固定的”蛋糕“，而取決於經濟體中每個個體是否有生命力於國際競爭者肉搏。而在國進民退的條件下，國有企業隻能在”窩裏橫“，因為他們從來不需要麵對真正的挑戰，他們的生存能力，隻在國內有效，因為其實是政府賦予的壟斷或半壟斷的地位。這也是為什麽中國目前還出不了全球性的大企業，而印度可以。（注：按市值算是大企業，但在境外沒有真正競爭力的不算）。你如果看一下國內特別盈利的SOE，基本都是靠行政力量保證他們的盈利的，說白了，其實是從經濟體其他人給他們送錢。例如，國有銀行，由於利率管製+國家吃壞賬，基本是靠國家送利差。在例如電信，沒有任何外資或民資可以來競爭，就這樣，他們還劃地，分塊而治。而網絡搜索，現在又開始搞什麽”人民搜索網“，好像把外資的穀歌幹掉了還不過癮，非要把民營的百度也幹掉才算數。網民早就品論過，百度不如穀歌，人民網不如百度是必然的事情。你想想，百度在中國大陸以外打敗穀歌的概率已經極低，人民網打敗穀歌的概率可以保證是零。所以說，采用”鹽鐵“官營的辦法，其結果肯定是經濟效率越來越低，蛋糕變小。
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因為這種政府萬能論陷入了巨大的問題。不要以為這兩年保8成功是什麽了不起的成就。這是一種海量貨幣驅動下的虛胖現象，和美國房地長泡沫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其實中國30年來，早期靠破滅政府加在經濟上的鎖鏈為動力（如包產到戶，如定價逐漸市場化），中期靠全球化，已經把有利因素發揮得不錯了。而現在麵臨全球的產能過剩，以為”國家資本主義“可以彌補外需，或內需不足，以為海量貨幣是實體經濟繁榮，是十分危險的。”國進民退“，不但不會對草民的生活有幫助，反而會搞壞中國經濟結構，後患極大。
你愛祖國，我愛祖國，“井底”更愛祖國，隻是你，我，他，她用不同的方式。
“井底”花更多的時間做中國研究，在這一點我非常尊重他/她。
支持
很多人很想語不驚人死不休， 但自己有沒有那個本事占山為王，吸引人去， 就跑到別人的地盤上抬杠。
看看他的評論， 根本就不是探討的態度。 我說是， 就是， 不是也是。
香港的第三輪發展，得益的是香港和中國，雙贏。
香港是利用其原有的資本主義製度來獲取中國利益，而不是社會主義道路。
你不看到大多數香港人看不起社會主義製度？
看看樓主所言第3點，再看看你對此的回複“香港的發展得益於原有的資本主義，而
非中國的社會主義，就是這麽簡單。”怎麽讓人想起那什麽就是好來就是好來著：)。
1 + 2：很抱歉，現在我們談香港，而不是印度。
3: 香港的發展得益於原有的資本主義，而非中國的社會主義，就是這麽簡單。
4: 曆史是看已經發生的事情，而不是什麽所謂的“要是.......如果........"。
你混淆了幾個問題：
1. 為啥英國的法律體係，在香港和印度（人家是300多年殖民地吧）結果不同？
2. 為啥英國製度下的印度，貪汙腐敗比今天的中國厲害很多倍？
3. 不要被新自由主義那套謊言騙了。香港一直在1940年的時候，一直很貧窮落後。因為英國人本來對香港的設計，就是鴉片中轉站。香港的第一次發展，是得益於國共內戰。當時上海的很多紡織業資本家進口的紗錠和設備，沒有辦法運到上海，在香港落腳。
香港的第二輪發展，得益於成為美國越戰的商品供應地。
香港的第三輪發展，得益於中國的經濟開放和改革。
而1974年香港的改革，正是因為英國人發現殖民地的手法行不通，開始培養華人勢力的後果。
一句話，香港在東西方競爭中，占在了一個特殊的位置。要是中國人不輸掉鴉片戰爭，估計最繁華的城市，還是在中國。那是經曆了至少1000年的曆史驗證的。
明擺著，便利的地理位置以及高效率的香港人對香港的經濟作出了非常巨大的貢獻。
但如果香港1842年沒有被割讓和租借予大英帝國，恐怕香港今天不會有此一較廉潔的政府，較優良的治安，較自由的經濟體係以及較完備的法製。
簡單的說，殖民地帶來了香港英式法律，英式法庭禮儀。香港英式法律製度建於司法獨立之上，司法人員執行職責時，基本上不受政府行政和立法機關影響。
1974年殖民港督麥理浩設定的獨立反貪汙執法機構（廉政公署），扭轉了整個香港社會的習慣，也令香港成為世界上最廉潔的城市之一。比較今天中國的貪風猖獗，腐敗越來越嚴重，社會道德越來越倫損，貪汙比滿清厲害一萬倍。
大英帝國建立了香港的奉行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的經濟體係，其經濟的重點在於政府施行的自由放任政策。一個小小香港，成為全球其中一個最富裕，最安全，最繁榮和高生活水平的地區，一個國際重要的金融，服務以及航運中心。
香港成為殖民地，從而得在英語教育，醫療衛生，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新聞自由，從而獲得比中國其他地方較為優越的發展機會，同時避過大躍進，土改，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等亂局。很清楚一個差別，殖民香港比中國安全穩定。
談論經濟問題不可避免地要與政治問題掛鉤。 而所謂的政治問題就是社會各階層分贓。 不要說富人與窮人， 工會與普通大眾， 既得利益者與局外人， 藍領與金領， 不都是在探討如何分贓。 所謂的民主不就是選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客到華府去討價還價麽。
如果研究經濟，而不把政治因素考錄進去， 那麽你也隻能是個技術型的經濟學家。 也就是隻見樹葉，不見森林， 很多學院派的經濟學家都是這樣。
別亂扯了，殖民地香港什麽時候有過民主？香港的法製，你好好去看一下案例吧，比如說陳方安生的哥哥為啥殺人後，可以無罪。
那麽就請您發表高見，而不是僅僅停留於對樓主簡單的指摘。
而私有資本主義的這些錢，就是裝到了私人的大富豪的兜裏去了。"
your understanding is too childish. Or you purposely mislead your reader.
我們應該同意這一點：不是因為香港市民更聰明，而是因為香港成為殖民地，所以香港獲得了現代法製和民主。
我想要民主。
中國就一個諾貝爾和平獎已不知道如何去麵對，接著你仍然在談論中國政治改革，你活得不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