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江畔】之七:國寶級外科專家冒險搶救受傷民工記（中）

國寶級外科專家冒險搶救受傷民工記（中）

　　不一會趙局長和公社書記帶著一輛車來到醫療隊宿舍門口。書記一開口就先連連道歉：全公社就隻找到這輛車，實在沒辦法，請千萬千萬包涵。這是一輛昆明市食品公司來撒營盤拉生豬（活豬）的4噸解放牌貨車，現在這種車早已絕跡，所以我得在這裏向大家簡單描述一下：這種車的外架是木條釘的（為了通風），中間用一層木隔板分為上下兩層豬架。生豬出入口在背後，仍用木欄杆為門，在斜麵木板上將生豬趕進車後關好門再鎖上。下雨時頂蓬用油布覆蓋，晴天敞開。在公路上走的時候，豬屎不漏豬尿漏，臭氣熏天。那時節政府顧不上那些，能把活豬拉到昆明已經阿禰陀佛了。司機是個中年人，本是計劃第二天一早裝豬後就拉回昆明的；他深明大義，聽了公社書記的解釋立即同意前往搶救傷員，但希望公社能打電話向昆明食品公司的領導說明情況。中間那層木隔板已經抽掉了，車上還比較幹燥，記憶中好象也不很髒，當然臭氣還是相當濃，那也隻好將就了。公社幹部們往車上鋪了厚厚的幾層黃色油布，我們放心地把手術包和搶救藥品都擺上去。趙局長告訴我們前麵這一路都是大山區，很冷，要穿多點。謙讓了一下之後，朱醫生和蔣醫生坐到前麵的駕駛室，趙局長和我上了貨倉（豬倉），立馬就開車了，天剛擦黑。

    胖胖的趙局長麵相敦厚福態，和藹可親，在我們一起工作的十多天裏我感到他的組織能力非常強，帶有雲南人那種表麵憨厚內裏精明的特點。和當時受衝擊後剛“解放”的很多基層幹部一樣，他在文革中取得了明哲保身的豐富社會經驗和教訓，說話麵麵俱到，做事十分謹慎。他的弟弟趙守讓也是祿勸縣醫院的外科醫生，一年前和我一起在州醫院進修時交情不錯。所以趙局長對我倒並不提防，後來的幾年中我倆竟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剛一開車他就告訴我今天的路途非常非常危險：這條路要翻越烏蒙山脈，那可不是什麽“泥丸”（毛的長征詩），是很高很陡的。我們走的是剛成形的路基，根本沒碾平（我在上集最後一段說過，坐在車裏像搖籃一般的不斷顛簸也證實這一點），有一些路段還不夠結實。我們應是這條未完工的戰備公路上行駛的第一輛車了，司機根本不熟悉這條路。本來山區公路就不應該夜間行車（我在關於另一次出診的博文《回憶42年前一次穿越橫斷山無人區搶救傷員的經曆》裏麵提過這點。LINK是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56881/201204/12032.html　）。現在幾乎所有的危險因素都湊到一起了，還是得幹，隻因為傷員的腦漿還在淌，一分一秒也耽擱不得，沒辦法。要是路上有個三長兩短，咱倆兩隻小蝦米報銷也就報銷了，可人家兩個大教授怎麽辦？我看縣委很難向上級交代呢。

　　出了撒營盤就一路上坡，汽車搖晃著喘氣不停。彎彎拐拐又還特多，翻大山麽。遇到彎度大一點的拐，得前進--後退--再前進--再後退--再前進，才能拐過彎來。除了汽車的前燈，此刻路兩側沒見到任何亮光。隻覺得隨著越走越高，越來越冷。我打開一個消毒了的手術衣包，取出兩件手術衣，每人一件連頭帶身披上；還不夠，索性把另外兩件也拿出來披上。反正周醫生準備的包包多的是。老趙望見車外幾間小屋透出燈光，告訴我馬鹿塘丫口到了。這裏是全程的最高點，海拔三千五百多公尺。越過丫口，開始一路下坡，車速也明顯快了起來。30公裏路開了差不多三個鍾頭，半夜前車子終於停下。聽到路旁人聲鼎沸，駕駛室門開了。司機跳下來走到車後為我們打開後門。老趙對我說：你先去看傷員，這裏的東西我隨後就送去。

　　我走到車尾準備下車，隻見下麵擠滿了等待的民工，一片“來了，來了！”的歡呼聲。剛翻過身來想往下踩，腳就被無數雙手托住了。接著整個身體被舉著扶到路旁，一個民工領著我向衛生所的方向跑。經過車頭時，我往駕駛室瞄了一眼：空的，顯然朱醫生和蔣醫生已經先進衛生所去了。進到小小的衛生所是一間辦公室，向左右各有門通向診室，幾盞汽燈照得到處通亮。抱著手術包和搶救藥品的民工紛紛隨我進來，一個衛生所的工作人員指揮他們把物品放在桌子上和地上。隻見朱醫生從右邊的診室匆匆走出來對我說：“小百，這個（傷員）比較輕，你來處理。我到那邊幫老蔣去。”就閃進左邊的診室去了。

    右邊是一間門診室，病人蓋著被子躺在檢查床上。神智清楚，還仰起來向我打招呼。天花板上掛著一盞汽燈。現在年輕一代恐怕不知道汽燈。乘著病人不危急，我先離題給大家介紹一下：汽燈在外形上和馬燈有些相似，但汽燈在裝上煤油後，還需要向底座的油壺裏打氣，以便產生一定的壓力，使煤油能從油壺上方的燈嘴處噴出；汽燈的燈頭是套在燈嘴上的一個石棉紗罩，當紗罩遇到高溫後會發出耀眼的白光，一盞汽燈可以把周圍十幾米的範圍都照得通明，大約相當於上千瓦的電燈泡。五十年代我還是小孩子時，農村開大會鬥爭階級敵人，會場上就高高懸掛著明亮無比的汽燈，被鬥者站在汽燈下；所以我們家鄉把挨鬥叫做“站汽燈”。

    被子下的傷員脫得一絲不掛，我先摸了一下他的脈搏：還正常，放心了。接著問他受傷經過。他們三個人是收工前點的最後一炮，不知怎的，點了好久都沒響。以為是啞炮，正探頭去看，炸了。他當時恰好用手護著頭，所以隻在前臂挨了一石頭。其他兩位就慘了，全砸在腦殼上，他趕快帶傷跑去指揮部報告。聽完病史我給他做了仔細的全身檢查。除了右臂尺骨，橈骨閉合性雙骨折和皮下軟組織挫傷之外，其他部位都無異常。我記得在車上找手術衣時，曾摸到一包骨夾板，便出來辦公室找到那包夾板。順便往左麵那間房間探頭一望，朱醫生和蔣醫生正穿著手術衣緊張地在做手術。回到右麵房間打開包包，各種型號的夾板都齊全。不由得佩服和感謝周雅芳醫生在那種緊張急迫情況下仍保持的細心和周到（順便添一句，她是我在醫療隊裏最好的朋友）。大鬆樹公社沒通電，照不了X光，骨折暫時隻能夾板固定，等回撒營盤照了X光片再說。上好夾板我交代一位衛生所醫生照看他之後，趕緊過來左邊的房間幫忙。

     左邊的房間大得多，可能原先是觀察兼輸液室。整整三盞汽燈照得猶如白宙。屋裏亂得一塌糊塗，滿地是粘滿血跡的紗布。一個本地醫生在不停的量血壓，另一個拚命地踩腳踏吸引器讓兩位手術醫生吸血清除出血點。這間衛生所肯定從未做過手術，台上沒有手術護士。朱醫生和蔣醫生全神貫注在手術野上沒抬頭，但顯然知道我進來了。命令：“小百，快切開條靜脈！”我望見輸液管滴得不夠快，馬上打開個小手術包做腳內踝的大隱靜脈切開術。還沒縫合傷口，又聽到：“右旋糖酐！”趕快又找了一瓶右旋糖酐掛上，簡直比打仗還要命。摸摸傷員脈搏又弱又快，大事不妙，我問：“要不要再切一條？”蔣醫生抬起頭來望我一眼，又伸過頭去看傷員的麵部，再向我點點頭：“掛甘露醇。”我又把另一隻腳踝的大隱靜脈切開，再找了一瓶甘露醇掛上。

    量血壓的本地醫生顯然從未經曆過如此場麵，滿頭大汗，連連甩手休息，但仍盡力堅持。我走過去對他說：“我來，你歇一會。”他如釋重負般呼了口氣出去了。輸上兩條靜脈切開後，病人情況暫時好轉了一些，血壓稍為穩定。我探頭看台上：傷口的出血基本上控製得差不多了，但腦組織破裂麵相當廣泛，水腫膨脹很嚴重，都頂到破碎的顱骨邊沿了，腦回腦溝幾乎平齊。傷員開始躁動，血壓又開始往下掉，一直掉到零。這回應該是腦疝出現的臨終征兆，接下來的經過我記憶不很清楚了。沒多久蔣醫生就下台來觀察傷員的瞳孔，而朱醫生繼續做人工呼吸：大勢已去，回天乏術。我的記憶中我自己沒有內疚感，畢竟我們確實盡力了，但總覺得沒成功挺可惜的。我們走出那間辦公室時，工地領導和趙局長都在門口等著。看到我們出來，馬上明白結果了，反而安慰我們，又感謝又請我們去吃夜宵。朱醫生回去檢查我處理的那個輕傷員後，說：“暫時就這樣吧，明天跟我們一起回撒營盤再說。”

    第二天，傷員躺在擔架上被他的同伴抬上了汽車。這是必要的，因為路上太顛簸，不能讓他坐著，那會造成骨折固定部位再受傷。快動身時大家找不到兩位教授，一位民工說看到他倆已上車了。我和老趙回到車旁，發現他們竟早已上了豬倉。說：“老趙，小百，你倆坐前邊！我們倆來照顧傷員。”這怎麽可以？我和趙局長爬了上去，講道理，沒用：“堅決不下去！”老趙向下麵送行的公社和工地領導做了個眼色，一大群人爬上來，抬身子的抬身子，抓手的抓手，把兩位國寶抬下去塞進了駕駛室，又把門關上：“開車！”回程仍以上坡開始，開了不到15分鍾，停了下來。司機下來打開後門請老趙和我下車看風景。

    我們正處在公路的一個大拐彎處，朱醫生和蔣醫生已下車站在路旁眺望。在拐彎的下邊深深的山穀裏，金沙江像一條金色的帶子蜿蜒伸向東南方，然後消失在遠處巍峨的烏蒙山脈背後。大鬆樹的海拔是二千公尺，此處應是二千多。金沙江麵在攀枝花平地公社海拔就隻有九百多，這裏是下遊，隻能更低。兩下一減，我們所站之處應高於金沙江麵起碼1100公尺，而它就幾乎垂直地躺在我們腳下-----一千多公尺！我在平地衛生所工作了一年多，它也在金沙江畔，但我從沒有見過這麽雄偉的景色：那裏至少有60-70度的坡度。沒有一個人說話，是陶醉，是震撼，是害怕，還是慶幸昨晚我們的車子沒有在這裏掉下去？我突然吸了口冷氣，感到我的雙腿開始發抖，不由自主的往裏挪了兩步。又想：幸虧昨晚沒看到這險境，否則司機會不會踩煞車的腿也發抖呢？

    2010年春，雲南省大旱。我在網上看到一條消息：一位好心人林厚凱與武漢晨報記者從武漢市押運了5萬多瓶礦泉水到祿勸縣城要送給祿勸的小學生。團縣委對全縣數十家小學進行了摸底，離縣城最遠的大鬆樹鄉和雪山鄉的小學最缺水。林厚凱決定將愛心水送給大鬆樹的孩子。從縣城過去要走140多公裏的盤山路，大車根本無法行駛，必須換乘當地的小型貨車才行。請參閱：http://hb.qq.com/a/20100331/001290.htm　　我在古歌地圖上查找，這條公路仍然是我們當年走的那條路。當然是修好了的，但仍然隻能走“小型貨車”。

    昆明市食品公司那位見義勇為的司機回到撒營盤時回答趙局長的感謝時說：“那有什麽辦法？書記告訴我傷員的腦漿子還在淌.......”我想：可能絕大多數人處在那種情況下都會那麽做。對於一個醫務工作者，患者的生命和健康永遠高於一切。這是我眾多老師和前輩用他們的身教在我腦裏播下的信條，它在我的血液裏流淌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