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底，我們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半年。對我而言既有耽擱學業的

         1968年底，我們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半年。對我而言既有耽擱學業的一麵，但也確實有重要正麵意義。

       1968年底，伴隨知青上山下鄉，全國的在校大學生也被安排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半年。這半年的勞動和生活是艱苦的，也耽誤了醫學學業; 但另一方麵也確實有重要正麵意義：它讓我了解到人民公社製度下農民的辛勞和貧窮無助。在我畢業到雲南哀牢山少數民族地區當醫生後對病人（絕大多數是農民）的疾苦能體會和同情，從而能盡力為他們的健康做出最大的努力，至今仍覺欣慰，問心無愧。還有就是有那半年艱苦的的勞動和生活墊底，此後好像不管多大困難都無所謂，泰然處之。

     我的外祖父生於1870年代的潮汕農村，家庭十分窮苦。年幼時母親眼疾無錢治療。幸得一位英國醫生免費為她治愈。此後外祖父便信了基督教，為這醫生背藥箱當帶路黨，直至跟他到汕頭福音醫院學習。畢業後他在揭陽最繁華的新街夾中山路口開了一所德君外科醫局，兼有附屬藥房。在那光緒朝的濱海小城是最大的私人醫局。名聲頗盛，生意興隆。更值得稱頌的是他醫德高超，用潮州話說就是“心腸好”。這與他幼年時的窮困也應該不無關係。請參閱拙作 《古戰場遊記之四十八：我的外祖父為什麽要向危難中的南昌起義軍和周恩來伸出援手？ 》。

     我始終有這樣一個想法：醫學院應該設有一個醫德教育課程，包括如何與病人和家屬的語言交通，如何取得他們的理解和支持。這和醫術一樣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