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底望天
談天說地 古往今來 曆史人文 天下大勢
正文
記得2008年7月的時候，我在《大國遊戲》的係列中的幾個係列中，著重探討了中國的基層政府的腐敗問題和改進的對策。
不過我在七十八節中提到的社會必須兼顧保護個人努力成果和防止階層固化，今天看來還是很有意義。
“本來，任何一個社會，在考慮如何維持其穩定和變化的平衡時，都必須麵對兩個考量：一是如何創造出足夠的流動性，讓窮人能通過自己的合法的努力，而在社會中出頭；和如何保障富人的利益而不受非法的社會行為的損害。如果不能保障既得利益者，這個社會就沒有了目標和公義，因為大家隨時都會對社會的財富分配不滿而要求重新洗牌，那麽任何個人的奮鬥和努力，就毫無價值，因為大家隻要知道如何揭竿而起，打土豪分田地就行了。
中國的傳統社會在這方麵做得最好。一個是兒子的平等繼承權，使中國傳統社會富不過三代。有錢人通常會多娶老婆，然後眾多的兒子分家，就難以形成一個超級大富豪。當然現在不可能這樣做了，隻能通過高遺產稅，勸人為善多捐款來解決。另一個是教育平等權和科舉製度，給予任何有誌向的窮苦人，一個奮鬥的機製。再加上對外戰爭立軍功，都給了人們一個向上提升自己社會地位的體製，通常是在這些機製中，實在沒有能力過關斬將，才會把人逼上造反之路，如清朝的洪秀全就是一個多次落第的秀才。”
這個看法，經曆了西南故事，大家應該更加明白其中的含義。
在第八十節中，我曾經提到：
“本來，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自然會牽涉到利益的分配，不論是對礦山的開采，還是水庫的修建，還是新的商品房開發，必然會對各方麵的利益博弈提供新的舞台。在這個分大餅的過程中，既然沒有太多先例可遵循，就必須留有一點衝突的空間。比如說貪婪的企業主，懶惰的政府公務員，和得勢不饒人的山民，都會為捍衛自己的利益而斤斤計較，寸土必爭。在這種情勢下，政府執法部門應該置身於事外，不能輕易的變成任何一方隨意動用的私器，不能成為企業主無法同工人談判妥協，或者是政府人員失去耐心粗暴對待市民的私人保鏢力量。
執法公權力被黑勢力滲透，或者是無止境的亂用，就會形成政治，經濟和暴力的一體化，是對中國社會基礎的最大破壞。官商警力被少數人操縱，就會是地方的政府管製徹底破產，一旦事情鬧大，而當地政府無法封鎖消息的時候，非地方的武警和軍隊就不得不介入，而地方大員和欽差大臣就匆忙的出來救火，平定局勢。如果一旦省級權威失效，大概中國傳統的哥老會和紅槍會就會應運而生。
如何解決這個困局呢？其實並不難，第一點是削減地方的警力，嚴格限製警察力量被用來解決民事糾紛。把地方的治安權重新給予地方聯防，由地方自己財政解決警察薪水問題。如果鄉政府不能再粗暴的運用警力來麵對刁民，看你還敢不敢不和群眾打成一片？
第二點是大幅度削減政府行政工作職位，把大多數冗員趕進社會，發揮他們的一技之長，讓地方上的能人們可以自己出頭，形成各種可以由其人際關係，靠其三寸不爛之舌可以協調各方利益的人士出來發揮影響力。第三點，以經濟鼓勵大城市的年輕人向中小城市搬遷，對中國的中西部進行稅收優惠，提高政府的公務員素質。”
然後在後麵的第八十一節和八十二節中，我進一步探討了中國政府的“維穩壓倒一切”的思維的不明智性。
“如果我們看一下發生在貴州甕安和雲南孟連的事件，可以初見端倪，即是政府部門未能解決地域內部的各種利益糾紛，最後將警察力量擺上了台，希望能夠通過暴力威懾而控製局麵。而地方民眾則希望通過挑起衝突，把地方政府的蓋子揭開，以尋求高一級，甚至中央政府的直接幹預，而解決長期以來不能解決的利益糾紛問題。
這種情形說明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在地方政府管製水平極為低劣的今天，即使在地區利益衝突白熱化導致大規模群體事件，民眾對政府係統，尤其是中央政府的信心仍然很強，這就給予了中國政府一個難得和可貴的時間緩衝，使中國政府可以從容的解決地方政府管治能力的普遍問題，而不會帶來整個社會的整體動蕩。
理解這個問題很關鍵，這樣才會得出對中國這個社會的現狀和發展一個理性的思考，而不需要過激的反應來解決並非致命的問題。在現在中國政府的兩個施政重點上，一個是發展，一個是穩定。這兩個重點本身就是矛盾的，穩定要求的是少變化，而發展則是帶來最大的變化，但是變化就會造成不穩定。反過來，不穩定就會阻礙發展，沒有發展，社會雖然靜如死水，但也就安穩了。”
“和諧社會是一個值得奮鬥的目標，但就沒有必要為了一個表麵上的和諧而忌病畏醫，采取高壓手段來尋求一個虛假的穩定。”
“要解決這個矛盾，一個辦法就是放棄以經濟的快速發展作為政府的首要任務，開始平衡思考發展中的民眾各方的利益分配的協調，即胡錦濤號召的科學發展觀，采取重質而非重量的方法，使經濟發展可以趨緩，但是當地的群眾則可以真真實實的享受到經濟發展的好處。避免一個高速的GDP數字，而人民中隻有少數人受益，反而造成大家的碗裏飯多了，可是想燒政府大樓的情緒卻激化了。”
“中央政府可以做到的是，進行一個標準的人民民意普查，通過經濟發展，環境保護，社會治安，人民生活，政府水平五個方麵按期收集民意，作為對地方官員政績的一個評判標準。而地方政府則應該逐漸有意識的退出經濟發展的參與角色，不再直接介入當地的各方利益糾紛，開始扮演一個中立和中介的仲裁角色。警察力量要變成維持社會次序的力量，而不要變成各方力量角力的先鋒。而且對一個地方的有限的亂局不要過度反應，亂用重典。惡人需要惡人磨，苛吏，惡官，這類所謂的“國家羅漢”，也必須由暴民，刁民去製約，大不了燒幾個地方政府的大樓，事後對違法犯紀的官吏和暴民同時秋後算賬，反而對長治久安有好處，打完這些官民兩邊的害群之馬，理性的溫和的當地勢力才可能抬頭。”
那麽反觀當年中央政府的政策，基本上是采取了我推薦的政策的反麵。
這個政策，就是政法委中的公安一係壓過檢察和法律兩係，不少縣級和以上的政府裏麵，公安局長開始兼任政法委書記，或者成為常委。
公安體係的坐大，自然是“穩定壓倒一切”政策的必然結果。另外一個結果，就是宣傳這個毛主席說的閻王殿也同時坐大。結果就是該做的宣傳工作不好好去做，導致輿論的話語權喪失，幾十萬皇家飯，搞不過微薄上幾句謠言。還得靠自幹五們來消炎。
而這幫宣傳同學，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正麵貢獻沒有，卻通過刪貼子，封帳戶這些做法，惹得新一代的小年輕情緒波動。簡直和公知們交相輝映，不分伯仲，把對方惡心過來的小白們，又毫不客氣的惡心給對方。
而抬出大刑伺候的暴力公安，則沒有將穩定局麵的緊張狀態減輕多少。因為很簡單，有了公安的頭陣，再加上武警的後備，地方老爺們哪裏還需要關心小民的怨憤呢。本來我的建議，就是慎用警力，限製武警的動用，迫使地方老爺們必須和小民們達成妥協，結果在穩定壓倒一切的號召下，穩定就壓倒了民怨，你不就越來越多的小民躁動了。
這種局麵，在花兒開的時候，就越加明顯。結果就是海外反對派的不理智動作，反而成為情治和政法係統坐大的契機，反而導致了希望軟性處理和解決國內矛盾的思維，受到重創。
好在這種惡化的趨勢，終於開始在黨內形成了共識。新的處理國內矛盾的方式，開始從廣東的烏坎到四川的什邡，出現了一些苗頭。
本來解決國內的矛盾，應該靠的是推行社會公正、縮小貧富差距、治理官僚腐敗、爭取人民支持等等正道上麵。而中國的老百姓，又不是那麽笨，也不是那麽不講道理，而且還知道有理有節，比如烏坎村的同學們，就把海內外的公知們玩了一把。
對這樣的人民，隻要秉持公平公正的心態，有難處有問題，也可以請求人民的諒解，自然就可以將緊張的情況緩解。其他的偏門，比如輿論管製和暴力威懾，隻應當在非常時期，針對少數的敵對人群，不能成為平時依賴的法寶。
不過忘羊補牢，猶未為晚，希望董事會的新組成，把非正道的功能降低一個級別。然後從上到下，好好撥亂反正一下，當是國家之福。
不過我在七十八節中提到的社會必須兼顧保護個人努力成果和防止階層固化，今天看來還是很有意義。
“本來，任何一個社會，在考慮如何維持其穩定和變化的平衡時，都必須麵對兩個考量：一是如何創造出足夠的流動性，讓窮人能通過自己的合法的努力，而在社會中出頭；和如何保障富人的利益而不受非法的社會行為的損害。如果不能保障既得利益者，這個社會就沒有了目標和公義，因為大家隨時都會對社會的財富分配不滿而要求重新洗牌，那麽任何個人的奮鬥和努力，就毫無價值，因為大家隻要知道如何揭竿而起，打土豪分田地就行了。
中國的傳統社會在這方麵做得最好。一個是兒子的平等繼承權，使中國傳統社會富不過三代。有錢人通常會多娶老婆，然後眾多的兒子分家，就難以形成一個超級大富豪。當然現在不可能這樣做了，隻能通過高遺產稅，勸人為善多捐款來解決。另一個是教育平等權和科舉製度，給予任何有誌向的窮苦人，一個奮鬥的機製。再加上對外戰爭立軍功，都給了人們一個向上提升自己社會地位的體製，通常是在這些機製中，實在沒有能力過關斬將，才會把人逼上造反之路，如清朝的洪秀全就是一個多次落第的秀才。”
這個看法，經曆了西南故事，大家應該更加明白其中的含義。
在第八十節中，我曾經提到：
“本來，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自然會牽涉到利益的分配，不論是對礦山的開采，還是水庫的修建，還是新的商品房開發，必然會對各方麵的利益博弈提供新的舞台。在這個分大餅的過程中，既然沒有太多先例可遵循，就必須留有一點衝突的空間。比如說貪婪的企業主，懶惰的政府公務員，和得勢不饒人的山民，都會為捍衛自己的利益而斤斤計較，寸土必爭。在這種情勢下，政府執法部門應該置身於事外，不能輕易的變成任何一方隨意動用的私器，不能成為企業主無法同工人談判妥協，或者是政府人員失去耐心粗暴對待市民的私人保鏢力量。
執法公權力被黑勢力滲透，或者是無止境的亂用，就會形成政治，經濟和暴力的一體化，是對中國社會基礎的最大破壞。官商警力被少數人操縱，就會是地方的政府管製徹底破產，一旦事情鬧大，而當地政府無法封鎖消息的時候，非地方的武警和軍隊就不得不介入，而地方大員和欽差大臣就匆忙的出來救火，平定局勢。如果一旦省級權威失效，大概中國傳統的哥老會和紅槍會就會應運而生。
如何解決這個困局呢？其實並不難，第一點是削減地方的警力，嚴格限製警察力量被用來解決民事糾紛。把地方的治安權重新給予地方聯防，由地方自己財政解決警察薪水問題。如果鄉政府不能再粗暴的運用警力來麵對刁民，看你還敢不敢不和群眾打成一片？
第二點是大幅度削減政府行政工作職位，把大多數冗員趕進社會，發揮他們的一技之長，讓地方上的能人們可以自己出頭，形成各種可以由其人際關係，靠其三寸不爛之舌可以協調各方利益的人士出來發揮影響力。第三點，以經濟鼓勵大城市的年輕人向中小城市搬遷，對中國的中西部進行稅收優惠，提高政府的公務員素質。”
然後在後麵的第八十一節和八十二節中，我進一步探討了中國政府的“維穩壓倒一切”的思維的不明智性。
“如果我們看一下發生在貴州甕安和雲南孟連的事件，可以初見端倪，即是政府部門未能解決地域內部的各種利益糾紛，最後將警察力量擺上了台，希望能夠通過暴力威懾而控製局麵。而地方民眾則希望通過挑起衝突，把地方政府的蓋子揭開，以尋求高一級，甚至中央政府的直接幹預，而解決長期以來不能解決的利益糾紛問題。
這種情形說明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在地方政府管製水平極為低劣的今天，即使在地區利益衝突白熱化導致大規模群體事件，民眾對政府係統，尤其是中央政府的信心仍然很強，這就給予了中國政府一個難得和可貴的時間緩衝，使中國政府可以從容的解決地方政府管治能力的普遍問題，而不會帶來整個社會的整體動蕩。
理解這個問題很關鍵，這樣才會得出對中國這個社會的現狀和發展一個理性的思考，而不需要過激的反應來解決並非致命的問題。在現在中國政府的兩個施政重點上，一個是發展，一個是穩定。這兩個重點本身就是矛盾的，穩定要求的是少變化，而發展則是帶來最大的變化，但是變化就會造成不穩定。反過來，不穩定就會阻礙發展，沒有發展，社會雖然靜如死水，但也就安穩了。”
“和諧社會是一個值得奮鬥的目標，但就沒有必要為了一個表麵上的和諧而忌病畏醫，采取高壓手段來尋求一個虛假的穩定。”
“要解決這個矛盾，一個辦法就是放棄以經濟的快速發展作為政府的首要任務，開始平衡思考發展中的民眾各方的利益分配的協調，即胡錦濤號召的科學發展觀，采取重質而非重量的方法，使經濟發展可以趨緩，但是當地的群眾則可以真真實實的享受到經濟發展的好處。避免一個高速的GDP數字，而人民中隻有少數人受益，反而造成大家的碗裏飯多了，可是想燒政府大樓的情緒卻激化了。”
“中央政府可以做到的是，進行一個標準的人民民意普查，通過經濟發展，環境保護，社會治安，人民生活，政府水平五個方麵按期收集民意，作為對地方官員政績的一個評判標準。而地方政府則應該逐漸有意識的退出經濟發展的參與角色，不再直接介入當地的各方利益糾紛，開始扮演一個中立和中介的仲裁角色。警察力量要變成維持社會次序的力量，而不要變成各方力量角力的先鋒。而且對一個地方的有限的亂局不要過度反應，亂用重典。惡人需要惡人磨，苛吏，惡官，這類所謂的“國家羅漢”，也必須由暴民，刁民去製約，大不了燒幾個地方政府的大樓，事後對違法犯紀的官吏和暴民同時秋後算賬，反而對長治久安有好處，打完這些官民兩邊的害群之馬，理性的溫和的當地勢力才可能抬頭。”
那麽反觀當年中央政府的政策，基本上是采取了我推薦的政策的反麵。
這個政策，就是政法委中的公安一係壓過檢察和法律兩係，不少縣級和以上的政府裏麵，公安局長開始兼任政法委書記，或者成為常委。
公安體係的坐大，自然是“穩定壓倒一切”政策的必然結果。另外一個結果，就是宣傳這個毛主席說的閻王殿也同時坐大。結果就是該做的宣傳工作不好好去做，導致輿論的話語權喪失，幾十萬皇家飯，搞不過微薄上幾句謠言。還得靠自幹五們來消炎。
而這幫宣傳同學，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正麵貢獻沒有，卻通過刪貼子，封帳戶這些做法，惹得新一代的小年輕情緒波動。簡直和公知們交相輝映，不分伯仲，把對方惡心過來的小白們，又毫不客氣的惡心給對方。
而抬出大刑伺候的暴力公安，則沒有將穩定局麵的緊張狀態減輕多少。因為很簡單，有了公安的頭陣，再加上武警的後備，地方老爺們哪裏還需要關心小民的怨憤呢。本來我的建議，就是慎用警力，限製武警的動用，迫使地方老爺們必須和小民們達成妥協，結果在穩定壓倒一切的號召下，穩定就壓倒了民怨，你不就越來越多的小民躁動了。
這種局麵，在花兒開的時候，就越加明顯。結果就是海外反對派的不理智動作，反而成為情治和政法係統坐大的契機，反而導致了希望軟性處理和解決國內矛盾的思維，受到重創。
好在這種惡化的趨勢，終於開始在黨內形成了共識。新的處理國內矛盾的方式，開始從廣東的烏坎到四川的什邡，出現了一些苗頭。
本來解決國內的矛盾，應該靠的是推行社會公正、縮小貧富差距、治理官僚腐敗、爭取人民支持等等正道上麵。而中國的老百姓，又不是那麽笨，也不是那麽不講道理，而且還知道有理有節，比如烏坎村的同學們，就把海內外的公知們玩了一把。
對這樣的人民，隻要秉持公平公正的心態，有難處有問題，也可以請求人民的諒解，自然就可以將緊張的情況緩解。其他的偏門，比如輿論管製和暴力威懾，隻應當在非常時期，針對少數的敵對人群，不能成為平時依賴的法寶。
不過忘羊補牢，猶未為晚，希望董事會的新組成，把非正道的功能降低一個級別。然後從上到下，好好撥亂反正一下，當是國家之福。
中共中央最怕的是控製不住地方，無法中央集權，像唐末，清末一樣，最後地方割據。
隻有中國明確了什麼事中央不會管，而且中共不會散架，地方不會造反，
才可能進行體製改革。
而許多所謂的新思維不過是換了個瓶子標簽的舊酒水甚至是髒水。比如三代表有什麽新意？還不如老老實實認認真真學好已經被證明的理論。
在中國要說號召力，孔夫子不行，孫中山也不行，還是毛澤東最有號召了。因為他做成的事情最多，而他的文革理論在他的身後越來越被證明是高瞻遠矚旁人不及。
沒看出哪裏有奴役的思想了。你不願意跟著走沒人強迫你，但也不至於要把願意跟著走的人都稱為奴才。你難道不是認為自己的思想比那些“奴才”更優越麽？跟著走還是不跟著走都是個人自己的選擇，你有什麽權利去評判別人的選擇。典型的自以為是！
——————這些不都是薄督在努力的事麽，可惜，幹事的被一群不幹事的給滅了。
我很想知道你是否是那個自命的所謂“先鋒隊”、“three個代表”、“領導力量”中的一員；我還想知道，你作為其中的一員，如果有人不願認同你的先鋒隊、代表或領導人的資格，不願按照你的教導說話，不願隨著你指引的道路走，你會如何對待他們。最後就是想問你，什麽是奴役主義者？如果一個人或團體自命自己比其它他人有更大的權利優勢，且因此而決定那些比自己權利弱勢的人可以說什麽不可以說什麽，可以做什麽不可以做什麽，那麽這是否意味著在奴役他人？
試試回答上述問題，然後看看自己的水有多深。
不論什麽觀點，總有狗在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