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味的空間
寧為真小人，勿做偽君子
趙無眠
在中國曆史上，沒有任何一次戰爭的規模，能夠與國共兩黨之間的戰爭相比。無論是雙方投入的兵員數量、武器裝備的級別、戰場分布的廣闊，還是戰爭結果的出人意料，以及它對中華民族發生的深刻影響，就連在它之前持續了八年之久、堪稱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也不能不相形遜色。
一對難兄難弟
對於這場戰爭，我一直有著濃厚的興趣：怎麽打成這樣？為什麽領導抗戰勝利而聲望達到頂峰的蔣介石，會在短短的兩年多的時間裏潰不成軍，將江山拱手輸給他一貫懼怕而又打心眼兒裏瞧不起的共產黨？許多年過去了，學者們作過探究，國共雙方也各自進行過檢討和總結。我們不妨拋開曆史的恩恩怨怨，那些勝利者令人討厭的炫耀於世，那些失敗者引人發笑的諉過於人，以「白發漁樵」的心態地坐下來，替國民黨歸納一下。原因大致有：
一、政治獨裁腐敗失掉民心；二、日本入侵給共產黨以發展壯大之機；三、蘇聯提供便利使共軍在東北站住腳；四、美國對華政策的錯誤；五、共產黨的統一戰線及諜報活動；六、戰後經濟破潰；七、軍事戰略的重大失誤；八、國民黨內部的派係鬥爭；九、共產黨解放區實行土改贏得廣大農民的擁護。
這些都是原因，都有一定的事實作為依據，都沒有錯。不過以此來蓋說當年的這場戰爭，仍太嫌單薄。就我而言，如果僅僅咀嚼導致戰爭勝負的幾條原因，也是維持不了那麽久的興趣的。我以為，在這些政治、經濟、軍事、外交上的得失背後，一定還藏有某種文化的咒語。它不僅決定了這場戰爭的性質，還主導著它的運勢，在所謂「戰略決戰」的數十年前即埋下日後方能揭曉的「天機」。如果說「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那麽戰爭結束後的數十年間，它仍在暗中持續不斷地發生著作用。
國民黨與共產黨，這是一對主宰二十世紀中國命運的難兄難弟。國民黨是兄，共產黨是弟，即使彼此結下血海深仇，弟被兄殺得捫傷四散，兄被弟打得抱頭鼠竄，它們之間的血緣與排行關係是不容置疑和不能亂的。國民黨參與建立了共產黨，共產黨參與改組了國民黨，兩黨被北洋政府統稱為「亂黨」。「亂」就是革命，兩黨都以革命為宗旨。如果進一步比較，我們會發現更多的相似之處：師法蘇俄，走列寧式道路，按照布爾什維克的原則建黨，黨高於國，黨指揮槍，實際上是以最高軍權贏得黨內的最高地位，全黨服從領袖，重視和控製宣傳輿論，以民主為口號行獨裁之實，指對方為「革命的最大敵人」，把一切異己者都指責為對方分子。
如今，這兩兄弟都垂垂老矣。國民黨號稱百年老店，共產黨也快滿八秩高齡。國民黨曆經興中會(一八九四年十一月，火奴魯魯)、同盟會(一九○五年八月，東京)、國民黨(一九一二年八月，北京)、中華革命黨(一九一四年七月，東京)，直至一九一九年十月孫中山宣告正式更名為中國國民黨，可說是從一開始便曆盡滄桑。共產黨的創建則較簡單，由全國各地的「共產主義小組」派出代表聯合組成。如果從正式以現名建黨那天算起，兩兄弟相差實不足兩年。
「黨」字蘊含的不祥之兆
民國初始，朝野各地組黨凡一千餘個。有的叫「黨」，有的叫「會」，有的叫「社」，有的因利益相同，有的因政見相近，有的因脾氣相投，有的因地位相當，有的代表某個地方，有的代表某種職業，有的為暫時的聯盟，有的純屬烏合之眾。作為一種在社會上具有活動和影響力的團體，有一定組織形式的「黨」開始登上中國的政治舞台。這當然是對西方政黨體製的簡單模仿。我不知道為什麽恰好選用了這個字。在中國人的固有詞匯中，「黨」本是略帶貶義的：黨爭、黨禍、黨羽、黨議、黨錮、朋黨、結黨營私、黨同伐異……都不是什麽好事。史書上記載的所謂「黨」，如東漢桓帝時的黨錮、北宋時的慶曆黨論、明末時的東林黨議，給政治和社會帶來的都是災難。傳統士大夫因有「君子不黨」之說。可惜的是，中國推翻帝製、建立共和，卻把西方的「Party」當成了「黨」。簡直就是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的不祥之兆。
譯名還隻是表麵，重要的應在其實。國民黨從興中會、同盟會發展而來，雖經俄共顧問幫助改組，其幫會色彩依然很濃。孫中山創立興中會，即仿照了中國民間秘密幫會建製。入會要宣誓：聯盟人某省某縣人某某，「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合眾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鑒察。」現在來看這一誓詞，並未超出洪秀全的拜上帝會的政治報負。孫中山自幼景仰太平天國，自許「洪秀全第二」。興中會一經成立，數月內會員發展到百餘人，全為廣東籍。其中，僑居海外的洪門會、三合會、哥老會、興義會、致公堂占很大的比重。一八九九年一一月，興中會乾脆邀集哥老會、三合會首領在香港集會，歃血為盟，集合成一個幫會組織「興漢會」，共推孫中山為總會長，策劃和發動起義。
其後，興中會又與黃興、宋教仁、陳天華組織的華興會，章炳麟、蔡元培、吳敬恒組織的光複會，聯合組成同盟會。至民國初年，同盟會又聯合共和實進會、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統一共和黨，組成國民黨。孫中山畢竟從小留洋，接受完備的西方式教育，其見識、思想和誌向遠高於各幫會首領。這是他能夠提出三民主義，領導革命黨推翻滿清帝製、建立共和，及同盟會終能區別於其他幫會的根本原因。但他畢竟未能脫離幫會體係，在由同盟會向國民黨轉化的過程中，最後起指導作用的又是俄國顧問。俄式共產黨組織，與中國民間秘密幫會形式有許多相似之處。
中國的秘密幫會有哪些特點？一、組織的非公開性，即在一般情況下，這種組織都是在秘密狀態下存在的；二、具有秘密的宗旨(包括口號和誓詞)，奇異的入會儀式，相互聯絡的隱語暗號；三、進行非法活動；四、對官府朝廷進行不同程度的反抗。(蔡少卿《中國近代會黨史研究》)
南會與北教
中國自清代以降，秘密幫會的數量及勢力激增，名目繁多，五花八門。大致又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為會黨，如天地會、哥老會；一類為教門，如白蓮教，及聞香教、八卦教、神拳教、在禮教等分係。會黨與教門之間，並不一定互相排斥，相反，還可能互相滲透融合，乃至演化。清幫由羅教演化而來，有些省份的三點會演化為齋教、洪蓮教。更有一些秘密組織亦會亦教，或非會非教。一般情況是，會黨盛行於南方，教門則盛行於北方。故有「北教南會」之說。
國民黨的前身興中會，是從南方發展起來的，十分符合秘密會黨的基本特徵。共產黨則起源於北方。中共「一大」雖然在上海召開，建黨後在南方的活動也遠較北方為盛，但共產黨的兩位創始人陳獨秀、李大釗卻是以北京大學為基地，傳播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及列寧的階級鬥爭學說的。一九二一年四月，共產國際和俄共(布)黨派遣的代表維經斯基抵達北京，五月抵上海，先後找李大釗、陳獨秀聯係建黨。維經斯基的使命，明顯地帶有「傳教」性質。不久，上海、北京、武漢、長沙、濟南、廣州、旅日、旅法等八個共產主義小組相繼成立。第二年，各地共產主義小組派代表在上海秘密組黨。同時出席會議的還有來自共產國際的代表，馬林和尼科爾斯基。馬林是共產國際的執行委員，曾在荷屬東印度組織和建立了印尼共產黨。他在會上作長篇發言，強調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當他談到在莫斯科與列寧的會見時—
「會場頓時變得熱烈起來。列寧在中國共產黨人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馬林說起列寧對中國的關懷，期望著中國建立共產黨，期望著世界的東方建立起社會主義製度，中共代表們的眼睛都睜得大大的。倘不是馬林事先關照過不許鼓掌，以免驚動密探，代表們定然會熱烈地鼓起掌來。」(葉永烈《紅色的起點》)
當我們把目光投向七十多年前，那個「紅色的起點」，看到就是這樣一副場景：一位來自共產國際教廷的高級傳教士，向新教友們傳達教皇的期望。這是一九二一年七月的上海。幾乎是同時，北京也有一夥人秘密聚會，另外成立了一個中國共產黨。組織者是胡鄂公和鄺保漢，主要成員有熊得山、汪劍農、彭澤湘等。他們創辦了一個刊物《今日》，故被稱為「今日派共產黨」。「今日派共產黨」曾派彭澤湘等人赴莫斯科，要求得到承認並加入共產國際，卻遭到拒絕。原因很簡單，他們沒有經過教廷委派的代表指導，擅立教門，不是「正統」的共產黨。不久，宣布解散。
很明顯，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同是秘密幫會，而前者是會黨，後者是教門。教門以信仰(迷信)為凝聚力，這是它不同於會黨的最關鍵所在。共產黨以共產主義為信仰，從一開始便接受共產國際(教廷)的領導和經濟支持，這又使得它有別於一般的民間教門，組織上更為嚴密。
現存最早(紅軍時代)的中共入黨誓詞是：「嚴守秘密，服從紀律，犧牲個人，階級鬥爭，努力革命，永不叛黨。」與興中會的入會誓詞相比，共產黨的誓詞更強調紀律性和秘密性，而且要以「犧牲個人」為代價。誓詞對黨員不僅僅是嚴格的約束，還有進一步的要求，即無條件的奉獻。國共兩黨的成立，尤其兩黨經過艱難和複雜的發展道路，先後作為中國最大的政治力量登上曆史的舞台，當然不是簡單的民間幫會形式可以概括的。
「聯共」與「容共」的區別
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後，孫中山與蘇俄共黨及政府取得聯係，多次會見維經斯基、馬林及蘇俄政府全權代表Ｃ．Ａ．達林；又與蘇俄政府特使越飛密商，發表《孫文越飛宣言》，著手改組國民黨，提出聯俄聯共的政策。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代表總數為一九八人，其中有加入國民黨的中共黨員李大釗、毛澤東、林伯渠、譚平山、李維漢、夏曦、於樹德等。大會選出二十四名中央執行委員，中共黨員占了三人；選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十七人，中共黨員占七人。這就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的開始。
中共黨員以私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是共產國際的意思。起初，遭到包括總書記陳獨秀在內的許多黨員的激烈反對，終於抗不過「上級機關」的命令，隻好服從。於今中共評判這一段曆史，仍認為陳獨秀犯了左傾錯誤；不得已加入國民黨以後，他多次表現的妥協又被指為犯了右傾錯誤。真是左右為難。其實陳獨秀反對加入國民黨並沒有錯；既入國民黨，盡量與之妥協也沒有錯。如果不能做到盡量妥協，當初一定要加入幹什麽？陳獨秀左也錯右也錯，無非是共產國際總是有理。
大批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造成黨內有黨的中外奇觀。中共方麵稱孫中山采行「聯俄聯共」政策，國民黨方麵則稱之為「聯俄容共」。想當初，是「聯」也用過「容」也用過的，而一字之差，精微大義。「聯」是聯手，兩黨之間地位是平等的；「容」是包容，我中有你，你中卻沒有我。事實上，「容」比「聯」要確切。國民黨幾經滄桑，人多勢眾，政治上也有相當穩固的地位，所謂「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實際上早已不是第一次，不過是第一次堂而皇之公開亮相罷了。與中共「一大」的鬼祟、偷摸和寒酸，實在不可同日而語。國民黨家大店大，又有過「兼並」其他會黨的成功經驗，因而把「容共」也隻當做小小的一次兼並。殊不知這一次卻非同小可。
共產黨寄身在國民黨之中，並沒有被吃掉，而是趁勢發展壯大，短短幾年，至數萬人之眾。國共之間愈演愈烈的的矛盾鬥爭，及日後共產黨差點被趕盡殺絕、國民黨幾遭滅頂之災，都是由共產國際一手導演的這場「入黨」戲開鑼的。不能說共產國際早料到有這樣的結果，它連自己的結果都未能預料。作為統一指揮各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教廷，實際上是蘇俄手中的傀儡，它給中國的國共兩黨從來就沒有出過一個好主意，都是些要多糟糕有多糟糕的餿點子。這一點，斯大林後來也不得不當著毛澤東的麵承認了。
如果國共合作的方式，真是「聯」而不是「容」，彼此為友黨而非黨中之黨，發生日後那樣激烈的摩擦和殘酷的鬥爭的可能性就要小得多。俄國共產黨的前身是俄國社會工黨，該黨在正式成立之初就分裂成布爾什維克(多數派)和孟什維克(少數派)。共產國際是否教條地照搬俄共的經驗，有意要在中國國民黨內人為地造成一個「布爾什維克」，恐怕是永遠找不到答案了。事實上，國民黨內的這些「布爾什維克」隻能是「孟什維克」。一旦其繼續存在使「純粹的」國民黨人感到如芒在背，它也就難逃血光之災了。這也是跟俄共學的。十月革命勝利後，孟什維克企圖組成一個合法的反對黨，結果慘遭鎮壓，許多孟什維克分子被迫逃亡國外。一九二七年，手握重兵的蔣介石「四一二事變」，繼而在各地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國共合作完全破裂。
「寧可錯殺一千」開惡例
蔣介石此舉，開了一個惡例。無論事後他勉強舉出多少理由，如共產黨陰謀打倒國民黨、打倒三民主義、製造恐怖、引發外交衝突……等等，都沒有任何法律及道義上的根據。即使真要打倒某個黨、打倒某個主義，無非黨派信仰之爭，如果據此可以作為殺頭的理由，這個黨和主義也就合該打倒了。至於恐怖，共產黨的確製造了一些，如湖南的農會運動，但比起「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走一個」的大屠殺，簡直如同兒戲。總不能「因為你搞了點恐怖，所以我要對你百倍千倍的恐怖」吧？有人說，以共產黨後來的壞，可見當初把它趕盡殺絕是對的。這種「先見之明」更是荒謬。以「未來之壞」預先定罪，請問是哪家的法律？
國共既已合作，就是革命的盟友，至於政見、信仰、策略諸方麵的分歧，能容則容，不能容則可以講清楚，有話好好說。誠如國民黨中央主席汪精衛與共產黨總書記陳獨秀，在兩黨關係劍拔弩張、猜忌日深時發表的《汪陳聯合聲明》所言：「兩黨合作，本有各種不同的方式、重要之點，是在兩黨大多數黨員，雙方以善意的態度，解決此問題，方不違背合作之根本精神。」硬是說不清，問題無法解決，非要分開不可，無妨好合好散，好歹盟友一場，何必同室操戈。而且「容共」方式，共產黨是客，國民黨是主，如今「革命尚未成功」，哪有翻臉不認人，轉過背捉了請來的客人操刀就殺的道理？這種仗勢欺人、一闊臉就變的作派，比割據各地的軍閥更加等而下之，活脫脫一副黑社會流氓的嘴臉。
蔣介石向共產黨開刀，除了直接動用軍隊，上海幫會的三大頭子杜月笙、黃金榮、張嘯林出力甚偉，尤其是鎮壓共產黨控製的工人糾察隊。這一段史實大量見諸各類文獻，本文不再贅述。蔣介石早年曾拜黃金榮為先生，還投了門生帖子。一九二七年以北伐軍總司令的身份再到上海，黃金榮退還了帖子，以示不敢收這樣顯赫的徒弟。二十年後，即一九四七年，當上中華民國總統的蔣介石上門為黃金榮拜壽，仍跪行磕頭大禮。當然不能說，此時的蔣介石仍是青洪幫中人，仍受幫會規矩的製約，但他將幫會的那一套習氣帶進了中國的政治，而且終其一生未曾改變。
海外一些學者，曾諷刺共產黨贏了國民黨不過是應了毛澤東的一句名言：「槍杆子裏麵出政權。」意即共產黨崇尚武力，以槍杆子征服天下，缺乏民意和道義的基礎。其實這是國民黨逼出來的，或者說，向國民黨學來的。國民黨的政權在先，難道它不是槍杆子打出來的，反倒是民主選舉選出來的嗎？它先是試圖搞過一陣子「民主」的，隨著刺殺宋教仁的一聲槍響，認定這條道走不通，一咬牙拿起了槍杆子。建立黃埔軍校，打軍閥，打黨內的反對派，打共產黨，還迫不得已打了日本人。國民黨從掌握政權到退出大陸，就沒過過一天不拿槍打仗的日子。共產黨以前並沒有自己的武裝，隻是跟著國民黨幹，在國軍中任幾個職務而已，忽然有一天被趕了出去，挨了打，還不痛定思痛，拚死也要拉起一支自己的軍隊來？既然拉起了自己的軍隊，它又打贏了，活該你國民黨拱手交出政權，盡管心裏酸溜溜地不好受，也就怨不得人家「玩真家夥」了。這套玩法是你先弄出來的。
無論國民黨怎樣誇大共產黨的力量，它最終還是低估了這個對手。曆史證明，共產黨不是一盞省油的燈。它強大的再生能力，似乎已經遠不是某個普通的教門或者會黨所能企及。我們應該另外找尋原因。
阿Ｑ心目中的革命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四日，也就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那一年年底，北京《晨報》副刊開始連載魯迅的小說《阿Ｑ正傳》。這篇小說的對於中國文化的意義不必多說，我們隻來看看，阿Ｑ心目中的革命，與中共在農村發動的革命是何其相似—
「造反？有趣，……來了一陣白盔白甲的革命黨，都拿著板刀，鋼鞭，炸彈，洋炮，三尖兩刃刀，鉤鐮槍，走過土穀祠，叫道，『阿Ｑ！同去同去！』於是一同去。……」
「這時未莊的一夥鳥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Ｑ，饒命！』誰聽他！」
「東西，……直走進去打開箱子來：元寶，洋錢，洋紗衫，……秀才娘子的一張寧式床先搬到土穀祠，此外便擺了錢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趙家的罷。」
如果這隻是小說，無妨笑笑便罷。然而幾年以後，魯迅筆下的革命果然出現。一九二七年，以轟轟烈烈的北伐為背景，湖南廣大鄉村鬧起農會運動—
「湘鄉禁止『蛋糕席』—一種並不豐盛的席麵。湘鄉二都有一家討媳婦，用了蛋糕席，農民以他不服從禁令，一群人湧進去，攪得稀爛。」
「前清地方造丁口冊，有正冊、另冊二種，好人入正冊，匪盜等壞人入另冊。現在有些地方的農民便拿了這事嚇那些從前反對農會的人：『把他們入另冊！』」
「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家裏，一群人湧進去，殺豬出穀。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遊鄉，『劣紳！今天認得我們！』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湖南農民運動的興起，引起毛澤東的極大興趣和關注。他花了三十二天的時間，深入農村實地考察，終於寫出他的那篇著名文章。農民運動到底是「革命」還是「痞子運動」？是「好得很」還是「糟得很」？在當時引起過不小的爭論，即連共產黨內，也有相當多的人持反對態度，如黨的總書記陳獨秀。毛澤東慧眼獨具，從中看到了中國革命的契機，一邊大呼「好得很」，一邊提出了後來為共產黨奉為圭臬的暴民理論：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這樣一場革命，由誰來充當主力？按照馬克思、列寧的理論，及各國共產黨的實踐，當然是工人，以工人階級為先鋒隊。但中國的情況完全不一樣，中國沒有一支堪稱強大、成熟的工人階級隊伍，要完成經典式的共產主義革命是不可能的。毛澤東提出以農民為主力，進而提出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這就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所謂「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幹，不周山下紅旗亂。」其實應該是喚起農民千百萬。中國的工人，尤其是產業工人，人數太少，與一呼百應的農民簡直不成比例。中國工人階級的革命迫切性和堅定性，也不及農民，甚至不及知識份子。中共高層幾乎沒有工人出身的領袖人物。三十年代，受共產國際的影響和直接指派，曾有向忠發、顧順章、盧福坦進入中共中央核心層，向、盧二人還擔任過名義上的最高職：總書記，但這三個人最後都被捕叛變。
中國的農民人口基數龐大，其勤勞、節儉、忍耐、平和，為世所公認。但他們身上還有另一種品性，即阿Ｑ式的流氓無賴性。一旦激發，即可產生巨大的造反動力。農民中有非常優秀的個體，這不是本文要討論的。我們要討論的，是作為群體的農民，以阿Ｑ為形象代表的農民。我真不想在這裏列舉那些人性的弱點：狡詐、愚昧、麻木、自私、吝嗇、狹隘、貪婪、萎瑣……不想把這些都堆到農民身上，當做他們的特性。事實上，阿Ｑ隻是一個文學形象，之所以具有長久的生命力，是因為它揭示了中國人的國民性。
喚起農民千百萬
阿Ｑ群體的存在，使得中國式的革命有了強大的社會基礎。毛澤東自己也出身農民，深知中國的農民具有的造反精神和造反傳統。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那樣，朝代更替那樣頻繁，而幾乎每一個朝代都有那麽多的農民起來造反。中國的農民膽小怕事，這一點不假；但還有一點也不假，逼急了什麽也敢幹。「舍得一身刮，敢把皇帝拉下馬。」官逼民反，揭竿而起，大夥兒嘯聚成群，殺人越貨，占山為王，「逼上梁山」當土匪當強盜，被民間稱為義士、好漢。周恩來及一夥職業軍人領導的南昌暴動失敗了，而毛澤東發動的純粹農民式的秋收暴動卻取得了成功。毛澤東說：「群眾運動，其實就是運動群眾。」運動群眾，盡可能地調動起群眾(在戰爭年代主要是貧苦農民)的流氓性，以此來達到自己既定的政治目的，是毛澤東一生成功的重要秘訣。不單是對付武裝的國民黨，即使是和平年代對付黨內的對手，他也運用了此一秘訣，如發動文化大革命以打倒劉少奇。此是後話。
當然，這些農民造反者，遲早要成為職業軍人，成為數十萬紅軍、百餘萬八路軍、數百萬人民解放軍的中堅骨幹，成為像模像樣的將領，正如曆史上數不清的由造反起家、出身低微的帝王將相那樣。不能說他們都是流氓，不能說紅軍、八路軍和解放軍是流氓軍隊。事實是，共產黨領導的這支軍隊紀律嚴密，與古今中外的任何一支軍隊相比都堪稱「秋毫無犯的仁義之師」。著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一直唱到毛澤東的晚年。當然還要看是對誰。對一般窮苦百姓是「不拿一針一線」，對「土豪劣紳」就不能不犯了。紅軍時期，「打土豪」是贏取農民的政治口號，也是鬥爭的手段和目的，更是軍費的直接來源。打一個「土豪」，就可以搞到幾百、幾千和上萬的銀元。這種以貧富劃分階級、敵我，以軍力掠奪私人財產的行為，在「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土豪」層出不窮的今天顯然是荒謬得不可思議的事，當年卻是大張旗鼓的革命。
據《黃克誠自述》，彭德懷領導的紅三軍團打進長沙，「為了籌款，曾把長沙城裏的資本家、商人統統抓來，以殺頭和燒房子相挾，迫其交出款來。結果，嚇得那些資本家、商人紛紛逃離長沙。」黃克誠後為十大將之一，廬山會議時與彭德懷一道為人民的疾苦「鼓與呼」，而被打成右傾反黨集團「軍事俱樂部」成員。這樣一個在黨內「一貫右傾」的高級將領，晚年追憶其一生的革命經曆，仍不認為當年的「籌款方式」有什麽錯，隻是對籌到款後沒有及時撤退被敵人反攻受到損失表示遺憾。
打土豪，不全是為了搶錢，還有「分田地」。北伐時有一首很流行的歌：「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除軍閥！」紅軍建立「蘇維埃政權」時把它改成：「打倒土豪，打倒土豪，分田地！分田地！」把地主的田地分給廣大的農民，紅軍才得到農民的擁護，農民才認為這是「咱們的隊伍」，才會心甘情願地為紅軍帶路、放哨、通風報信、冒死送鹽、掩護傷病員。地主土豪畢竟是少數，孤立和打擊了少數人，贏得了多數窮人的支持，政治上是極為合算的，何況自己還有搶錢的經濟利益。
中國的道義：土匪打土豪
從道義上講，「劫富濟貧」不僅合乎中國民間英雄好漢的作為，也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觀點一致。抗日戰爭期間，為了統一戰線，八路軍不再打土豪。到了國共內戰即「解放戰爭」時期，打土豪又以「土改」形式確定下來。凡占領一個地方，馬上發動群眾，進行阿Ｑ式的土改運動，「分田分地真忙」。當我們回首去看國共對決的那場戰爭，解放區的農民心甘情願地冒著硝煙炮火，推車挑擔支援前方的共軍與國軍作戰，那樣的場麵真是激動人心。那種架式，國民黨的江山豈能不丟？
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毛澤東說《水滸》：「宋江劫的是生辰綱，是不義之財，取之無礙，刮自農民歸農民。」這裏有兩個錯誤。一，劫生辰綱的是晁蓋而非宋江；二，取之以後並沒有歸農民，是被好漢們私分了。毛澤東其實是以《水滸》對共產黨的土地革命作注解，合不合原著倒無所謂。共產黨不僅僅是一夥梁山盜賊，並不是隻知道劫別人的財富。絕大多數共產黨人的自我犧牲精神，是有目共睹的。一九二一年正月，毛澤東回家鄉韶山，就把父母去世遺留下來的田產全部分給了當地農民。一九四七年，身為地位書記的趙紫陽，也不能免其父親在土改運動中被鬥死。不但不能免，他本人反而還在自己家鄉推行嚴厲的政策：
「地主出身的幹部必須站到農民一方麵來，首先是在思想上和家庭斷絕關係，主動說服家庭，認真執行土改。這是一個嚴重的考驗，不僅是打通思想，如果幹部與群眾對立，黨的原則是要群眾不要幹部，否則防空洞就無法清除，地主階級就消滅不了。阻礙群眾運動的要開除黨籍，甚至要判罪。如果部隊幹部帶部隊回村鎮壓農民運動時，農民可以向其開火。這個衝突的性質就是階級戰爭。」
四十年後，已經是名義上的中共最高領袖趙紫陽站在廣場上，聲淚俱下地向絕食學生那番表白，早已沒有了早年「消滅」包括他父親在內的地主的冷酷了。是他從長期的革命生涯中，悟到了這種「消滅」並非最佳方式，或者根本就不合人性？反而是解放初期，將自己大地主家庭的繼母、兄弟都接到城裏逃避了土改鬥爭的鄧小平，卻在這時候作出了軍隊開槍鎮壓學生的決定。曆史的詭譎就在這裏。
共產黨人的犧牲精神還不止於此。不要說個人財產，就連骨肉至親都可以舍棄。戰爭年代，把剛剛出生的嬰兒送給當地的農民，這在高層共產黨人中是非常普遍的。陶鑄的妻子曾誌，同前夫生了三個兒子，兩個兒子生下來才四十天和十三天便送了人，一個兒子由黨出麵賣了一百塊大洋以籌措急需的組織經費。江西蘇區時，國民黨曾派人遊說、策反共產黨將領，其中就有紅軍軍長黃公略的一個異母哥哥和一個叔父，黃公略當即報告毛澤東、朱德，把他們都殺了。共產黨由如此「特殊材料製成的人」組成，任何政治對手都不能不敗下陣來。
井岡山是紅軍的發源地，毛澤東上山之前，已有袁文才、王佐的一支土匪武裝盤踞。這支隊伍與毛領上山的「秋收暴動」的農民合並，成為「中央紅軍」最早的基本成員。袁、王二人都加入中共，又都被共產黨所殺。十大元帥之一的賀龍，十六歲就當上哥老會的十排老，十九歲以兩把菜刀起家建立武裝。中共建政後，這段故事被說是成「兩把菜刀鬧革命」，其實就是當土匪。他先是領著三十來個人搶了鎮團防局的四十條槍，聚眾失敗；又領著二十個人去攻打鹽稅局，殺人搶槍；第三次，砍了赴任路過的慈利縣縣長的兩個護兵，接著又繳了二十來個潰散的川兵的槍，這才拉起一支隊伍。被國民革命軍收編後，當上軍長，八一南昌暴動任總指揮。暴動失敗被打散，賀龍回到湘西重新拉隊伍，還是以龍頭大老的身份拉攏和收編多部土匪，成立紅二方麵軍。解放初期，共產黨在湘西大規模剿匪，剿的就是像當初賀龍這樣的土匪。許多本內容紀實的剿匪記，描寫土匪起家的故事，與賀龍的行徑毫無二致。文革後有些湘西學者提出，那些不應該算「土匪」，應該算「農民武裝」，就像《杜鵑山》中未搶到中共黨代表柯湘之前的雷剛的隊伍。問題是雷剛本身也是土匪，不論是搶到柯湘之前還是搶到柯湘之後，也不論是井岡山式的還是梁山泊式的。賀龍打團防局，如果說多少還有一點「打反動武裝」的意思，那麽打鹽稅局算什麽呢？和搶銀行、打稅務局、郵局有什麽區別？文革中賀龍被指為大土匪、大軍閥，倒是道出了事實的真相，隻是無人敢順著這條線索，觸及到共產黨的實質。
「什麽人說什麽話，什麽藤結什麽瓜」
文革中揭露出的大量材料來看，共產黨的領袖與高級將領們，大多是流氓、土匪氣十足。毛澤東本人是極善於運用流氓語言的高手，他出其不意的鮮活「名言」簡直不勝枚舉，作為一種「話語係統」，至今還在深刻地影響著當今的中國。跟在他後麵，劉少奇、林彪、康生、陳伯達、江青、鄧小平……大夥兒都無不以善用流氓語言講話為榮。如劉少奇批彭德懷：「毛主席是你反得的嗎？毛主席要能反，我早反了，要反也輪不到你彭德懷來反。」而彭德懷向毛澤東鳴不平：「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娘，現在我操你二十天不行？」林彪說政治：「政權就是鎮壓之權。」江青則到處自稱「老娘」。劉伯承對抱怨兵力不足的部下施激將法：「你用手摸摸褲襠裏的卵子，看還是不是個男人！」曾任總參謀長的黃永勝是個「擊鼓衝鋒，鳴金玩妓」的上將，他講自己的體會：「封建社會是長袍馬褂，關緊門戶再幹事；資本主義是脫光衣服，自由亂愛；我們隻能講為革命獻身，多作貢獻。說到底都是要Ｘ女人。」同為上將的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涉嫌「武漢兵變」被解職，而他利用權勢玩弄女護士、醫生、文工團員如不花錢妓女的行徑，也因一篇《千刀萬剮陳再道》的大字報而聞名全國。身為中將空軍司令員的吳法憲在中共中央常委碰頭會上發言批判陳再道，罵了一連串「罪魁禍首」、「劊子手」、「幫凶打手」、「敗類」之後，突然蹦出來一句「是你個娘賣Ｘ的！」光罵還不過癮，更衝上去左右開弓煽了他兩記耳光。還有一位上將王震，位居國家副主席，仍是滿口汙言穢語，一身流氣，指著總書記胡耀邦的鼻子摔杯破口大罵，動輒揚言要殺他幾百、幾萬人。
我不想在這裏花費篇幅去描寫中共上層的「生活腐化」、玩女人，那些到處流傳、活靈活現的色情故事。畢竟那隻是他們生活的一個側麵，隻要國家治理得還好，人民生活安定富足，為政者盡了他們的才力，個人作風、道德是另外一個層麵的問題。我說的「流氓」，不是這種淺層次意義上的流氓，而是政治形態中的流氓文化。廬山會議批彭德懷，整個會場一片叫罵、怒吼，哪裏是中央大員在天下第一名山的勝景中討論國是，倒像是一幫阿Ｑ在批鬥地主老財。主持會議的劉少奇拍桌打椅，不容彭德懷有半點辯解的機會；不料幾年以後，他自己在中南海被造反派揪鬥，也不容他稍有辯解，手持薄薄一本「國家憲法」也保護不了他了。
人說彭德懷一身硬骨，敢說敢頂，甚至「敢罵皇帝」，但他隻怕一個人，那就是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彭德懷是元帥，而許世友是上將，低了兩級軍銜，怎麽會怕他呢？原來許深獲毛澤東寵愛，稱作「厚重少文」，是「我的周勃」。許世友「少文」是真，「厚重」卻談不上。他仗著自己對毛的忠心耿耿，恃寵而驕，以驕獻媚，誰都不放在眼裏。他拚酒，見人就要拚幾大瓶，不跟他喝就撒潑罵人。儒雅如周恩來治他，也隻能拿出好幾瓶茅台來跟他拚酒量，把他醉翻在餐桌底下他才服輸。廬山會議上聽到毛澤東說一聲：「我就不相信解放軍會跟你(彭德懷)跑」，他當即跳起來要帶兵打彭德懷。許世友是典型的農民流氓，在少林寺學的一身好武功，參加革命前就有幾條人命。十六歲那年放牛吃了人家的莊稼，人家罵了他，幾拳就把人家打死。第二次是在賭場上，又揮棍打死一個賭徒。第三次是在兵營，一個老兵責他內務整理得不好，他又一腳把老兵踢死。當上連長，他專門靠吃「空餉」聚斂錢財，為了錢隨便就可以殺幾個不願當兵的人，「簡直與土匪的『綁肉票』毫無二致。」(徐開福《許世友的晚年歲月》)直到離開國民革命軍投身共產黨，臨走還把和他素有積怨的連事務長給殺了。許世友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毛澤東死後政治局開會，聽取醫療組長李誌綏報告搶救經過，隻有許世友一個人鬧場，嚷著「主席死得有鬼」，硬說是被人毒殺，還是江青出來解釋。
農村土匪戰勝了城市流氓
許世友這樣的人，都是解放軍功勳卓著的將領。可以想見，他們在戰場上會是怎樣的亡命之徒。流氓的粗鄙流俗、違反常倫、不按牌理出牌、破壞力與造反精神、打破傳統社會的秩序等級和地位、一哄而起……種種特性，經過嚴密的組織形式和某種崇高理想的口號相結合，可以產生巨大的力量。
相較於共產黨嚴密的組織形式，國民黨顯然要鬆散多了。入黨、脫黨、退黨、開除、恢複黨籍，都遠不及共產黨那樣嚴肅、講究。抗戰期間，還玩出過指令學生「集體入黨」的鬧劇，引起共產黨抗議。為了強化黨的戰鬥力，國民黨建立了龐大的特務組織，中統、尤其是軍統，其作用為監黨、督軍、控製輿論、消滅異己、充當領袖的耳目。特務係統相當於黨的「憲兵」，除了最高領袖蔣介石，誰都要怕它三分。孫中山的遺孀宋慶齡、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副總統李宗仁、國民黨元老胡漢民、於右任等人，都受到過特務的暗殺威脅或監控，更不要說其他將領及一般黨員了。最著名的大特務戴笠死後，國民黨內外對於特務政治的厭惡情緒高漲，一片呼聲要求削減其勢力。但特務機構隻是形式上有所收斂，而活動能量及作用並未稍減。
特務政治是恐怖專製的代名詞。中國曆史上，明代的特務製度最為完整，也最為後人詬病，認其是最專製獨裁的一個朝代。特務組織之嚴密、行藏之詭秘、紀律之嚴格、手段之殘忍，與流氓幫會極為相似。戴笠領導的軍統，與青幫頭子杜月笙關係密切，乃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經常聯手行動。汪精衛接受日本「和議」成立南京政府後，手下的特務機構也極為發達，與重慶方麵既抗衡又勾結，氣焰不輸正牌的軍統。汪氏的特務也有青幫的直接參與。與其說汪是效法蔣介石，毋寧說國民黨與青幫一類流氓組織有著天然的密不可分的血緣關係。這一傳統甚至延續到台灣，國民黨的「黑道」背景，至今仍未能徹底洗清。
戴笠投身革命前是一個無業流民，亦即市井流氓。在他一手創建的軍統中，以同鄉、故舊、親友為親信，充當要職委以重任，是其發展組織的一大方式。毛人鳳、沈醉這些著名特務，都是走這條路子上來的。另一個方式是招降納叛，尤以共產黨的叛徒為主。這是因為共產黨視叛黨變節分子為第一大敵，絕不寬宥，一經叛變，再無走回頭路的可能；而他們對共產黨的組織運作較為熟悉，有利於打開缺口，進行策反和破壞。擔任過共產黨高層領導人的顧順章、張國燾都先後成為軍統成員。
共產黨因組織形式極為嚴密，使得國民黨特務利用叛徒進行破壞能量大減。但要說共產黨不怕特務破壞那是不可能的。江西蘇維埃時期的「打AB團」，延安時期的整風「搶救」運動，及至共產黨掌握了全國政權以後的「鎮壓反革命」、人人過關「坦白曆史」，甚至文革中的「抓叛徒、特務」，都是被國民黨特務嚇傷了的舉動。這些舉動，與其說是打擊了對手，倒不如說主要是自殘。以冷酷、恐怖的自殘方式以防止對手的侵襲，也是幫會組織經常采用手段。
代價沉重的中國民眾
國共之爭如果隻限定在兩黨之間，倒也沒什麽可說的，問題是殃及池魚。人民得被迫作出選擇：你支持共產黨還是支持國民黨？「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就算你走出來了，也是最危險的一條路，國民黨認為你是共產黨(右派)，共產黨認為你是國民黨(左派)。李宗仁在他的回憶錄中，說一九二七年共產黨發動廣州暴動，要求支持共產黨的市民戴上紅領巾為標誌。共產黨專門殺不戴紅領巾的，國民黨則專門殺戴紅領巾的。廣州市民無所適從，隻能痛苦悲號。實際上，這種「無所適從、痛苦悲號」，貫穿了中國人數十年的政治生活。即使你什麽黨派都不是，即使你隻是小民百姓，仍難逃扣上一頂「共產黨」或「國民黨」的帽子橫遭迫害。
共產黨畢竟取得了勝利，在兩大曾相互攜手合作的流氓勢力的決鬥中，農村土匪終於戰勝了城市流氓，掌握了這個龐大的國家的政權。中國是一個流氓性十足的社會，這是國共兩黨得以先後主宰國家命運數十年的重要基礎。為什麽中國人選擇了「共產主義」？因為共產主義革命與阿Ｑ的理想模式不謀而合。我不讚成所謂「武力征服」的說法，武力征服了誰？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而是國民黨。在共產黨取得政權的前後，中國絕大多數的民眾由衷地歡迎「解放」，這樣才有一七○萬國民黨軍隊陣前倒戈，才有南京政府的迅速垮台。
中國人民注定要為這種選擇付出代價。共產黨把農村式的流氓形態國家化、政府化和大眾化，而後有土改、公私合營、合作化、大躍進、大食堂、大鍋飯，有一哄而起的造反，有雨後春筍般的紅衛兵組織，及雨後春筍般的做生意的公司，有為著一個共同的目標的武鬥，還有蠻橫不講理的「民主運動」。
本人才疏學淺，難以評判樓主的觀點，但讀進去了，受益匪淺。對中共和當代曆史很多感性的認識，在此得到了較為全麵的評述和補充。謝謝樓主的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