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汪精衛 （一）

作者：林思雲


中國經常有這樣一種怪現象，提到某個人的名字是婦孺皆知，但問起該人的生平和事跡時，卻又是鮮為人知。汪精衛就是這樣一個特殊的人物。汪精衛在中國可以說是家喻戶曉的大漢奸，可是大家對汪精衛的“賣國事跡”卻是一問三不知。這也是中國曆史教育的一大特色；隻告訴大家他是壞人，卻又不告訴大家他作過什麽壞事。好在中國學生頭腦比較簡單，不喜歡刨根究底，所以曆史老師還不至遇到太大的麻煩。

汪精衛在中國是一個完全被否定的人物，甚至被認為是中國人的恥辱。因此現在的中國曆史教科書中，把汪精衛從辛亥革命和國民黨的曆史中完全抹殺，隻是抗日戰爭的曆史中實在無法抹殺汪精衛的存在，才簡單地提到了汪精衛和他的維新政府。這種出於主觀願望而隨意修改曆史的作法，使中國人對曆史產生了錯誤和虛假的理解，實在有礙於中國的發展與進步。

曆史上真實的汪精衛，曾是近代中國有數的叱吒風雲的曆史人物，對中國的曆史走向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在曆史走到２１世紀的今天，應該考慮還汪精衛的本來麵目，重新認識曆史上真實的汪精衛。

要為汪精衛寫一個比較真實客觀的小傳還有不少困難，最大的困難就是有關汪精衛的資料十分匱乏，人們似乎都極力避開這樣一個敏感人物，怕給自己惹來各種麻煩。１９８０年代後期，中國開始出現一些關於汪精衛的書籍，比如蔡德金的《汪精衛評傳》，黃美真的《汪精衛傳》，秦亢宗的《走向深淵》等。但中國出版的書都有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有意識地貶低醜化汪精衛，寫書的重點放在獵奇和豔史方麵，不是嚴肅的人物傳記而近似於野史小說，真實性有很大的疑問。日本也有不少關於汪精衛的書籍，比如上板冬子的《汪兆銘的真實》，杉森久英的《汪兆銘傳》，今井武夫的《支那事變的回想》，特別是親身參加過汪精衛和平運動的鬆本重治寫的回憶錄《近衛時代》和《上海時代》，犬養健的《揚子江仍在奔流》，披露了不少鮮為人知的事情。與中國的資料相比，日本有關汪精衛的書籍比較嚴肅，基本沒有憑信性很低的獵奇豔史部份。因此這篇《真實的汪精衛》以日文資料為主，中文資料為輔，力爭做到求實客觀。

汪精衛的一生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所以本文也分為三大部份來寫：第一部份：為了革命奉獻一切；第二部份：打倒獨裁者蔣介石；第三部份：和平運動曲線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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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為了革命奉獻一切》

１８９３年５月４日，廣東省番禹縣（今廣州），來自浙江的客商汪椒家裏，又新添的一個男孩。這個男孩是汪椒的第４個男孩，也是第１０個孩子，汪椒給這個男孩齲蝴叫汪兆銘。

汪兆銘是汪椒的填房吳氏所生，生汪兆銘那年汪椒已經６２歲了。汪椒是個落第秀才，後來棄文從商。汪椒見這個小兒子異常聰明，就特別注重教汪兆銘讀書，在汪兆銘５歲時就開始教他認字。在父親的嚴格教導下，汪兆銘８、９歲時，就基本可以讀書了。汪椒晚年由於年老眼花，無法看清書上的小字，就讓汪兆銘每天為他朗讀詩書。汪椒特別喜歡王陽明和陸遊，每天讓汪兆銘為他朗讀王陽明的文章和陸遊的詩。每天在父親麵前朗讀，不僅無形中培養了汪兆銘演講的口才，還使幼小的汪兆銘接受了王陽明的哲學思想和陸遊的豪放文風，這些對汪兆銘後來的政治生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汪椒家裏並不富裕，汪兆銘童年時代的生活相當清苦。汪兆銘１３歲時，母親病逝，１４歲時，父親又病逝。從此汪兆銘就依靠比自己大２２歲的大哥汪兆鏞撫養生活。由於家境所迫，汪兆銘１７歲時就開始到私塾去教書。１９０１年汪兆銘１８歲時參加了科舉考試，以廣州府縣第一名的優異成績考取秀才。

１９００年義和團事件以後，清政府開始搞“新政”，開始大量選派公費留學生到外國留學，並給予歸國留學生舉人或進士的待遇，授予高級官職。這在當時的中國青年中引起了極大的反響，有識青年紛紛前往外國留學。

當時公費留學生的主要派遣國家是日本，大量留學生前往日本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日本地理位置近，留學費用便宜；二是日本明治維新後，日本的強國經驗對中國特別有現實意義；三是日文中大量使用漢字，所以對於中國人來說，學日文要比學歐洲文字省力很多。特別是日本還專門為中國留學生設置了一些學校，在日本教師講課時，旁邊配有中文翻譯，以便讓不懂日文的中國留學生也能聽懂講課的內容。當時日本比較有名的專門招收中國留學生的院校有：政法大學速成科（汪兆銘母校）、宏文學院、同文書院和振武學堂（蔣介石母校）。

１９０４年，兩廣總督岑春□在廣州招考前往日本政法大學速成科的公費留學生，錄取人數為５０名。清政府為每位公費留學生每月資助３０日元，這比現在公派留學生的資助金高多了，可以在日本生活得比較寬裕。汪兆銘考上了這次的公費留學生，和汪兆銘同時錄取的還有胡漢民，朱執信等人，他們後來都成為同盟會的骨幹。１９０４年９月，汪兆銘擠雜在三等艙的乘客當中，首次踏上了日本的土地。當時汪兆銘萬萬沒有想到三十多年後，他以“國家元首”之尊乘專機訪問日本，更沒有想到他會客死在這片土地上，人的命運真是不可預測的事。到日本後，汪兆銘住在東京神田區神保町名叫春水館的留學生宿舍，離政法大學很近。政法大學以教授西方的政治法律為主，汪兆銘在那裏學習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萬法精神》，斯賓塞的《政治進化論》，這些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使汪兆銘的世界觀發生了根本的轉變，樹立起推翻專製的封建王朝，建立西方式民主共和國的信念。

１９０４年底正好是日俄戰爭最激烈的時候，日本全國都處於極度興奮的狀態。即使在課堂上，發表最新戰況的號外新聞一到，教授就停止講課，和學生一起朗讀新聞。日本這種舉國上下的愛國熱忱，不僅使汪兆銘十分感動，也喚起了很多中國留學生的愛國心，激發他們投身於救國救民的革命運動之中。

到１９０５年，僅僅在東京一地，就有中國留學生１萬餘名，這在當時是一個非常空前的規模。中國的革命家們紛紛在留學生最多的日本建立革命黨派，使日本成為中國革命的大本營。當時在日本主要有主張君主立憲的保皇黨，和主張推翻異族皇帝的革命黨。保皇黨的代表人物是康有為和梁啟超，他們反對進行流血的暴力革命，主張承認清政府統治的合法性，在清政府的主導下進行漸進的立憲改革。保皇黨在海外華僑中有不小的勢力，但在日本的血氣方剛的年青留學生們，並不喜歡保皇黨的漸進穩健主張，大多數都支持革命黨激進的暴力革命方案。

在海外一時有很多革命黨成立，由於中國曆史上就有同鄉結黨的傾向，這些革命黨都建立在同鄉會的基礎上。有孫中山的廣東派“興中會”，黃興、宋仁教的湖南派“華興會”，章炳麟的浙江派“光複會”等等。其中以孫中山的“興中會”和黃興的“華興會”勢力最大。黃興身材魁梧，儀表堂堂，性格豪放，很有革命家的“氣派”，很為年青的留學生們所傾倒敬仰。而孫中山則身材矮小，說話慎重，在留學生中間的人氣不如黃興高。但孫中山提出了一套“三民主義”的革命理論，比黃興派的單純革命相比，在海外華人中有更大的感召力。

１９０５年７月孫中山從美國再次來到日本，汪兆銘和胡漢民，朱執信等廣東同鄉一起拜訪孫中山，加入了孫中山的廣東派“興中會”。汪兆銘文思敏捷，擅長演講，有很大的組織力和號召力，很快脫穎而出得到孫中山的賞識並委以重用。由於當時的革命黨都是各自為政，力量很分散，這次孫中山來日的主要目的就是聯合各派的革命黨，組成一個統一的革命黨。１９０５年７月３０日，孫中山前往黃興的住所拜訪。孫中山和黃興都是當時非常有名的大革命家，但以前兩人一直在各自的平行線上，出來沒有見過麵。

黃興對孫中山的來訪大喜過望，黃興緊緊握著孫中山的手，半晌說不出話來。當時黃興３２歲，孫中山４０歲。可是孫中山和黃興交談不久，氣氛就開始緊張起來，兩人語氣強硬，各持己見，甚至到了拍桌子瞪眼睛的地步。最後黃興破顏一笑說：“孫先生，我服你了”，兩位革命巨星終於達成了聯合。１９０５年８月２０日，各革命黨派的大聯合“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孫中山被選為總理，汪兆銘作為同盟會的發起人之一，被選為評議部部長。新建的同盟會最初設有三個部：執行部、評議部、司法部。汪兆銘當選重要職務的評議部部長，說明汪兆銘在革命黨中有相當的影響力，那時汪兆銘才２２歲。

同盟會最初的主要任務是搞宣傳和製造輿論，１９０５年１１月，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正式創刊。《民報》特邀章炳麟擔任主編，主要編輯則為汪兆銘、胡漢民、吳稚暉等人。汪兆銘從《民報》的創刊號開始，一直是《民報》的主要撰稿人，汪兆銘以“精衛”的筆名在《民報》上發表文章。汪兆銘使用“精衛”的筆名，源自《山海經》裏精衛填海的故事，含有對革命鍥而不舍之義。汪精衛的文章邏輯嚴密，筆鋒銳利，有很大的影響力。當時《民報》的主要對手是梁啟超等保守派主辦的《新民叢報》，汪精衛的文章以與保守派的改良主張論戰為主，宣揚暴力革命的必要性。１９０６年６月，汪兆銘從政法大學速成科畢業，在２６０餘名學生當中，汪兆銘成績名列第二。本來公費留學生在學成畢業後，有歸國服務的義務，同級的大部份同學紛紛歸國。但汪兆銘卻不準備回國，決定留在日本進行革命活動。由於逾期不歸就沒有了公費資助，必須自己解決生活問題。幸好汪精衛日語較好，找到了一份翻譯工作，每月可得稿酬五、六十元，不僅滿足了自己的生活，還可以資助朋友。

同盟會成立後，革命派的勢力大振，引起了清政府的不安。清政府開始向日本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取締中國留學生的反政府活動。盡管日本政府中，對中國留學生的革命行動持同情態度的人很多，但由於考慮到與清政府的外交關係，開始對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反政府活動進行限製。１９０５年１１月，日本文部省發布的禁止中國留學生進行反政府活動的規定，但事實上對中國留學生的反政府活動采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１９０７年初，日本政府迫於清政府的壓力，“請”孫中山出國。

此後汪精衛跟隨孫中山出走越南和馬來亞等南洋各地，繼續從事革命活動，這時汪精衛已成為孫中山最為信賴的親信之一。１９０８年３月汪精衛在馬來亞的檳城結識了華僑巨富陳耕基的女兒陳璧君。陳耕基積極支持孫中山的革命，經常為孫中山捐錢捐物，孫中山則定期向陳耕基贈送《民報》等革命刊物。陳耕基的女兒陳璧君非常愛讀《民報》，在孫中山等人的革命思想影響下，陳璧君決心以實際行動投身革命。汪精衛到檳城演講時，台下聽講的陳璧君對汪精衛的風度和才識十分欽服。汪精衛因為革命的公事不時走訪陳耕基家，所以也經常見到陳璧君。但每次陳璧君與汪精衛見麵都是在母親衛月朗的陪伴下，沒有單獨談過話。

１９０８年汪精衛２６歲，陳璧君１７歲，正是男女熱戀的年齡。當時雖然兩人之間都很有好感，但還隻是革命同誌的關係，沒有發展到戀人的地步。另外阻礙他們成為戀人的還有另外一層原因，那就是汪精衛和陳璧君都已經和別人訂婚。根據中國的傳統習慣，陳耕基為陳璧君選了一個華僑巨商的兒子訂了婚，而且準備在近期內就讓陳璧君結婚。陳璧君讀了《民報》等宣揚西方個人主義思潮的書報後，思想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憧憬西方式自己選擇結婚對象的自由結婚。陳璧君和她的未婚夫談到革命，談到自己將來準備投身革命。她的未婚夫卻思想十分保守，對革命也沒有任何興趣，他對陳璧君說：“革命是男人的事，女人搞革命象什麽樣子？”。由於兩人思想差距太大，陳璧君最後終於選擇“退婚”。陳耕基開始不同意“退婚”，但無奈陳璧君態度堅決，隻好同意讓陳璧君“退婚”。

汪精衛少年父母雙亡，所以長兄汪兆鏞在他１５歲時，為他選擇了一個同事的女兒劉氏訂了婚。汪精衛在日本參加革命後，汪兆鏞經常來信訓斥汪精衛忘恩負義，拿了朝廷的公費出國，到國外卻幹背叛朝廷的反叛之事。汪兆鏞要汪精衛立即懸崖勒馬，放棄革命回國為朝廷盡忠。其實汪兆鏞也並非堅決反對汪精衛搞革命，隻是怕汪精衛成為朝廷的罪犯後連累他們整個家族。汪精衛也明白長兄的用心，在清政府發出對他的通緝令後，汪精衛寫信給汪兆鏞，表示斷絕與家庭的關係，解除婚約。汪精衛在信中說：“罪人兆銘在日本從事革命之事，已被朝廷發覺，謹自絕於家庭，以免相累……吾為革命流血，誌矢不渝，謹請諒鑒。罪人與劉氏由家庭作主，曾有婚約，但既與家庭斷絕，則此關係亦當隨之斷絕。請自今日始，解除婚約”。汪兆鏞接到汪精衛的斷絕信後，退還了劉家的訂婚聘禮，為汪精衛解除了婚約。

陳璧君退婚後，倔強地要求到日本參加革命，陳耕基隻好同意陳璧君去日本。１９０８年７月，陳璧君搭乘荷蘭客船來到日本，在孫中山的“特批”下，宣誓加入同盟會，到《民報》編輯部幫忙，和汪精衛在一起工作。陳璧君到《民報》後，編輯部的氣氛一下活躍了起來。本來《民報》的編輯們都是些窮書生，生活十分拮據，極少去飯店吃飯。陳璧君卻是個闊小姐，口袋裏總有花不完的錢，經常請大家去高級飯店聚餐暢飲，使這些編輯們大為開懷。在這些未婚的年青編輯中，陳璧君成了他們追求的對象，然而陳璧君卻逐漸傾心於汪精衛。

陳璧君傾心於汪精衛，不僅因為汪精衛的相貌才能，還因為他嚴肅的生活作風。在這些年青的革命家中，不少人嫖妓賭博酗酒，而汪精衛卻象清教徒一樣生活，被人稱為“道學先生”。最讓陳璧君感動的是汪精衛“革命家不結婚”的信念。汪精衛對陳璧君說：革命家生活無著落，生命無保證，革命家結婚必然陷妻子於不幸之中，讓自己所愛之人一生不幸是最大的罪過。汪精衛發誓說：“革命不成功就不結婚”。汪精衛越說不結婚，陳璧君反而越愛汪精衛，但汪精衛卻從來沒有碰過陳璧君一個指頭。後來汪精衛說：正因為他太愛陳璧君，他才沒有碰陳璧君一下，他不想毀了陳璧君一生的幸福。

汪精衛後來真的實踐了他的諾言，在辛亥革命成功後，和革命同誌陳璧君結婚，舉行了盛大的婚禮。汪陳的革命婚姻在當時一時傳為佳話。汪精衛婚後也一直嚴守一夫一妻的準則，從來沒有外遇和桃色新聞，汪精衛的道德人品在當時的革命家中無人可比。

到１９０８年冬，革命進入最困難的時刻。六次武裝起義相繼失敗，大量革命誌士倒在血迫之中。此時梁啟超等保皇黨乘機攻擊革命黨的暴力革命，批評革命黨領袖是唆使別人送死而自己謀取名利的“遠距離革命家”。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撰文批評革命黨領袖們：“徒騙人於死，己則安享高樓華屋，不過‘遠距離革命家’而已”。梁啟超的批評反響很大，一時在海外華人中掀起批評了革命黨領袖的風潮。

不久這場批評的矛頭就開始指向孫中山，有人寫了《孫文十四大罪狀》一文，揭露孫中山貪汙革命經費２萬元自用。當時孫中山獨攬同盟會中的經費大權，從不公開經費的使用情況，所以人們懷疑孫中山貪汙也不是無中生有。雖然孫中山到底有沒有貪汙的問題一直沒有搞清楚，但這場批評對孫中山在黨內的威信影響極大，同盟會中出現也了反孫運動。章炳麟的浙江派公開反對孫中山，宣布脫離同盟會，恢複他們以前的“光複會”。黃興的湖南派持中間態度，對革命灰心和懷疑的人大量出現，一時間革命陷入失敗的邊緣。

在此情況下，汪精衛站了出來，主動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殺清政府高官，用鮮血來證明同盟會的領袖不是貪生怕死的“遠距離革命家”。


第一部份之二：玉石共焚

１９０５年孫中山聯合海外各派革命黨組成同盟會，主張用暴力的方式來推翻清王朝。到１９０８年冬，同盟會已經發動了六次武裝起義，但都相繼失敗，大量革命青年為此失去寶貴的生命，梁啟超等保皇黨則乘機批評革命黨的暴力革命。

梁啟超特別批評革命黨領袖們，自己躲在安全的海外，卻唆使別人在國內搞送死的暴力革命。１９０８年冬，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撰文批評革命黨領袖們：“徒騙人於死，己則安享高樓華屋，不過‘遠距離革命家’而已”。梁啟超批評革命黨領袖的“遠距離革命家”作風，批評他們唆使別人送死而為自己謀取名利的作法，一時在海外華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掀起了一股批評革命黨領袖的風潮。

同盟會內部也出現了反孫中山的運動，一些人主張“革命之前必須先革革命黨之命”。反孫派攻擊孫中山主要在兩個方麵：第一是批評孫中山近似於獨裁的領導作風，說孫中山“辦事近於專橫，常令人難堪”，第二是批評孫中山不公開革命經費的使用情況，不少人懷疑孫中山將革命經費挪作私用。

１９０７年日本政府“請”孫中山出國時，日本朋友公開贈送孫中山的贈款就有２００００餘日元（當時普通日本工薪階層的月薪不過二、三十日元），而孫中山隻給《民報》留下２０００元經費，其餘自己全部帶走，使《民報》經常陷於經費拮據的苦境。１９０８年冬，《民報》主編章炳麟和孫中山訣別，章炳麟說：日本人向孫中山贈送的贈款，本來是贈送給革命黨的革命經費，孫中山卻把這些錢當作贈送給他個人的私人贈款使用。章炳麟批評孫中山這種作法“實在有損我同盟會之威信，而使日人啟其輕侮之心”。

在“遠距離革命家”批判和“倒孫狂潮”的夾攻下，黨內黨外對革命灰心和懷疑的人士大量出現，同盟會一時間陷入失敗的邊緣。汪精衛是同盟會中無條件堅決支持孫中山的孫派骨幹，為了挽救革命、挽救同盟會，汪精衛主動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殺清政府高官，用鮮血來證明同盟會的領袖不是貪生怕死的“遠距離革命家”，使黨內黨外的懷疑人士重新樹立起對革命的信心。

汪精衛刺殺清政府高官的設想，並不著眼於暗殺計劃本身是否成功，而是著眼於用鮮血回擊同盟會領袖是“遠距離革命家”的譏諷，挽回民眾對革命黨的信心。汪精衛寫給孫中山的《致南洋同誌書》中寫道：“吾儕同誌，結義於港，誓與滿酋拚一死，以事實示革命黨之決心，使灰心者複歸於熱，懷疑者複歸於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喚醒中華睡獅，引導反滿革命火種，則吾儕成仁之誌已竟。”

作為同盟會中堅分子的汪精衛，在北京行刺被捕的消息傳來後，海內外對孫中山同盟會的看法大為改變，梁啟超的“遠距離革命家”批判不攻自破，人們重新樹立起了對革命黨同盟會的信心。可以說當時同盟會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靠汪精衛犧牲自己的烈舉挽回的。如果當時汪精衛被清廷處死，汪精衛毫無疑問要作為中國曆史上的欽定英雄，永遠載入史冊。汪精衛在《致南洋同誌書》中的一段話，也在當時被流傳為佳話：“此行無論事之成敗，皆無生還之望。即流血於菜市街頭，猶張目以望革命軍之入都門也。”

汪精衛最有名的文章是發表於《民報》２６期上的《革命之決心》一文。汪精衛在文中說：現在四億人民正如饑泣的赤子，正在盼等吃革命之飯。但燒熟米飯所需要的一是薪，二是釜。薪燃燒自己化為灰燼，把自己的熱移給了米，才使生米變成熟飯；釜則默默地忍受水煎火烤。所以革命黨人的角色有二，一作為薪，為薪的人需要奉獻的毅力，甘心把自己當作柴薪，化自己為灰燼來煮成革命之飯；二作為釜，為釜的人需要堅韌的耐力，願意把自己當作鍋釜，煎熬自己來煮成革命之飯。

在同盟會中汪精衛最要好的朋友是胡漢民。胡漢民比汪精衛大四歲，不僅是和汪一起來日本留學的同鄉，也是長年在《民報》一起工作的同事，汪一直把胡當作大哥看待。胡漢民得知汪精衛要北上行刺時，勸汪說：你是同盟會中舉足輕重的人物，你的文才口才和號召力都是無人可以取代的。如果你以一時之激情與虜酋拚命，對革命的損失太大。

汪精衛則說：梁啟超罵我們這些革命黨人是“遠距離革命家”，章炳麟等人又背叛孫先生和同盟會，已經到了“非口實所可彌縫，非手段所可挽回”的地步。現在我們必須拿出具體的行動來證明我們的革命之決心，才能使梁啟超愧對民眾，使章炳麟愧對黨人，才能促使同盟會內部團結和挽回民眾對革命的信心。我以前在《革命之決心》一文中曾經說過，革命黨人要為革命作釜作薪，現在正是需要我當革命之薪的時候，若吝薪則何由有飯？但不管汪精衛說什麽，胡漢民都堅決反對汪的北上行刺計劃。汪精衛臨走時不敢向胡漢民告別，怕胡漢民會硬把他留下，於是咬破手指給胡漢民留下血書：“我今為薪，兄當為釜”。胡漢民見到血書時，當場哭得昏了過去。

孫中山等同盟會領導人並不反對用行刺清廷高官的形式，來挽回和喚醒民眾對革命的信心。但考慮到汪精衛是同盟會中非常難得的人才，所以孫中山並沒有表示支持汪精衛的北上行刺計劃，但也沒有表示反對。因為沒有孫中山等同盟會領導人的明確支持，汪精衛不得不自己尋找願意和自己一起北上行刺，作革命之薪的人。汪精衛首先想到的是黃複生。

黃複生是四川人，和汪精衛一樣也是發起同盟會的元老，擔任同盟會的高層幹部。黃複生讀了汪精衛《革命之決心》一文後非常感動，對汪精衛說：“我也願意作革命之薪”。汪精衛把自己北上行刺的計劃告訴黃複生，汪精衛還沒有講完，黃複生就大笑道：“銘兄，有話何不直說。我和你一起去北京”。汪精衛說：“去北京行刺可是九死一生，毫無生還的可能……”黃複生豪爽地說：“我參加革命時早已立誌為革命而死，還談什麽生還的問題，這次就讓我們一起作革命之薪吧。”

汪精衛再找到同盟會中會作炸彈的喻培倫，請他幫助作炸彈，喻培倫也爽快地答應了，願意和汪精衛一同北上。當然最堅決和汪精衛一起北上的是陳璧君，有人半開玩笑地說：“你有一張英國臣民的護照，當然不怕死。到關鍵時刻，你把英國護照一拋，英國領事館自會來救你。”陳璧君聽完二話不說，拿出英國護照當場撕成碎片，滿座皆驚，也讓那位說風涼話的人羞得恨不得鑽入地縫。可惜現在再也看不到陳璧君那樣有誌氣撕毀自己外國護照的烈女了。

汪精衛計劃他和黃複生先到北京作好準備，然後喻培倫、陳璧君等人再攜帶炸彈到北京。１９０９年１０月，汪精衛、黃複生兩人先乘英國船到天津，同盟會的鄭毓秀迎接他們。鄭毓秀的父親是天津有名的實業家，她本人精通外文，是天津有名的交際花。鄭毓秀經廖仲愷介紹加入同盟會，這次廖仲愷特別寫信給鄭毓秀，要求她全力幫助汪精衛等人的暗殺行動。汪精衛平日接觸的都是陳璧君那樣的革命烈女，見到鄭毓秀這樣風姿綽約的美人交際花，覺得十分不自然。

汪精衛說：“聽說最近北京的火車站盤查得很嚴。我們這些男人攜帶炸彈容易引起懷疑，想請你幫我們把炸彈帶入北京。不過這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炸彈在路上一不小心就有可能爆炸……”鄭毓秀當即答應：“如果不會爆炸，還叫什麽炸彈？這事就交給我了。”汪精衛是個相貌英俊的美少年，又精通詩詞文章，鄭毓秀對汪很是傾心，多次以教她作詩為借口和汪精衛接近，汪卻極力避開和鄭毓秀的單獨接觸。汪精衛此時已經下定決心象柴薪那樣為革命獻身，早把男女私情置之度外，和鄭毓秀的關係從來沒有越過同誌的關係。後來鄭毓秀感歎說：“汪精衛真是少見的道學先生”。

汪精衛和黃複生到北京的琉璃廠租了一棟房子，掛上“守真照相館”的招牌，因為照相館的暗室最適合搞炸彈的組裝，照相館裏飄出化學藥品的味道也不會引人懷疑。不久喻培倫傳來話：正月十五（１９１０年２月１０日）將帶鐵西瓜入京，請汪等人去前門車站接站。汪精衛和黃複生趕到前門站，見鄭毓秀挽著一位白人紳士的手悠然走出車站，白人紳士的手裏提著一個沉重的皮箱，裏麵裝著炸彈，車站的警官看也沒看就讓他們走出了車站。原來當時外國人在中國有治外法權，因此沒有人敢隨便檢查外國人的行李。這個白人是法國大使館的職員，曾一直追求鄭毓秀，這次鄭毓秀請他幫忙，那人當然一口答應。

炸彈運到北京後，喻培倫和陳璧君也趕到北京，他們一起商量暗殺的具體計劃。第一次暗殺行動是刺殺攝政王載灃的弟弟載洵貝子和載濤貝勒（貝子和貝勒為清王室的爵位名，親王之下為貝子，貝子之下為貝勒）。２月底載洵和載濤從歐洲訪問返京，汪精衛等人準備在載洵和載濤走出前門車站時，投擲炸彈炸死載洵和載濤。當天汪精衛、黃複生、陳璧君三人雇一輛騾車前往前門站，汪精衛和黃複生攜帶裝有炸彈的皮箱在車站門口等候，陳璧君則在騾車上接應。但沒有想到當時清廷正搞廉政運動，載洵和載濤不擺架子，混雜在一般民眾中一起出站。由於出站的人群中戴紅頂子官帽的人極多，汪精衛和黃複生無法識別目標，隻好終止暗殺計劃。

這次刺殺失敗後，汪精衛等人把暗殺的目標定為清廷的最高領導人攝政王載灃。他們吸取了上次計劃不周而失敗的教訓，開始詳細調查載灃的行蹤。醇親王載灃的醇王府在什刹海附近，載灃每天早上８點出王府，經過鼓樓大街從景山後門進入皇宮。汪精衛等人本準備在鼓樓大街的矮牆後投炸彈，但正趕上鼓樓大街修擴馬路，閑雜人太多，無法行動。他們後來注意到什刹海和後海分界處的一座小橋銀錠橋，環境非常僻靜，而小橋附近又有一條陰溝可容藏身。於是汪精衛決定事先將炸彈埋在小橋下，汪精衛自己藏身於陰溝裏，待載灃過橋時用電線引爆炸彈，和載灃同歸於盡。

１９１０年３月３１日深夜，黃複生和喻培倫前往銀錠橋埋炸彈，留下汪精衛和陳璧君兩人。陳璧君知道汪精衛明天將在爆炸中和載灃同歸於盡，這將是他們兩人最後的一夜。陳璧君拉著汪精衛的手輕聲地哭泣，汪精衛本想找一些話安慰她，可是卻不知道該說什麽才好。汪精衛內心是深愛陳璧君的，他也知道陳璧君同樣深愛著他，但汪精衛越愛陳璧君，就越不願看到陳璧君為了他而失去一生的幸福。汪精衛努力壓下和自己心愛之人的生死離別之情，隻是拉著陳璧君的手默默無語，讓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

突然喻培倫匆匆跑進來說：“大事不好，有人看見我們埋炸彈了”，不久黃複生也跑回來說：“警察已經發現我們的炸彈了”。

本來他們以為在寒冬的夜晚人跡稀少，在寒冷的深夜行事不會有人發現。可是天公不作美，銀錠橋附近一家人的妻子突然和別人私奔，男人晚上妒氣得睡不著覺，深夜走出家門去散氣。該人走到銀錠橋附近，忽然看到有人影在橋下挖土，他立即聯想到人們埋藏財寶的故事，於是潛伏在一旁偷看，想事後取走財寶。可是看到黃複生和喻培倫，埋好炸彈後又開始拉電線埋電線時，該人感覺到情況不對，這不是埋財寶，而是一個重大的陰謀，於是從藏身之處跑出來前去報警。

黃複生和喻培倫剛埋好炸彈，忽然看到從附近閃出一個黑影跑走，立刻意識到他們的行動被人偷看到了。於是喻培倫先跑回去向汪精衛報告，黃複生則在附近監視。不一會兒那個男人帶著兩個巡警前來，黃複生意識到他們的計劃已徹底暴露，也跑回去向汪精衛等人報警。喻培倫建議他們現在立即離開北京，還來得及逃過清廷的追捕。但汪精衛說雖然發現了炸彈，但警察未必就能查出來是他們幹的，所以不用著急，看看風頭再說。

第二天北京各大報紙都登出了銀錠橋下發現炸彈，有人想行刺攝政王的新聞，不過報紙上的分析卻都認為這是清廷內部的勢力鬥爭。有人說炸彈中包炸藥的報紙寫有倫敦字樣，而載洵貝子和載濤貝勒正好剛從倫敦回來，很可能是他們搞的暗殺陰謀；也有人分析認為是慶親王想篡權的陰謀，但沒有一篇新聞懷疑到革命黨，使汪精衛等人大為安心。三天後又有報紙登出新聞，說銀錠橋炸彈案的凶犯已經抓獲，汪精衛等人更為安心，於是開始策劃下一次行動，讓喻培倫去東京買炸藥，陳璧君去南洋籌款，汪精衛和黃複生繼續潛伏在北京進行下一次暗殺的策劃。

然而汪精衛等人卻中了清廷的計謀。清廷警察發現炸彈後，立即明白是革命黨所為。為了防止暗殺者們逃跑，清廷故意向新聞界放出朝廷內部暗鬥和凶手已經捕獲的小道消息，使暗殺者們安心留在北京。清廷警察發現炸彈中的炸藥是外國製，但幾顆螺絲釘卻是新近製作的。警探到北京市內各個銅鐵店調查，騾馬市大街的鴻太永鐵鋪認出螺絲為該店所作，是琉璃廠“守真照相館”的老板要求他們作的。警探開始監視“守真照相館”，正好趕上“守真照相館”搞裝修，一些密探混入裝修工人中，從“守真照相館”中盜出了革命黨的機密文件，發現這次暗殺正是革命黨所為，首謀就是清廷出１０萬兩白銀懸賞人頭的朝廷欽犯汪精衛。１９１０年４月１６日，警察包圍了“守真照相館”，將汪精衛和黃複生一舉抓獲。

由於謀刺攝政王是一個大案，民政部尚書肅親王善耆親自審理此案。肅親王是清朝建國元勳八大世襲王室的第一家，是當時清廷中頭腦見識過人的少有人才。順便說幾句題外話：辛亥革命成功後肅親王亡命日本租界旅順，和日本人川島浪速結拜兄弟，並將一個王女托川島浪速收養，這就是後來有名的川島芳子。肅親王看到從汪精衛身上搜繳的三篇汪精衛的親筆手稿《革命之趨勢》、《革命之決心》、《告別同誌書》之後，感慨萬分，非常佩服汪精衛的人品見識，更佩服汪精衛為革命獻身的精神。肅親王對清廷的腐敗也感到深惡痛絕，所以對革命黨人的反叛行為也十分同情，他後來說：“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黨反叛朝廷了”。

由於清廷已經宣布預備立憲，１９１０年４月２５日清廷法部按照文明國家之法，開庭審理汪精衛行刺未遂案。汪精衛在被告席上昂首挺胸，慷慨陳詞地宣讀了他即時寫成的四千餘言的供詞：“本名汪兆銘，別號精衛。前在東京時為《民報》主筆。生平宗旨，均刊登於《民報》，不再多言。孫中山先生起事兵敗後，我決心炸死載灃以振奮天下人之心。。。”。汪精衛和黃複生在法庭上不但沒有招供同黨，反而爭著說自己是行刺的主謀，希望以此來為對方減輕刑罰，令在場人士十分感動。

看到汪精衛和黃複生視死如歸，保護同誌的常烘，肅親王意識到：革命黨人行刺的目的就是玉石共焚、殺身成仁，他們早已作好“薪盡飯熟”的獻身準備。殺了他們不僅不能嚇倒那些不怕死的革命黨人，反而會激發民眾對清廷的憎惡和反感。本來加害皇族是滿門抄斬的死罪，但肅親王決定從輕發落汪黃二人，以安撫天下人心。攝政王載灃最初主張立斬汪黃二人，但經過肅親王的反複勸說，同意從輕發落汪黃二人。１９１０年４月２９日，清廷以汪黃二人“誤解朝廷政策”為由，免除汪黃二人死罪，判處二人永遠監禁。

汪精衛接到免死的判決時，有撿來一條命的感覺。汪精衛入獄後，肅親王親自到獄中看望汪精衛。汪精衛以前以為清廷的官員都是愚鈍無能的昏官汙吏，沒想到肅親王肯屈身訪問他這個囚犯，而且以禮相待，談吐文雅，讓汪精衛十分吃驚，也很佩服肅親王的見識才幹。後來人們問起汪精衛對肅親王的印象時，汪精衛說：“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肅親王說：“汪先生在《民報》的篇篇大作，我都拜讀過。汪先生主張中國必須自強自立，改革政體，提倡民眾參政，效法西方立憲，這些與朝廷的主張都是一致的。目前朝廷正在籌辦預備立憲，建立國會讓民眾參政議政，這些不正是先生所爭取的革命目標嗎？”

汪精衛反論說：“我們革命黨人所主張的絕不是立憲，而是要推翻封建專製，實行三民主義。親王既然讀過汪某在《民報》上的文章，對汪某的革命主張應有所了解。”

肅親王說：“你們革命黨的確有很多傑出的主見，但你們也應該認真傾耳聽聽我們的看法。說實話，我認為‘三民主義’是一種見識偏狹的理論，不能成為今後中國的指導理念。為什麽要宣揚滅滿興漢？這樣宣揚民族仇視能夠使中國實現五族協和嗎？為什麽要搞平地起風波的流血革命，我們不是已經答應實行憲政，讓各種政治主張都有實現的機會。用和平的憲政方式來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不是比用多量人命財產損壞的革命方式來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更好嗎？鄰國日本不正是君主立憲的成功榜樣嗎？”

汪精衛反論說：“我們主張革命的時候，很多人用日本君主立憲成功的事例來反對革命。但日本明治維新，是西鄉隆盛用武力從幕府手中奪來的政權，絕不是幕府微笑著把政權交出來的。現在中國搞君主立憲，並不能解決長年的腐敗弊害，而且把國會作為民權的支柱不過是一種幻想，國會隻不過是君主的傀儡走狗而已。隻有民主革命才是救中國的唯一道路。”

肅親王說：“中國的政治十分複雜，各種民意紛纏不一，改革政體豈能操之過急？螳螂在前，黃雀在後，列強不是在覬覦著我們嗎？不忍不謀則亂，還請汪先生三思。”

汪精衛和肅親王的辯論總是在兩條平行線上，誰也說服不了誰。當年汪精衛正值年青的２８歲，而肅親王卻是初老的４５歲，但兩人都對對方的才學見識產生了敬佩之心。肅親王原想說降汪精衛為清廷效力，但見汪精衛革命誌堅，也就沒有再為難汪精衛。後來肅親王不時來獄中看望汪精衛，兩人之間的關係似乎不是政敵，倒有些近似朋友的關係了。

孫中山在紐約得知汪精衛被捕的消息時喟然長歎道：“兆銘是吾黨一位大人才，失去他好比斷了我一支手臂”。同盟會東京總部和世界各地的支部也發起了營救汪精衛的行動，胡漢民親自奔走各地為營救汪精衛演講籌款。通過營救汪精衛的活動，使一度陷於分裂的同盟會內部開始彌合，也使民眾重新認識到革命黨的決心，對後來辛亥革命的成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汪精衛在獄中無事，每日作詩。汪精衛獄中詩作最有名的一首是《被逮口占》（又名《慷慨篇》）。

街石成癡絕，滄波萬裏愁；
孤飛終不倦，羞逐海浪浮。
詫紫嫣紅色，從知渲染難；
他時好花發，認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
青磷光不滅，夜夜照燕台。

汪精衛的《慷慨篇》從獄中傳出後，立即被許多報紙爭相轉載，“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也成為當時革命青年們廣為傳頌的詩句。

但監獄中的生活畢竟是艱苦的，每日三餐是一碗黴變的陳米和一條鹹蘿卜，另外每五天可以吃到一次豆腐，逢年過節則每人賞賜肉半斤。一天汪精衛正在苦嚼著黃米飯，忽然一個獄卒給汪精衛塞進十個雞蛋。這是誰送來的雞蛋呢？汪精衛拿著雞蛋仔細端詳了半日，在一個雞蛋上寫著一個小小的“璧”字，原來是陳璧君冒死到北京救他來了，是陳璧君買通獄卒給他送來的雞蛋，汪精衛忍不住熱淚流出了眼眶。汪精衛那天晚上抱著雞蛋睡了一夜。

第二天獄卒悄悄對汪精衛說：“你有什麽話寫封信，我會轉給送你雞蛋的那個人”。汪精衛感情激蕩，當即寫成一首《金縷曲》送給陳璧君。

別後平安否？便相逢淒涼萬事，不堪回首。國破家亡無窮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離愁萬鬥。眼底心頭如昨日，訴心期夜夜常攜手。一腔血，為君剖。淚痕料漬雲箋透，倚寒衾循環細讀，殘燈如豆。留此餘生成底事，空令故人潺愁，愧戴卻頭顱如舊。跋涉關河知不易，願孤魂繚護車前後。腸已斷，歌難又。

汪精衛在《金縷曲》後麵，又用血寫了五個字“勿留京賈禍”，讓陳璧君趕緊離開危險的北京。過了幾天，汪精衛收到獄卒轉來的陳璧君的一封信，陳璧君在信中說：“我們兩人雖被牢獄的高牆阻擋無法見麵，但我感到我們的真心卻能穿過厚厚的高牆。我將遵從你的忠告立即離開北京，不過在此之前有一件事想和你商談。你我兩人已不可能舉行形式上的結婚儀式，但你我兩人從現在起，在心中宣誓結為夫婦，你看好嗎？”

汪精衛為陳璧君的真情所感動：自己是一個被判無期徒刑的囚人，如果不自首叛變的話，根本沒有出獄的希望，唯一可以盼望的是革命勝利的那一天，但那一天什麽時候才會來呢？是１０年後還是２０年後？也許他見到陳璧君的那一天，雙方已是白發蒼蒼的垂暮之人，也許他永遠再也見不到陳璧君了。但又有什麽比這種心中的結婚更具有真正的愛情呢？汪精衛咬破手指，用鮮血寫下一個大字“諾”。

陳璧君接到汪精衛的血書哭了三天，但也高興汪精衛終於明白了自己的真情。於是陳璧君按照汪精衛的話，離開北京前往南方參加革命。

此後革命的形勢發展之快，大大出乎人們的預料。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武昌起義爆發，在短短十幾天內，全國二十多個省紛紛響應宣布獨立。清廷為了挽回頹勢，急忙宣布開放黨禁，釋放政治犯，當然最大的政治犯就是汪精衛和黃複生兩人。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６日，清廷宣布釋放汪精衛和黃複生，北京各界一千餘人前往法部大獄門前歡迎這兩位刺殺攝政王的義士。１９１１年１２月，汪精衛乘船到上海，那裏陳璧君正等著他。從此這對經過革命生死考驗的革命夫婦正式成婚，以後兩人再沒有分離過，直到汪精衛死去。

辛亥革命成功後，汪精衛實踐了他“革命成功後，一不作官，二不作議員，功成身退”的諾言。汪精衛和陳璧君舉辦了盛大的結婚儀式後，返回他８年沒有回過的故鄉拜見兄長。然後於１９１２年９月，攜陳璧君一起前往法國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