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汪精衛 （二）

作者：林思雲


中國經常有這樣一種怪現象，提到某個人的名字是婦孺皆知，但問起該人的生平和事跡時，卻又是鮮為人知。汪精衛就是這樣一個特殊的人物。汪精衛在中國可以說是家喻戶曉的大漢奸，可是大家對汪精衛的“賣國事跡”卻是一問三不知。這也是中國曆史教育的一大特色；隻告訴大家他是壞人，卻又不告訴大家他作過什麽壞事。好在中國學生頭腦比較簡單，不喜歡刨根究底，所以曆史老師還不至遇到太大的麻煩。

汪精衛在中國是一個完全被否定的人物，甚至被認為是中國人的恥辱。因此現在的中國曆史教科書中，把汪精衛從辛亥革命和國民黨的曆史中完全抹殺，隻是抗日戰爭的曆史中實在無法抹殺汪精衛的存在，才簡單地提到了汪精衛和他的維新政府。這種出於主觀願望而隨意修改曆史的作法，使中國人對曆史產生了錯誤和虛假的理解，實在有礙於中國的發展與進步。

曆史上真實的汪精衛，曾是近代中國有數的叱吒風雲的曆史人物，對中國的曆史走向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在曆史走到２１世紀的今天，應該考慮還汪精衛的本來麵目，重新認識曆史上真實的汪精衛。

要為汪精衛寫一個比較真實客觀的小傳還有不少困難，最大的困難就是有關汪精衛的資料十分匱乏，人們似乎都極力避開這樣一個敏感人物，怕給自己惹來各種麻煩。１９８０年代後期，中國開始出現一些關於汪精衛的書籍，比如蔡德金的《汪精衛評傳》，黃美真的《汪精衛傳》，秦亢宗的《走向深淵》等。但中國出版的書都有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有意識地貶低醜化汪精衛，寫書的重點放在獵奇和豔史方麵，不是嚴肅的人物傳記而近似於野史小說，真實性有很大的疑問。日本也有不少關於汪精衛的書籍，比如上板冬子的《汪兆銘的真實》，杉森久英的《汪兆銘傳》，今井武夫的《支那事變的回想》，特別是親身參加過汪精衛和平運動的鬆本重治寫的回憶錄《近衛時代》和《上海時代》，犬養健的《揚子江仍在奔流》，披露了不少鮮為人知的事情。與中國的資料相比，日本有關汪精衛的書籍比較嚴肅，基本沒有憑信性很低的獵奇豔史部份。因此這篇《真實的汪精衛》以日文資料為主，中文資料為輔，力爭做到求實客觀。

汪精衛的一生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所以本文也分為三大部份來寫：第一部份：為了革命奉獻一切；第二部份：打倒獨裁者蔣介石；第三部份：和平運動曲線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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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打倒獨裁者蔣介石》

第二部分之一：起草總理遺囑的人

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孫中山在南京宣布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時，北京的滿清政府依然存在，滿清政府的手中還握有比革命軍更為強大的軍隊。這時中國麵臨兩種選擇，一種選擇是雙方采用武力對決的手段，在中國進行一場大流血的“南北戰爭”，勝者用武力統一中國。如果雙方一時間僵持不下，中國就有南北分裂成兩個國家的危險。另一種選擇是雙方采用和平的議和方法統一中國，當時和平議和的關鍵掌握在袁世凱手中，“南北戰爭”能夠避免嗎？人們把視線聚焦在袁世凱身上。

現在中國人一提起袁世凱，就條件反射地在頭腦中浮現出一個“竊國大盜”的形象，簡單地把袁世凱劃為開曆史倒車的人民公敵，但實際上的袁世凱並非如此簡單。由於袁世凱是國民黨和共產黨共同的敵人，所以國共兩黨的曆史書都對袁世凱大加詆毀，把袁世凱描繪成一個充滿權力欲的野心家，一些曆史書還誤傳袁世凱出賣譚嗣同等人的惡跡。其實１９１２年，袁世凱在大部分中國老百姓心中的威信，要遠大於孫中山。在清末，袁世凱就象當年蘇聯的葉利欽一樣，是清政府中改革家的代表，清政府後期的諸多改革，多數出自袁世凱之手。在葉利欽上台以前，誰會預測到他會從民主的旗手變成獨裁的君王呢？袁世凱也象葉利欽一樣，上台前也曾讚美聲一片。

孫中山的民國臨時政府向袁世凱提出了兩個最基本條件：清帝退位和采用西方式的共和製國體。對於清帝退位，袁世凱等漢族大臣基本全部讚成，可是在打倒清帝後，中國該采用什麽國體的問題上，雙方意見分歧較大。袁世凱本來是梁啟超等人“開明專製”的支持者，也認為中國不適合搞共和製。不過袁世凱還是同意了南方政府采用共和製的方案，但要求中華民國總統有近似於獨裁的權力。最後南方政府同意了袁世凱的集權總統方案，南北政府合並，使中國避免了內戰和分裂的危險。

如果說袁世凱有什麽“功績”的話，應該首推“統一中國”。當時革命黨人十分激進，不少人提出了分省自治的提案，如果當時沒有袁世凱堅持維持一個強權的中央政府，中國很可能就要分成幾個國家。另外蒙古和西藏當時是清王朝的藩屬國，辛亥革命後，俄國和英國曾設法謀求蒙古和西藏脫離中國，但袁世凱積極與列國交涉，保全了中國對蒙古和西藏的主權。

袁世凱出任第一任中國民國總統，並非竊取了孫中山的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而是當時的眾望所歸。袁世凱雖然讚成孫中山“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但並不讚成孫中山的“民權主義”“民生主義”，而傾向於搞開明專製。孫中山為首的同盟會的革命目標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三民主義，辛亥革命雖然實現了三民主義中推翻異民族統治的“民族主義”目標，可是在平均地權、男女同權方麵等“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方麵，卻幾乎沒有達成當初的目標。不少同盟會成員批評孫中山不應該放棄同盟會當初的平均地權、男女同權等革命目標，汪精衛也向孫中山進言，希望同盟會不要僅僅滿足於打倒滿族人政府，但孫中山卻以為這樣的妥協是必要的。

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０日，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任命了蔡元培、宋教仁等多位南方政府人員組成臨時政府。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曾邀請汪精衛這位全國著名的反清英雄出任廣東省都督，這對於一個還不到３０歲的青年來說，是極有誘惑力的官職，但汪精衛卻婉言謝絕，實踐了他革命成功後“不作官，不作議員”的承諾，於１９１２年９月攜陳璧君一齊前往法國留學。

為了在議會中對抗袁世凱的總統強權，同盟會聯合其他一些黨派，在１９１２年８月成立了中國國民黨，孫中山出任國民黨理事，宋教仁出任理事代理，但國民黨的實權基本上掌握在宋教仁手裏。隨著政局的發展，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和袁世凱的開明獨裁路線的分歧越來越大，最後發展成為公開的鬥爭。１９１３年３月２０日，國民黨的實際領導人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殺，南方的革命派一齊舉起了反袁的旗幟，這就是所謂的“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開始後，汪精衛應孫中山之招，從留學的法國緊急回國，參加革命。但“二次革命”的革命軍在袁世凱的強大政府軍麵前很快土崩瓦解，１９１３年９月１日的南京陷落，標誌著“二次革命”失敗。“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亡命日本，汪精衛亡命法國。

“二次革命”失敗後，汪精衛的人生觀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以前汪精衛以為中國的一切罪惡之源就是滿清政府，隻要打倒了滿清政府，中國就一下會變成一個民主強盛的國家。但是汪精衛萬萬沒有想到自己曾經為之獻身的革命事業，竟然得到這樣一個結局，革命不但沒有使中國民主強盛起來，反而比以前清王朝的時代還要糟糕。一個人對一個事業投入的越多，對事業失敗的悲痛和挫折感就越大。汪精衛曾把自己最寶貴的生命都交給了革命，卻換來了這樣一個殘酷的現實，使汪精衛的革命理想消失得無影無蹤。汪精衛一下從一個狂熱的革命青年，變成一個躊躇多疑的政治家。

在法國，汪精衛進入法國裏昂大學攻讀社會學。汪精衛在法國學習很勤奮，似乎想遠離政治的漩渦，但中國政局的發展，又把汪精衛帶回到了激烈的政治鬥爭中。１９１４年７月，孫中山在日本成立了中華革命黨。１９１５年１２月，袁世凱廢除共和製，改中華民國的國號為“中華帝國”，自己宣稱為中華帝國皇帝。袁世凱的帝製複辟，在中國引起了新一輪反袁運動，就是所謂的“三次革命”。汪精衛在孫中山的急招之下回國，參加了反袁護國軍。袁世凱軍隊在反袁軍麵前節節敗退，袁世凱不得不在１９１６年３月宣布取消帝製，恢複共和製，並在６月６日急病而死。

盡管汪精衛一直是反袁先鋒，把袁世凱稱為“人民公敵”，但袁世凱並不記恨汪精衛，反而非常欣賞汪精衛的膽識和才能。在汪精衛流亡法國期間，袁世凱曾經托蔡元培找汪精衛，請汪精衛回國作總統府的高級顧問，但汪精衛拒絕了袁世凱的邀請。從曆史上來看，汪精衛並不是一個特別喜歡追逐權力的野心家。

“三次革命”表現出中國的老百姓對幾千年來延續的帝製已經厭煩，使在中國複辟帝製的企圖再也無法得逞。雖然“三次革命”成功地阻止了袁世凱的複辟帝製，但孫中山的國民黨並沒有得到政權。袁世凱死後，政權依然掌握在握有槍杆子的北洋軍閥手中。當時中國之所以形成軍閥混戰的局麵，是由於中國沒有征兵製、也沒有軍官退休製度。當時在中國征召士兵並不是由國家機構統一進行，而是由各路將軍私人征召，這就形成了士兵不忠於國家而忠於個人的私家軍製度。

孫中山雖然長年從事革命，在民眾中也有較高的威信，但由於沒有自己的私家軍，所以一直無法走上政壇。這使孫中山痛感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真理，感到有必要創建一隻效忠於自己的軍隊。但孫中山本人的職業原是醫生，自己並不懂軍事，也沒有帶兵打仗的經驗。而孫中山周圍的忠實追隨者汪精衛、廖仲愷、胡漢民等人都是書生，沒有會帶兵打仗的將軍。孫中山開始著重搜羅軍事人才，在日本軍事學校畢業的蔣介石，很快受到了孫中山的青睞。

１９１７年蘇聯成立以後，開始了輸出共產主義的革命外交，中國成為蘇聯革命外交的最重要國家。蘇聯宣布放棄沙皇時代與中國簽訂的各種不平等條約，使中國人民對新興的蘇聯政權產生了極大的好感。蘇聯看中了孫中山的國民黨，而孫中山也正好急需外國的支援，以前積極支持孫中山的日本在提出苛刻的２１條後，已經遭到中國人民的反感。於是孫中山開始在蘇聯的援助下籌建一隻完全效忠於自己的國民黨軍隊，１９２４年６月創建了黃埔軍校，委派蔣介石出任校長。

由於孫中山接收了蘇聯援助，蘇聯要求孫中山和剛成立不久的中國共產黨進行合作，孫中山答應了蘇聯的聯共要求。但孫中山的聯共政策，特別是允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在國民黨內引起了很大的反對之聲。很多國民黨的高級幹部，包括汪精衛和胡漢民，以及剛從蘇聯考察歸來的蔣介石也都反對孫中山的聯共政策，隻有廖仲愷積極支持聯共。所以國民黨的聯共政策基本上是靠孫中山個人的威信強行實施的，這就為孫中山死後國民黨內的清黨清共，埋下了伏筆。

１９２４年１０月，直係軍閥馮玉祥在北京發動了政變，北京出現了段祺瑞、馮玉祥、張作霖的臨時聯合政府。臨時聯合政府邀請孫中山到北京共商國事，於是孫中山在汪精衛等人的隨行下前往北京。孫中山到達北京後立即病倒，送協和醫院診斷為肝癌，從此臥床不起。１９２５年２月，孫中山病情加劇，急忙電請孫科、宋子文、孔祥熙等人赴京。汪精衛等人本以為孫中山會主動提出立一個遺囑，指定自己的接班人。可是一直到２月２４日，仍不見孫中山有立遺囑的意思，於是汪精衛和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商定，先為孫中山起草一個遺囑，再根據孫中山的意思修改。

孫中山的遺囑由汪精衛起草，汪精衛寫好遺囑後，和宋子文、孔祥熙等人一起來到孫中山的病榻前。汪精衛眼含淚水對孫中山說：“希望總理留下一些話，好讓我們去做。我們懇請總理生前留下遺囑。”宋子文和孔祥熙也說：“汪先生是代表在京的政治委員會提出這個意見的”。

孫中山問：“你們要我說什麽呢？”

汪精衛說：“我們預備好了幾句話，讀給總理聽。總理如果讚成，便簽個字，當作總理的話。如果總理不讚成，便請總理另外說幾句話，我可以代筆記下來，也是一樣。”

於是汪精衛掏出寫好的遺囑，大聲朗讀起來：“餘致力於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孫中山聽完後說：“好呀，我很讚成。”沒有一字添改。於是這篇汪精衛寫的“總理遺囑”，就當作孫中山的政治遺囑公開發表。

為什麽孫中山沒有主動提出自己的遺言，為什麽孫中山沒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仍然是一個不解之謎。由於孫中山沒有指定接班人，結果造成了後來國民黨內部長期內鬥不斷，這也是孫中山埋下的不幸之種。也由於孫中山沒有指定接班人，國民黨內沒有人敢接任總理之位，隻好宣布取消總理製，把總理這一稱呼永遠讓給孫中山。此後國民黨的領導體製開始采用集體領導的委員會製。

孫中山之後的國民黨中，汪精衛是呼聲最高的接班人。汪精衛是同盟會中資格最老的一輩，有敢於自我犧牲的英雄光榮史，有革命成功後不謀求當官的君子風度，更有鮮有人比的文才和口才，這在國民黨中都是無人可比的。加之汪精衛的個人生活作風也非常為人稱道，汪精衛不抽煙、不喝酒、不賭博、不近女色，這在當時的國民黨高官中，都是鮮有人能夠做到的。

在１９２５年７月１日，孫中山原來的大元帥府改組，改為國民政府，設國民政府主席為最高領導人。在中央政治會議上，汪精衛以全票當選國民政府主席，成為孫中山以後第一位國民黨領導人。但汪精衛卻有一個極大的弱點，這就是他沒有一隻忠於它的私家軍，在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中國社會中，汪精衛這樣的文人書生，注定不能在最高領導人的位置上坐得太久。

第二部分之二：短暫的汪主席時代

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２日，國民黨總理孫中山逝世。由於孫中山逝世前沒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汪精衛以他在黨內的資曆和聲望，被推舉為孫中山之後的第一位國民黨領導人。１９２５年６月２６日，由汪精衛主持召開了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會上確定了國民黨總理的稱呼永遠留給孫中山，今後國民黨采用集體領導的委員會製。會議還決定撤銷孫中山生前的大元帥府行政機構，將國民黨的最高行政機關改稱國民政府。

１９２５年７月１日，國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衛被選為國民政府主席，兼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７月２日，汪精衛在１０萬廣州軍民參加的國民政府成立慶祝儀式上，莊重宣布：“國民政府當前的首要任務是揮師北伐，統一中國”。汪精衛的發言得到了在場軍民的熱烈歡迎，到處響起“擁護汪主席”的口號，這是汪精衛一生中最為輝煌的日子。

汪精衛的國民政府遵守孫中山“聯俄、聯共、輔助工農”的三大政策，積極任命了一批共產黨員位居國民政府的要職。比如汪精衛任命共產黨員的譚平山為中央黨部的組織部長，毛澤東為宣傳部長，林伯渠為秘書長，幫助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工作，使共產黨的勢力在國民黨中取得了較大的發展。一時間汪精衛領導的國民政府似乎一切順利，但一個多月後發生的廖仲愷暗殺事件，一下使汪精衛陷入進退兩難的窘境。

國民黨本來就是一個由各種勢力混雜而成的政黨，黨內分有不少派閥。在孫中山生前，各個派係畏於孫中山的威望，沒有出現激烈的派係鬥爭。但孫中山歿後，國民黨失去了威振全黨的重秤，黨內的派係鬥爭開始表麵化和激烈化。當時國民黨主要分為左派和右派兩派：左派支持孫中山的聯共“三大政策”，其代表人物是廖仲愷，右派則反對孫中山的聯共政策，其代表人物是胡漢民。汪精衛則是中間偏左的立場。

胡漢民也是一直在國民黨內地位很高的人物，曾多次在孫中山不在時，代理孫中山的大元帥職務。孫中山去世後，胡漢民也是很有希望接任國民黨領導人位置的候選人。然而在新成立的國民政府中，胡漢民任外交部長、廖仲愷任財政部長，這使胡漢民非常不滿。原來在東京同盟會時代，胡漢民和汪精衛本是生死之交的密友，胡漢民曾為營救汪精衛而披心瀝血。但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在權力麵前，他們之間的友誼開始破裂，胡漢民開始支持黨內的右派反對汪精衛。這正應驗了中國的古話：“可以共患難，不可以共安樂”，權力對人的腐蝕作用實在太大了。

１９２５年８月１９日，廖仲愷在國民黨部大門前，遭５名槍手的槍擊身亡。廖仲愷被刺案驚動了剛剛成立的國民政府，汪精衛親自組成了特別委員會，調查廖仲愷被刺案的凶手。可是汪精衛沒有想到調查的結果，卻顯示出胡漢民是刺殺廖仲愷的幕後策劃者。汪精衛念及當年他們兩人在東京時代的舊情，沒有公開處分胡漢民，隻是將胡漢民以國民政府特使的名義派往蘇聯考察。１９２５年９月２２日胡漢民前往蘇聯，但汪精衛這個舉動被一些國民黨左派批評為有徇情枉法之嫌。

廖仲愷一死，汪精衛就成為國民黨左派的代表人物，遭到一批國民黨右派的猛烈反對。由於右派的台柱人物胡漢民被迫離職出國，國民黨右派在廣州政府已無法立足，於是他們跑到北京另立中央。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２３日，戴季陶、林森等一批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中央監察委員，在北京西山碧雲寺孫中山的靈前，召開了自稱為“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這就是所謂的“西山會議”，與會者也被稱為西山會議派。西山會議以反對聯俄聯共、反對汪精衛“左傾”為主要議題，通過了一係列反對聯俄聯共的決議案，並羅列汪精衛“為共產黨護符”的九大罪狀，宣布開除汪精衛黨籍半年，以觀後效。

雖然右派的反汪氣焰十分囂張，但由於最為重要的軍權仍掌握在左派手裏，所以西山會議並沒有形成很大氣候。１９２６年４月１日，廣州國民黨中央召開了“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汪精衛在會上重申堅持孫中山的聯俄聯共三大政策，汪精衛說：“西山會議派打出反對聯俄聯共的旗幟，就是打出反對孫中山先生的旗幟，所以成為總理的叛徒，革命的蟊賊”。

汪精衛的左派立場得到了共產黨和蘇聯政府的高度評價，在汪精衛當政期間，共產黨的確得到汪精衛很多的關照，要不是汪精衛後來當了“漢奸”，共產黨很可能要把汪精衛和張學良並列起來，譽為反蔣英雄。在“國民黨二大”上，汪精衛當選執掌最高權力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但此時蔣介石卻以“流星般的速度上升”，成為黨內僅次於汪精衛的第二號人物。

１９２４年１月舉行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汪精衛、胡漢民、廖仲愷、戴季陶等人均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而蔣介石不但不是中央委員，連候補委員都不是。但１９２４年５月蔣介石出任黃埔軍校校長後，一舉成為國民黨黨軍：國民革命軍的實際最高領導人。在中國往往是得軍隊者得天下，蔣介石憑借掌握的軍權，在國民黨中的地位飛速上升。當然蔣介石的躍升，在相當程度上也得益於汪精衛的大力提撥和重用。１９２５年１０月，汪精衛以國民政府主席的名義，發布了東征陳炯明的命令，汪精衛親自任命蔣介石為東征軍總指揮。汪精衛那時還沒有想到這個默默無聞的小字輩蔣介石，居然會在一年後成為掌握國民黨的實權人物。蔣介石東征陳炯明取得勝利後，在國民黨中名聲大振。１９２６年１月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蔣介石當選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並兼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成為國民黨中最有實力的人物。

不過蔣介石能夠飛速掌握國民黨的實權，還與汪精衛過於淡泊權力有關。汪精衛在黨內的資格最老，和孫中山的關係最近，又有敢於自我犧牲的英雄事跡，所以汪在國民黨內的聲望首數第一。汪精衛為人誠實、不貪錢財、特別是在個人生活方麵，汪精衛不抽煙、不酗酒、不賭博、不近女色，這在當時腐敗的中國政界，是一種非常清高的存在，和他周圍的汙濁形成了極為鮮明的對比。汪精衛在國民黨內是類似於“聖人”的偶像，是大家非常尊敬的革命老英雄。但大家總是對汪精衛敬而遠之，在國民黨內從來沒有形成過所謂“汪精衛派”，這是為什麽呢？

中國有句格言說：“水至清則無魚”，汪精衛品格過於清廉，所以願意跟隨他的人就很少。在中國善於玩弄權術的人總是以“封官許願”等物質刺激的方法，來召集網羅自己的跟隨者。汪精衛不但不搞“封官許願”，還對自己的部下要求很嚴，由於跟汪精衛幹撈不到什麽好處，所以願意跟隨汪精衛的人就很少。另外汪精衛也不會用“結拜兄弟”等方法來拉攏有權勢的人，蔣介石曾兩次給汪精衛送去蘭譜，希望和汪精衛結為“拜把兄弟”，但都被汪精衛婉言謝絕。按照西方的標準，汪精衛這樣有出色口才筆才，又有充分政治責任感和生活清廉的人，是非常理想的政治家。可是汪精衛這樣西方型的政治家，卻不適合於中國汙濁的政治土壤，這也是汪精衛一生的悲劇所在。

對於具有走向權力頂峰野心的蔣介石來說，汪精衛是一個需要排除的障礙。蔣介石剛開始時是以一個積極擁共的左派形像出現，曾發表聲明痛斥西山會議派的反共反汪行為，得到了汪精衛的信任和重用。但蔣介石成為國民黨內僅次於汪精衛的第二號人物後，就開始向反共的右派靠攏，成為右派的領袖人物。為什麽國民黨內會出現強大的反對“聯俄聯共”的右派勢力呢？這其實與蘇聯的中國政策有關。

１９２３年列寧的秘書馬林訪問孫中山，表示蘇聯準備在政治和軍事上，積極支持孫中山的國民黨。孫中山對蘇聯也很有好感，兩人一拍即合，達成了協議。從此蘇聯向孫中山提供大量的金錢武器，孫中山靠蘇聯的支援建立起黃埔軍校，創建起一隻國民黨自己的軍隊。但孫中山得到蘇聯支持的代價也不小，孫中山特聘蘇聯人鮑羅廷為國民黨的政治顧問，鮑羅廷在國民黨中有極大的發言權，國民黨的各項政策行動都要征求蘇聯代表的同意。孫中山歿後，汪精衛的國民政府決心完成孫中山的遺誌，北伐統一中國。但北伐所需的武器軍費，全靠蘇聯人提供，隨著蘇聯對國民黨援助力度的加大，蘇聯派遣了大批軍事顧問進入國民革命軍的各個師團。

但蘇聯顧問們並不懂尊重中國的禮節和習慣，在國民黨軍隊中以傲慢的太上皇身份出現，對國民黨軍隊的內部事物指手畫腳，引起了很大一部分國民黨軍人的反感，也使很多國民黨領導人懷疑蘇聯有在政治軍事上控製國民黨的野心。蔣介石曾歎息說：“嗚呼，赤化也，共產也，俄人掌握政權也。”接替鮑羅廷的蘇聯顧問季山嘉到任後，對中國人更是非常傲慢，特別是季山嘉與國民黨軍隊最高領導人的蔣介石私人關係極差，季山嘉見到蔣介石，不是冷笑就是挖苦，幾乎反對蔣介石的每一項計劃，這促成了蔣介石反俄的決心。

更為糟糕的是，季山嘉改變了以前蘇聯逐步改造國民黨的計劃，開始公然幫助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中擴充勢力，試圖讓中共從內部顛覆國民黨，建立中國共產黨的政權。季山嘉向國民軍的各個師團派遣共產黨員作黨代表，當時蔣介石的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中，８０的黨代表都由共產黨員擔任。然而季山嘉的激進赤化行動，遭到了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的強烈反對。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８日，國民軍最精銳的中山艦，在沒有接到命令的情況下，忽然駛入黃埔，中山艦除去炮衣擺出戰鬥陣勢，停靠在黃埔軍校旁，有搞軍事政變的嫌疑。盡管到現在為止，中山艦事件的真相仍然不很清楚，但有不少跡像表明可能是蘇聯顧問季山嘉策劃的。中山艦長李之龍是共產黨員，中山艦的行為又讓人聯想到俄國十月革命時巡洋艦炮擊冬宮的曆史畫麵，所以蔣介石認定共產黨要搞暴動，於是下令包圍蘇聯顧問公館，收繳工人糾察隊的槍械，將第一軍中的黨代表全體免職，並逮捕了中山艦長李之龍。

當時汪精衛是國民政府主席，又是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蔣介石這麽大的行動事先不通知汪精衛，顯然是以“先斬後奏”的方式和汪精衛對抗。汪精衛對蔣介石無視合法國民黨中央政府而擅自行動的行為非常憤怒，準備召集中央委員處置蔣介石的越權行為，但大部分中央委員卻都替蔣介石說話，讚同蔣介石的排俄排共行動。汪精衛看到他這個最高領導人已被蔣介石架空，如果他和蔣介石搞直接對抗，勢必引起國民黨內部的嚴重分裂。既然國民黨中央的大部分人都讚成蔣介石，為了維護國民黨的整體利益，汪精衛決定以主動辭職的方式，把政權交給蔣介石。

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２日，汪精衛在臨時召開的中央政治會議上說：“我是革命政府和黨的代表，這件事的發生我也有責任，我隻責己不責人，一切均由我不能盡職所造成，我將引咎辭職。此事一切善後工作，均由蔣同誌去辦。”當時汪精衛之所以輕易把政權讓給蔣介石，是因為當時汪精衛以為蔣介石和他的對抗隻是出於政治觀點的不同，沒有想到蔣介石上台後會搞個人獨裁。汪精衛本是一個淡泊權位的人，本來並沒有和蔣介石爭權的野心，但當蔣介石明顯在國民黨內搞個人獨裁後，汪精衛才站出來成為反蔣的核心人物。

１９２６年５月１１日，汪精衛離開廣州前往法國馬賽。汪精衛辭職後，廣州國民政府於６月６日推選蔣介石為中央軍委主席兼北伐軍總司令。後來蔣介石又出任國民黨中央常委主席，獨攬黨政軍大權於一身。蔣介石的排俄排共政策雖然得到了國民黨中相當的支持，但國民黨北伐還要依靠蘇聯的經濟軍事援助，還沒有和蘇聯攤牌的資本。所以蔣介石在處理中山艦事件時，提出“對人不對俄”的方針，要求俄國撤回顧問季山嘉，重新派鮑羅廷任國民政府顧問。蘇聯接受了國民黨的要求撤回了季山嘉，蘇聯和國民黨的關係一時得到了緩和。

蔣介石上台後，立即開始著手北伐。１９２６年１１月，北伐軍攻占了南昌、武昌，這引起了北方軍閥們的震驚。張作霖、孫傳芳、張宗昌等人組織起“安國軍”和北伐軍對抗。安國軍司令張作霖開始在北京搜捕共產黨員，許多共產黨員逃入蘇聯大使館避難。由於蘇聯是北伐軍的總後台，張作霖不顧國際法，派軍隊強行進入蘇聯大使館抓捕共產黨人，並搜繳出多份機密文件，包括蔣介石和馮玉祥向蘇聯借款的契約書以及蘇聯向北伐軍提供武器的清單表。張作霖從蘇聯大使館抓出的中共最大級人物是李大釗，張作霖是一個頭腦簡單的武夫，立即判李大釗等二十人死刑，包括李大釗十七歲的女兒。

北伐軍在軍事上的進展雖然順利，但蔣介石的獨裁作風卻引起了很多國民黨人的反感。盡管中山艦事件發生時，大部分國民黨領導人站在蔣介石一邊，讚成他排俄排共的“敢行”。但是蔣介石當權後表現出來的獨裁霸道，又讓人們回想起作風民主的汪主席的好處，於是“擁護汪主席，請汪主席回國複職”的呼聲四起。１９２７年２月，孫科等人組成“迎汪行動委員會”，以國民黨臨時中央會議的名義，致電汪精衛，敦促他回國複職。蔣介石後來也擋不住“擁汪”的浪潮，隻好也打電報請汪精衛歸國複職。在法國的汪精衛收到了雪片般飛來的請求他回國複職的電報，最後蔣介石也打來電報說：“如果先生再不回國的話，我就要出國了”。

汪精衛看到這些電報後感歎道：“看來我不回去不行了”。１９２７年２月下旬，汪精衛離開法國，乘火車經蘇聯歸國。從此汪精衛開始了他與獨裁者蔣介石的鬥爭。但此時的蔣介石羽毛已經豐滿，汪精衛手裏又沒有軍隊，已經無法有效地抗衡蔣介石了。

第二部分之三：從擁共到反共

中山艦事件後，汪精衛自責辭去國民黨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出國。蔣介石接任國民黨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獨攬黨政軍大權於一身。蔣介石上台後，雖然一改孫中山和汪精衛時代的親俄政策，但並沒有和蘇聯人攤牌。蘇聯當時受到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孤立，在海外隻有中國國民黨一個朋友，所以也不願輕易和國民黨把關係搞糟，蘇聯接受了蔣介石的要求，撤回態度傲慢的顧問季山嘉，重新派態度比較謙虛的鮑羅廷出任國民政府顧問，使蘇聯和國民黨的關係一時得到了緩和。

蔣介石上台後，１９２６年７月在蘇聯的支持下開始北伐。據近年的一些研究資料顯示，蘇聯對國民黨政府提供了高達數百萬美元（當時價格）的軍事援助。當時中國是個窮國，各個軍閥並沒有多少錢購買軍火，而資本主義國家“死的商人”軍火商，決不會象蘇聯那樣提供無償的軍事裝備，所以蘇聯的援助使各個軍閥部隊在軍事裝備上，大大劣於北伐軍。比如大軍閥之一張宗昌的部隊，有三分之一的人沒有槍，連軍服也長年不更新，士兵們一個個蓬頭垢麵，還有很多人連鞋都沒有。部隊裏發的一點軍餉全被各級軍官裝入自己的腰包，張宗昌自己也生活非常靡爛，有妻妾４２人，其中２１人是白人。這樣的軍隊沒有戰鬥力也是可想而知的。

當然蘇聯的援助也是有條件的，這就是允許共產黨人在北伐所到之處發動工農，並在軍隊中進行帝國主義問題、農民問題的激烈宣傳。當時中國人對西方列強的侵略本來就很痛恨，列寧的帝國主義學說又使中國人的仇外情緒火上澆油，使北伐軍和外國人造成了嚴重摩擦。１９２７年１月３日，北伐軍不顧中國軍隊不得進入外國租借的國際條約，強行進入英國在漢口的租界，和英國的海軍陸戰隊發生了交火，雙方各有死傷。１月６日，北伐軍再次強行進入在九江的英國租借。如果是在一次世界大戰前，大英帝國肯定再次糾集八國聯軍懲罰中國，但一次大戰後英國的國力大大衰退，隻好默認中國軍隊武力收回漢口和九江租借。

可是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７日北伐軍占領南京後，激憤的士兵的狂亂行動，引起了造成很大國際麻煩的“南京事件”。北伐軍進入南京後對外國領事館、教堂、商社等進行了武裝襲擊，打死英美法意等國６人，打傷數十人。特別是英國領事被北伐軍士兵拉到市中心用青龍刀斬首示眾，英國領事夫人被２７名北伐軍士兵輪奸至重傷，此外還有上百名外國婦女被北伐軍士兵強奸。北伐軍的“暴行”使列強們十分震驚：義和團又來了！英美在長江上的數艘軍艦開始向南京城內炮擊報複，打死南京市民２０００餘人。不過日本軍艦被政府下令不得開炮，日本艦隊司令駛回上海後自殺謝罪。他在遺書中說：他奉命不準開炮，以至海軍保護僑民不周，無麵目以見國人。（據日本報道，日本在“南京事件”中重傷５人，被強奸者３５人）。

蔣介石對這種情況非常擔心：這樣下去北伐勢必引起各國列強的幹涉，就要破滅國民黨消滅軍閥統一中國的大業。蔣介石認為這一切都是共產黨的帝國主義理論煽動所造成的，不和共產黨分家，北伐就不能成功。蔣介石下了“分共”的決心。盡管蔣介石的“分共”主張得到大部分國民黨高級將領的支持，但當時蔣介石身兼各種要職，培植私人勢力，搞軍事獨裁的傾向也十分明顯，所以反對蔣介石獨裁，請汪精衛回國重新擔任國民黨領導人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在這樣的情況下，蔣介石也感到眾怒難犯，隻好請汪精衛回國主持大局，蔣介石給汪精衛拍電報說：“如果先生再不回國的話，我就要出國了”。

在這種情況下，汪精衛於１９２７年２月下旬離開法國，乘火車經蘇聯歸國。在汪精衛途徑莫斯科時，斯大林專門接見了這位國民黨左派領袖。斯大林希望汪精衛回國後重用陳公博等左派人士，囑咐汪精衛說服蔣介石不要趕鮑羅廷回國。原來蘇聯將最高顧問季山嘉換為態度比較謙虛的鮑羅廷後，仍和蔣介石齷齪很多。一次鮑羅廷對蔣介石說：“你想讓眾人不說話是不可以的。我告訴你一個故事罷。古時西方有一個國王，極討厭大臣們說話。有一天，他對大臣們說：‘你們說話太多了，我不喜歡。’大臣們說：‘隻有狗是不會說話的，陛下要我們不說話，隻有去找狗。”蔣介石認為鮑羅廷有意羞辱他，又要趕鮑羅廷回蘇聯。汪精衛向斯大林表示回國後要堅持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政策，並做好蔣介石等右派的工作。

北伐軍攻克漢口後，原來在廣州的國民政府遷往漢口，而蔣介石的北伐軍總司令部卻設在南昌。在漢口的國民政府要求蔣介石把北伐軍總司令部遷往漢口，而在南昌的蔣介石卻要求把國民政府遷往南昌，兩方進行了激烈的爭論。蔣介石不執行黨中央的命令，拒絕把司令部遷往南昌的作法，顯然出於私心。在蔣介石看來，駐紮漢口的部隊都不是他的嫡係部隊，他到南昌必然處於國民政府的控製之下。蔣介石和武漢國民政府的遷都之爭，使人們更加感到蔣介石軍事獨裁的危險。

１９２７年３月１０日，就在汪精衛回國的途中，國民黨中央在武漢召開了二屆三中全會。這次會議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反蔣會議，與會者們一致認為蔣介石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一意培植私人勢力，現在又挾軍力與黨和政府對抗，製造軍事獨裁。如果不及早加以抑製，蔣介石必將成為袁世凱第二。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一係列議案，“中央軍事委員會組織大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組織條例”等，均意在提高黨權，削弱蔣介石的個人權力。會議還通過今後中央軍事委員會不設主席，由汪精衛為首的７人集體領導。汪精衛在缺席的情況下，被選為國民政府主席。

北伐軍占領南京後，蔣介石的北伐軍司令部遷往南京，這時國民黨已形成在漢口的國民政府和在南京的蔣介石派係兩大陣營，兩個陣營都拉攏汪精衛加入他們的陣營。以當時汪精衛在國民黨內的地位和威望，加入哪個陣營就會大大加重該陣營的砝碼。７０年前的交通不比現在這樣快捷，１９２７年４月１日汪精衛乘坐的郵輪到達上海時，北伐軍已經攻占了上海。蔣介石派他的私人代表吳稚暉前往碼頭迎接汪精衛，在這以前，蔣介石向全軍發表歡迎汪精衛回國領導的通電：“自今以後，所有黨政、民政、財政、外交等等，均須在汪主席領導之下，完全統一於中央。中正統帥全軍而服從之。”４月３日，汪精衛到法租界孫中山的故居，和蔣介石以及在滬的國民黨高級軍政幹部會談。

吳稚暉說：“現在共產黨以武漢為中心，從城市到農村都在搞暴動，武漢的國民黨已被共黨所脅持，遲早要被吃掉”。蔣介石說：“目前我黨已處於一個危險時期，也是一個轉折關頭，如果讓共黨再猖狂下去國民黨就要垮台，現在一切黨國命運在於汪主席複職。”汪精衛說：“蔣先生要兄弟來究竟要做些什麽呢？”蔣介石說：“第一是複職。第二是把蘇俄代表鮑羅廷趕走，此人在武漢成了太上皇，非把他趕走不可。第三是分共。這三件事必須堅決做，立即做，請汪主席指示。”

汪精衛回答說：“聯俄容共的政策為總理手定，不可輕言更改。此事事關重大，須召開四中全會做出決定。黨的民主製度、組織原則是必須遵守的。”吳稚暉站起來激動地說：“汪兄弟，現在是什麽時候，你還要講什麽組織原則，還要對共黨心存幻想。”接著李宗仁、李曾石等人紛紛發言，反對汪精衛的意見，要求汪精衛不要偏袒中共。汪精衛一時間成為眾矢之的，但他仍然堅持原則，毫不退讓。最後汪精衛說：“我是站在工農方麵的呀！誰要殘害工農，誰就是我的敵人。”

這時吳稚暉忍不住激動，撲通一聲跪倒在汪精衛麵前，流著眼淚說：“汪先生，汪主席，看在黨國麵上，你就放棄袒共立場，留在上海領導吧！”汪精衛被此舉搞得不知所措，拔腿逃避上樓，口中連聲說道：“稚老，您是老前輩，這樣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最後會議就在這樣令人啼笑皆非的氣氛中結束。

汪精衛和蔣介石等人第二天繼續開會，這次汪精衛改變了昨天的強硬態度，同蔣介石達成了初步協議。協議規定：一、４月１５日由汪精衛主持召開國民黨中央二屆四中全會，在二屆四中全會上決定一切；二、通告共產黨暫停在國民政府內的一切活動，聽候中央開會決定；三、工人糾察隊等一切武裝團體均服從蔣總司令的指揮。汪精衛知道蔣介石是暫時的妥協，為了從政治上壓倒蔣介石，汪精衛私下找中共領導人陳獨秀，要求陳獨秀發表一個不反對國民黨的宣言，堵住蔣介石說共產黨要搞暴動的口實。

４月５日，汪陳兩人一起聯名發表了一份《國共兩黨領袖汪兆銘、陳獨秀聯合宣言》，宣言說：“中國共產黨堅決承認，中國國民黨及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在中國革命中毫無疑義的重要。隻有不願意中國革命向前進展的人，才想打倒國民黨，才想打倒三民主義。”宣言最後說，國共兩黨將為中國革命攜手到底，絕不受人離間。

《汪陳聯合宣言》發表後，激怒了國民黨的右派。本來國民黨的右派並不支持蔣介石的獨裁，隻是讚成蔣介石的反共政策。他們原來寄希望於汪精衛回國後帶領他們反共，遏製蔣介石的獨裁。可是《汪陳聯合宣言》發表後，表明汪精衛堅決容共的態度，使國民黨中大部分反共又反蔣的人士，不得不歸集於蔣介石之下共同反共，使蔣介石成為反共英雄。如果汪精衛當時打出堅決反共的旗幟，就很可能會得到大部分國民黨人的擁戴，就有可能阻止蔣介石後來的軍事獨裁。可是當時汪精衛並沒有看清大部分國民黨軍政人士要求“分共”的呼聲，堅決執行孫中山的容共政策，使汪精衛在國民黨內的號召力大為下降，也從反麵為蔣介石的獨裁鋪平了道路。

《汪陳聯合宣言》不僅是汪精衛悲劇的開始，也是陳獨秀悲劇的開始。當時共產黨內的激進分子，也非常不滿國民黨的越來越明顯的排共政策，要求共產黨不再寄人籬下，主動離開國民黨單獨搞革命。陳獨秀發表與國民黨聯合到底的《汪陳聯合宣言》，被大部分共產黨人認為是一個右傾投降主義的宣言，此後不久就罷免了陳獨秀總書記之職。

汪精衛在發表了《汪陳聯合宣言》之後，就乘船前往漢口。汪精衛到達漢口後，受到大量群眾的夾道歡迎，使汪精衛非常感動。在１０萬民眾參加的“迎汪大會”上，汪精衛說：“中國革命到了一個嚴重的時期，革命的往左邊來，不革命的快走開去！”表明了汪精衛堅決執行孫中山的聯共政策。正當汪精衛在漢口高呼“反共即是反革命”的時候，在上海的蔣介石卻於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發動了武力清共的命令，這就是所謂的“四一二政變”。蔣介石在“四一二政變”中，關閉了共產黨在上海的總工會和黨部，解散了工人糾察隊，大肆抓捕共產黨員，三天之內就處死３００餘人，逮捕５００餘人，還有數千人失蹤。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後，汪精衛發表講話，痛斥蔣介石的武力清黨行為。汪精衛說：“蔣介石的反共，隻是一種借口。其反革命之行動，喪心病狂之至，自絕於黨，自絕於民眾，紀律俱在，難逃大戮。”４月１８日，汪精衛又以國民黨中央的名義，發表通電說：“蔣中正屠殺民眾，摧殘黨部，甘為反動，罪惡昭章。已經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開除黨籍，免去本人所兼各職。著全國將士及各革命團體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條例懲治”。

為了對抗武漢的正統國民政府，蔣介石幹脆在南京也成立一個新的國民政府，以免在名分上輸給武漢國民政府。４月１８日，南京的國民政府成立，蔣介石邀請國民黨中的老牌反共分子胡漢民出任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自己任中央軍委主席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黨公開分裂成“漢”“寧”兩個政府。

盡管汪精衛竭力主張聯共，但武漢政府的國民黨官員中的反共情緒越來越明顯，特別是共產黨的農民運動過於激烈，而國民黨的中下層軍官多為中小地主出身，他們的父母親友在故鄉被共產黨農會揪鬥，使他們憤憤不已。最後連革命軍三十五軍軍長何健的父親，也被綁遊街示眾。何健在一怒之下，指使三十五軍三十三團團長許克祥，在湖南長沙發動了“馬日事變”，捕殺共產黨人和親共分子數百人。“馬日事變”後共產黨向國民黨武漢政府施加壓力，要求懲處“不法軍官”，但大部分國民黨官員卻袒護許克祥，使許克祥安然無恙。

此時共產國際也感到武漢的國民黨靠不住，密令武漢的中共自己組織“工農革命軍”，改組國民黨武漢政府，沒收地主的土地實行公有製。共產國際派印度人魯易將此密令，即所謂《五月指示》轉交武漢的中共中央。１９２７年６月１日魯易到達武漢後，卻在把《五月指示》交給中共以前，先交給了汪精衛。原來魯易過分相信汪精衛，認為汪精衛鐵心站在共產黨一邊的左派，出示密令以表示對汪精衛的信任，希望汪精衛和共產黨共同奮鬥。

汪精衛看到《五月指示》後大吃一驚，密令中寫到：一、無視國民黨的禁令，實行自下而上的土地革命。二、在湖南湖北組織一隻由２萬共產黨員和５萬工農組成的工農革命軍。三、改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有舊思想的一律驅逐，由各界工農代表取而代之。四、組織革命法庭審判反革命軍官。

汪精衛看完《五月指示》後冷汗直冒：原來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為了從內部顛覆瓦解國民黨，根本沒有和國民黨一心合作的誠意。於是汪精衛由擁共一百八十度轉為反共，成為一個堅決的反共人士。

汪精衛隨後找蘇聯最高顧問鮑羅廷，汪精衛說：“玩火者必自焚，我們要使火燒向敵人而不是燒向自己。”鮑羅廷不解地問道：“汪先生，你所說的敵人是指誰？”汪精衛拿出《五月指示》的抄件說：“鮑羅廷先生大概已經看過這個指示了吧？如果共產黨執行你們共產國際的指示，我們國民黨就完了。可以警告你們，你們打錯主意了！”鮑羅廷不知道汪精衛怎麽會得到這個密件，他急忙解釋說：“我不是共產國際的代表，但這個指示我知道。如果中共要執行這個指示，國共合作必將破裂，這是我極不願意看到的。我將說服陳獨秀，希望不會發生這種令人痛心的事態”。

鮑羅廷本人的確也不讚成共產國際的這個極左指示，《五月指示》傳達到中共後，很多領導人也十分惱怒。１９２７年７月４日，在鮑羅廷的主持下，中共在漢口三教街緊急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總書記陳獨秀首先發言說：“由於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政變’，革命的形勢已轉入嚴重的階段，資產階級已經叛變。而武漢的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領袖汪精衛，乃是中國小資產階級的代表，其政府即是工農小資產階級的聯盟。雖然汪精衛對工農革命中的過火行動比較反感，對鮑羅廷同誌的態度也不十分友好，但這是小資產階級在革命中動搖性的表現。”

鮑羅廷接著說了汪精衛找他談話的經過，然後說：“我十分遺憾地接到汪精衛簽署的通知我回國的命令，看來他是不想和我們合作了，但我們還是要爭取他，希望他能堅持三大政策，扭轉當前的局勢。”陳獨秀又說：“汪精衛的思想我很了解。他從法國回來後就找我發表共同革命的宣言，說明他是主張三大政策的，昨日如此，今日也如此。至於土地革命，我在五大開會時講過，政策是正確的，但必須防止過火行動，不要使武漢國民政府走上蔣介石的道路，不要逼汪精衛走分共的道路。”

陳獨秀和鮑羅廷主張對汪精衛進行妥協，暫不執行《五月指示》的命令，放棄激進的土改運動，爭取和汪精衛繼續合作。但是陳獨秀的妥協主張卻遭到大部分激進共產主義分子們的反對。張國燾、李立三、周恩來等人均明確反對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李立三更提出要陳獨秀作檢討檢查錯誤。

第二天，中共宣布改組，撤銷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由張國燾、李立三、周恩來等五人領導小組組成臨時中央常委會。五人領導小組當即起草了一份《宣言》，於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３日公開發表。《宣言》說：“目前，革命已處於危急存亡之時刻，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黨政府最近已公開準備政變……。因此，中國共產黨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

看到中共發表的宣言後，汪精衛於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５日召開緊急會議，汪精衛拿出《五月指示》說：“我們從這份指示中可以看出五層意思，都是很厲害的……。同誌們，目前本黨已經到了嚴重的關口，必須在這個會上作出生與死的抉擇。”到會的國民黨軍政要人，孫科、李宗仁、唐生智等，紛紛發言支持分共，隻有宋慶齡的代表陳友仁反對，聲稱三大政策是孫總理親自製定的，違背三大政策就是總理的叛徒。但陳友仁的發言遭到與會者的一致反對，最後陳友仁不得不退出會場。

在這次會議上，通過的《統一本黨政策案》，要求在國民政府和軍隊中任職的共產黨員，在即日聲明脫離共產黨，否則一律停止職務。但汪精衛說：“我們不象蔣介石那樣搞武力清黨，而是采用和平的‘分共’，這是最穩妥的步驟。”本來武漢國民政府並沒有打算象蔣介石那樣武力清共，而是準備讓共產黨和平地退出國民黨，汪精衛也聲稱要“保護共產黨人之身體自由”。可是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的激進指導下，張發奎第二方麵軍所轄的二十軍軍長賀龍等人，於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在南昌發動了武裝暴動。

南昌起義使武漢國民政府放棄了和平分共的政策，開始搞武力分共。１９２７年８月８日，汪精衛召開了國民黨中央緊急擴大會議，通過了“武力分共”決議案。在武漢也開始了大肆逮捕處死共產黨人，第一次國共合作終於徹底破裂。

國共合作之所以破裂，根本還是在於兩黨的方針目標有根本的差異，兩黨合作其實不過是一種相互利用。國民黨利用聯共爭取蘇聯的軍事經濟支援，而共產黨利用國民黨來發展自己的勢力，兩黨最後走向訣別，也是終究要發生的必然事件。蔣介石搞暴力鎮壓共產黨固然不對，但如果共產黨能夠采取陳獨秀等人的妥協政策，不搞激進的共產主義暴力運動，共產黨和汪精衛等國民黨左派的聯合，可能會持續更長一些。

第二部分之四：第一次反蔣的失敗

共產國際指示中共拋開國民黨幹革命的《五月指示》密令，是造成武漢國民政府“分共”的直接原因。為什麽共產國際會突然傳來一個《五月指示》呢？這與當時蘇聯內部進行的斯大林和托洛斯基的權力鬥爭有關。在中國問題上，斯大林持比較現實的態度，要求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一中國以前，保持與國民黨的合作。而托洛斯基卻持比較激進的態度，要求中國共產黨拋開國民黨幹革命，通過暴力革命建立真正的蘇維埃政權。

斯大林通過蘇聯駐國民黨政府顧問來指導中國革命，蘇聯顧問鮑羅廷是斯大林的代表，而托洛斯基卻通過共產國際這個組織來指導中國革命，帶來共產國際《五月指示》的印度人魯易則是托洛斯基的代表。這樣的雙重指導，也給中共帶來了很多麻煩，中共內部也分為現實的斯大林派和激進的托洛斯基派，在當時似乎支持激進革命論的人占了上風。在南昌起義問題上，１９２７年７月２３日斯大林派來接替鮑羅廷的蘇聯代表羅米那茲，強烈反對中共搞武裝暴動的南昌起義，但並沒有說服中共的激進派。

汪精衛看到共產國際指示中共拋開國民黨幹革命的《五月指示》後，開始要求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黨，進行所謂“分共”。當時武漢政府的大部分國民黨人都讚成分共，隻有孫中山的遺孀宋慶齡和外交部長陳友仁等很少數人反對分共。宋慶齡反對分共的理由，和後來中共的華國鋒等“凡是派”差不多，聲稱凡是孫中山生前親自製定的方針政策都不能變，否則就是總理的叛徒。

汪精衛反駁宋慶齡等“凡是派”的意見時說：“孫先生的偉大之處就在於根據其三民主義之原則來發展他的觀點，改變他的策略。當初他聯合袁世凱，後來經過事實的教訓就發動了討袁，當初他依賴陳炯明，後來他又義無反顧地發動征討陳逆。如果孫先生看到今天武漢的形勢，看到共黨正虎視眈眈地欲篡我黨之權、我黨之軍，他會怎樣？他一定會改變他的三大政策的。”

本來汪精衛和武漢國民政府並沒有打算象蔣介石那樣武力清共，而是準備讓共產黨和平地退出國民黨。但共產黨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在南昌發動了武裝暴動的“南昌起義”後，使武漢國民政府的和平分共政策發生了一百八十度轉彎，也開始逮捕處死共產黨人。汪精衛後來檢討說：“由於我的誤謬縱容，才使共產黨發展到這個地步”。汪精衛的“容共”政策使他在國民黨內部的威信受到很大影響。

武漢國民政府開始“清共”後，武漢政府和南京蔣介石政府之間的根本分歧就消失了，很多國民黨人開始要求分裂的武漢和南京政府重新統一。１９２７年８月初，馮玉祥分別致電寧漢政府，請求雙方重歸於好，合二為一。武漢政府堅稱自己是正統政府，斥責蔣介石違背黨統黨紀，在南京另立政府是“以軍治黨、以黨竊權”，是搞個人獨裁的結果。汪精衛提出寧漢政府重新聯合的前提必須是蔣介石下台，南京方麵的國民黨人要求寧漢統一的呼聲也很高，特別是在南京的李宗仁桂係軍隊的勢力膨脹，也從側麵催促蔣介石下台。

正巧蔣介石指揮的北伐軍在１９２７年８月初的徐州作戰中，又敗於孫傳芳的軍隊，蔣介石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提出需要“休息一下”，於８月１２日離開南京前往上海，８月１４日正式發表下野宣言，前往日本訪問。蔣介石的下野使汪精衛等反蔣派鬆了一口氣，８月１９日汪精衛代表武漢政府發表《遷都南京宣言》，汪精衛以為從此國民黨就可以實現“以黨治軍”的文人領導，消除軍人獨裁的疾患。

但汪精衛卻想錯了，當時的中國是一個誰槍多誰發言權就大的強權社會，各路將軍擁兵自重，汪精衛這樣的文人政府根本無法對他們進行有效的管束，更不要說進行領導。蔣介石宣布下野後，支持蔣介石的人紛紛離開南京，南京又成為李宗仁、白崇禧桂係軍人掌權的軍人政權，所謂“才驅走虎，又來了狼”，桂係軍人依靠手中的兵權，並不服從汪精衛文人政府的領導。孫中山是一個文人革命家，最早跟隨孫中山幹革命的汪精衛等人也均是文人政治家，沒有效忠於自己的嫡係軍隊。作為文人政治家的汪精衛要想在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社會中搞民主政治，幾乎是一種空想。

隨著北伐的進行，國民革命軍中桂係軍隊的勢力大大擴張，但桂係在黨內卻沒有什麽地位，於是統治南京的桂係實力派把在上海的西山會議派國民黨元老請來，幫他們在政府中撐腰。西山會議派是國民黨中最早開始反共的一派，１９２５年１１月曾在北京西山碧雲寺的孫中山靈前，召開過反共排共的西山會議，當時汪精衛主持下的廣州國民政府在二屆一中全會上通過了《彈劾西山會議案》，並宣布開除林森等１８人的黨籍。

然而西山會議派並沒有就此絕跡，他們仍在堅持活動。後來西山會議派遷往上海，在上海自行成立了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廣州的正統國民政府相對立。在汪精衛和陳獨秀發表國共兩黨合作的《聯合聲明》時，西山會議派的上海國民黨中央黨部，曾以國民黨中央的名義斥責汪精衛的行為是“賣黨、賣國之罪，願與國人共棄之。”蔣介石在南京另立政府後，作出了恢複林森等１８人黨籍的決議，但武漢的汪精衛政府並不承認這個決議，所以西山會議派對汪精衛耿耿於懷，極力反對汪精衛當國民黨的領袖。

１９２７年９月１１日，武漢政府、南京政府和西山會議派的三方人士，在上海召開了寧、漢、滬三方中央委員談話會，討論寧漢政府合並和統一黨務的問題。西山會議派的張繼發言說：“既要統一黨內各界同誌，就要承認上海的中央黨部，就要廢除二屆一中全會上的《彈劾西山會議案》。這個非法決議案是當時左傾路線的產物，必須宣布廢除，否則怎麽能團結統一黨內同誌？”

汪精衛反駁說：“中央的決議豈可任意廢除，除非由將來的四中全會作出新的決議。”汪精衛的發言遭到寧、滬代表的強烈反對。李宗仁說：“我們遷都南京後，於６月７日宣布林森、張繼等１８位同誌恢複黨籍的決議，所以才有今日統一黨務的基礎。汪同誌，你也不必再堅持過去的決議了。”

汪精衛仍堅持說：“南京的決議我們武漢中央並不知道。現在我提議：西山會議派決不能參加二屆四中全會，但為了團結同誌，可容納個人參加，不能容納上海黨部。二屆四中全會必須在武漢召開，否則我們武漢的同誌不參加會議。”這時寧、滬代表們開始翻汪精衛的舊帳，指責汪精衛反共不力，貽誤了黨國事業。寧方代表自稱他們是反共的先進，而滬方代表則更標榜他們是反共先進中的先進，這使汪精衛不得不自責說：“武漢方麵防範共產黨過於遲緩，請求處分。”

在這種拔劍張弩的氣氛中，孫科突然站起來提議說：“各位，兄弟提出一項折衷辦法，由寧、漢、滬三方共同組織一個中央特別委員會，作為過渡，先使合作告成，然後再謀補救的辦法。”孫科的折衷方案得到了大部分代表的同意，由於孫科是武漢方麵的代表，汪精衛不好堅持反對，也勉強同意這個方案。

後來在桂係軍人和西山會議派的操縱下，推舉出１４名中央特別委員會代表，汪精衛雖然名列第一，但桂係軍人和西山會議派的人占據多數，使特委會成為一個桂係軍人、西山會議派、以及孫科等人的聯合體，汪精衛、胡漢民、蔣介石等國民黨中的重量級人物，均反對這個中央特別委員會。由於當時蔣介石和胡漢民均已下野，汪精衛也於９月１３日通電下野，表示抗議特委會。汪精衛從反對蔣介石軍事獨裁，又轉為反對桂係的軍人統治。

汪精衛下野後，桂係軍人和西山會議派雖然靠中央特別委員會的名義執掌國民黨中央政府，但他們在軍事實力上無法和蔣介石相比，在黨內的資曆聲望又無法與汪精衛相比，所以桂係軍人和西山會議派的政權注定難於長久。汪精衛辭職後，張發奎、李濟深等人，在廣東召開了迎汪回粵大會，聯名邀請汪精衛回廣東指導革命。汪精衛於１０月２１日前往廣州，然後於１０月３０日召集在粵的中委會成員開會，通電全國否認南京的特別委員會的合法性。汪精衛說：“中央執行委員會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非全國代表大會無權取消。成立特委會取代中委會職權，等於取消了中委會，不合黨的法統和組織原則。”汪精衛邀集外地的中委會委員前來廣州，在廣州召開四中全會。麵對汪精衛的攻勢，南京的孫科等人也發出通電，堅持特別委員會不能取消，邀請各地中委會委員到南京召開四中全會。國民黨又出現了寧粵分裂的局麵。

就在寧粵雙方對峙之時，蔣介石於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０日從日本回到上海。原來不少國民黨人看到蔣介石走後無人能夠解決國民黨內部的分裂混亂局麵，紛紛電請蔣介石回國複職，出麵收拾混亂的殘局。在南京的李宗仁桂係本來是反蔣的，但汪精衛公開反對他們的特委會後，使他們的政權已難於支撐，所以也表示同意蔣介石回來複職。蔣介石在這次訪問日本時辦成了兩件大事，一是征得宋太夫人同意他與宋美齡的婚事，二是得到了日本方麵對北伐的理解和支持。

北伐軍１９２７年３月進入南京時，發生了針對外國人的暴行，為此英美軍艦曾向南京城中炮擊報複。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１日，英美法意日５國向武漢和南京的國民黨政府同時提出了通牒，要求國民政府正式道歉，懲罰責任者，以及對被害者進行賠償。南京的蔣介石在列強提出通牒後的第二天發動了“清共”的４月１２日政變，作為對列強通牒的無言回答。本來西方列強對蘇聯支持下的國民黨勢力的迅速發展十分擔憂，蔣介石的反共政變使英美日等以反共為第一國策的各列強，有了一塊石頭落地的安心感，所以沒有再向國民黨要求道歉和賠償。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爭取英美日各國的政治支持和經濟援助。當時在中國如果沒有外國政治和經濟的援助，是不可能掌握政權的。蔣介石一旦離開蘇聯的援助，就必須尋找新的援助國，蔣介石把眼光轉向英美日等資本主義國家。但由於以前國民黨和蘇聯的關係太深，如果隻是進行平和的分共，未必能消除英美日等國對國民黨反共之誠意的疑慮。所以蔣介石一不作二不休，用共產黨人的鮮血來換取西方列強的信任。果然西方各國對蔣介石的堅決反共大加讚賞，開始在政治上支持蔣介石，這也是蔣介石後來能夠在國民黨的多次內鬥中取勝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為什麽會發生殺戮外國人的南京事件問題上，國外學者比較傾向於北伐軍戰士自發地發起反外仇外事件。當時北伐軍戰士在共產黨代表的列寧“帝國主義理論”的教育下，相信中國的貧窮落後皆為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掠奪所造成，所以非常痛恨作為“侵略者”的外國人，自發地發起了殺戮外國人的事件。也有人認為南京事件是蘇聯的陰謀：由於當時蔣介石反共的跡象已經比較明顯，蘇聯顧問密令在蔣介石軍隊中的共產黨員挑動士兵殺戮外國人，這樣就使蔣介石與西方國家的關係敵對化，從而斷絕蔣介石投靠帝國主義國家的後路。但蘇聯人的計謀卻起了反作用，不但沒有阻止蔣介石投靠西方國家，反而促成了蔣介石徹底反共的決心。

蔣介石在１９２７年９月末到１１月初的訪日期間，與日本首相田中義一，陸軍大臣向川義則等政府要人進行了多次密談。日方要求蔣介石承認日本在滿蒙的特殊權益，履行孫中山以前的諾言（據說孫中山以前曾以滿蒙的特殊權益作為日本援助中國革命的交換條件），蔣介石則要求日本不援助張作霖，支持國民黨統一中國。最後雙方達成協議：日本不援助張作霖，支持反共反蘇的國民革命取得成功，承認國民黨在中國建立政府，並保證向蔣介石提供一筆巨額借款。蔣介石則表示承認日本在滿蒙的特殊權益，堅決反共到底。蔣介石訪日期間還與美國駐日本的特使進行了會談，得到了美國支持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的許諾，而蔣介石則許諾保障美國在中國的一切權益。蔣介石利用“下野”進行的外交活動，取得了日美等列強的政治經濟支持，大大增加了他在國民黨中的政治資本。

蔣介石一回到上海，就立即給汪精衛拍電報“負荊請罪”，畢竟汪精衛在黨內有相當的地位威望，得到汪精衛的諒解才能順利複職。蔣介石在電報中說：“此後黨國重任，惟兄是賴。凡能於黨國有益，則弟必盡我心力，依照兄之意圖，不渝始終，以盡區區之意。若兄能來滬晤商一切，勝幸焉……”汪精衛見蔣介石有誠意，就於１１月１６日乘船赴上海和蔣介石談判國民黨各派的聯合問題。沒有想到汪精衛一離開廣州，張發奎等人就發動了一場倒桂政變，將桂係在廣州的部隊繳械，爾後張發奎指揮的粵軍在梧州一帶和桂軍相持。共產黨人則乘廣州城內空虛之機，在葉挺、葉劍英的領導下於１２月１１日發動了廣州暴動。

共產黨的起義部隊自稱“紅軍”，和回師鎮壓暴動的張發奎第四軍發生了激戰，使廣州遭到了極大的損害。李宗仁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共產黨此次暴動，可說是毫無理性，燒殺之慘，實無前例。市民均被迫以紅巾係頸，表示擁護紅軍，否則格殺勿論。張發奎等人以共黨在後方搗亂，破壞其統一兩廣的大計，憤恨之餘，遂也恣意殺戮。下令凡見頸係紅巾的，即格殺勿論。人民分不出孰為紅軍，孰為第四軍，隻知有紅巾亦死，沒有紅巾亦死。一時廣州全市鬼哭神嚎，無辜人民被殺的不計其數。大火數日不絕，精華悉被焚毀。

廣州暴動之後，全國嘩然，一片聲討之聲。張發奎等人見眾怒難犯，均宣布辭職前往香港。而蔣介石派、西山會議派、以及桂係軍人派則借機攻擊汪精衛，他們說汪精衛和張發奎等人勾結共產黨，蓄意製造了焚殺廣州事件，甚至有人說汪精衛本人就是共產主義分子，一時間搞得汪精衛說不清辯不明。南京的特委會要求查辦汪精衛，白崇禧甚至找上海的青幫頭目杜月笙下綁票暗殺汪精衛。後來雖然查明廣州事件和汪精衛並沒有直接關係，但汪精衛作為廣州地區的政府首腦難以逃避責任，於是汪精衛１２月１６日發表了引退政界的聲明，和陳璧君一起前往法國。

汪精衛前往法國臨行之前，陳公博前來送行。汪精衛勸陳公博也一起去法國，陳公博卻提出相反意見，陳公博說：“我總是不明白汪先生遇事便出國。中山艦事件發生時，先生本可不必走的，卻走了。四中全會快召開了，李宗仁、胡漢民都離開了，擁護汪先生的人不是沒有。憑汪先生的資曆和威望，還擔心選不上國民政府主席？”

汪精衛說：“蔣介石既然容我不得，我又何必留在他身邊合作？合則留，不合則去，這是我的辦事原則。與其受人之羈縻，不如離去。”陳公博說：“我的想法與汪先生不同。合則留，不合則去，雖然有古君子之風，但我認為每個國民對國家都有一份責任。我的處世原則是：合則留，不合則打，打不過才去。我也知道留在上海有一定危險，但我要作一個鬥士，上海就是我的鬥場。我手下沒有兵，但我手中有筆，有一批朋友，我要同蔣介石展開理論上的戰鬥！”

汪精衛走後，陳公博聯合國民黨內的一批反蔣民主人士組成了“改組同誌會”，即所謂“改組派”，在上海辦雜誌和蔣介石進行理論上的鬥爭，汪精衛則成為改組派的精神領袖。

汪精衛一走，國民黨中就沒有了能夠製約蔣介石的重量級人物，蔣介石又開始獨攬大權。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２８日，在蔣介石的壓力下，桂係軍人和西山會議派的特委會宣告結束，１９２８年１月４日蔣介石回到南京正式複職。在蔣介石的主持下，２月２日召開了二屆四中全會，統一了國民黨各派，使持續了半年之久的國民黨黨內鬥爭暫時告一段落。二屆四中全會明文取消了孫中山在一大時製定的聯俄聯共三大政策，凡因反對三大政策而被開除黨籍的人一律平反。

這次蔣介石重新上台接受了以前搞獨裁引起黨內強烈反對的教訓，特別注意不給人造成獨裁的印象。蔣介石隻作軍事委員會主席，把最高職位的國民政府主席讓給了譚庭楷。此外蔣介石還建議除了南京中央政府之外，再在廣州、武漢、開封、太原建立四個政治分會，以便互相進行監督。廣州、武漢、開封、太原的政治分會主席由掌握軍隊實力的李濟深、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擔任。

蔣介石統一全黨後，於１９２８年４月重新開始北伐，這次北伐進軍順利，於６月８日攻占北京。７月６日，蔣介石在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等人的陪同下，前往北京西山碧雲寺靄見孫中山靈位，蔣介石熱淚盈眶地向國父之靈報告他生前統一中國的願望已經實現。

孫中山晚年在國民黨中的作風近似於獨裁，但國民黨是由孫中山一手建起，孫中山在黨內具有無人可比、不可動搖的威望。汪精衛則是國民黨內民主派的代表，汪精衛接班後，改組國民黨建立了新的集體領導體製，也得到了國民黨人的擁護。然而蔣介石上台後，卻要學孫中山獨攬一切的獨裁作法，但蔣介石本人又沒有孫中山那樣的巨大威望，所以蔣介石挾軍隊搞軍事獨裁的做法，在國民黨內引起了極大的反感和反對，這也是後來國民黨內部激烈鬥爭頻繁不斷的主要原因。

這次汪精衛反蔣失敗，雖然與汪精衛拘泥於孫中山的三大政策，沒有把握好國民黨內部反共的呼聲，搞反共過於遲緩有關，但最根本的還是在於汪精衛沒有一隻效忠於他本人的軍隊，無法製止各路軍人的擁兵自重，無法建立中央政府的有效權威。在具有“槍杆子裏麵出政權”曆史的中國，汪精衛這樣沒有軍隊背景的文人政治家，要想遏製蔣介石的軍事獨裁，自然是非常艱難的。


第二部分之五：護黨救國運動

１９２７年１２月中共發起廣州暴動之後，汪精衛發表了引退政界的聲明，和陳璧君一起前往法國。汪精衛一走，國民黨中失去了政治上能夠製約蔣介石的重量級人物，蔣介石又開始獨攬大權。１９２８年２月，在蔣介石的主持下，國民黨召開了二屆四中全會，統一了國民黨各派，使持續了半年之久的國民黨黨內鬥爭暫時告一段落。蔣介石統一全黨後，於１９２８年４月重新開始北伐，這次北伐軍進軍非常順利，除了在濟南和日軍發生小規模衝突以外，幾乎沒有遇到什麽阻擋，僅僅兩個月後的６月８日就攻占了北京，宣告北伐成功。

蔣介石這次北伐之所以非常順利，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得到了英美等西方諸國的支持。在前一次北伐時，蘇聯支持國民黨，而西方諸國支持北洋軍閥。蔣介石於１９２７年４月暴力反共以後，西方諸國開始放棄對其他腐敗軍閥的支持，轉而支持蔣介石。蔣介石統一中國之後，美國帶頭承認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其他西方諸國不久也承認了南京政府，使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成為被國際上公認的合法政府。奉係軍閥張作霖在戰敗後從北京逃往奉天的途中，被日本關東軍陰謀炸死。張作霖死後不久，繼承父位的張學良宣布“服從國民政府，改旗易幟”，新疆的楊增先不久也宣布效忠國民黨政府，使中國在軍閥混戰了十幾年後，首次出現全國統一的局麵。

按照國民黨創始人孫中山的設想，在武力統一中國以後，要在中國建立一個民主政治的國家。作為孫中山政治思想中核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把建立民主政治作為中國革命的三大目標之一。但孫中山並沒有準備在革命成功後立即在中國實現民主政治，而是要經過“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階段逐步實現民主化。“軍政”階段是指在軍事革命時期，由革命軍的軍政府實行獨裁的“軍法之治”，這時既沒有憲法也沒有議會。在軍政府的軍事統治下，用暴力推翻反革命政權，建立以三民主義為綱領的國民政府。在國民黨奪取政權，統一中國後，進入“訓政”階段。“訓政”階段是指在地方上進行局部的民主化試驗，對人民大眾進行民主政治的指導和訓練，但這時全國仍由中央政府進行獨裁的“約法之治”。等待人民大眾的政治覺悟成熟以後，最後進入“憲政”階段。在“憲政”階段由成熟的國民進行選舉，製訂憲法，然後解散獨裁的中央政府，建立民選政權，最終實現真正民主化的“憲法之治”。

根據孫中山的“三段論”民主化設想，蔣介石在統一中國後，於１９２８年６月１５日代表國民政府宣布“軍政階段”正式結束，１０月３日發表了進入“訓政階段”的宣言，宣布組建一個由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院組成的國民政府，這就是孫中山設想的“五權分立”政治體係。但這種五權分立政體居然在政府中設立立法院和司法院，使立法權和司法權均處於被國家政府所領導的地位，這與西方民主國家的立法機構和司法機構獨立於國家政府之外的“三權分立”體係是背道而馳的。所謂“五權分立”，隻是把五種權力集中於國民黨之下的獨裁體製，所有五院的院長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任命，皆由國民黨員擔任。

當然這種由中央政府進行獨裁的“約法之治”，是符合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的，當時國民黨中並沒有人對“五權分立”的國民政府提出異議。蔣介石自己出任國家元首的國民政府主席，由胡漢民等人出任立法院長等高級職務。可是在召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問題上，蔣介石的行為引起了國民黨內極大的反對。

１９２８年２月２１日，蔣介石以國民黨中央常委會的名義宣布“三大”代表的產生方法：在全部大會代表名額中，由中央指定一半，省市選舉一半，而尚未成立黨部的省市也由中央圈定代表。按照這個方法，全部４０９名大會代表中，２１１人為指定代表，１２２人為圈定代表，真正通過選舉產生的代表隻有７６人。這樣一來，“三大”的代表幾乎全是蔣介石的禦用代表，“三大”也就成為蔣介石個人包辦的大會。

這簡直是製造蔣家天下！大量的國民黨人開始憤怒了，他們紛紛指責蔣介石借大會之名竊黨造派，把持中央，以發展其個人之地位。而反對蔣介石軍政獨裁最堅決的，是以陳公博為首的“改組同誌會”。１９２７年底汪精衛辭職前往法國後，陳公博和顧孟餘、王樂平等人組織起“改組同誌會”，即所謂改組派。改組派主張恢複國民黨１９２４年的改組精神，重新改組中國國民黨。陳公博辦《革命評論》，顧盂餘辦《前進》等刊物，與南京的蔣介石政權進行“筆戰”。陳公博在《國民革命的危機和我們的錯誤》一文中指出：“今日國民黨已被軍閥、官僚、政客、買辦、劣紳、土豪所侵蝕盤踞盜劫把持，孫總理的三民主義已被他們所篡改，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綱領已被他們拋棄，南京的中央已成為一切反動勢力的大本營。”

陳公博生於廣州，其父是原廣西提督陳誌源。陳誌源早年參加了同盟會，起義失敗後入獄。此後陳公博開始以打工為生，後來又去當兵，做過班長、司務長。１９１４年陳公博考入廣州法政專門學校，１９１７年又考入北京大學哲學係，在老師陳獨秀的教導下，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北大畢業後，陳公博回廣東法政學校任教。１９２０年陳獨秀到廣東任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後，和陳公博等人一起組織起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１９２１年，經陳獨秀提議，陳公博作為廣東代表，去上海參加中共的“一大”。陳公博在中共建黨初期擔任中共廣東區委組織委員，但１９２３年陳公博去美國留學後，宣布脫離中共，被中共開除黨籍。陳公博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經濟學，一年後獲碩士學位。１９２５年陳公博回到廣州，在廣東大學當教授。陳公博最初得到廖仲愷的賞識，後來又被汪精衛看中，１９２５年國民政府成立時，陳公博擔任軍委會政治訓練部主任，在廖仲愷遇刺後，接任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長。陳公博一直是國民黨左派的支持者，在各次黨內鬥爭中，均站在汪精衛的一邊。

汪精衛的政治信條是基於民主思想的“均權”與“共治”，這與蔣介石的政治信條“專權”與“獨裁”是根本對立的。雖然汪精衛公開發表談話時說：他隻是同情改組同誌會，並不是改組會成員。但汪精衛對改組派有極大的影響，是改組派的“精神領袖”。改組派以國民黨內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為主，他們要求在國民黨內實行民主，在國民黨內引起了很大反響，一時間其組織發展很快，在全國各地和香港，以及日本、法國、新加坡、越南等地都建立了分會，全盛時期成員曾多達萬餘人。改組派在蔣派的南京國民黨區內也有相當的力量，凡南京國民黨有組織的地方，幾乎都有改組派的組織。

在“三大”開幕前夕的３月１１日，陳公博、顧盂餘、何香凝、王樂平等第二屆中央執監委員十三人，聯名發表《關於最近黨務之宣言》。《宣言》指出：“北伐勝利以後，黨中腐化分子及投機分子卻違反民眾要求，至人民之權利，則一無所獲。而萬民所望之黨的‘三大’，其代表選舉法及代表產生法，將近百分之八十之代表，為中央所圈定與指派，將本黨民主製度之精神，蹂躪殆盡。本黨曾反對段棋瑞之善後會議，以其為少數軍閥政客所操縱。今本黨最高權力機關代表之產生，亦與類似。按照此種辦法，則所謂代表者，己完全喪失其意義。同人等對此違法之代表產生法，雖屢次提出異議，而主持中央者，竟充耳勿聞。為此，對此種之會誓不承認。”

改組派的這篇檄文，在國民黨中掀起了大瀾，不少反對或不滿蔣介石的大會代表也提出辭呈表示抗議。３月１４日，中央大學學生、國民黨員吳健帶動一批黨員到南京市黨部請願，要求召開全市黨員代表大會，討論出席“三大”代表的問題，人們高呼：“反對蔣委員長陰謀篡黨奪權！”，“堅決反對蔣委員長包辦操縱大會代表！”。南京市黨部被迫同意在夫子廟大禮堂召開全市黨員代表大會，大會由吳健主持，全市十個區黨部的代表都參加了會議，在會議通過《反對非法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案》後，忽然一群暴徒衝向主席台毆打吳健和其他主持人，緊接著大批軍警趕來衝進會場，大打出手，打傷多人，並當場逮捕代表七人。這就是轟動一時的“三一四”事件。

“三一四”事件後，改組派的南京分會被暴徒搗毀，改組派在南京已無法立足，於是他們轉移到上海，以法租界為基地，建立起“中國國民黨各省市黨部、海外總支部聯合辦事處”，繼續進行反對蔣介石獨裁專製的鬥爭。

國民黨內反對蔣介石的除了改組派等文人團體外，還有很多軍人將領。北伐勝利時，國民革命軍共有８４個軍，２２０多萬人，這還不包括張學良的數十萬東北軍。如此龐大的軍隊，給國家造成了沉重的財政負擔，對中國近代化構成嚴重的影響。當時中國的年度財政收入約４億５千萬元，除去１億元用於償還各種外債以外，實際可以動用的財政約３億５千萬元，其中３億元為軍事費用，占政府支出的８０以上。所以蔣介石在北伐勝利後提出裁軍，本來是有充足理由的。

但蔣介石的裁軍計劃，卻引起了很多國民軍將領的強烈抵製，因為蔣介石要搞的裁軍隻裁旁係部隊，卻不裁他的直係部隊。北伐時國民革命軍有四個集團軍，除了第一集團軍是蔣介石的嫡係部隊以外，第二集團軍是馮玉祥的西北軍，第三集團軍是閻錫山的晉軍，第四集團軍是李宗仁、白崇禧為首的桂係部隊。此外張學良的東北軍，張發奎的粵軍，唐生智的川軍，以及一些地方上的雜牌軍，都是非嫡係的旁係部隊。這些旁係部隊並非絕對服從於蔣介石，對於蔣介石的軍事獨裁顯然是一種潛在的威脅，於是蔣介石想通過裁軍來除掉不聽從他命令的旁係軍隊。

蔣介石這個帶有私心的裁軍方案，當然引起各路旁係部隊將領的強烈反對，蔣介石首先拿對他威脅最大的李宗仁桂係部隊開刀，結果李宗仁害怕蔣介石暗算，於１９２９年２月私自潛出南京，脫離南京政府重返廣西。在蔣介石召開“三大”之前，白崇禧又宣布辭職抵製蔣介石包辦“三大”，拉開了桂係和蔣介石直接對抗的序幕。

在一片反對和抗議聲中，１９２９年３月１５日，蔣介石在南京主持召開了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次蔣介石包辦的大會上，通過了很多處分反對蔣介石之人的決議案。蔣介石在主席團報告中說：“今日討伐叛徒，以國家論，是為討伐叛將；以黨論，即為討伐反革命分子。此等叛黨分子，應由大會開除其黨籍。”結果大會通過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叛黨亂國罪”，永遠開除黨籍，改組派領袖陳公博永遠開除黨籍，顧孟餘開除黨籍三年。對汪精衛則予以書麵警告的處分，處分汪精衛的理由是“跡近縱袒弄兵，釀成廣州共變”。

在“三大”結束後，蔣介石於１９２９年４月開始討伐桂軍，分兵三路進攻廣西，與桂軍經過幾次激戰，結果桂係軍大敗，６月桂軍將領李宗仁、白崇禧逃往香港，第一次蔣桂戰爭結束。雖然蔣介石在蔣桂戰爭中取得了軍事勝利，但在政治上卻進一步陷入眾矢之的。１９２９年５月，以改組派為核心、聯合其他國民黨的反蔣派別，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國民黨護黨革命大同盟”，唐生智、張發奎、李宗仁等地方實力派代表參加，閻錫山、馮玉祥也與之建立聯係。

“中國國民黨護黨革命大同盟”發表宣言，呼籲恢複黨權，“鏟除叛徒蔣中正的一切勢力”，“打倒盜竊黨權政權的蔣介石”。宣言中還特別聲明不承認蔣介石包辦的“三大”，聲稱南京政府的一切命令與外交等皆無效力。“中國國民黨護黨革命大同盟”尊遠在法國的汪精衛為領袖，號召“迎吾黨領袖汪主席歸國護黨”，組織護黨政府和護黨革命軍，直搗南京政府，肅清反動勢力。

１９２９年９月１７日，張發奎在湖北打出“護黨救國軍”的大旗，發表《擁汪討蔣宣言》，電請汪精衛回國：“主席回國方可對國內軍事發揮號召力，對官兵之影響尤為重大。即使返國不能深入軍中，亦可居香港以指導軍事，策勵士氣。”在這種情況下，汪精衛決定回國抗蔣。臨行前他與陳公博等人聯名發表一篇《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監委員會最近對時局宣言》，曆數蔣介石的十大罪狀：“習於專製，私利是圖，首內啟本黨之糾紛，複外援帝國主義及國內反動派以自固；嘯聚群小，把持政權，摧殘民眾，排除異己……”。汪精衛在這篇《宣言》提出五項主張：改組國民政府，籌備召開真正的“三大”，否認蔣介石包辦的“三大”以及會上通過的一切決議案，否認蔣介石出賣國家經濟權利的一切秘密文件。汪精衛說反蔣運動是“一常厚主勢力與封建勢力的大決戰，廣大黨員應奉獻自身於民主勢力，將血作水，以溉民主勢力之根，將身作肥料，以沃民主勢力之果。”

當時中國除了政界、軍界掀起強大的反蔣運動外，在學術界也引發了民主與獨裁之爭。胡適在１９２９年蔣介石發表訓政的“約法之治”後，發表了著名的“人權與約法”的文章，指出國民黨政府作為中國民眾的代言人，進行獨裁的“約法之治”，違反了人民的基本人權。胡適主張首先建立保障人權的憲法，開放“黨禁”，實施多黨政治，建立一個“以法治國”的人民參政國家，而不是“以黨治國”的一黨獨裁體製。

胡適這樣的批評並不局限於蔣介石，還牽扯到了孫中山，在學術界與錢端升等專製擁護派學者進行了激烈的筆戰。但胡適提倡的人權思想並沒有在國民黨政界引起共鳴，國民黨內的民主派汪精衛等人雖然主張實行黨內民主，但並不主張立即放棄國民黨一黨專政而搞西方式的多政黨體製。胡適的民主思想實在走得太遠了。

１９２９年１０上旬，汪精衛來到香港，使改組派和“護黨救國軍”的精神大振。然而汪精衛曾經在１９２７年帶頭反對過桂係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特委會”，所以雙方有很大的隔閡，但這次為了反蔣的共同目的，雙方重新言歸於好。汪精衛回國後，以“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監委員聯席會議”的名義發布命令，對各路“護黨救國軍”發出委任狀和番號。其中第一、二路的番號留給閻錫山和馮玉祥，張發奎、唐生智、石友三、胡宗鋒、何鍵、李宗仁，分別委以第三、四、五、六、七、八路軍總司令。他一人統領六路反蔣大軍，一時聲勢極盛。

但這隻七拚八湊的隊伍內部矛盾錯綜複雜，指揮不靈，步調不一。不到半年，汪精衛的六路反蔣大軍很快被蔣介石各個擊破或收買瓦解。雖然汪精衛的南方反蔣軍隊失敗，但北方馮玉祥和閻錫山的反蔣軍隊，並非汪精衛的六路反蔣軍那樣的烏合之眾，而具有相當的戰鬥力。１９３０年初，閻錫山聯合馮玉祥和李宗仁組成反蔣聯軍，１９３０年４月１日，閻錫山在太原宣誓就任“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分別在潼關、桂林宣誓就任“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三個司令部下轄七十餘萬軍隊，組成八個方麵軍向南京圍攻，浩大的“中原大戰”爆發了。

“中原大戰”爆發後，閻錫山電請汪精衛北上主持黨務。在閻、馮等人的發起下，改組派和西山會議派等反蔣各派，在北京聯合成立了“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汪精衛被奉為“擴大會議”的領袖。本來左傾的改組派和右傾的西山會議派是勢不兩立的對頭，然而雙方在遭到蔣介石的排斥打擊後，深感隻有團結一致，才能對抗蔣介石的軍人獨裁。於是雙方暫時摒棄前嫌，握手言和。

１９３０年８月７日，“中國國民黨黨部擴大會議”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正式召開，汪精衛、陳公博等人的改組派、謝持、鄒魯等人的西山會議派，以及閻錫山、馮玉祥等人的軍事實力派參加了會議。會議由汪精衛主持，頒布了《國民政府組織大綱》，宣布成立國民政府，閻錫山當選政府主席。在領導分工上，汪精衛主黨，閻錫山主政，閻錫山和馮玉祥共同主軍。

在中原大戰中，蔣介石軍隊和閻馮聯軍都損失慘重，雙方共有３０餘萬人傷亡，為中華民國建國以來的首次惡戰。此時決定戰局的勝敗就在於張學良的東北軍，東北軍加入哪個陣營，就會使哪個陣營取得勝利的主動權。所以蔣介石和閻馮等人都在拉攏張學良，閻錫山給他送來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的委任狀，蔣介石也送來了同樣的委任狀，還同時將數百萬元巨款匯至沈陽，但張學良在中原大戰初期一時間持袖手旁觀的中立態度。

１９３０年９月，戰局向有利於蔣介石軍隊的方向發展。９月１７日，張學良發出了擁護南京中央政府的聲明，派東北軍入關，在十餘天時間內先後接收了天津、北平和河北等地，使閻、馮聯軍處於腹背受敵的困境，紛紛敗退。１１月４日，閻錫山、馮玉祥見大勢已去，聯名發表通電聲明“即日釋權歸田”，長達七個月的中原大戰遂告結束。

閻、馮聯軍敗陣後，１９３１年元旦汪精衛在天津發表下野聲明，並準備宣布解散改組派，反蔣運動一時進入低潮。此時蔣介石不僅任國民政府主席，又開始兼任行政院長，獨攬國民黨的黨政軍大權。但不久蔣介石因為軟禁立法院長胡漢民，又引起了全國範圍的反蔣大潮。

胡漢民本是與汪精衛一起最早參加同盟會的元老，但胡在１９２５年的廖仲愷被刺案中，因涉嫌而被迫出國。胡漢民回國後寓居上海“閉門讀書”，不直接參與國民黨的政事。１９２７年４月蔣介石請胡漢民去南京，共商反共之事，胡漢民欣然同意，第一次與蔣介石合作。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８日蔣介石在南京另立國民政府，胡漢民出任國民政府主席，胡漢民以國民黨元老的身份主持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在關鍵時刻幫了蔣介石的大忙，替他支撐起了“另立中央”的門麵，與當時武漢的汪精衛正統國民黨中央相對抗。１９２７年８月蔣介石下野後，胡漢民由於不願和汪精衛合作，隨之也辭職出國考察。

１９２８年９月胡漢民回國後，再次與蔣介石合作。１９２８年１０月，胡漢民幫助蔣介石組成了五院製的國民政府，尊蔣介石為主席，自己當立法院長。此後胡漢民在新國民政府的建設上出力頗多，對蔣介石打敗閻馮的“護黨救國軍”也幫了大忙，在這段時間胡漢民和蔣介石的合作比較密切。然而蔣介石取得中原大戰的勝利後，越來越不尊重胡漢民這位“老前輩”，蔣胡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胡漢民常對人說：“我在中央不過是一個開會機器罷了。”

蔣介石在中原大戰勝利後，又設想招開國民會議，製定訓政時期的“約法”，選舉總統，用法律程序確立自己作為國民黨領袖的地位和獨裁權力。此時胡漢民也開始反對蔣介石的獨裁，堅決反對蔣介石搞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總統製，也不同意製定“約法”，從而發生蔣胡的“約法之爭”。１９３１年２月２８日，蔣介石以宴請議事為名，將胡漢民騙到總司令部，逼胡辭去立法院長職務。次日胡漢民提出辭呈，將黨部、政府職務全部辭去，被憲兵押送南京郊外湯山溫泉別墅軟禁。

胡漢民被扣壓一事，在國民黨朝野引起了軒然大波。１９３１年３月１４日，汪精衛在香港發表了《為胡漢民被囚重要宣言》，斥責蔣介石“一麵擺酒請客，一麵拔槍捉人，以國民政府主席而出於強盜綁票之行徑，較之青霜劍之狗官，有過之而無不及。”１９３１年４月３０日，國民黨中央四位監察委員古應芬、林森等人，發表了《彈劾蔣中正提案》的通電，指責蔣介石排除異己，製造獨裁，要求對蔣進行撤職查辦。５月３日，兩廣將領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數十人聯名發表通電，擁護“四監委”彈劾案，要求釋放胡漢民，蔣介石下野。

１９３１年５月２７日，兩廣地方實力派陳濟棠、李宗仁等人，效法孫中山當年在廣州召開非常國會，成立了“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打出“打倒獨裁”“護黨救國”的旗號，提出凡國民黨第一、二、三屆中央執監委員讚成反蔣者（共產黨員除外），均自然成為非常會議的委員。陳濟棠、李宗仁等人邀在香港的汪精衛出任領袖，在汪精衛的主持下，於５月２８日成立了廣州國民政府，否認南京國民政府的合法性。

本來胡漢民和汪精衛在孫中山逝世後就長期不和，寧滬漢合流期間，汪精衛到上海胡漢民府上登門求見，胡漢民竟拒之門外。然而這次在反蔣的共同目標下，兩人又重新合作。汪精衛對人說：“過去我和胡先生的不和，都是上了蔣介石的當。蔣之所以能專橫跋扈，就是因為我們不能團結。這回反蔣，一定要合作到底。即使萬一失敗了去跳海，也要大家抱在一起去跳。”

這次在廣州成立的國民政府，是一個反蔣勢力的大聯合，除了以前參加反蔣的改組派和西山會議派外，又新添了胡漢民派，後來南京的林森和孫科也前來參加反蔣隊伍。但派別越多，派係之間的矛盾也越大，使汪精衛經常處於左右為難的境地。１９３１年９月初，廣州政府派軍北上討蔣，寧粵戰爭爆發。正在此時，９月１８日在東北的日本關東軍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完全改變了中國曆史的進程。

對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３１年這一段國民黨人反對蔣介石獨裁鬥爭的曆史，國共兩黨的曆史書都有所曲解。由於台灣國府是蔣介石政府的班底，台灣的曆史書把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３１年的反蔣鬥爭，曲繪為蔣介石消滅“新軍閥”的派係鬥爭；大陸共產黨的曆史書，也把這一段反蔣鬥爭描繪為國民黨內部“狗咬狗”的權力鬥爭，這些都人為地歪曲了當時國民黨人反對蔣介石軍人獨裁的鬥爭。盡管這場反蔣鬥爭中可能包含有一些權力鬥爭的因素，但後來國民黨內幾乎所有非蔣介石嫡係的政治派別和軍隊，都站到了反蔣的一邊，說明蔣介石的獨裁在國民黨內是非常不得人心的。這場反對蔣介石獨裁的政治運動和軍事行動，從曆史的眼光來看，應該屬於正義和進步的。

如果沒有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蔣介石的軍事政權在廣大國民黨人的反對下，也未必能維持很久。如果曆史真是這樣的話，蔣介石不但當不成民族英雄，反而要成為袁世凱那樣搞複辟倒退的民族敗類。所以不但共產黨感謝日本侵略的“幫忙”，蔣介石也感謝日本侵略的“幫忙”，幫他從專橫的獨裁者走上了民族英雄的寶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