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的“光輝”源自民族文化之昏聵- -

(文章來自: 天益雜文)


2006 年 11 月 16 日 《南方周末》“往事”專欄刊載了兩篇有關孫中山的訪談錄。一篇是官方的孫中山研究會會長金衝及的老生常談，所謂“官不變道亦不變”，老調子是國共兩黨難得一致的協奏曲；恰如 19 世紀末英國哲學家赫 . 斯賓塞在《社會靜力學》裏的斷言：“在人類自由最不受重視的地方，英雄崇拜總是盛行的。”金衝及所說的“孫中山的光輝”，了無新意，不過是這個民族自圖騰崇拜一直發展至皇權崇拜的延續而已。至於孫的“世界眼光”，那更是因政治需要而“立邦”出來的迷幻色彩。孫大炮滿腦子都是虛榮，一個最簡單的例證就是：他從未獲得過任何博士學位，卻以博士自稱。有辯護者說是“醫生”（ Dr. ）誤譯所致，可《孫越宣言》裏左一個“博士”右一個“博士”卻是不必翻譯的漢字。孫一直自稱“洪秀全第二”，延續至今的頌揚太平天國這個邪教禍亂為“義舉”就是從孫中山開始的。為實現其總統夢，堪稱不擇手段，首次謀劃“起義”即為事成後誰任“合眾國總統”與楊衢雲爭執不休。辛亥之後，袁世凱致信黎元洪首倡和議，南北議和本已初步達成共識，國內和平局麵已見端倪，然而老孫風塵仆仆趕回來，立即否決了宋教仁等主張的內閣製，力主總統製；接著否決了各省代表擬選其為“大元帥”，非要當正式“大總統”不可。但各省代表沒有完全就範，不顧其一再主張，硬是給他的“大總統”加了個“臨時”的前綴。 孫中山曾經信誓旦旦遊說革命黨各派勢力，說他主政後立即可以得到西方各國承認，從而外援不斷，清廷速亡。這個理由一度使革命黨人相信，然而事實正好相反，盡管他不斷呼籲各國，甚至以承認清廷所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並進一步開放中國全部市場相誘惑，卻無一承認孫氏政府之國，就連當時極欲“趁此絕好機會，亟應在華中、華南建立兩個獨立國家，而使滿清朝廷偏安華北”的日本政府，也不敢公然支持孫氏立國。 接著孫不顧本黨要員包括黃興在內的一致反對，破壞基本達成的南北和議條款，力主“北伐”，甚至不惜暗中勾結日本，擬定犧牲滿蒙的條約以換取日本借款 1500 萬助其實現個人野心。統計資料證明，日本政府在這幾個月內給南京“臨時政府”貸款 12 筆，共 1079 萬元，資助老孫挑動內戰分裂中國。就連他的忠實擁躉汪精衛也忍不住高喊：“你不讚成議和，不就是舍不得這個總統嗎？”黃興則威脅說議和不成就切腹自殺！且日本政府一方麵顧忌西方各國的壓力，另一方麵也看不出孫中山有何能耐獲得“革命成功”，並不敢公開放手援孫。孫一意孤行之“北伐”泡湯之後，日本政府即允孫文等逃亡日本，並以為籌碼要挾不肯就範的中國北洋政府。有研究表明，隨後的“二十一條”正是孫中山通過“黑龍會”促成的，這個竭力幫助孫中山的日本極端團體，正是 20 世紀日本侵華的主要策劃者，就連“中山”這個名字也是“黑龍會”幹將給孫起的，“偉大的愛國者”？

試想，如此獨斷專行算哪門子“世界眼光”？ 當時的孫中山正如《紐約時報》社論所表述的，毫無安邦定國之能耐，“隻有袁世凱是惟一能將和平與秩序重新給予中國的人。”孫中山為實現其“大總統”美夢，所作所為也就是攪亂中華，使“和平與秩序”不能實現，這正是日本一直渴求的狀況。以 1922 年 6 月 15 日《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所述：“民國十一年七次戰爭，前五次是民主派和北洋軍閥之理想及勢力衝突，後二次是軍閥內訌”，可見曆史教科書所謂“軍閥混戰”根本不實，老孫挑起的戰端更甚！從那時往後，直至“打倒軍閥”完成，中國的內戰更多更慘烈！ 美國駐華大使 嘉樂恒辛亥革命爆發後報告國務院：“中國選舉孫逸仙為臨時大總統，足以團結革命陣營。孫氏雖為各方所矚望之革命領袖，然或許將成為獨裁者。”後來，在與蘇俄代表馬林密謀進程中， 1922 年元旦，孫在桂林舉行“升旗禮”，廢棄了南京議會通過的“五色旗”，將自己主張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定為民國國旗； 1924 年 11 月 11 日孫下令將國民軍改為“黨軍”。證明嘉樂恒的擔心並非沒有根據，老蔣奉行的“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其實正是孫的遺願，他倆都沒本事實現，隻有老毛做到了。

我們判讀近代曆史，腦子裏箍著“革命”、“黨派”的“緊箍咒”是讀不出所以然來的。身為中國人，隻應該從國家、民族以及曆史進步的立場去看去想。近世中國，所謂“西方列強”的侵略已經不複存在，若不是“義和團”濫殺無辜，連“八國聯軍”也不會發生。進入 20 世紀，真正的外患隻有俄國（包括蘇俄）和日本。即使這兩者，說他們想“亡我中國”也不真實，因為稍有思辨能力就不難知道，中國是亡不了的，根本用不著誰去“救亡”。忽必烈、努爾哈赤分別滅掉南宋、大明，結果隻是把自己也搭上了。俄、日之目的僅僅在於分裂、肢解中國，避免一個統一強大的東方大國屹立於世界。為此，蘇俄肢解掉一個外蒙古，吞並掉唐努烏梁海，使中國失去了比“大清賣國”還多 20 多萬平方公裏的領土；日本扶持溥儀搞“滿洲國”，搞“華北自治”，扶持汪偽搞“民國政府”，都是為了上述目標從而使日本得以成為“東亞盟主”而不是“滅掉中國”。恰恰相反，“西方列強”還是明智的，他們需要的隻是市場，隻要中國能夠開放，一個統一繁榮的中國正符合他們的利益。因此，“八國聯軍”攻占北京之後仍願意維持清朝，這才有“太後回鑾”。很可惜，中國有太多人熱衷於改朝換代，期盼“各領風騷數百年”，隻有內戰不已打出一個“真龍天子”來方作罷。孫中山“堅持革命”之精髓不過是改朝換代而已，隻是與曆史上多數改朝換代不同，多了兩個外患趁機取利，國家、民族要吃虧就難免。曆史擺在那裏，辛亥以後，中國陷入空前規模的內亂之中，蘇俄、日本乘機取利。若不是美國打敗了日本，恐怕不僅外蒙、唐努烏梁海，連“滿洲國”、台灣也都不會屬於中國了。孫中山“先行”的“革命”該負多少責任？恐怕隻能“留待後人評說”了。

我不知道像金老先生那樣的學者怎麽能說出如此話語：“在 1912 年，中國建立民主共和國製度的時候，那時候全世界的西方國家，實行民主共和製度的隻有美國和法國”。我們暫且不去爭論歐洲那些君主立憲國家是否都不“實行民主共和製度”，也不去探討孫中山是否真的奉行過“民主共和製度”，曆史告訴我們，歐洲也是人類最早實施民主共和製度的是聖馬力諾共和國，它在 1263 年就已經立國於共和製了；其次是瑞士，它選擇共和體製是 1798 年。在西半球， 1804 年海地共和國立國，巴拉圭（ 1811 年）、阿根廷（ 1816 年）、智利（ 1818 年）、哥倫比亞（ 1819 年）、墨西哥（ 1821 年）、哥斯達黎加（ 1821 年）、秘魯（ 1821 年）等殖民地也接踵獨立，實行民主共和製度。就連獨立後惟一實行過帝製的巴西也於 1889 年改行民主共和國製度了。歐洲俄、奧、法、普組成“神聖同盟”，支持西班牙對美洲諸共和國發出幹涉威脅。美國總統門羅 1823 年 12 月 2 日發表《門羅宣言》，公開聲明：“（歐洲）各盟國如果要把它們的政治製度擴展到中、南、北美洲的任何一部分區域，而不危及我們的和平幸福，那是不可能的；而且任何人也不會相信，我們南方的弟兄們，如果聽其自行處理，它們會自動采用歐洲的那種政治製度。因此，我們對於這種幹涉，不論其采取何種方式，都不能視若無睹。”這個宣言有效地遏止了歐洲殖民主義的幹涉企圖。到 19 世紀末，共有 18 個獨立國家選擇共和國製度，如果連同 1902 年獨立的古巴共和國、 1903 年獨立的巴拿馬共和國，到辛亥革命時除加拿大與一些蕞爾小國還是殖民地之外，整個南北美洲已經成為共和國的世界！為了吹捧孫中山怎能如此信口雌黃？難道就不在乎別人查閱曆史資料？而且，這種把英國等君主立憲製國家排斥出“民主共和製度”的思維，同樣是改朝換代情結所致。這種思維模式後來演繹成“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其實不過傳統文化改頭換麵的延續，並沒有多少進步意義。

中山本非英雄，“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他的一生可以說沒有做成一件像樣的事情，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病死。另類語言稱作“不屈不撓”。而且他一生皆置民族大義於不顧，有奶便是娘。 1895 年趁中國甲午戰敗，孫中山謀劃興中會首次起義，積極尋求英國支持，遭拒絕，最終起義失敗導致陸皓東等被殺。 1900 年，趁八國聯軍攻占北京之機，孫中山由日本奔香港策劃惠州起義，親自赴台灣，與軍國主義頭目、台灣總督兒玉原太郎密謀策劃，命令有眾多日本幹將加盟的“義軍”直攻廈門，為日軍提供幹涉借口，然後日軍出兵占領福建，並資助孫中山攻取兩廣立國，借以肢解分裂中國。若不是西方列強對日本施加壓力，英美軍艦開赴廈門近海向日本海軍示威；隨後，伊藤博文出任新首相，嚴令兒玉不得妄動並驅逐孫中山，在日軍羽翼下的孫記華南政府恐怕會搞成了。 1907 年，親赴越南獲法國殖民當局協助，發動廣西邊境一係列起義，孫並與法國軍官攜手親自開炮轟擊中國軍隊。且不細說孫中山為獲得日本支持，一次又一次不惜出賣滿蒙的勾當，也不細說為了獲得蘇俄帝國主義的金錢與軍火援助，不惜認可蘇俄對蒙古與唐努烏梁海之侵略。就連那個“新三民主義”，也是按照蘇俄的指示逐條修改才發布出來的。更有甚者， 1920 年 9 月，孫派他的警衛團長李章達赴蘇俄，請求蘇俄紅軍進軍中國，沿著曆史上的進攻路線直搗四川，以助其得天下。聲稱，在四川的 4 萬國民黨員都會興高采烈地配合紅軍的進攻。就連越飛也認定這是一個“異想天開的計劃”，“隻要孫博士還不是正式的中央政府中的人物，我們就不能做占領中國的打算，甚至不能向他提及此事。” 1922 年秋，得知蘇俄在霸占蒙古、中東路問題上遭遇吳佩孚強烈抵製，越飛兩年不得進展後，孫中山派張繼帶親筆信前往北京密會越飛，表示他可以做軍閥不肯做的事情，蘇俄應該撇開吳佩孚的北京政府而跟他談判。越飛在取得莫斯科同意後即以此做籌碼，要挾北京政府。仍未果，即於次年 1 月 16 日赴上海同孫密談， 26 日達成《孫越聯合宣言》，明確聲明“俄國軍隊不必立時由外蒙撤退”，中東路也“維持現狀”，出賣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換取蘇俄軍事與經濟支持，破壞北京政府與蘇俄談判所堅持的原則。以後，蘇俄就源源不斷地出錢出槍炮出軍事教官扶助孫文，使其成為“正式的中央政府中的人物”，以實現蘇俄“占領中國的打算”。 1924 年 11 月 28 日， 日本軍國主義者在神戶請孫中山作《大亞洲主義》演講，孫大談對歐洲強盛民族隻能“訴諸武力”，並建議日本徹底拋棄與西方各國協調一致的外交政策，掃清國際製約這個障礙。後來日本軍國主義上台，果然跟孫的主張一致，退出國聯，擺脫國際製約而“訴諸武力”建立“大東亞共榮圈”。不幸的是，中國恰是首當其衝的受害者。 偉大的愛國者”就是如此愛國的？更為莫名其妙的是中國曆史學者的描述。倘若一而再再而三地勾結外國政府與民間力量顛覆本國，甚至不惜要求外國出兵侵略本國，非但不受譴責，反倒成了偉業，這個民族隻能用昏聵來形容。既然孫中山請求蘇俄出兵推翻中國政府算是“偉大的愛國者”，那麽，我們還能罵誰是“漢奸”呢？

孫中山自述：“中華民國就像是我的孩子，他現在有淹死的危險。我要設法使他不沉下去，而我們在河中被急流衝走。我向英國和美國求救，他們站在河岸上嘲笑我。這時候漂來蘇俄這根稻草。因為要淹死了，我隻好抓住它。英國和美國在岸上向我大喊，千萬不要抓那根稻草，但是他們不幫助我。他們自己隻顧著嘲笑，卻又叫我不要抓蘇俄這根稻草。我知道那是一根稻草，但是總比什麽都沒有好。”這是一段還算坦誠的自白，試想，什麽樣的獨夫才會把國家民族視作自己的孩子呢？這段話可以作為孫唆使青年團提案恭奉其為“國父”的指控作證，隻是距離金教授所誇耀的“他身上完全沒有那種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人常有的那種民族自卑感，那種奴顏婢膝，他總是充滿了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相去十萬八千裏！難道不惜犧牲中國利益以向蘇俄乞求援助就不算“奴顏婢膝”了？

而且，比照同時代的清廷、北洋，還有哪一位人士像孫中山這樣挨家挨戶向每一個“列強”乞求資助的？其實，正是吳佩孚堅決拒絕蘇俄利誘，強硬地捍衛中國對外蒙古、中東路之主權，蘇俄在北洋政府麵前得不到好處才去勾結孫中山的。“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一個具有“世界眼光”的偉人，難道會“被急流衝走”嗎？為了一己之私，抓住“蘇俄這根稻草”的代價是使中國失去外蒙古與唐努烏梁海。如果說滿清割讓了約 150 萬平方公裏領土是十惡不赦的賣國政府的話，革命者前赴後繼，丟掉的則是 172 萬平方公裏的外蒙古與唐努烏梁海！尚不包括那些小額邊境領土，例如丟不起也收不回的麥克馬洪線以南 9 萬平方公裏領土。這些，都是以孫中山為先行者的中國革命之代價。

另一篇則是笑蜀對中山大學袁偉時教授的訪談錄，屬於批判性意見，委婉地以“二次革命”為批判對象並討論了民主共和製度百年滄桑路。很有道理，也有保留。例如，“孫中山一直堅持民主共和是自己為之奮鬥的理想”，也許過獎了。在一切革命家那裏，民主共和更像是口號，或曰幌子。蕭伯納說：“革命從未減輕暴政的沉重負擔；它隻是將這重擔換了一個肩膀。”本質些看，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民主共和製度是暴力革命建立起來的，暴力革命與民主共和格格不入，不存在以民主共和為理想的暴力革命倡導者。既然民主共和製度是一個協商和妥協的製度，它隻能依靠改良才會真正實現，改良本身就是民主共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實，袁世凱無論有多少不是，中國的新政，老袁的貢獻根本不是老孫可以望其項背的，對此，袁偉時教授有更多精辟的論述，我也不打算在此班門弄斧。

但由這兩篇訪談錄引起，似乎我們應該思考的還不止於此。孫中山是國共兩黨共尊的領袖，幾十年來一直處於不準非議的地位，這種領袖崇拜的規格，本身就是對民主共和製度的嘲弄。我們知道，孫中山最終的遺願是“遺體可用科學方法永久保存”，學列寧的樣，以供愚民頂禮膜拜。自列寧開始，所有號稱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的革命領袖，皆以最先進的科學方法打造現代木乃伊，實在也是莫大的諷刺。其實，“竊國大盜”這頂帽子，戴在孫中山頭上遠比戴在袁世凱頭上更合適。

回望曆史，我們不難發現：中國的曆史，隻到太史公為止；太史公以降，所謂曆史記載都成打家劫舍者的發家故事。恰如《莊子 . 外篇 . ??》所雲：“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魯迅總結成“搶得天下者便是王，搶不得天下者便是賊。”司馬遷筆下的開國皇帝劉邦，整個是一痞子。大聲撒謊，從呂員外家騙得一個老婆；其父將被煮成肉湯，他坦然宣布要分一杯羹；倉皇逃命時不止一次把老婆和兩個孩子一起推下車去，隻求自己輕車快逃；及至登基稱帝，誅殺功臣。反觀太史公筆下的敗將項羽，有情有義有節，不但一部《霸王別姬》演繹至今，就連那首琵琶曲《十麵埋伏》亦如泣如訴，搞得張藝謀也忍不住為之拍部電影。毛也說過：劉邦是勝利者，天下沒有劉邦廟；項羽是失敗者，老百姓卻到處為他建廟。這要歸功於太史公著史，成敗與道義各有表述。以後就不行了，文人們五行缺德，昧著良心為權勢者歌，當朝皇上皆聖賢，隻有待後朝替了前朝，才會有類似太史公揭漢高祖短處的文字，當然還是為本朝頌德而揭前朝之短。最典型的案例當屬林彪，突然間從最忠化作最奸，全國人民都傻了眼。無怪乎黑格爾在讀罷馬戛爾尼出使中國的大作《紀實》之後說：“中國是一個政治專製國家。家長製政體是其基礎；為首的是父親，他也控製著個人的思想。這個暴君通過許多等級領導著一個組織成係統的政府。個人在精神上沒有個性。中國的曆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曆史的；它隻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

專製是道德淪喪的捷徑，它必然導致腐敗就是曆史鐵律。國民黨為了自身的專製而極力吹捧孫中山，隱瞞其“為革命賣國”的種種劣跡，最終付出慘痛的代價：蔣師兄畢竟不敵毛師弟，稀裏嘩啦逃亡到台灣去了。也許又一次驗證了那句古希臘格言：“能打倒一個暴君的，一定是更暴之君。”

《莊子 . ??》又雲：“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我的理解，這裏說的“聖人”，並非特指“聖人”自身，而是泛指“聖人”崇拜情結；隻要這個情結存在，就有市場，無數“大盜”就會為之奮鬥，不擇手段。所有這些手段都離不開撒謊，誰越能厚顏無恥地撒謊，誰越能成功。於是林彪認真總結“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以後就得出結論：“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然而林彪依舊沒能成大事，蓋因其指鹿為馬的能耐沒有修煉到家，仍視假話為假話。倘若能修煉到說假話說到連自己都信以為真地步，也就不會葬身溫都爾汗了。例如老毛製造胡風事件，明確地指令周揚要“做一點文章進去”，可就在這“做”進去的文章裏卻莊嚴宣告：“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該剝去，隱瞞是不能持久的。”可謂“義正詞嚴”。可見，世界觀的改造是多麽艱難的事情，隻要“鬥私批修”不徹底，哪怕隻留下“私字一閃念”，你就不能“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就不能摒棄一切道德、倫理、人性、正直、同情等等烏煙瘴氣的東西，當然也就不能“革命到底”。

在無論來自哪一個外國的誇讚裏，中國人會有睿智、勤勉、節儉、能幹等等好說法。但包括中國人自己在內，從來沒人說中國人有魅力。人的魅力首先在於他站著，沒有任何跪倒在“聖人”腳下的人群會有魅力。跪倒在“孔聖人”腳下的中國文化是沒有魅力的，充其量不過鑒賞物而已，就像那些躺在博物館裏的“木乃伊”，因為它沒有推陳出新的生命力。同樣，無論跪倒在“孫聖人”還是“毛聖人”腳下，我們的民族也不會有魅力，因為跪拜與愚昧是很難分割的“聯體嬰兒”，可能獲得同情，但決不會得到尊敬。

2008.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