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辛亥到“北伐”（上半部分B）- -

(文章來自:  史海論壇)


五、孫中山與日本

回過頭來說日本，除了前述 1900 年日本利用孫中山舉義為其占領福建之外，翻閱有關孫中山光輝業績的文字，我們總能看到一連串日本人的姓名，這些日本人都是竭盡全力支持孫中山革命的“國際友人”。細品位一下就不難發現味道不對。僅以《辛亥革命史綱》 P311 所列 1911 年 12 月 25 日專程趕到上海迎接孫中山的日本人為例，排頭者為頭山滿，此君為日本軍國主義鼻祖，“黑龍會”首領，該會名即以黑龍江所命，極力鼓吹日本應占領滿、蒙直至西伯利亞。前邊所述策動內蒙古亂局之日本浪人川島就是頭山滿的麾下，奉命到內蒙作祟的。還有那位著名戰犯廣田弘毅，也是頭山滿的門人，頭山滿發現其才幹後推介到政界，有更著名的“廣田三原則”問世。他當上日本首相以後成功地使軍部駕馭政府，對於後來大規模侵略中國，廣田“居功至偉”，並因此被遠東軍事法庭處以絞刑。第二位為犬養毅，孫中山的“中山”就是首次拜見犬養時日本人即興給他起的名字。犬養發現孫具有“籠蓋無數人心的威力”，而孫致信犬養：“人生得一知己，可以無憾”，從此犬養鼎力鼓動、支持孫中山鬧革命。

1923 年 11 月 16 日，孫中山致信犬養祝賀其入閣：“ 今次先生入閣，想必能將追隨列強之政策打消，而另樹一幟，以慰亞洲各民族喁隅之望。”此計甚妙，日本最終退出國聯，徹底“將追隨列強之政策打消”，鋌而走險。此信還詳盡地闡述了要求日本支持他革命並與蘇聯交好的理由。犬養擔任總裁的政友會是伊藤博文創立於 1900 年的第一大黨，該黨對內主張憲政，對外主張沙文主義，是肢解中國的罪魁禍首。著名的“田中奏折”、“二十一條”都是這個黨的“傑作”。他們的根本方針就是奪占滿蒙、使中國分裂成幾個小國而非滅掉中國。掠奪東北資源、製造無數事端的“滿鐵”，其總裁山本條太郎即政友會幹將，犬養本人在支持孫中山的同時還親自到東北、華北乃至內地偵查，獲得大量情報。“ 918 事變”後，民政黨若?內閣認為軍部行為過激，遭到犬養派發起的猛烈攻擊，被迫辭職。犬養派竭力為“ 918 ”事變的合法性辯護，公開鼓吹拒絕國聯對滿洲事件進行調查，應了孫中山給他的信裏所建議的日本必須擺脫西方，犬養宣稱日本將“擺脫辯解外交”，開展“獨立自主的新局麵”。“擺脫辯解外交”成為以後軍國主義外交的宗旨。犬養組閣時任命法西斯少壯派後台荒木貞夫為陸相，並實行非常財政，擴大軍費開支，積極支持軍部占領滿洲。他上奏天皇批準派遣兩個大隊赴天津、一個旅團到東北，鼓勵關東軍準備進攻錦州。 12 月 23 日，就在天皇向犬養下達“不攻擊錦州的方針”與“尊重國際間信義”的時候，犬養暗示關東軍進逼錦州；美英法警告日本對錦州的軍事威脅已經違反了“九國公約”時，天皇再次明示犬養：“深為軫念攻擊錦州之對外影響”，然而，犬養慫恿軍部一舉攻占錦州。接著，又支持軍部發動了上海“ 128 ”入侵，向上海派兵的批準就是犬養親自向天皇申領的。軍部於 1932 年 3 月 1 日拚湊了“滿洲國”，犬養首相延宕了 11 天才給予外交承認，有人以此為他辯解。其實，他僅僅是為調解政友會內部以及其他各派係之間的關係才耽誤。在犬養內閣短命的五個月任期內，其最大政績在於使天皇從顧忌國際影響轉到肆無忌憚；放縱軍部及民間法西斯勢力惡性膨脹，結果反倒成為犧牲品。（參閱《真相－裕仁天皇與侵華戰爭》等著作） 1932 年 5 月 15 日，被犬養激勵起來的少壯派不滿足於受到政黨政治牽製，並不滿足於僅侵占滿蒙而不滅亡中國，打死了犬養，徹底終結了日本的政黨政治，實現了軍國主義政權。舉國法西斯化的日本開始大規模侵華行動。處於第三位的宮崎寅藏，雖非軍政要員， 1897 年經犬養毅斡旋，獲得日本外務省秘密經費，與平山周再度來華策動暴亂。 8 月與孫中山見麵並成為知交。加入興中會，全力協助甚至親自參加孫中山的武裝起義，阻止孫與袁世凱合作，竭力促成孫的“二次革命”。 1922 年病死，沒有機會在日本後來的侵華戰爭中表現。

因“二次革命”失敗，孫、黃以及大批國民黨成員逃亡日本，日本則極力掩護。頭山滿及其黑龍會、犬養毅及其政友會更是親力親為，安置這些逃亡者。頭山滿、犬養毅不僅親自陪同孫中山從神戶到東京，甚至組織“刺客擊退團”為孫保鏢。除了生活、安全給予精心照料之外，還為他們潛回中國繼續挑起反政府戰爭作各種準備。 1914 年 2 月，黃興創辦軍官學校“浩然廬”，培養革命軍官，日本陸軍大學為主的軍校教官奉命兼任該校教官，完全免費；同時，孫中山創辦政法學校，日本國立大學等院校派出教員，培養國民黨幹部。頭山滿、犬養毅、宮崎寅藏以及辛亥時極力策劃肢解中國的駐華公使伊集院彥吉等都是學校的出資人或董事，學校一直開辦到 1920 年。這些侵華幹將及其組織，都大力支持孫中山革命，是為了實現中國的繁榮富強？還是利用孫分裂中國？

六、“二次革命”

眾多文字資料記載表明，孫中山之所以能當“臨時大總統”，一則是眾望所歸的黃興堅決讓賢；二則是黃興勸說諸君時稱孫已從各國募得大筆援款（莫理循 1912 年 1 月 5 日的信裏稱：“孫中山迄今給人們良好的印象。人們認為孫中山隨身攜帶巨額的外幣，因此對他有好印象，但印象好到底有多少是由於所傳他帶來巨款卻很難說。據我了解，實際上他什麽錢都沒有帶來。一旦此事為人所知，人們很可能會對他產生反感。”），結果他果然分文無有，企盼有錢解決財政危機的諸君送了個“孫大炮”的雅號給孫；三則是已約定袁世凱一旦勸退清廷就立馬接任臨時大總統職。盡管明知這是個“過把癮”的差事，從美國趕回來的孫先生還是興致勃勃地當仁不讓了。黎元洪得知南京方麵要選舉臨時大總統一事，立即致電：“各省代表在寧議舉臨時大總統，此事關係全局，竊以為和議未決，不宜先舉總統，致日後兵連禍結，塗炭生靈，追悔莫及。公等係鄂全權代表，責任綦重，茲事體大，亟宜注意。”（《辛亥武昌首義史》，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6 年版， P429 ）這個電報足以證明當時的局勢，然而，在孫本人竭力說服之下，還是於 12 月 29 日選舉了“臨時大總統”。若說野心私欲，史家送給老袁的那些帽子轉贈老孫可能更合適。

其實孫當上“臨時大總統”就沒準備讓出這個寶座。就任次日即令議和代表伍廷芳必須每日向他匯報。“他多次指出：‘民軍如不得已，仍將續行開戰’；‘北伐之舉，有進無退’；‘和議無論如何，北伐斷不可懈’”（《影響近代中日關係的若幹人物》，社會科學院文獻出版社 2006 年版， P254 ）。為了“北伐”，孫急需巨款以充軍費，各種手法都未能奏效之後， 2 月 3 日，孫中山與胡漢民約見日本政界、財界聯絡人森恪求援。森恪提出將滿洲“完全委托給日本之勢力”，以換取日本財政援助。孫中山表示：“餘等希望將滿洲委托給日本，而日本給革命以援助。”不惜出賣滿洲，換取日本在陰曆年底前支付 1500 萬元，以供其打敗袁世凱。森恪隨即起草電文，經孫、胡修改後發回日本，寫明孫中山同意“滿洲之事如有意實行，在 4 日之內，匯一千萬元並電告，則可與袁中止和議。”（同上書， P257 ）然而，日本受六國列強集體外交製約，非但不肯，反而要求與袁和議成功。孫中山大為惱火。其實，此前孫已經“通過不同渠道向日本方麵借款，大的共有三次。（ 1 ）蘇路借款。由蘇路公司出麵，與日本大倉洋行洽談，於 1912 年 1 月 27 日正式簽約。共借 300 萬元，年利 8 厘，以公司所有動產、不動產以及鐵路營業權為擔保。所借 300 萬元， 50 萬交江蘇都督府，其餘轉借給南京臨時政府。（ 2 ）招商局借款。以該局全部財產作抵押，借款 1000 萬兩，全部用作軍事費用。 1912 年 2 月 6 日，孫中山、黃興在南京與日本郵船公司上海支店長伊東草簽借款合同，日本郵船公司先付 100 萬兩。該公司所付 100 萬兩，實際由日本政府提供。（ 3 ）漢冶萍借款。是三次中最大的一筆。南京臨時政府責令漢冶萍公司總經理盛宣懷與日本三井洋行洽談。屬‘合辦’，即將漢冶萍公司股本定為 3000 萬元，中日合辦，因該公司前已借日款 1000 萬元，此次日方僅提供 500 萬元。 1912 年 1 月 26 、 29 日，南京臨時政府與盛宣懷分別在南京與神戶，與日本三井洋行及正金財團簽訂‘合辦’草約。”（同上書， P255 ）這三起大額借款均嚴重損毀中國國家主權，隻要對比後來“二十一條”相應條款即可知其“賣國條約”性質。因德、美、英諸國幹涉，以及輿論強烈反對，除第一項之外，其餘兩項均未能得逞。

實際上，孫中山在國民中的聲望全靠辛亥以後國民黨哄抬起來的，尤其是蔣介石“為了打鬼借助鍾馗”，孫望愈高則蔣權愈重，是一筆雙贏的生意。其實，辛亥以前孫在黨人之中根本沒有身後哀榮那般隆重。例如 1906 年冬，孫中山堅持要以其興中社的青天白日旗作未來國旗，黃興反對此種以黨代國之暗示，兩人鬧僵黃興威脅要退出同盟會； 1907 年日本政府為支持孫中山造反贈款 7000 元，連同日本商會所贈合 15000 元。除留給《民報》兩千之外其餘不知去向，章太炎等遂發起罷免孫中山的運動，要求改選黃興擔任同盟會總理；宋教仁該年日記裏亦有記載：“蓋 □□ （孫中山）素日不能開誠布公，虛心坦懷以待人，作事近於專製跋扈，有令人難堪處故也。” 1909 年陶成章、李燮和代表七省同誌寫成《孫文罪狀》要求黃興予以公布，被黃興扣下；而章太炎則在報紙上登檢舉狀，曆數孫文不是；孫就任“臨時大總統”之後再次要求以青天白日作為國旗，被議會否決，議定以武昌首義後議決的五色旗為國旗，意寓“五族共和”。孫文耿耿於懷；隨即，孫文要求定都南京，議會以壓倒性絕對多數（ 20:8 ）決議定都北京，孫大怒，因其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加了個“定都南京”的條件，如果按議會通過的決議，此條件便落空了。孫最終以製約袁世凱為由，說服議會複議，改決議定都南京；多數代表意欲實行“內閣製”，黃興、宋教仁均讚成。孫不幹，堅持“總統製”，如果“內閣製”他這個“臨時大總統”就沒多少權力了。而且，孫堅持要取消大家早就議決了的“臨時”二字，未能通過。這些事例顯示了孫之民主觀其實有限，民國初立就有了操縱議會的範例。客觀地說，孫主持製定的《臨時約法》還是挺“共和”的，緣由在於，這個約法是為限製袁世凱當總統而製定的，當總統大勢所趨要歸袁世凱時，孫中山又轉而主張內閣製了。

然而袁世凱也不是傻瓜，他看清了孫欲誘其到南京陷入孫黨掌控之企圖，找了岔子不去。 3 月 6 日，孫迫於各界壓力向參議院提交允袁在北京受總統職議案，獲批準後袁於 10 日在北京宣誓就職。 29 日，由南北雙方要員組成的內閣成立， 4 月 1 日孫向議會卸職，然後遊曆武漢、福州、廣州、澳門等地，表示有誌操辦中國鐵路建設。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共和就是不和”的政府在北京開始辦公，這個政府主要由同盟會、共和黨、統一黨等組成。 7 月 29 日，袁世凱發布通令：“方今民國初興，尚未鞏固，倘有動搖，則國之不存，黨將焉附。”同時邀請孫文、黃興、黎元洪等到北京洽談，共商大計。細節不贅。總之，革命黨人認定的袁世凱設套謀害孫中山的事情沒有發生，老袁以最高禮賓規格隆重接待了老孫，乃至於原本擔心謀害而留下看家的黃興也被老孫召到北京。就在老孫抵京次日， 8 月 25 日，宋教仁操辦的同盟會合其他四個黨組成國民黨，孫主持了成立大會。各派政治勢力極其友善地交換了政見，袁高呼“中山先生萬歲！”孫高呼“袁大總統萬歲！”當孫表示意欲主辦修鐵路時，袁立即頒發總統令：“特授孫文以籌劃全國鐵路之全權。”黃興也被授與川粵鐵路督辦職。黃興到京後即忙不跌到處拉人入國民黨，孫、黃二人甚至直接動員袁世凱加入國民黨。辛亥造就的共和局麵此時達最高境界，孫中山、黃興甚至出席了前清隆裕太後、攝政王載灃等皇室人員舉辦的歡迎宴會、招待會。英國《旁觀者》報駐京記者報道：“此間情勢已有驚人的進步。民眾對民國政府深為滿意，對臨時大總統的反對聲浪也沉寂下去了。經過選舉，袁世凱當選總統已無疑義。”（何虎生、陶軍謀著《孫中山大傳》，中國工人出版社 2001 年版， P351-P378 ）

孫、袁二巨頭各懷鬼胎都有獨專之打算是毫不奇怪的，假如他們走共和之路“要文鬥不要武鬥”，中國無疑是另一番景象。遺憾的是曆史不能假如。袁世凱以總統身份在辛亥一周年時授予孫文大勳位，黃興、黎元洪、唐紹儀等亦授勳位。孫拒絕領受，黃興也跟著辭受。孫回上海，組建鐵道協會，基本任用同盟會之成員，這使袁不高興，於是準在京另起鐵路協會。 1913 年 2 月 10 日，孫攜夫人盧幕貞及一子二女、秘書等赴日考察鐵路，卻不料宋教仁於 3 月 22 日被刺後身亡。孫立即從日本趕回，隨即開始謀劃“二次革命”，興師伐袁。黃興反對孫的“二次革命”，他認為現在和平大局來之不易，宋案完全可以在法律範圍內偵結，應該冷靜處置，以免毀了來之不易的大好局麵。國民黨其他高層人物，包括胡漢民、譚延?、陳其美在內，大都讚同黃興的意見，不同意起兵反袁。然而孫中山堅決要求起兵，他打算親自返回日本，乞援反袁。黃興等堅決反對這種大失人心的做法；孫中山無奈，派人去武漢搞地下破壞活動，結果被黎元洪破獲，所派國民黨員寧調元、熊越山等罹難；孫甚至派出朱卓文攜款兩萬，去買通幾個營連長，要他們殺掉第八師師長、旅長然後北伐。如果孫中山真的崇信民主體製，或國民黨內確立了民主體製，“二次革命”根本不可能發生。但此時孫中山一意孤行，顯露了國民黨黨魁獨斷的威權，挑起了辛亥革命以後首次內戰。其實，根本無證據證明老袁指使行刺宋教仁，其實，既然老袁已下令徹查宋案，依黃興見解，水落石出並不難。反倒因“二次革命”一打，永遠沒真相了。

孫中山“讓賢”之後，號稱“十年不問政事”專心修鐵路是假的，他月領薪俸兩萬，四出“考察”耗銀百萬以上，一寸鐵路也沒修，僅僅拿了張地圖畫了幾根線條。後來成為張學良父子還有蔣介石顧問的澳大利亞記者端納，孫中山的南京政府對外宣言就是此君起草的。他給莫理循的信裏這樣描述孫中山的修鐵路計劃：“他是個傻瓜……他告訴我他已經決定盡自己的畢生精力來發展鐵路。”當孫中山經不住端納的央求，“拿出一張 6 英尺見方的大地圖，鋪在地上。從這張地圖完全可以看出，他不僅狂妄透頂，而且簡直是個瘋子。他完全不切實際，缺乏常識，對自稱目前正在開創的事業沒有最基本的了解。這幅地圖包括西藏、蒙古和中國西部最邊遠的地區。孫煞費苦心地用毛筆在各省及其周邊地區的地圖上畫許多線條。他用雙線標出從上海到廣東沿海岸方向的鐵路線，方向一轉，鐵路線越過崇山峻嶺直抵拉薩，然後穿過西部直抵邊界，又蜿蜒曲折地進入新疆，到達蒙古！他畫的另一條鐵路線是從上海經四川到達西藏。還有一條經戈壁灘的邊沿抵達蒙古。他還畫了從北到南，從西到東的許多線。無數細線遍布各省，經孫加工過的地圖成了一幅怪誕的中國智力遊戲拚圖。孫席地而坐，向我介紹他的計劃。當他坐在那兒的時候，我想，這個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竟會演出這麽愚蠢的一幕，簡直不可能。他真的瘋了！唉，問題不在於他畫的地圖。如果有足夠的時間和資金，他畫的每一條線路、即使是更多的線路，都可望修建。問題在於，他竟異想天開，認為外國資本家能夠提供充足的資金，在 5 到 10 年內將這些鐵路建成！”端納在這封信的結尾寫道：“請您原諒我的憤怒情緒。這個狂熱之徒竟然認為，他能夠一方麵在這個愚昧的國家宣揚排外主義、社會主義和其他形形色色的主義，一方麵隻要他孫逸仙一伸手……全世界的金融家都會解囊相助。一想到這些我就怒火中燒。”（《北京的莫理循》， P381-382 ）端納沒弄明白，孫的“鐵路考察”其實隻在網羅勢力，以圖卷土重來。

“二次革命”就是證明。黃興再次屈從孫中山，充當討袁軍總司令，其他人也隻得服從孫中山，卷入一場內戰。事實上，根本沒有任何證據證明袁世凱與宋教仁被殺有關，但幾十年來國共兩黨的宣傳都認定袁指使人殺宋。近年來才有學者考證，袁世凱對宋教仁欣賞有加，早就提議宋擔任總理職務，怎麽可能因為國民黨大選獲勝，宋要就任總理就暗殺他呢？即便真與老袁有染，也不是開戰的理由。 1912 年 1 月 14 日，陳其美、蔣介石暗殺了原同盟會骨幹、孫中山的死對頭陶成章，與老孫無關？隻隔一天， 16 日，同盟會員楊禹昌、張先培、黃芝明等組成暗殺小組，以炸彈刺殺袁世凱本人未遂，炸死炸傷衛士多人； 26 日，革命黨人彭家珍炸死清廷重臣良弼。若依孫理，袁世凱早就可以興師問罪，可是老袁絲毫未因此影響和議。在回答外國記者“為什麽國民黨要反對中央，揚言第二次革命”時，袁答道：“這些人已有革命的習慣，而無建設的思想，也無實地經驗，不了解中國的大勢。然而人民必然不會幫助他們。這些人大概有兩種：一種是已經取得政府報酬或官職而不滿意者，另一種是尚未取得政府酬報或官職者。” 5 月 24 日，《上海時報》刊登：“袁總統令傳語國民黨人，現在看透孫、黃除搗亂外，別無本領。左是搗亂，右是搗亂，我受四萬萬人民托付之重，不能以四萬萬人民之財產生命聽人搗亂，自信政治、軍事經驗，外交信用，不下於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嚐不願，然今日誠未敢多讓，彼等若敢另行組織政府，我即舉兵伐之。”（同上書， P382 ） 7 月 12 日李烈鈞奉孫中山令通電討袁，無論給這場本不該發生的戰爭冠以“二次革命”或其他什麽美名，無可爭辯的曆史真實是：孫中山挑起了辛亥革命成功以後首次內戰，並開創了內戰時代。唐德剛說：“中華民國國體采用美國模式，原是當時新派人士——也可以用個後來的名詞叫作進步人士吧——包括全部的革命黨和絕大部分對帝製絕望的君主立憲派，甚至包括梁啟超也在內的原先的保皇黨骨幹，都一致認可的模式。可是二次革命爆發之後，這個全國一致的共同願望（ national consensus ），就頓成泡影了。”（唐德剛：《袁氏當國》，廣西師大出版社 2004 年版， P89 ）這個認識應該是很深刻的。

七、關於“二十一條”

幾十年來控訴北洋政府和袁世凱賣國的鐵證就是“二十一條”，甚至言之鑿鑿稱其以此換取日本支持他稱帝，這謊言來自孫中山。所幸還有老毛罵胡風的話還在：“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當剝去。”安徽大學出版社 2001 年出版了一本《中日“二十一條”交涉史料全編》（以下簡稱《全編》），主編者黃紀蓮為人們收集了俄國解密檔案在內的極其詳盡的曆史資料原文，裏邊並未顯示有任何可以證明袁世凱於日本人勾結的隻言片語。正相反，孫中山的摯友頭山滿充當頭目的黑龍會正是始作俑者。黑龍會 1914 年 10 月促使日本出兵山東之後， 29 日，再提出《備忘錄》。該《備忘錄》原載《日本外交文書》大正三年，第 2 冊， P935 ，第 604 號文。顯見其已經作為日本政府文書之地位。我們不必評述，僅錄其幾段文字：

“從袁世凱迄今為止的態度來判斷，我們知道他在外交交涉方麵往往采取權宜的策略。雖然在外表上可能對我們表示友善，實際上他將依靠不同列強的勢力作為對我們最方便的牽製而拒絕我們的要求。”

“歐洲巨大的鬥爭（注：指一戰）結束以後，除了並不急求取得利益的美國以外，中國是不能從其他列強取得任何貸款的。在國庫空虛、官吏和軍隊非薪餉無法支付、土匪煽動窮困人民鬧事、革命黨待機起義的條件下，一旦內亂果真發生而沒有外力幫助鎮壓，我們相信袁世凱決不可能以單獨的力量恢複和平與統一全國。其結果國家將成為四分五裂而無法收拾。這種情勢將會到來，這是不難預見的。當這樣的情勢發生，我們究竟是在確保能夠影響袁世凱同意我們的要求的條件下，支持袁政府並幫助他鎮壓內亂呢？還是我們幫助革命黨人獲得成功，因而通過他們實現我們的目的呢？我們此刻必須確切決定這一問題，以便將它付諸實行。如果我們不去洞察中國未來的命運而盲目支持袁政府，與中國訂立防禦同盟，希望用幫助他鎮壓革命黨人來充分實現我們的目的，這顯然是一種錯誤的政策。”

“對日本來說，不顧中國人民的普遍意見而支持袁世凱，希望與他解決中國問題，當然是一個錯誤。”

“日本帝國政府既然認為支持中國人是無可推諉的，那末我們應該使中國革命黨人、宗社黨人以及其他失意分子在全國範圍內引起騷動。整個國家將陷於混亂，袁政府將因之垮台。那時我們將從四億中國人中選擇一位最有勢力、最著名的人物，幫助他組織新政府，統一全中國。同時我國軍隊必須協助恢複全國的和平與秩序，保護人民的生命和財產，這樣中國人便樂於順從新政府，而新政府自然信任並依靠日本。”

“我們認為目前是我們唆使中國革命黨人及失意分子起事的最適當時機。這些人目前之所以不能進行積極的行動，是由於他們沒有足夠的資金。如果帝國政府能利用這一事實，給他們以貸款，並教唆他們同時起事，極大的騷亂和混亂，必將普及全中國。我們就能出來幹涉並輕易地調整關係。”

“這就是說，日、俄兩國應在日本取得南滿及內蒙的主權以及俄國取得北滿及外蒙的主權以後互相合作，維持現狀，並竭盡全力維護遠東和平。”

上麵這幾段文字清晰易懂，無需詮釋，載於《全編》 P8-9 ，有興趣者亦可看全文。它至少可以證明，兩黨史家所謂袁世凱以“二十一條”換取日本支持他稱帝是無稽之談。需要注意的是，黑龍會謀劃這個《備忘錄》直至《民四條約》即所謂“二十一條”簽訂的整個時段，孫中山都在日本享受著黑龍會的接待。

李敖在鳳凰衛視說“二十一條”就是老孫慫恿日本搞出來的，而且表示袁世凱如果不幹就出兵推翻他，我上台就跟你們簽訂“二十一條”。隻是沒瞧見他亮出證據。隻是另有說法： A ，“ 1914 年 4 月 16 日曾有一封號稱孫中山致大隈重信首相的來函，信中要求日本援助中國革命。但讓給日本人的特權較多，以後日本人渡邊幾治郎將此文譯出，作為給袁世凱二十一條的由來。” B ，“ 中國政府剛剛與日本方麵就‘二十一條”一事談判，二月五日，討價還價之際，孫中山卻擅自在日本東京與日方秘密簽訂了一份《中日盟約》，共十一條。這份盟約，與著名的賣國條約《二十一條》，竟有頗多相近似處。” C ，“孫中山於 1915 年 3 月 14 日致日本外務省函，願意出讓權利十一條，要求日本支持他的革命。”以上諸項均已為國民黨方麵一概否認，大陸學界主流亦附和，稱各函件均為偽造。惟 C 項，大隈內閣在談判時向中國方麵泄露，以脅迫袁世凱速簽訂二十一條，否則將以孫中山為對手。上述內容僅供參考。

嗣後， 12 月 3 日以前，日本政府已經準備好“二十一條”，因為日駐華公使日置益已經向外相提出了閱讀草案以後的具體意見。為了強迫袁世凱簽署“二十一條”，該公使建議“（一）將出征山東之軍隊留駐現地，顯示我國威力，以使其感到我方之軍事威脅。（二）煽動革命黨和宗社黨，顯示顛覆袁政府之氣勢，以威脅之。”可見，革命黨隻不過是日本軍國主義瓜分中國的一個棋子，隨時可以被用來破壞中國的領土與主權之完整，因為革命黨從不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除非它可以用於謀一己之私。

袁世凱又如何應對這“二十一條”的？日本人突然發難遞過來的《覺書》（對外交文書的稱呼，此“覺書”即“二十一條”初稿）上，留著老袁 “荒唐荒唐！實堪痛恨！”八個啼血的字跡。但在當時，老袁對此城下之盟的策略就是一個字：“拖！”對於這份《覺書》之第五號共七條，老袁認為沒有討論的餘地。莫理循稱：“總統向我保證，決不同意那些條款，即使日軍打到新華門也不同意。”然而他還另有隱憂：“總統說，有消息說日本已給在日本的中華革命黨 300000 日元，以通過這些革命黨攻打中國軍隊，這種威脅並非空穴來風。”（《莫理循與清末民初的中國》， P211 ）然而能否實現則是另外的問題，當袁世凱邊談邊拖，並采取故意泄露其內容以引起國內外憤慨之後，除了孫中山始終不表態，直至 5 月“民四條約”定稿以後才有《複北京學生書》，說袁世凱純粹為換得日本支持他當皇帝故賣國，卻沒有半個字譴責日本或“二十一條”本身！其餘各位，黃興、陳炯明、柏文蔚、李烈鈞等都公開呼籲“暫停革命，一致對日！”唐德剛評述道：“其實袁世凱並未接受‘二十一條要求’，原要求中的‘五號七條’，也全部被袁政府拒絕了。吾人若把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要求’原件和簽訂後的新約相比，可見二者有宵壤之別。”“所以日本雖然費盡心機，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要求’，弄得臭名昭著，後來也隻落得個雷聲大、雨點小的收場，為天下笑。”（《袁氏當國》， P146 ）當我讀罷《中日“二十一條”交涉史料全編》之後，確實有與唐教授同樣的感覺，通讀《民四條約》文字，老袁並沒有賣什麽國，說“喪權辱國”，其實隻是“喪”在沒有能力把前清條約讓渡的權利悉數收回而已。

《顧維鈞回憶錄》介紹：當袁世凱召開高級幕僚會議討論應對日本之策時問陸軍總長段祺瑞，日本如果出兵我們能抵抗多久？段回答：最多 48 小時。老袁遂不做聲了，但他在批準簽約時講話稱：“我國雖弱，苟侵及我主權，束縛我內政，如第五號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今日本最後通牒將第五號撤回不議。凡侵及主權及自居優越地位各條，亦經力爭修改，並正式聲明將來膠州灣交還中國。”“為權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恥辱！語雲：無敵國外患國恒亡。經此大難之後，大家務必認此次接受日本要求為奇恥大辱，本臥薪嚐膽之精神，做奮發有為之事業。舉凡軍事，政治，外交，財政，力求刷新，預定計劃，定年限，下決心，群策群力，期達目的。”（《史料全編》， P234 ）看上去，恥辱主要在於被日本逼著簽約，並非條款本身。袁氏密諭：“其中最為難堪者，曰切實保全中國領土，曰各項要政聘用日人為有力顧問，曰必要地方合辦警察，曰軍械定數向日本采買，並合辦械廠，用其工料。此四者，直以亡韓視我。如允其一，國即不國。牛馬奴隸，萬劫不複。予見此四條，曾向在京文武重要各員，誓以一息尚存，決不承諾；即不幸交涉決裂，予但有一槍一彈，亦斷無聽從之理。”（同上書， P236 ）這四點都被老袁拒絕掉了，還脫不了“喪權辱國”之幹係。回望幾十年後，不說民用，共和國從最高軍事指揮機關到尖端國防機構、到海邊防陸海空部隊，哪一級沒有蘇聯顧問？就連編一部《毛選》，還得請斯大林派顧問來審核，卻不算“喪權辱國”了？再說“軍械定數”，每一顆子彈都買蘇聯的，還算抗美援朝的偉大成果；所有軍械廠都買自蘇聯，不是“定數”而是“悉數”，也不算“喪權辱國”，而算“偉大友誼”。與時俱進到如此地步，全不知“荒唐”二字作何解釋。

袁世凱的愚笨就在於不懂辯證法，如果他懂一點辯證法就不會自歎：“何等痛心！何等恥辱！”了，反而應該“熱烈歡呼挫敗日本陰謀，迫使日本自動收回第五號共七條之偉大勝利！”就像幾十年後我們歡呼朝鮮戰爭偉大勝利一樣。這樣歡呼勝利還是有根據的： 1915 年 4 月 3 日日本參謀本部致駐華武官的指示信裏稱：“在對華要求中有些關於聘請軍事顧問、購買武器彈藥和大量裝備品的條款，這是向中國政府提出的最重要的條款。”“首相和外務大臣最初所持有的意見是，中國雖弱，但任何時候都不會答應這些要求。不過，這些要求既經提出，倘若被拒絕，我們就不得不訴諸武力。”（《全編》 P344-345 ）然而，經過不懈的外交鬥爭，這些要求迫使日本自己收回了，“訴諸武力”也成為泡影；負責談判的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強烈要求在最後通牒裏加上第五號之各條款，也遭天皇駁回了；難道不算勝利嗎？更有，老袁無視日本警告刻意泄露密約內容，引發“抵製日貨”浪潮。俄國駐東京大使 7 月 12 日給俄國外交部長的密電稱：“據官方統計，今年上半年日本對中國的輸出額減少了三千萬日元，和去年同期相比，已降低百分之五十三。”“我們從非常可靠的方麵獲悉，因為‘抵製日貨’，東京各大商行均遭受了巨大損失，他們驚慌不安是召開東京‘元老’會議的最主要原因。‘元老’把一切俱歸咎於加藤男爵，指責他未經他們同意便向中國提出侮辱性要求，隨後又不得不放棄，但這些要求在中國已留下不良印象，且已引起對日本人的仇恨。”（《全編》 P368-369 ）

然而他最終僅以靈活的外交手段迫使日本吃了個啞巴虧，不但使其決策層爭吵不休，而且使日本在國際上聲名狼藉。美國公開發表白皮書：“對一個外國在政治上、軍事上或經濟上對中國行使支配權力，不能漠不關心”；“對於中日兩國政府間已經締結或行將締結的任何協定或約定，凡有損害美國及其在華公民的條約權利或中華民國之政治或領土完整或通稱門戶開放政策的國際對華政策者，一概不能承認”。（《全編》 P382 ）俄國駐北京公使緊急報告稱：“日本的行動方式也激起遠東外國集團的輿論反日，日本的欲望對它們的工商業利益也是直接威脅。此間所有外國報刊所刊載的俱為最激烈的反日文章，而這些報刊顯然忠實地表達了遠東實業家和遠東英國官方的意見。”（《全編》 P353 ）所以，這個“二十一條”其實是一把雙刃劍，它對日本自身的傷害從本質上說，遠甚於對中國的傷害。

與“二十一條”在日本國內引起激烈爭吵相反，袁世凱無視日本公使日置益的威脅：“絕對保密，否則須負所有嚴重後果之責。”故意泄露條約給新聞界，甚至連日使所遞交《覺書》係刻意寫在幾頁“有兵艦和機關槍水印的紙上”這一細節也沒遺漏。（周策縱：《五四運動史》，嶽麓書社 1999 年版， P23 ）日本提出嚴重抗議，並指出，中國政府對輿論采取了空前未有的寬鬆態度，沒有任何管製與壓抑。陸?祥回答：“現在已不再是滿洲人統治的時代了，中國人已經享有新聞自由。”當時中外評論界普遍認為：“在談判期間，中國政府采取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政策，就是利用外國和中國的新聞界以爭取道義上的支持。”（王芸生：《六十年來》，第六冊， P121 、 P398 ）彼時，中國人民有史以來首次公開地、大規模地自由表達對於國家頭等大事的意見和提出建議。談判在北京進行四個月，各界每天都在幾乎所有報紙雜誌上直抒己見，對於“國恥”觀感的聲音遍及全國各地，延及世界。沒有一份報紙雜誌不積極表現強烈的反日情緒， 19 個省的都督向中央表示堅決支持，呼籲中央決不要屈服於日本壓力。當時的總統府每天都“潮水般湧入”無數的信件和電報，表示了各階層民眾對日本的憤怒和對政府的支持，就連逃亡海外的革命黨，除孫中山本人外，黃興以降，也呼籲停止革命一致對外。袁世凱激動之餘，簽發命令取消對“二次革命”所有人的通緝，並希望他們回國貢獻力量，甚至沒忘記許願各種高級政府職位。到日本以最後通牒迫使袁世凱批準簽署已經撤回第五號的修改條約，這種抗議及反日浪潮迅即轉為爆發，“毋忘國恥”成為中國最常見的詞匯。就連談判經過也迅速編寫進了教科書，陸征祥聲稱，這次“輿論政策”的總策劃與指揮者為顧維鈞。他采取化妝進入英、美使館的方式，把半個世界攪得不安寧。

袁世凱對於日本突然襲擊提出“二十一條”所采取的對策堪稱無懈可擊，非但沒有任何“賣國”可言，相反，中國人在長達八個多月的抗議浪潮中，日本首次成為過街老鼠；上海市民在 1 月 26 日得知此事後，立即召開了一個又一個群眾大會，百姓首次發現國家原來是自己的； 2 月 19 日“市民愛國會”得以成立；十餘萬人參加的抵製日貨大會也於 3 月 18 日召開，日貨迅速在中國的主要城市被撤下貨架，就連日貨專門店也自動抵製日貨了。一種新型民族主義蔓延開來。遭受巨大損失的日本，政府向中國政府施壓，袁世凱於 3 月 25 日頒布禁止抵製日貨的布告，然而並無執行措施，日本對華出口繼續大幅下降。 6 月，被國內工商界及元老派鬧得焦頭爛額日本內閣正式抗議中國的反日運動，老袁一邊譏諷小日本一邊下達禁令給各省政府，要求禁止抵製活動。沒人知道是否有人幕後指揮，各地步調一致地撤去抵製日貨的標語，換成“提倡國貨”，隻是日貨仍然上不了貨架。在北洋政府工商政策鼓勵下正迅猛發展的民族工業，這一年獲得前所未有的增勢，上海市民成立了“救國儲金團”，民眾踴躍捐款公開宣布要捐足五千萬元，為民族工商業輸血。中國人也從未這般齊心，捐款名單上從最富有者到最貧困者都有。一位美國記者報道說：“那麽多中國人內心充滿國恥感，深切的怨憤，和精神上的苦恨，使抵製日貨運動變得實際上不必要，因為人民已下決心盡量不買日貨了。”（《五四運動史》， P28 ）這次全民抵製日貨運動對於民族工商業之刺激成效斐然，前述北洋時期民族工業增長率高達 13.8% 不是無故得來的。而日貨最勁的棉紡業，變化也最快，到 1920 年，中國從棉紗淨進口國變為淨出口國，應該事出有因。

這場反日運動更重要的成果在於思想解放，“新文化運動”便由此發端。當袁世凱特赦“二次革命”所有人犯之後，躲在日本的陳獨秀返回中國，被民眾熱情感動於是在上海創辦《新青年》雜誌，這份雜誌被認定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起源。可雜誌本身卻源於反對“二十一條”的民眾怒潮。有感於一個日本作家對於這次運動的民族性所發議論，他認為中國人對於國家與社會漠不關心的傳統不會因為這次運動而改變。在此次運動中沒有積極表現的中國文人們被這位日本作家刺痛了，紛紛著文予以反駁，陳獨秀在《新青年》 1 卷 3 號刊出《抵抗力》一文，有感而發表示了痛切感慨。辯論由此引發，對於國恥，對於愛國，對於民族以及相關的文化均各抒己見，其影響之深刻自有公論。文人貪功，都把勳勞歸於“五四運動”。其實，正本清源，發生於 1915 年這次並沒有文人們什麽功勞的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運動，它至少可算新文化運動的源頭。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