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五一六

我們進廠後不久，趕上了廠裏開展的深挖五一六運動。

七〇年初至七四年全國範圍內開展了清查五一六分子運動。全國約有數百萬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其速度之迅猛、打擊麵之廣、鬥爭之殘酷，手段之神秘，為解放以來曆次政治運動所罕見。史家稱深挖五一六運動是文革中最大的冤案。其實豈止是文革中最大的冤案，說它是建國以來最大的冤案也不為過。反右運動不管人們認為是多麽強詞奪理，中央還是認定了五名右派，地方上認定若幹。深挖五一六運動認定的五一六分子全國沒有一人。也就是說運動發起者領著人們唐吉訶德鬥風車似地與一個子虛烏有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團鬥了整整四年。江蘇的深挖五一六運動尤為殘酷，致死數千人。我們小學的羅老師就是在深挖五一六運動中自殺身亡。

七一年初的某一天，廠裏召開大會。政工大李宣布廠裏挖出四個五一六分子，要把他們隔離審查。他們是老王、大徐和小劉，還有一個我記不起來了。老王和大徐文革開始後早幾年是活躍分子。

老王是個大學生，山東人，直率豪爽，頗有魄力，他是廠裏保守派組織赤衛隊的頭頭。當時南京工交係統有兩大派組織，紅總和赤衛隊。紅總是造反派，赤衛隊是保守派，俗稱“老保”，赤衛隊的後台是江蘇省委。六六年底兩派不知為什麽原因發生衝突，赤衛隊要步行、攔火車去北京上訪。老王接到赤衛隊上級通知要組織人參加這一行動。那天下班老王把一幹赤衛隊員們攔在了廠門口，動員他們隨他去上訪。當時正值寒冬，天氣很冷，加上幹了一天活，大夥兒都挺累的想著趕緊回家。老王一看響應不熱烈，急了眼，拍著胸脯大喊：“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滾他媽的蛋！”牛氣十足。就這樣老王糾集了二十多人去了浦口。由於通信不暢，老王他們沒跟大部隊聯係上，在浦口呆了一夜。第二天老王他們一夥人饑寒交迫返回廠裏。後來南京的這兩大派組織在六七年一月三日發生大規模武鬥，在南京稱為“一.三事件”。“一.三事件”後中央表態支持紅總，讓省委作了檢查。一月二十六日紅總借“一月風暴”之勢幹脆奪了省委的權，從那以後省委完全喪失了控製局勢的能力，各級赤衛隊組織隨即土崩瓦解，老王也就一邊歇著去了。老王他們北京上訪這件事廠裏工人當笑話說了好幾年，不想這成為老王被打成五一六的主要罪狀。

大徐是個中技生，製模車間主任。大徐的罪狀是六七年南京“倒許亂軍”時在薩家灣南京軍區前擺“測字攤”。 六七年夏，紅總動員了大大小小幾百個戰鬥隊“倒許”，叫板當時南京軍區許司令。倒許大軍在中山北路上安營紮寨，每個戰鬥隊設立一個攤位，就像現在商廈城裏的小商販攤位，挨挨擠擠，綿延數公裏。攤位前貼滿了標語大字報，飄舞著戰鬥隊的旗幟，煞是熱鬧。大徐也不知是哪根筋搭錯了，帶了一幫人也弄了一個攤位，這些攤位被廠裏工人們戲稱為“測字攤”。紅總的“倒許火線指揮部”下了通牒，要南京軍區九月二日前交出許司令。地處薩家灣的南京軍區裏格外冷清，軍頭們都不知去向。據說許司令帶了一些警衛人員躲進安徽大別山中，揚言要和去抓他的造反派同歸於盡，絕不讓造反派抓活的。這件事驚動了最高層，周恩來下令製止了“倒許亂軍”，救了許司令一把，測字攤主們則作鳥獸散。風水輪流轉。七一年時，許司令主政江蘇，大權在握。深挖五一六是許司令狠抓的“兩挖”運動之一。另一挖是挖煤，說是為了改變“北煤南運”的局麵。在這種形勢下，這些擺過“測字攤”的造反派們還會有什麽好果子吃，大徐被打成五一六就沒什麽好沒商量的了。

小劉的情況要不同一些。小劉文革初期時在化工係統的另一家廠上班，他的一個鐵哥們是那家工廠的造反派頭頭。這小子很賊，在聽說要挖五一六，他來了個三十六計走為上，溜得不知去向。這個廠的深挖小組想從小劉身上打開缺口，就通過我們廠把小劉打成了五一六。

一下隔離了四個五一六分子，需要人看管。政工組安排每一個五一六分子由兩人看管，一名複員軍人，一名才進廠的小青工。我被選上去看管小劉，這多少有點意外。那時我父親在幹校正被人看管著，我算是一個“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那幾年一直灰溜溜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那個年代專指被打倒和正在被打倒的幹部的子女，意思是說你們這些人的父母已沒救沒戲了，可你們還是可以教育好的，好像我們這些人生來就帶有原罪，需要特別的教育才能成為好人。被選上看管五一六的還有一個青工小丁，小丁的父親是南京無線電工業學校的書記，是個走資派。看來廠裏並沒有歧視我們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反而委以重任。和我一組看管小劉的複員軍人是個大齡單身漢，外號“老肥”。

關小劉的“號子”是由一間新蓋好還沒使用的廠房改造而成。牆角用木板隔出一個四、五平米的小籠子，裏麵能放一床一桌，籠子上著鎖，小劉就關在裏麵。我和老肥在外間支了兩張單人床，一星期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時嚴密把守。我們的任務就是看住小劉，不讓他逃跑，另外督促他完成深挖小組讓他寫的檢查。

小劉當時也就二十來歲，文革前的高中生。小劉在籠子中除了寫檢查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讀毛選四卷。小劉筆頭很快，寫上三、四張信紙的檢查中間不帶打頓的，毛主席語錄大段大段地引用，輕而易舉就把自己批得體無完膚。我們幾乎沒什麽事可做，就這麽幹耗著。時間一長，老肥有點耐不住了。老肥三十多歲，當時這把年紀還沒討上老婆的人不多，廠裏有不少熱心的紅娘在為他介紹對象。經常是一到晚上，老肥就穿得整整齊齊，皮鞋擦得錚亮出去了，直到半夜才回來。有位女性李師傅上夜班時常來找老肥，廠裏人都傳他倆有點“那個”。這位李師傅近年四十，揚州人，生得小巧玲瓏，徐娘半老風韻尤存。我當時可能是年齡尚小，木裏十骨的，（南京方言懵懵懂懂，不開竅之意）看不出他們之間有什麽“那個”。但李師傅嗲嗲的揚州話開口閉口“死老肥死老肥”的，聽起來有點瘮人。階級鬥爭歸階級鬥爭，生活仍在繼續著。

小劉原來廠裏的深挖小組來提審過小劉幾次，有一次是夜裏突擊提審。那天深更半夜的，深挖組長帶了一夥人趕來不由分說把小劉拉出來就審問。我和老肥睡眼惺忪困得不行，沒辦法隻好在一旁陪著。深挖組長凶神惡煞拍桌子打板凳要小劉說出他哥們的下落。我聽著聽著慢慢搞清楚了，這夥人其實並沒有掌握把小劉直接打成五一六的材料，隻是想通過小劉找到小劉的那個哥們。那天那夥人問了半天也沒問出個結果。

幾個月過去了，我們階級鬥爭這根弦有點放鬆。一天我帶小劉出去放風，回來沒把籠子門鎖上就溜到車間找人聊天去了。聊著聊著我忽然想起這事，趕緊跑回去。我急急忙忙衝進門一看，小劉安安靜靜坐在籠子裏看書。小劉是個鬼靈精，他知道我在急什麽，他說，“其實你不用這麽緊張，我不會逃跑的。像你們這種看守法，我要想逃早就逃掉了。我什麽事都沒有，逃什麽逃。我要是逃走，說我一個畏罪潛逃，沒罪也變成有罪了。”他看來對自己的處境有清醒的分析。從此後我們心照不宣，我經常帶他出去放放風，遛遛彎，高興時還聊上兩句。有一次小劉說，這深挖五一六就是許某某搞的鬼，這家夥不是個好東西。在當時的情況下，小劉居然敢指名道姓罵許司令，膽可夠大的。

還有一次我帶小劉去食堂買晚飯，看見幾個和我們一起進廠的小青工在打乒乓球。他們看見我就招呼我一塊兒玩。我從小就愛打乒乓，而且自認為球技還不錯。我讓小劉在一邊坐著，準備打兩局就走。小劉看我們打了一會兒站起來問能不能讓他打幾個球。我們還沒反應過來，他拿起一塊拍子就開打。小劉這一出手把我們都看呆了，他不折不扣是個乒乓高手！小劉是右手直拍兩麵攻打法，他反手進攻尤其刷刮（南京方言幹淨利落，不拖泥帶水之意）一看就知道受過正規訓練。我們輪番上台和他較量，除了我贏過他一局外，其餘的小青工都被他打得稀裏嘩啦。能和這樣的高手過招我們都覺得很過癮。小劉不打球時在一旁指手劃腳做起了教練。那一刻我們差不多忘了小劉是一個正在受審的五一六分子，準階級敵人。那天我們打了三個多小時才停。第二天政工大李托人帶話來，讓我們繃緊階級鬥爭這跟弦，並說不容許這樣的事再次發生。

半年多後，深挖五一六運動漸漸冷卻，廠裏把四個五一六都放了。抓他們的時候大張旗鼓，放他們的時候無聲無息。那年頭．．．說什麽好呢。但平心而論，我們廠的深挖五一六運動算是溫和的，沒有暴力行為。

小劉放出來後我們一起參加了廠乒乓球隊，經常出去打比賽。有天晚上我們打完一場球賽一起騎車回家。那天我們贏了球，大家心情格外舒暢，不知誰提起當年的深挖五一六運動，我對小劉說，“怎麽樣，當時我沒虧待你吧？”

“是的，是的。”

“我要是把你那些反動言論匯報上去，你小子可要吃不了兜著走啊。”

“哈哈哈哈．．．謝謝，謝謝，我知道你不會的。”

“．．．．．．”

下麵是一篇網上查到的資料

江蘇清查“五一六”冤案 (選自《炎黃春秋》2007年第11期）

潘祝平

　　“文化大革命”期間，說是北京出現了一個“5·16”組織，被認定為反革命陰謀集團。北京的“5·16”組織，究竟是怎麽回事？該不該在全國搞清查？筆者不明真情，不便評論。
　　就江蘇來說，並不存在“5·16”組織。然而自1970年4月起，江蘇卻掀起了聲勢浩大規模空前的清查“5·16”運動，1971年形成高潮，曆時三年多，打擊麵之寬，手段之狠，前所未有。釀成了建國以來江蘇涉及人數最多的一起冤假錯案。
　　
　　十三萬人被打成“5·16”
　　當時江蘇主要領導人認為，“5·16”組織在江蘇已遍布各條戰線、各個領域，具有群眾性、隱蔽性、頑固性、欺騙性，十分反動，十分危險。根據這一判斷，全省作出了“破口、圍點、掃麵、深挖”的清查部署，打了一場全殲“5·16”的人民戰爭。
　　很快在省地市縣各級，設立了由軍隊“支左”人員組成的權力很大的第二專案辦公室（南京稱“320”辦公室），簡稱“二辦”，統管清查工作，有權拘留、逮捕、關押、審訊“5·16”涉案人員。省“二辦”還設立了關押“5·16”要犯的看守所，並從部隊調來一個連負責看押警戒。各級“二辦”皆由黨的一、二名主要領導人，避開黨委集體單線領導。受兼任江蘇省黨政“一把手”的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委托，省“二辦”由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的“支左”大員吳大勝獨管。這起冤假錯案，“二辦”雖非罪魁禍首，但充當了冷酷無情的打手。
　　江蘇清查“5·16”涉及範圍很廣，造成打擊麵嚴重失控。“文革”中的群眾組織，被視為“5·16”極易進入的黑窩，其成員大都成了清查對象。這些群眾組織在“文革”中都犯有各種不同程度的錯誤，有些還犯有打砸搶和參與派性武鬥的嚴重錯誤，但其成員的絕大多數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卻當成敵我矛盾從中打出了成批“5·16”。少數壞頭頭有罪行應依法懲處，但與“5·16”並非一回事。此外，原地方黨政機關及其它機構，在“文革”中被稱為“舊機關”，其工作人員被視為“舊人員”。認為這些“舊人員”中有不少人對“文革”、軍隊“支左”、軍管等，有抵觸不滿甚至反對情緒，易與“5·16”氣味相投，也成了清查對象。這些“舊人員”中的原各級地方領導幹部，成了清查重點，尤其是被打成“走資派”、“三反分子”、“叛徒”、“特務”、“假黨員”的領導幹部，往往被當作“5·16”的黑後台、黑顧問深挖。有不少領導幹部已經“三結合”進入各級革委會也不能幸免。省“二辦”為了深挖全殲“5·16”，還列出31個問題，不管有未填表參加“5·16”組織，隻要沾上其中一條，都要戴上“5·16”帽子。
　　1970年4月清查開始後，省“二辦”就曾揚言，江蘇不挖出十幾萬“5·16”說不過去。1975年彭衝主持省委工作後，當年5月3日省委調查研究組的調查報告透露，江蘇在三年多清查中，果然有13萬多人被打成“5·16”分子，其中南京市就有2萬多。據當時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從各地市縣法院收集的信息，在清查“5·16”中全省共死亡2000多人，傷殘人數更多。僅以溧水縣和濱海縣為例便可說明。溧水縣死亡36人，被嚴刑拷打重傷100多人；濱海縣死亡18人，傷殘60多人。
　　
　　南京大學成為清查“5·16”的突破口
　　南大被認為是“5·16”敵情最嚴重的單位。1970年4月開始清查時，首先將南大作為突破口，吳大勝親自直管，派省黨的核心小組（當時省委尚未恢複）成員遲明堂蹲點，要求造出聲勢，搞出經驗，推動全省。
　　南大經過四個多月的清查深挖，關押“5·16”分子108人，點名“5·16”248人，掛上“大名單”的“5·16”嫌疑分子1154人，共有1560人卷入了“5·16”漩渦。其中有21人跳樓、自縊、臥軌自殺身亡。
　　南大為何能在較短時間內打出成批“5·16”？雖然也搞“政策攻心”，但主要靠所謂“軍事壓力”，大搞逼供信。連續戰鬥幾晝夜（最多13個晝夜）攻下“頑固堡壘”，通宵達旦取勝於拂曉，寬嚴大會上戴手銬，小分隊濫用十幾種體罰等等，主要靠這些手段逼出“5·16”，也逼出了人命。一位吃盡苦頭的受害者事後談及當時的處境是，“站不完的隊，受不完的罪，寫不完的交待，流不完的淚”。南大大搞逼供信經驗，在全省流毒很廣。
　　南大作為突破口，不僅在教職員工學生中打出了成批“5·16”，而且揭出了地方領導幹部和軍隊領導幹部的“5·16”問題。這兩點突破非同尋常。
　　在南大蹲點的遲明堂，是一位“三八式”的地方領導幹部。南大被打成“5·16”的一位中層幹部對其泄憤檢舉後，遲明堂也被打成了“5·16”。1971年2月靠邊審查，1971年10月隔離審查，不久被武裝押解投進監獄。這一突破為日後成批地方領導幹部打成“5·16”開了先例。省“二辦”奉命抓緊對全省地市廳局級以上地方領導幹部進行排隊摸底，排出了一批涉嫌“5·16”問題的對象。在省級領導幹部中占72%，廳局級領導幹部中占38%，十五個地市領導幹部中占41%，地市一把手中占69%。以此為依據加緊了對各級地方領導幹部的迫害。
　　在江蘇“支左”的軍級要員吳大勝等三人，也被南大一位“5·16”骨幹泄憤檢舉。雖未能觸動吳大勝，但另兩位“支左”要員，一位被無端懷疑，一位被蒙冤審查。此後省“二辦”奉命大整軍內涉嫌“5·16”問題的幹部材料。據1975年5月3日省委調查研究組的調查報告，在查獲的省“二辦“秘密檔案中發現，被整理材料的軍內幹部有298名，其中軍級以上幹部84名，僅南京軍區機關的軍級領導幹部就有11名。此舉大大超越了江蘇的範圍，也大大超越了吳大勝的職權範圍，經何權威授命？想必大有來頭。
　　
　　省五七幹校變成集中審查關押“5·16”的營地
　　江蘇清查“5·16”，在南大突破後，省級機關首當其衝。當時省級機關連同省五·七幹校共5000人左右。清查“5·16”在兩部分人員中進行。一部分是省革委會機關及所屬各部門各單位堅持“抓革命促生產”的“留守人員”，另一部分是進入省五·七幹校的“脫產人員”。1971年幹校的人數占省級機關幹部的60%以上，因此幹校承擔了省級機關清查“5·16”的重任。
　　在省級機關“留守人員”中清查“5·16”的高潮在1971年。經過“春季攻勢”，到1971年6月，被打成“5·16”的占33.4%。其中廳局級以上領導幹部占55.5%，處級幹部占42%，一般幹部占30%。為了擴大戰果，不久又發動“秋季攻勢”，到1971年11月，掛上“大名單”的“5·16”嫌疑分子多達2400餘人，連同已經打成“5·16”的，竟占省級機關幹部總數的70%以上。
　　省革委會常委成了清查的重中之重，45人中有25人打成“5·16”，其中有8名軍隊“支左”幹部。其餘除吳大勝、楊廣立、蔣科三位“支左”領導人外，都掛上了大名單，作為“5·16”嫌疑分子“背靠背”審查。省革委會領導人之一的彭衝竟也掛上了“大名單”。
　　“二辦”認為省農業局的班子是“5·16”搭起來的，把所有“留守人員”關在機關內43天搞深挖。有一位同誌愛人難產、嶽父生病，不但拒絕其請假，還要狠批“資產階級人性論”。外麵來人聯係工作，除派人監視一樓值班室，還在三樓放?望哨監視傳達室。宜興一位同誌來聯係毛竹問題，疑為“5·16”同夥關了半天。水科所一位下放幹部來找局領導，也疑為“5·16”同夥關了兩天，勒令交待問題，最後要當地派人領了回去。消息傳開後，好幾個月誰也不敢來省農業局。
　　省農業局64名“留守人員”，有39人打成“5·16”。打成“5·16”的局領導占60%，處室負責人占62%，黨支部委員占80%，黨員占64%，黨支部幾乎成了“5·16”支部。
　　省科技局被視為“5·16”的黑據點，“二辦”認為科研單位是“5·16”的重點。1000多人的直屬科研單位，打成“5·16”關押100多人，逼死5人，掛上“大名單”的“5·16”嫌疑分子400多人。有的科研單位100%的科以上幹部和80%的一般人員都打成了“5·16”。
　　省科技局在清查“5·16”最緊張時，直屬科研單位的工作幾乎全部停頓。1972年的一個重大科研項目大麵積集成電路新工藝，組織了科研所、高校和工廠的科技人員三結合試製隊伍，經過一年多努力，就在科技成果快拿到手的關鍵時刻，南京大學、南京工學院參加科研的師生，奉命回校參加深挖“5·16”，科研課題中途而廢，使200多人辛勤勞動，投資500多萬元試製出來的設備束之高閣。
　　省五七幹校，1971年有3000多人，除原在幹校搞“鬥批改”未分配的1000多人外，其餘是在清查“5·16”開始後陸續進來的。1971年4月，已在省革委工作的100多廳局級以上領導幹部，被點名為“5·16”後首批送進幹校審查，到1971年底已增加至200多。首批進幹校的省革委會常委、原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老紅軍朱輝等10多位老同誌，都是從辦公室被“請”走的，回家取衣物也不允許。其他涉嫌“5·16”問題的幹部，也一批批被點名送進幹校，有些是半夜破門從床上拉走的。已經下放在南京鋼鐵廠的60多名幹部也被裝上卡車押進幹校，下放在外地的也一批批揪回幹校。到1971年底，幹校3000多人中，點名為“5·16”審查的有1600多人，掛上“大名單”的還有400多人。其中廳局級以上領導幹部，被點名審查的占80%以上。幹校已變成集中審查關押“5·16”的營地。
　　在幹校各處牆頭和宣傳欄上，仇視“5·16”、批臭“5·16”、深挖“5·16”、全殲“5·16”的標語口號隨處可見，到處呈現人人自危的恐怖氣氛。在幹校被審查的對象一律與他人隔離。按南大“通宵達旦取勝於拂曉”的經驗，不分晝夜的車輪戰成了慣用手段，罰站10多小時（最長19小時）更是常見。不少受害者實在吃不消，被迫承認參加了“5·16”，卻又遭來更大禍端，繼續窮追猛打逼交“聯絡圖”同夥，使清查形成了滾雪球。一時間幹校出現了一種景象，幹校內的“5·16”口供一批批送出去，幹校外的“5·16”審查對象一批批送進來，清查的雪球越滾越大，“5·16”越滾越多。
　　為了做到“一個不漏、一網打盡”，幹校還發動“以毒攻毒”，要被審查者檢舉揭發專案人員和小分隊成員中的“5·16”。這就給被審查者泄憤檢舉的機會。以幹校一大隊為例，一名小分隊長今天鬥人，第二天進了密封室；一名大隊核心小組成員，今天要“5·16”繳械投降，第二天辦了他的學習班，要他繳械投降；大隊的一名主要負責人也掛上了“大名單”，成了“5·16”嫌疑分子。“以毒攻毒”的結果，在幹校引起了一場混戰。
　　1971年下半年，幹校多次召開寬嚴大會。9月份的一次寬嚴大會要宣布對幾名“5·16”頑固分子從嚴處理。為大造聲勢，動員幹校周邊農村的部分幹部群眾參加。一些農民見會場周圍有荷槍武裝警戒，誤以為幹校要殺人。幹校雖未殺人，但超越司法機關的職權，給從嚴處理者戴上手銬宣布法辦。
　　
　　清查“5·16”成為南京市頭等大事
　　南京市被認定為“5·16”大本營，將清查“5·16”作為頭等大事，與“一打三反”結合，全力以赴。三年多時間內，全市各條戰線各個領域，從上到下先後組織了2萬多人的清查“5·16”專案和小分隊隊伍，舉辦了各類揭批鬥學習班3900多個、2萬多期次，進入學習班的多達20多萬人次，全市上下共召開坦白會、批鬥會、寬嚴會等1200多場，收到舉報材料2萬多件。在1971年6月至10月，4個多月內就有5000多人打成“5·16”，其中骨幹600多人。到1972年底，2萬多人打成“5·16”，逼死300多人，僅市商業係統就有33人自殺身亡。
　　原市委市人委領導成員，除嶽維藩、鄭康二人外，都視為“5·16”黑後台，遭到批鬥審查。原市委書記處書記劉中，在“文革”初期即因曆史問題冤案被關押批鬥開除黨籍，清查“5·16”時又掛上鉤。此時劉中身患癌症要求查病，卻要劉中“先查思想後查病”，結果因延誤治療而早逝。原副市長房震戴上“5·16”黑後台帽子逼供未屈服，竟用酒灌醉，妄圖房震“酒後吐真情”套取口供。原市級領導成員中一位女同誌在學習班承受不了逼供信的折磨，被迫承認了“5·16”黑後台，仍不放過，直至逼交出300多名“5·16”組織網絡後才罷休。
　　市級機關清查“5·16”，以最先清查的市公檢法機關為例，便可知其激烈程度。一位在此主管清查工作的軍隊“支左”人員，事先即預言，市公檢法機關的“5·16”有一個加強營。強攻的結果，南京市公安局正副局長、市中級人民法院正副院長，全部打成“5·16”。處級幹部除一名副處長外，無一幸免。600多幹警，159人打成“5·16”，逼死4人，掛上“大名單”的“5·16”嫌疑分子400多人。市公檢法機關幾乎全軍覆沒。
　　其它市級機關清查“5·16”也相當激烈。市革委會機關450餘人，至1971年底已有107人打成“5·16”，加上掛上“大名單”的200餘人，也占70%左右。
　　南京市各係統的基層單位，清查“5·16”也搞得“轟轟烈烈”。如華東電子管廠在一個動員會上，就有幾百人上台坦白交待“5·16”問題，並檢舉揭發別人，有的竟能一下子開出幾十個“5·16”幹部名單。結果全廠近半數的幹部和職工都成了“5·16”。又如江南光學儀器廠，要求所有幹部職工都要坦白交待和檢舉揭發“5·16”問題，人人都要過“5·16”關，搞得人人自危。很多幹部職工稀裏糊塗地成了“5·16”。
　　江蘇其它地市清查“5·16”也不甘落後。以鹽城地區為例。原地委常委13人，打成“5·16”的6人，掛上“大名單”的4人；中層幹部84人，打成“5·16”的43人，占51%。地區公檢法機關500餘幹警，打成“5·16”的327人，占65%。
　　江蘇清查“5·16”的冤假錯案，是十年浩劫的一部分，不應被遺忘。因史料不全，本文雖未能作全麵回顧，但也可使讀者從片斷情況中得知江蘇這場浩劫的部分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