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需要哈佛？ (ZT)

文/ 格雷格 • 伊斯特布魯克 G regg E asterbrook ，譯者：梅麗, 《譯文》 2005年第03期
英語原文：http://www.theatlantic.com/doc/200410/easterbrook

聰明的孩子上名校的壓力空前巨大，但名校與非名校之間的差距也空前縮小。

如今，幾乎所有人都認為，年輕人生活中命懸一線之時，就是他們得知被哪所大學錄取之日。

一所精英學校的錄取通知書就形同一張黃金護照。對於那些聰明的學生來說，如果與之失之交臂，無疑是人生的一大挫折。於是乎，人們的精英學堂情結變得空前強 烈。伊利諾伊州溫內特卡的新特裏爾高中的大學入學總顧問吉姆• 康羅伊說，在過去十年裏，父母們對兒女進入重點學校的期待值“一路攀升”。他還補充說，“父母們總是對我說，‘我們隻要名校。’”謝利•萊文在馬裏蘭州的 羅克維爾擔任大學入學顧問已經二十三年了，也深有同感，“高中生們承受的升學壓力達到了空前劇烈的程度，他們覺得如果進不了一所名牌大學，這輩子就差不多沒戲了。”

升學狂熱主要集中在那些“眾望所歸”的大學，它們具有最大的誘惑力。據錄取官員們說，目前稱得上“眾望所歸”的二十五所學校包括長春藤聯盟（布朗大學、哥 倫比亞大學、康奈爾大學、達特茅斯學院、哈佛大學、賓西法尼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和耶魯大學）以及阿默斯特學院、伯克萊大學、加州理工學院、芝加哥大 學、杜克大學、喬治城大學、約翰•普柏金斯大學、麻省理工學院、西北大學、波莫納學院、史密斯學院、斯坦福大學、斯沃斯莫爾學院、瓦薩學院、華盛頓大學、 韋爾斯利大學、和威廉姆斯學院）。當然，一些學生及其家長總是削尖了腦袋想擠進一流學校。但是，由於人口增長了，財富增加了，人們對教育價值的意識也提高 了，數百萬的家庭對大學入學這個問題已經如臨大敵，緊張到了崩潰的邊緣。此外，盡管申請大學入學的學生總數不斷增加，精英學校的新生名額幾乎沒有變化，因 此爭奪精英學校入學資格的競爭就越來越白熱化。 每年，越來越多的聰明、合格的高中生沒法得到那令他們朝思暮想的、來自“眾望所歸”大學的厚厚的信封。

但是，如果所有這些緊張和失望產生的根源——那種認為進不了精英學校會讓生活有天壤之別的想法——是錯誤的呢？如果事實證明被“名列前茅”的學校錄取根本就不能產生什麽影響，那會怎樣呢？

研究人員阿蘭•克魯格爾和斯特西•伯格•戴爾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調查，他們在1999年進行的研究就像是一枚炸彈，轟擊目標對準了把精英大學看成命裏福星的 人。克魯格爾是普林斯頓的一名經濟學家，戴爾是安德魯•梅隆基金會的成員，他們把1976年進入長春藤聯盟大學和檔次相當的大學的學生，與那些同年進入檔 次較低的大學裏就讀的學生進行了比較，結果發現，到1995年為止，耶魯大學的畢業生比杜蘭大學的畢業生收入要多30%，這一數據似乎證明了就讀名牌大學 能為未來鋪平道路的看法。

然而，進入耶魯大學的學生也許隻是比在杜蘭大學就讀的學生更有天賦或更加勤奮。為了檢驗這個看法，克魯格爾和戴爾調查了那些接到了精英大學的錄取通知書、 卻選擇在“篩選程度稍低”、不那麽受人追捧的學校裏就讀的學生的情況。調查結果表明，平均說來這些學生畢業二十年以後的收入與在精英學校接受教育的學生的 收入水平相當。克魯格爾和戴爾發現，那些有足夠天分獲得重點大學的錄取資格的學生，畢業後的收入“幾乎沒有區別， 不管他們是在哪兒接受的教育”。換句話說，是學生本身，而不是學校，對日後的成功起決定性作用。

但是，正如克魯格爾所說的那樣，“念大學比念哪所大學更重要。”那些頂尖大學的優勢被過分強化了。想想看吧，有多少大學不屬於前二十五名，但它們並不比精 英大學遜色多少：巴德學院、巴納德學院、鮑登學院、布蘭戴斯大學、布林•莫爾學院、巴克內爾學院、卡爾頓學院、卡內基•梅隆大學、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 科爾比學院、科爾蓋特學院、科羅拉多學院、戴維森學院、丹尼森大學、迪金森學院、埃默裏大學、喬治•華盛頓大學、格林內爾學院、哈密爾頓學院、哈維•瑪德 學院、哈弗福學院、聖十字學院、凱尼恩學院、拉斐特學院、麥卡利斯特學院、米德爾伯裏學院、芒特霍裏奧克學院、聖母學院、奧伯林學院、奧克西登塔爾學院、 裏德學院、萊斯大學、薩拉•勞倫斯學院、斯基德莫爾學院、斯佩爾曼學院、安納波利斯聖約翰學院、康涅狄格三一學院、聯合學院、範德比爾特大學、華盛頓與李 大學、韋斯利恩大學、惠特曼學院、威廉與瑪麗學院、密執安大學與弗吉利亞大學。然後再看看其他的一些大學，它們也許缺乏定鼎一尊的優勢，但其實力也不容小 覷：比如波斯頓學院、凱斯西儲學院、格魯吉亞理工學院、羅切斯特學院、紐約州立大學賓厄姆頓分校、德州基督教大學、塔夫茨學院、伊利諾伊州大學潘•厄巴納 分校、北卡羅來那大學查珀爾希爾分校、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歐文、洛杉磯、聖迭戈分校等等（列舉這麽 多大學的名字不是想做到無一漏忘， 而是想表明在美國這樣的好大學不勝枚舉。）“如果一個孩子被麥迪遜色大學錄取了，這個家庭就應該喜出望外了。但那些一門子心思隻想進頂尖大學的父母就不會 把進入麥迪遜大學看作一次成功。”坦普爾大學的校長戴維•阿達曼尼如是說。“一個被哈佛拒收的學生，也許還可能繼續在其他數十所優秀大學中的某一所裏接受 優質教育並在大學裏有出色的表現，但卻開始感到自己低人一等，並因為自己有負父母失望而心感愧疚。許多父母都把對孩子的希望拔得很高，孩子們如果不能獲得 頂尖高校的錄取通知書，就被認為是失敗者。”

除了克魯格爾-戴爾的研究之外，還有許多軼事能證明，芸芸高校中的任何一所都能為它的畢業生鋪墊成功的基石。讓我們來看看美國參議院：這個普通人望塵莫及 的團體中有二十六位成員是“眾望所歸”學校的本科畢業生，考慮到從這些學校畢業生本來所占比例就很小，這個小數目還算過得去。但參議院成員背景的多樣性更 讓人印象深刻。美國參議院的一半成員畢業於公立大學，其中不少大學還是屬於州管轄——其中包括芝加哥、科羅拉多、衣阿華，堪薩斯、路易斯安娜、密執根、北 卡羅來那、俄亥俄、俄克拉何馬、俄勒岡、賓西法尼亞、聖何塞、南達科他、猶他、華盛頓州立大學。我們再來看看位於世界財富五百強的前十位公司的總裁吧：他 們之中隻有四位就讀於精英大學。世界最大公司沃爾瑪的總裁H• 李畢業於堪薩斯州匹茲堡市的匹茲堡州立大學。接下來看看獲得羅茲獎學金的學者吧：在三十二位美國獲獎者中，隻有十六位是精英學校的畢業生。其他的則就讀於 霍巴特學院、密爾薩普斯學院、莫爾豪斯學院、聖奧拉夫學院、南方大學、猶他州立大學，以及維克森林大學之類的非精英學校。

史蒂文•斯皮爾伯格早年曾被南卡羅來那大學和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著名的電影學院拒收，於是他去了加州州立大學長灘學院，而且在那裏如魚得水。法勒，斯特勞 斯&吉魯公司的出版公司的羅傑•斯托斯是戰後美國學者中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是密蘇裏大學的畢業生。巴納德學院院長朱迪斯•夏皮羅說：“學生們 受周圍的影響，認為如果你進了大學X ， 那麽必然會產生結果Y, 這實際上是錯誤的。”“念一所好大學肯定是福氣，但好大學有很多。讀普林斯頓大學還是讀巴納德學院並非性命交關的事。”

能否進入普林斯頓大學念書並非性命交關的事——時任《紐約時代周刊》的編輯洛倫•普柏在幾年前就有了這種看法。他瀏覽了《名人錄》裏1980年代收錄的名 人（當時《名人錄》還是美國顯要人物的社會目錄——那時還沒有《東南部中學女子網球名人錄》）和其他派生產品在市場上銷售），將獲得本科學位的人收編在他 1990年出版的《看到長春藤以外》一書中。普柏發現，為《名人錄》輸送了最多入選者的學校是耶魯、哈佛、普林斯頓、芝加哥和加州理工學院，這一現象與人 們的期待一致。其次是：迪堡學院、聖十字學院、瓦巴西學院、華盛頓和李大學、伊利諾伊州偉頓學院。普柏還發現鮑登學院、丹尼森學院、弗蘭克林與馬歇爾學 院、密爾薩普斯學院、以及南方大學在為名人錄輸送人選方麵超過了喬治城大學或弗吉尼亞大學，畢洛伊特學院也勝過了杜克大學。

這些發現令普柏相信，重點學校已經失去了它們為成功擔當看門人的地位了。如今，普柏正為四十所大學大造聲勢：他認為這些大學與精英大學旗鼓相當， 而且更個性化，更令人身心愉快，壓力更小，學費更便宜——至少在一些學校情況如此。霍普學院、羅茲學院 和烏爾辛納斯等學校沒有常春藤聯盟大學那樣大的入學吸引力，但家長們卻樂意把孩子送去就讀（可在www. ctcl.com上查到普柏所擁護的非精英優秀大學的名單）。

“眾望所歸大學”也不再是進入研究生院的看門人了。以前，擁有一所精英大學的本科文憑被認為是被重點法律或醫學學院錄取的前提條件。但如今情況不同了：去 年哈佛大學的法律專業新生中的61%都是在長春藤聯盟以外的學校獲得了本科文憑。“每年我都能看到以前在哈佛大學就讀、現在卻進不了哈佛法學院的學生；或 者以前在馬裏蘭大學學習、現在卻就讀哈佛法學院的學生。”謝利•萊文如是說。為了出版《看到長春藤以外》，普柏分析了八套醫學院能力測試試卷分數，加州理 工學院的學生分數最高，但卡爾頓學院勝過哈佛大學， 摩蘭堡學院超過達特茅斯學院, 俄亥俄韋斯利恩大學好於伯克萊大學。

精英大學仍然為博士教育提供了最大的生力軍（加州理工學院在1990年代占的比例最大），但在這個方麵，厄爾翰學院、格林內爾學院、卡拉馬祖學院、肯庸學 院、諾克斯學院、勞倫斯學院、麥卡利斯特學院、奧伯林學院和伍斯特學院比另外一些地位更高的學校反而做得更好。在1990年代，一個僅僅擁有一千兩百名學 生的名不見經傳的厄爾翰學院培養的博士學位獲得者的比例甚至超過了布朗大學、達特茅斯學院、 杜克大學、 西北大學、 賓西法尼亞大學和瓦薩學院。

非精英學校為《名人錄》輸送入選者、為研究生院和參議院培養後繼人方麵的出色表現說明，許多人過高地估計了“眾望所歸大學”對學生在未來收入和事業發展上 的影響。舉個例子來說，我畢業於科羅拉多學院，這個小型的文科學院盡管還算受人青睞，但絕對不能望斯坦福大學的項背。我於七十年代在那裏讀書，當時在校園 裏晃蕩的那些毛頭小夥子，如今已經與一大串驚人的成就聯係在了一起：醫學博士尼爾•巴爾是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節目“急診室”的執行製片人；弗蘭克•鮑曼是前 任聯邦公訴人，被公認為聯邦法律量刑專家；凱瑟琳• 德肖是洛杉磯藝術博物館的基金募集負責人；戴維•亨德裏克森是科羅拉多學院政治科學係的主任；理查德•基爾布賴德是管理金額高達四千五百億的ING資產管 理公司的經理負責人；羅伯特•克雷默是電視演員；醫學博士瑪格麗特•劉，是“比爾 & 梅林達 • 蓋茨”基金會的高級顧問，同時還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疫苗權威之一； 戴維•馬爾珀斯是Bear Stearns的總經濟師；馬克•麥康奈爾是動畫師，已經獲得了電視動畫艾美獎； 吉姆•麥克道爾是BMW北美地區的銷售副總裁；馬西亞•麥克納特是蒙特雷灣水族館研究所的總裁；邁克爾•納瓦是亨利•裏奧斯係列偵探小說的作者；彼特•紐 珀特是drugstore.com的總裁；安妮•賴芬貝格是《洛杉磯時代報》的代理商業編輯；德博拉•考爾菲爾德與人合著出版了廣受歡迎的煙草訴訟書籍； 肯•薩拉紮是科羅拉多的大律師以及2004年美國參議院的民主黨候選人；湯姆•尚克爾是《紐約時代報》的五角大樓駐外記者；喬•西米蒂安被《美國科學》提 名為在科技方麵最具影響的五十人之一；埃裏克•宗德爾曼是丹佛最強大的公共關係公司之一的創立者。

大學的功能在於引導學生去創造多彩而眩目的生活，從這個角度來看，科羅拉多學院在這個時期並不比哥倫比亞大學或康奈爾大學或其他長春藤聯盟大學遜色。當 然，其他大學也可以因為它們在這個或那個時期的成就而當仁不讓；我隻是以我所知的例子進行說明。值得強調的一點就是在某段時間內，成功的重力中心從頂尖的 學校發生了轉移。

而上述轉移發生的關鍵是非精英學校教育質量的提高。我采訪過的許多大學官員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一點：在一代或兩代人以前，如果一個學生不能被某所長春藤大 學或者精英學校錄取的話，這無疑是他生命中得一大挫折，因為那時隻有少數幾個地方能夠提供真正的一流教學。但從那以後，非精英學校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如 今的伊利諾伊韋斯利恩大學遠遠好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而哈佛大學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裏的變化可能要小得多。”這所大學的主管官員珍妮特•麥克紐說。這樣的話 可以適用其他許多大學。不少過去就不錯的學校得到了長足的發展，而那些頂尖的學校多少有點按兵不動。其結果就是越來越多的大學縮短了與精英大學的差距。

現在有多少大學提供優秀的教育呢？新特裏爾中學的吉姆•康羅伊認為可能有一百所；而謝利•萊文認為可能有兩百多所。進步特別明顯的是一些大型公立大學。密 執根大學和弗吉利亞大學已經變成了“公立長春藤”，而無數的私立大學如今提供著最高檔的教育。一個學生是否因為公立大學提供的良好教育而去就讀是另一回 事：但一個寬大的、亂哄哄的校園，可能成為靠喝啤酒打遊戲虛度四年光陰的樂園，而在一個小型的私立的大學裏，那樣的行為很容易成為眾矢之的。然而，公立大 學質量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們提供了大量的入學機會，而且還對本州學生提供打折學費。許多無法支付昂貴的私立大學學費的家庭，現在往往能在公立大學 中找到令人滿意的選擇。

數量如此眾多的大學得到改善的原因之一是因為有大量的優秀教員。由GI條例（注：GI Bill of Rights，1944年軍人重新安置法的俗稱。它規定政府對退伍軍人的醫療、購房以及四年大學教育提供援助。其最大影響表現在教育方麵，大量退伍軍人進 入大學求學，形成龐大的學生人潮。）引發的教育浪潮吸引了無數英才投身於學術界。由於頂尖大學的職位任期輪換得很慢，青年教師軍團就擴散到了其他大學，因 而提高了非精英大學的教學水平。與此相生相隨的是，國家越來越繁榮，大學也越來越興旺——包括那些第二梯隊大學。當GB法案催生的第一批軍團成員年事已 高、功成身退時，他們數額不菲的捐款源源不斷地流入了非精英大學。（今年初匹茲堡州立大學法律學院就收到了學生贈送的四百二十五萬美元。）如今，許多的非 精英大學都有充裕的財源：艾默裏大學得到的捐贈有四十五億美元，凱斯西儲學院有十四億美元，連小小的科爾比學院也有三億兩千三百萬美元——這個金額在幾十 年前，對於一個非全國性的小規模文科院校來說簡直是天文數字。

由於第二梯隊大學的崛起，傳統的特權階層在商業界和其他行業中的優勢開始逐漸消失。曾幾何時，一個長春藤大學的文憑，在很多地方被看作是得到晉升的順風飽 帆，因為一個長春藤大學的畢業生往往具有正統的中上層新教背景。而現在，一個長春藤大學的文憑根本無法代表一個人的背景，因此它在招聘工作和職位提升上的 優勢越來越小；許多公司寧肯要一個在裏海大學裏出類拔萃的學生，而不肯要一個在布朗大學裏的表現平平者。律師事務所對社會階層仍然非常在意——一些學校顧 問認為，律師事務所在選擇雇員時，仍然要考慮學生是從哪所大學獲得的本科文憑。但大部分雇傭單位並不把社會階層作為考慮因素，其中一些甚至故意避開來自頂 尖學校的求職者，因為這些求職者往往不切實際地期望迅速加官晉爵。

被認為具有諷刺意味的關係通常隻是碰巧如此而已，但下麵的事實確實具有諷刺性：非精英大學在教育質量和資金來源上都獲得了長足發展，而頂尖大學文憑卻沒那麽吃香了。進入一所精英大學念書，變得更像是滿足一個全國性的心理情結而已。

讓我們再回到克魯格爾-戴爾的論文。我們真的確信哈密爾頓學院和哈佛一樣好嗎？

一些分析者認為，最頂尖的大學確實具有明顯的優勢。比如，哈佛經濟學家卡羅琳•霍克斯比對大學的成果進行調查研究後認為，精英大學的畢業生，確實比那些雖 然能力相當但就讀於其他大學的學生收入要高一些。霍克斯比對1982年進入大學的男學生進行了研究，並把他們按能力分類，盡管她采用的標準同克魯格爾和戴 爾的不一樣。她認為，在能力相當的情況下，那些進入頂尖大學的學生，在日後工作中的收入平均為二百九十萬美元，而進入第二梯隊大學的學生能獲得二百五十萬 美元。這使得霍克斯比相信，心懷大誌的頂尖大學學生有理由追求萬裏挑一的工作。

她說：“排名大約在前五十位的學校的確具有優勢。頂尖學校建立的社會關係起了一定作用。但這並不意味著你遇到了一個有錢的銀行家的兒子，然後他的父親就給 了你一個工作，而是說你能遇到來校園開會或演講的專家。這種會議網絡效應在精英大學裏要好得多。”霍克斯比估計，一個學生從教育中受到的利益的四分之三都 取決於他的努力和能力，這種情況在任何一所好的大學裏都差不多。剩下的四分之一取決於學校的地位——好的大學擁有更好的資源和關係網，頂尖學生能帶動其他 一批頂尖學生。”

“如今，許多大學都擁有良好的師資，因此師資並不是頂尖大學的優勢所在，”霍克斯比解釋說，“也許普林斯頓大學與魯格斯大學的師資沒有什麽差別，但它們的 學生卻有很大的差別，而每個人接受的教育的一部分來自於與別的學生之間的相互影響。”在一個競爭異常激烈的環境裏，也許有少數學生會承受不了壓力而崩潰， 但多數人都能在重壓之下越戰越佳，而競爭最激烈的地方就是“眾望所歸大學”。霍克斯比注意到，一些中等檔次的公立大學在內部設立了“榮譽學院”，吸引表現 優異的學生。“在公立大學榮譽學院立的學生表現不錯，但如果他們就讀精英學校，肯定會發揮更好。”霍克斯比得出這樣的論證，並且覺得原因就是他們周圍缺乏 其他的尖子生。

但有這樣一群學生，甚至是克魯格爾和戴爾也覺得他們從精英大學裏獲得了巨大的益處：那就是那些來自劣勢背景的學生。貧窮家庭的孩子來到阿默斯特學院或西北 大學這樣的環境後，得到的益處大大超過了富裕家庭的孩子。為什麽？答案可能是他們能學到在以前的環境中無法學到得社會默契規則和習慣。艾爾弗雷德•盧布拉 諾是一個砌磚工的兒子，他在2003年出版的《過渡地帶》（“LIMBO”）一書中分析了工人階層背景的人們進入白領文化後發生的情況。盧布拉諾寫道，他 們的社會化進程的一部分，就是學會在任何時候都表現的不動感情，外表鎮定，不管他們內心是怎樣翻江倒海。來自富裕家庭的孩子們在進入大學時就已經學會了以 鎮靜為麵具。家境貧窮的孩子們可能在新得環境中學習到如何自我表現——這是在一流大學裏能特別得到證實的一個特點。

可以理解為什麽無以計數的高中老師和心急火燎的家長一心一意地想讓孩子們進入精英大學。十來歲的年紀正是接受一係列考驗的階段：要學業成功，要適應環境， 要擅長接受並應對考驗，要懂得怎樣討大人歡喜。這些考驗似乎都終結於一個評定——一個對前十八年的生活非好即差優劣分明的評定，而做出這個評定的人就是大 學的錄取官員。對十幾歲的孩子們來說，錄取通知書到達的那一天就是得到人生真諦的時刻：他們會知道成人們是如何看他們的，會看到他們未來的生活是否成功的 征兆。當然，成人世界裏既不乏落魄失意的耶魯大學畢業生，也充滿了事業上躊躇滿誌或生活上春風得意的格魯吉亞理工學院的畢業生。但十幾歲的孩子們還不可能 懂得這些。他們惟一確信的，就是大學可能接受也可能拒絕他們，就像約會可能被接受或拒絕一樣——隻不過前者更嚴重一些，而且父母會知道有關的一切細節。

當然，要取消大學申請過程中設置的一道道考驗是不可能的。如果人們能理解到，如今許多的學校都能為學生提供優質的教育，並為他們未來的良好收入和光明事業 鋪路架橋，那大學入學就不會把人搞得那麽人心惶惶，也不應會給中學生活投下那麽濃重的陰影哈佛大學固然讓人豔羨，但你沒有必要認為，一定要進入哈佛才能跨 入人生的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