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人的群體性分流與宣教運動的關係
——兼論溫州經濟模式與宣教模式的特征
舍禾 著 刊於麥種 2009年7月第三期（總第19期）
大 綱
一、從享譽全球的“溫州人—猶太人”的比對說起
二、溫州教會的曆史源流與布道、宣教的傳統
1、元朝：也裏可溫傳入溫州
2、清朝：新教傳入溫州
3、中華人民共和國：本土教會崛起
三、溫州基督教信仰與經濟崛起的內在關聯
1、“基督徒老板”群體的“橫空出世”
2、基督教信仰對“企業文化”的影響
3、基督徒員工的“福音團契”遍地開花
4、基督徒商人對社會的回報與貢獻
四、溫州人的重商傳統對宣教的積極影響
1、勇於冒險，敢為人先
2、善於觀察，以小見大
3、精於分工，樂於合作
4、強於推銷，建立網絡
五、溫州人群體性分流的形成因素與宣教的成效及特征
1、20世紀70年代，謀生群體——從“貧民”到“逃民”
2、20世紀80年代，經商群體——從“遊民”到“豪民”
3、20世紀90年代，學生群體——從“農民”到“俊民”
4、21世紀初期，傳道人群體——從“小民”到“惠民”
六、溫州宣教模式的檢討與可持續性發展
1、兩點檢討
（1）以商人為主導的宣教模式的局限性
（2）門戶主義成為教會合一的破口
2、兩點建議
（1）要避免把宣教當作炒作的機會
（2）要麵對從“別具一格”到“三足鼎立”的格局
基本參考書目
溫州地處東海之濱，又與綿延不斷的群山成為一體，因此，它被稱為沿海城市，同時又被稱為山高皇帝遠的邊遠城市。[1]這種較為兩極化的生存環境，塑造了溫州人的雙重個性：他們既有大海的秉性，勇立風頭浪尖，又受大山的困擾，渴望遠走高飛。正因為如此，溫州人才逐漸學會了在矛盾中求生存，在掙紮中求發展，他們被譽為改革的先驅，並創造了敢為天下先的經濟奇跡。而“溫州模式”更成了家喻戶曉的名詞，它進一步地告訴人們，溫州地方雖小，但溫州人卻“占領”了世界。
溫州的宣教運動與經濟模式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溫州教會的宣教步伐伴隨著經濟的起飛而不斷擴展，當然，這種宣教運動並不是經濟的附庸品，因它穿梭在每一個分流的群體之中，比如，學生群體、民工群體、移民群體等，福音隨著這些群體的腳步，每到一處必然會結出絢麗的奇葩。因此，筆者認為溫州的宣教模式有其獨特性，它起始於一場影響巨大的“民間運動”，教會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一個母親，或是一個父親，在外出群體建立教會後，教會就會接管或是負責牧養這些教會。及至到21世紀的初期，這場運動帶動了教會的宣教熱情，讓一向以“聖經導師”為自居的溫州教會，走下了神聖、高貴，而又舒適的“教會神壇”，投身到廣袤的宣教工場之中。時至今日，這場大覺醒在教會中持續升溫，更有部分教會把宣教工作做得熱火朝天，地區性的宣教神學院也正在未雨綢繆之中，相信不出幾年，溫州教會將會從“中國的耶路撒冷”轉型到“中國的安提阿”。
一、從享譽全球的“溫州人—猶太人”的比對說起
猶太人把世界的錢都裝進了自己的口袋，他們是世界民族當中的一個偉大奇跡，雖然曆經磨難，備受蹂躪，卻是“四麵受敵，不被困住；打倒了，卻不至死亡。”（林後4：8－9）這兩節經文並非用以描寫猶太人的曆史，但其精神卻能表達出猶太人那部漫長的屈辱史，以及反敗為勝的逆轉史。最終，他們在經濟、科學、哲學、宗教等領域獨領風騷，傲視群雄，其中更為人所津津樂道的就是猶太人的經商才能，以及基督徒所信奉的救主耶穌基督。
溫州人在科學、哲學、人文等領域缺乏突出的貢獻，但他們卻奇跡般地擁有超凡的經商才能，以及遍地分布的基督的教會；溫州人敢為天下先，也常被置之死地而後生。[2]因此，就出現了把溫州人與猶太人作對比的現象：
溫州人被稱為“東方的猶太人”；溫州教會被稱為“中國的耶路撒冷”；溫州基督徒群體在全國各地居住並建立教會，如同利未人散居在以色列國，並服侍百姓；溫州人分散到全世界，如同猶太人散居在全世界；更稀奇的是，猶太人是神的子民，中國則被稱為神州。
以上的對比給了我們極其強烈的思想衝擊，在中國，還沒有溫州以外的某個群體能同時在兩個層麵上被提到與猶太人相提並論的地位：其人們被稱為猶太人，其教會被稱為耶路撒冷。反之，溫州人能獲得如此榮譽，實在是出於神的恩典。
二、溫州教會的曆史源流與布道、宣教的傳統
福音二進溫州，第一次徹底消亡，第二次在1951年告一個段落，[3]真正的複興之火卻是在文革中點燃。
1、元朝：也裏可溫傳入溫州
基督教傳入溫州，有據可查的當始於元代。據《元典章》中的一段記載，在大德八年(1304年)，溫州曾發生“禁也裏可溫”一事，可見當時的也裏可溫教在溫州已經大有權勢，且能夠與傳統的佛、道思想“侵奪管領”，此種影響並非是一朝一夕能形成的。[4]不過，隨著也裏可溫被驅逐出境，他們在溫州的發展也宣告結束，最終絕跡於溫州。
2、清朝：新教傳入溫州
1867年[5]，內地會傳教士曹雅直（George Stott)[6]把福音傳入溫州，他是溫州近代基督教拓荒布道的第一人。曹雅直通過辦學、辦醫院等方式，把福音傳給溫州人。此外，也有循道公會的傳教士來溫州宣教，其中最為有名的是蘇慧廉（W.E.Soothill），他於1882年到達溫州，他僅用半年的時間學會溫州話，並用溫州話講道。通過眾多宣教士不懈的努力，截止到1949年，溫州地區已有七萬多名基督徒，占全國基督徒總人數的十分之一，占全省基督徒總人數的三分之一。
3、中華人民共和國：本土教會崛起
1959－1961年，被中國政府稱為“三年自然災害”[7]時期，全國共有3200多萬的人口因饑餓而非正常死亡。1959年，也就是“三年災害”的第一年，溫州被稱為全國唯一的“無宗教區”，宗教活動被徹底打垮。1961年，也就是“三年災害”的最後一年的正月，溫州市區第一個家庭教會建立，這是在實施信仰打擊之後所結出的新果子。在連吃飯問題都沒有解決的艱難時刻，溫州家庭教會卻悄然誕生。當時，教會熱衷於傳福音，一個本地化的“布道模式”也便應時而生：
（1）專門有人外出請人來參加聚會；（2）信徒皆攜帶凳子來聚會的地方；（3）唱詩；（4）布道；（5）禱告。特別是每次禱告，很多人會痛哭流淚，悔改相信耶穌。聖靈也特別的做工，來參加福音布道會的人數與日俱增。
1970年，溫州市教會（聯會）正式成立，時值文革中期。[8]從行政區域而言，溫州市教會包括五縣一市，[9]它是溫州教會曆史上最為合一的教會。[10]改革開放後，溫州教會借著相對寬鬆的政策環境，開展了較大範圍的本地布道運動，並且，隨著大量基督徒的外流，福音也隨之走向了全國各地。這些出去到外地的基督徒，有做鞋的，有理發的，有彈棉花的，有賣電器的等。如果說，在1985年“溫州經濟模式”就已經形成，那麽，“溫州宣教模式”的形成絕不會遲於這個時間。當然，這還不包括海外溫州基督徒所展開的宣教活動，比如，巴黎的一些溫州教會，在上世紀60年代就已經建立，這些教會成為了較為早期的華人教會。
三、溫州基督教信仰與經濟崛起的內在關聯
我們沒有足夠的理由認為，基督教與經濟的發展有必然的關聯，因為，在基督教誕生之前的世界同樣有經濟的複興，比如巴比倫帝國和羅馬帝國。當然，我們更沒有理由認為，基督教的興起會阻礙經濟的發展，世界最發達國家絕大多數是受基督教信仰影響的。溫州也是如此，基督教信仰對經濟的發展起到積極的作用。
1、“基督徒老板”群體的“橫空出世”
“基督徒老板”，顧名思義就是信仰基督徒的企業主，又名“老板基督徒”。浙江大學
在溫州，基督徒老板大多分布在樂清市、瑞安市、鹿城區、甌海區、龍灣區、永嘉縣、平陽縣等地。雖然，我們無法確切地知道，有多少基督徒老板，但筆者身邊就有許許多多的基督徒老板。筆者曾經和一位弟兄聊起基督徒老板的話題，弟兄告訴我說，當初和他同時創業起家的老板當中，有不少是基督徒，二十年之後，能把企業做得大的不少，不過，基督徒老板在他們的婚姻和生活中做了比這更美的見證，盡管失敗的也不少，但是，比起非基督徒，他們的見證更能折服人。
這是一個群體，也是一股強大的力量，他們對改變社會的風氣，以及生意場上的腐敗起到了一定的影響和作用。隨著“企業主團契”不斷地出現，溫州基督徒對日後經濟的發展，以及對社會的改變乃是指日可待了。
2、基督教信仰對“企業文化”的影響
這幾年來，建設“企業文化”成為溫州政府的口號，也是企業做大、做長的軟性要求。一個企業有了自己特有的文化，也就表示著他們有著自己的精神、理念，以及多年沉澱下來的企業“遺產”。因此，幾乎每一個企業都開始了這項運動。基督徒企業主則理所當然地在企業中注入信仰的因素。
這首先體現在企業的名稱上，比如，在溫州有神力集團、神恩電器科技有限公司、伯特利閥門公司、迦南鞋業……其次，體現在企業管理之上，幾乎所有的基督徒企業主都會把聖經的教導寫進企業的章程，或是寫進員工管理條例之中。其三，很多企業主喜歡把屬靈的標語放在自己的辦公室內，比如：“基督是我家之主”，“以馬內利”，“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侍奉耶和華。”這些標語無疑成為了福音的見證。
3、基督徒員工的“福音團契”遍地開花
上世紀90年代的中期，溫州就開始了“福音團契”的事工。比如，在永嘉的橋頭，樂清，瑞安，以及溫州市區等地都建立了專門向企業員工和民工傳福音的教會。[12]有的是在企業內部組成教會，有的則是在教會裏麵向工人傳福音。也很多企業在招工的時候，讓基督徒優先。絕大多數的基督徒在工廠內遵紀守法，他們成了企業的一個穩定因素，因此，有非基督徒老板也願意開放自己的工廠，讓基督徒進去傳福音。
2007年，溫州市區某教會成立了“民工藝術團”，該藝術團不僅給長期處於工作壓力之下的工廠員工送去精神上的食糧，更為他們帶去最寶貴的信息，那就是耶穌愛他們。
4、基督徒商人對社會的回報與貢獻
建教堂，幫助教會買新聚會場所，這是基督徒老板一件常作的事情。筆者熟悉不少的老板，他們不僅幫助教會，也幫助社會上很多失學兒童、孤寡老人等。
筆者認為，基督徒企業家對溫州帶來更大的貢獻不僅僅表現在經濟的回饋，以及物資的奉獻之上，他們更體現在對社會風氣的改變之上，這對溫州的文明建設來說，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事情。
因此，溫州經濟模式與基督教有著極其密切的關聯，在溫州經濟的血液中飽含信仰的成分。溫州與蘇南、深圳合稱中國三大經濟模式，從外表來看，似乎很容易區分：溫州是“自費改革”，一切私有化；蘇南是“雜交經濟”，公家私人各占一半；深圳是“國營經濟”，全部由國家投資和看管。但是，真正認識和了解這三種模式背後所深藏的不同精神的人，他必然會知曉溫州經濟模式與基督教信仰有著不可脫離的關係。
四、溫州人的重商傳統對宣教的積極影響
溫州人自古以來就重商，因此就有了“十個溫州九個商，還有一個是會計”的美譽。
在文革期間，溫州人就做起了生意。比如，蒼南的金鄉鎮在70年代就做起了糧票的生意。[14]也有一些私有企業靠掛在國營企業的名下，他們的工人所得的工資竟然遠超過國營企業員工的工資，導致不少的國企幹部在背地裏去私企做工，這樣就有了雙份的收入。
2004年，CCTV評出十大“中國最具經濟活力城市”，溫州與成都、大連、東莞、杭州、青島、深圳、沈陽、蘇州、無錫並列，評委會給溫州送上這樣的頒獎辭：
這是一個善於分工也樂於使用合力的城市，一個喜歡以小見大更會以小搏大的城市，一個懂得無中生有的城市。她在創造價值的同時，也創造著生機勃勃的經濟模式。作為中國民營經濟的領跑者，她清晰的腳印讓人們感受到民間的力量和市場的力量。
總結過去，筆者為溫州商人找出幾個明顯的特征：
1、勇於冒險，敢為人先
有老鼠的地方，就有溫州人。這話一點不假，據說，當年第一個進入北朝鮮做生意的就是溫州人。溫州人無法苟同“安於故俗，溺於舊聞”的理論，他們吃苦耐勞，善於變通，勇於探索。因此，他們的足跡遍布全世界。
2、善於觀察，以小見大
他們有著極其敏銳的洞察力，隨時發現好的商機，在別人尚未意識到的時候，他們已經進入新市場。在工作上，他們願意從最小的事情做起，比如開一個餐館，開一個批發店等，然後把企業做大。
3、精於分工，樂於合作
溫州人移民海外，常常會以滾雪球的方式，把一個個親屬帶到海外，然後安排他們在自己的企業中做工。在本地做生意、做企業的也是如此。因此，溫州以家族企業為主體，全家人在企業中會扮演不同的角色。
4、強於推銷，建立網絡
一個推銷員必須能說會道，也要有一張厚厚的臉皮。在溫州，有十多萬的購銷員穿梭於全國各地，僅僅樂清柳市的電器購銷員，其人數就不下5000人。
溫州宣教模式與經濟模式有很多的相似之處。以上四方麵的特點，幾乎都在宣教事工上重現。
五、溫州人群體性分流的形成因素與宣教的成效及特征
溫州商人是最為顯著、最為耀眼的群體。這群人改寫了溫州的曆史，把“溫州”從地理觀念轉化成一種文化，一種精神。從宣教學的理論來看，“商貿宣教”是一種新的策略，甚至有學者指出，“下一波的屬靈複興可能透過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商界興起。”[15]不過，在商人之外溫州還存在不同的流動群體，他們在宣教上也大有貢獻。筆者從四個曆史階段來粗略地給予劃分。
1、20世紀70年代，謀生群體——從“貧民”到“逃民”
溫州原本土地肥沃，物產豐富，又被譽為江南的“魚米之鄉”。然而，經過1949到文革的折騰之後，溫州陷入貧困之中，有三分之二的溫州人處在貧困線以下，成為當時中國最為貧窮落後的地區之一。當時社會上就流行一段順口溜：“平陽討飯，文成人販，永嘉逃難，洞頭靠貸款吃飯。”據2009年最新統計，在國際級貧困縣名單中，浙江有三個，而溫州占了兩個：文成和泰順。因此，浙江最貧窮的地方都集中在溫州。
但是，溫州卻無法獲得國家的撥款投資，曾有人這樣描述溫州：“50年代的海防前線，60年代的武鬥火線，70年代的投資短線。”此外，在溫州有一句俗語，它表示要從溫州到上海，隻有“水路”一條，即坐24小時的輪船。溫州方言中的“水”和“死”同音，因此，溫州人形容自己隻有“死路一條”。交通的落後嚴重的阻礙了對外經濟的發展，因此，溫州人喊出了“砸鍋賣鐵也要建飛機場”的夢想。
因此，20世紀70年代溫州的處境就可想而知了。在生存受到威脅的情況下，溫州人選擇了背井離鄉。他們到全國各地去謀生：彈棉花、開發廊、修皮鞋、配鑰匙、磨豆腐、做木工、刷油漆、擺小攤等，別人不願意做的，他們都要做。故此，有人稱這一輪的經濟為“草根經濟”。[16]
“草根經濟”帶動了“草根”信主。筆者熟悉的一位弟兄，全家都搬到了吉林省的延吉市，他們在那裏一住就是十幾年，他們不但彈棉花，而且還在當地建立了教會，並成為教會的領袖。而與這位弟兄處境相似的人在吉林不同的地方建立了教會，最後，他們把眾多的教會聯合起來，形成了一股較為強大的力量，福音工作開展的有聲有色。筆者曾親自去他們的教會帶領過聚會，當時的感觸至今記憶猶新。
這一輪宣教運動的特征如下：
（1）他們的初衷為了謀生，所以能吃苦耐勞。（2）他們所從事的是被視為“卑下”的行業。（3）他們在一個地方停留的時間較長，因為要建立固定的顧客群體。（4）他們的福音事工開展的很好，因為他們與當地的百姓有相似的社會地位。（5）他們對福音的熱情高漲，因此，常常把教會工作放在了謀生工作的前麵。（6）他們建立教會後，隨著教會不斷地壯大，就會轉向溫州母會，從而，母會就成為了他們堅實的後盾，同時，也拓寬了溫州教會的侍奉工場。
2、20世紀80年代，經商群體——從“遊民”到“豪民”
由於溫州遠離杭州、上海等中心城市，所以，商機有限。改革開放後，精明的溫州人看到“流動攤販”無法形成大氣候，於是開始做大事，辦企業。當時，政府對於“資本主義經濟”有十二分的敏感，因此，溫州人的創業行為被視為犯法，甚至有些在外地發展的不錯的企業，因為政策的緣故，隻好打道回府，損失慘重。
這時期出現了大量的、優秀的基督徒企業家和商人。無論是紮根在溫州，還是“遊蕩”在全國各地，他們幾乎都成了贏家，積累了不少的財富，用當時的話來說，就是成了暴發戶。值得欣喜的是，這些基督徒在創業的過程中從沒有忘記過主耶穌的“大使命”，就算在擁有了財利、名譽和地位之後，他們仍然熱心於福音事業。更甚者，有商人放下了商務，自己成為全時間的傳道人，讓家人在家裏經銷電器。筆者在西安就遇到了一位來自樂清的商人，他也是一位全時間服侍當地教會的傳道人。這位弟兄非常的愛主，他願意撇下很有前途的電器批發工作，讓太太在家裏接電話，並請人把貨物送到客戶手中，而自己則成了走南竄北的福音使者。筆者和這位弟兄接觸過好多天，他身上所散發的生命香氣帶給筆者很大的鼓舞。
另外，80年代也是溫州人移民歐洲的一個高峰期。1985年前後，溫州人大量進入巴黎第10、11、19、20區，形成了“溫州村”，他們多數為瑞安麗嶴鎮人，鎮上除了老小，幾乎全部去了法國。這相當於溫州人把一個鎮都搬到了法國。[17]在意大利，溫州人的餐館開遍每一個小鎮。在荷蘭，有2400多家飯店是溫州人開設的。[18]這些飄洋過海的基督徒同時也把信仰帶到了所到之處，非常有趣的是，已經定居歐洲的一些年輕姊妹會特意回溫州物色
這一輪宣教運動的特征如下：
（1）他們在學識上不一定比“草根階層”有優勢，但他們創辦的企業或經營的公司比較正規，也是上規模、上檔次的。（2）他們在創業的時候絕不怕苦：“走遍千山萬水、受盡千辛萬苦、說盡千言萬語、想盡千方百計”；他們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同時，白天經營商鋪，晚上經營教會。（3）他們所建立的教會大部分都有一定的規模，甚至他們都會自掏腰包為教會買一間漂亮的聚會點。（4）假如他們自己沒有辦法出來牧養教會，那麽，他們會聘請一位全職的牧者來帶領教會，在上海浦東就有這樣的教會，他們都是筆者的老鄉，全職牧者也是筆者曾經的同工。（5）當他們的事業受到當地政府部門肯定的時候，他們的福音事工就會有更大的開展，他們不僅建立溫州人的教會，同時也會把當地人容納在其中，成為一個跨族群的教會。（6）溫州人在各地建立的教會與溫州總會有切不斷地“親情”。溫州傳道人每年定期去各地教會探訪、領會，而在全國各地的那些教會的領袖（大多是溫州人）則每年回溫州“述職”，或是接受裝備，以及計劃新一年的工作目標。特別是樂清教會，年底或年初的教會“大議會”吸引了分流在全國各地教會的領袖，這些領袖往往都是企業家，或是商人，他們大都選擇自己駕車回溫州，因此，在“大議會”的現場，各類國際名車雲集，場麵蔚為壯觀，令人驚歎不已。筆者認為，把這種宣教方式稱為“拓植”[19]是恰當的。（7）移居海外，特別是移居歐洲的基督徒，他們會盡一切的努力尋找傳道人來牧養教會，這也包括了用婚姻的方式來物色傳道人。（8）海外的溫州教會被戲稱為“溫州搬”，意即這些教會完全把溫州的模式搬到了海外。比如，用溫州話講道，這很像在美國加州的粵語教會。還有，很多教會實行“派單製度”，即一個教會沒有固定的牧者，而是由多位傳道人在多個教會之間流動，一切服從總會的分派。（9）很多講溫州話的教會，因著福音對象的擴展，不得不選擇改用國語，或是在溫州話之外加上國語聚會，或是外語的聚會，這表示溫州人將會逐漸融入到普世宣教的隊伍中來，而不是單一的向溫州人傳福音。
3、20世紀90年代，學生群體——從“農民”到“俊民”
高收入導致了溫州企業家的價值觀產生了改變。十幾年前白手起家的企業家和商人大都是農民和小市民，他們當中絕少有大學畢業的，不客氣地說，小學水平的絕對超過50%以上。拚搏多年之後，他們覺悟到知識的重要性，所以，他們開始重視教育，他們把自己的未來都寄托在孩子的身上，希望下一代從“農民”翻身成為“俊民”，於是，就產生了上世紀90年代的“學生潮”。這些學生要不就是到溫州以外讀名校，要不就是直接出國留學。[20]
“學生潮”是一場鋪金運動，要想有出息，就需要用錢來鋪路，近者要從溫州“鋪錢”到杭州，遠者要“鋪金”到北京，更遠者要“燒錢”到歐洲、美國等地。然而，讓人意想不到的是，這些天之驕子竟然有著不一般的宣教熱忱，一場氣勢浩大的“學生歸主”運動在全國悄然展開。而今，沒有一所有名的大學是沒有學生團契的。甚至，連一般的地方大學都建立了團契。
筆者試舉幾例：溫州大學城（溫州茶山高教園區）共包括了溫州大學、溫州醫學院、溫州職業技術學院三所大學，這裏的學生團契非常興旺，溫州不同體係的教會都會在這裏建立自己的大學生團契，因此，學生要找一個聚會的地方很方便，筆者在前幾年常去市區教會建立的團契講道，收獲不少。
此外，溫州基督徒學生到了杭州，也會自然而然地建立團契，工作做得相當的不錯。
這一輪宣教運動的特征如下：
（1）他們都是天之驕子，他們的前途充滿了光明和希望。（2）他們所受的教育不能滿足他們內心深處的需求，物欲世界對他們具有極大的誘惑力，因此，他們要不就會成為好的侍奉者，要不就會成為社會的禍害。（3）他們對福音都有強烈的熱情，甚至很多姊妹都成為團契的主要領袖。（4）他們希望母會能為他們提供生命上的供養，但是，他們不能接受母會所有的觀念、方式和神學思想。（5）他們都是同齡人，而且在層次上也相同，所以，他們的團契就具有極大的凝聚力，甚至成為福音朋友的活動、社交的好場所。（6）他們畢業之後，大都會離開團契，有的匯入了城市繁忙的人流之中，有的則回到母會，成為母會新生而有力的傳道人。而回到母會的學生最願意從事的一項工作，就是重新組織從各個大學回來的畢業生，因此，一個個“畢業生團契”就建立了。
4、21世紀初期，傳道人群體——從“小民”到“惠民”
不是說，之前的溫州教會沒有傳道人出去宣教。筆者的意思是指21世紀的頭幾年，溫州教會終於有了一場大覺醒。這場大覺醒使教會對宣教的態度從相對被動轉變為積極主動，一批願意專門從事宣教的傳道人從教會中分別出來，他們當中有的正在接受宣教方麵的專門訓練，[21]有的已經踏上了移民宣教之旅，有的則已經在西藏建立了藏族人的教會。
2006年11月15-17日，“中國溫州·福音論壇”在溫州郊區舉行，會議旨在喚起教會對宣教的迫切感和使命感，能將神給我們的異象與責任落實在時代和處境之中，凝聚共識，共同發展21世紀的福音宣教事工，為基督贏得更多的靈魂。會議在神的保守和眷顧之下圓滿地落下帷幕。
不僅如此，跨文化、跨國界的宣教運動也在某些教會中興起，瑞安某教會幾年前就開始培養宣教士要進入阿拉伯世界宣教。
這一輪宣教運動的特征如下：
（1）教會在宣教的事工上逐漸具有主人翁的態度，原先以為到全國各地培訓傳道人是最高尚、最重要的工作，而今，則是培訓與宣教雙管齊下，兩翼齊飛。（2）教會在財力上有了新的籌劃，宣教資金將會占有更大的份額，所以，全職宣教士在未來幾年將會不斷湧現。（3）隨著宣教、開荒工作不斷地深入，溫州教會也將會從內部的格鬥轉向向外的拓展，同時，也會調整原先侍奉的工場，該放手的就放手，該不介入的就不介入，畢竟，中國有960萬平方公裏的河山，何必擠在一塊同分戰利品，而忽略了更大的仗正等候我們去打。如此，這也就促成溫州教會整體的合一和團結。（4）教會在培訓事工上遇到了瓶頸，需要尋找突破口，比如創辦正規的神學院。但是，假如在宣教上能有質的突破和提升，那麽，溫州教會將會迎來新一輪的大複興，一個全新的時代即將到來。（5）教會在這場宣教運動中將會重新審視與外界的接觸，這也包括和海外教會的友好交往。
六、溫州宣教模式的檢討與可持續性發展
任何一種模式都有其缺點，但任何一個缺點都可以修正。
1、兩點檢討
（1）以商人為主導的宣教模式的局限性
從一般的角度而言，經商是商人的焦點。“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太 6:24）這種心靈的掙紮成了普遍的現象。教會若缺乏純粹意義上的宣教士，那麽，就會常常把宣教士定義在商人的身上，商人傳道人就會成為令人羨慕的身份，這對全職侍奉者將會產生不小的挑戰和衝擊。更重要的一點，商人容易把“商業氣氛”帶進教會，類似於傳銷的事情也便隨之發生，聖殿變賊窩的現象或許近在咫尺。以此理推，出現“商品基督教”的局麵也就成為可能了。
（2）門戶主義成為教會合一的破口
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就是部分溫州人把福音傳到哪裏，也很可能就把教會分裂到哪裏。當然，這不是普遍的現象，但這與門戶主義思想有直接的關係。雖然溫州教會不分宗派，但是，神學取向的不同，自然會產生不同的“派係”。比如，瑞安教會大多走靈恩派路線，樂清教會大多走改革宗路線，這無形中就產生了張力。此外，溫州教會以“片”的方式來編排，一個“片”下麵有很多個“點”，一個“片”就有一個“總會”。“片”與“片”之間不一定能完全合作，因此，同樣是溫州人，同樣在外麵宣教，但最後所建立的教會就會屬於不同的“片”，假如在溫州的“片”與“片”之間本身就有嫌隙的話，那麽，在外地建立的教會不大可能會有很好的聯絡。這對宣教事工定會帶來負麵影響。
2、兩點建議
同樣，筆者也提出兩點建議，希望能給教會一些提醒，使宣教事工能有持續性的發展：
（1）要避免把宣教當作炒作的機會
在溫州有一支“久負盛名”的團隊——炒房團，顧名思義就是炒作房市，他們用手中的資金把玩房價市場，害得普通百姓“望房興歎”。因此，全國各地屢有發生“驅逐溫州炒房團”的事件。同樣，宣教也要避免炒作，並要繼續發揚務實、勤懇的精神，決不能仿效河南某些教會的炒作方式，盡管他們把自己打入了國際市場，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可和同情，但是，泡沫終究要破裂。
（2）要麵對從“別具一格”到“三足鼎立”的格局
溫州教會有雄厚的資金，良好的聖經基礎，以及優秀的屬靈傳統，她一度被視為中國教會的中心，中國教會的耶路撒冷。然而，隨著新時代的來臨，溫州教會的“中心論”受到了衝擊，麵對新一代教會的崛起，溫州漸漸失去應變的能力。部分夜郎自大的傳道人無視“時局”的轉變，仍然不思進取，而部分識時務的傳道人則發出了“溫州將走向新世紀之殤”的感歎。不過，無論如何，從“中心論”走向“三足鼎立”已成既定的事實。溫州要防止的是讓自己的地位降為福音的邊緣城市，乃至淪為平凡的、無有作為的眾多城市教會中的一個。
那麽，這三足到底指什麽呢？關心中國教會發展的人可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溫州——河南——北京”已經成為21世紀中國教會的三大中心。當然，北京教會是年輕的教會，是正在崛起的教會，她擁有傳統教會所缺乏的知識，和社會地位，但她缺乏傳統教會所擁有的屬靈深度，和遍及全國的聯絡網。
假如溫州教會在未來的發展上無法挑戰自我，突破瓶頸，繼續以敏銳的洞察力去挖掘時代需求的話，那麽，她將會像河南教會一樣走向邊緣化。而異軍突起的北京，會在不久的將來取代溫州的地位，到時候，“耶路撒冷”轉離溫州的悲劇也便成為事實。
結論：
在2004年，“洛桑商貿宣教宣言”專案小組為商貿宣教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建議，宣言的結語這樣寫道：“商貿宣教最終的目的是使神得榮耀。”[22]筆者相信，溫州商人的宣教行動同樣是旨在擴展神的國度，使神的名得榮耀。不僅如此，福音也隨著外出謀生群體、學生群體、傳道人群體等在異地開花結果。總之，溫州人的群體性分流與宣教運動有著無法脫離的關係。筆者深盼在新的時代裏，溫州教會能繼承過去的宣教優勢，並積極麵對全新的挑戰，把宣教進行到底！
基本參考書目：
1、陳垣校補：《瀋刻元典章》，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第三十三卷。
2、溫克剛主編：《中國氣象史》，北京：氣象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3、陳村富著：《轉型期的中國基督教——浙江基督教個案研究》，北京：東方出版社。
4、舍禾著：《我和民工有個約——溫州市城郊教會民工福音的評估與前瞻》，刊於《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第九期，2007年7月。
5、曹海東、紀莉著：《溫州人在歐洲》，刊於《經濟》期刊，2005年第3期。
6、陳俊賢、周星增主編：《溫州探秘》，人民日報出版社。
7、陳惠文主編：《普世宣教運動麵麵觀》，美國：大使命中心，2008年9月初版。
8、佚名著：《溫州人歐洲白手起家》，刊於《亞洲周刊》，2007年。
9、林安國著：《策者成——差傳策略實踐十三課》，美國：華人福音普傳會，2007年11月再版。
[1] 溫州與中國的政治中心北京距離遙遠，外加它與台灣隔岸相望，算是戰爭的前線，因此，溫州成為浙江省的一個“次子”，中央政府和省政府極少在溫州投資，故溫州的發展是自我掙紮的結果。
[2] 溫州人的造假是出了名的。
[3] 1951年，外國人都被逐出中國，宣教士也隨著最後一批外國人不得不離開中國。從此，中國教會進入了真正自立的階段，溫州教會也不例外。
[4] “禁也裏可溫攙先祝讚”文雲：大德八年，江浙行省準中書省谘，禮部呈奉省判集賢院呈，江南諸路道教所呈，溫州路有也裏可溫，創立掌教司衙門，授服民戶，充本教戶計：及引將法篆先生誘化，侵奪管領：及於祝聖處祈禱去處，必欲
[5] 1807年，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馬禮遜來華傳教。由於當時的東印度公司拒絕搭載宣教士前往中國，馬禮遜隻得取道美國，並於
[6] George Stott，中文名為喬治·史托特，或曹雅直、曹雅植，在《平陽縣誌》中為“曹雅真”，平陽教會至今還稱“曹雅直”為“曹雅真”。
[7] 據溫克剛主編的《中國氣象史》來看，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無法找到全國性的災害記錄，在相近的時間裏，隻有1954年發生了“淮河大水”，但這並沒有造成全國性的大饑荒。更有學者指出，那三年算是風調雨順的日子，可見，自然災害一說必然隱藏著不可告人的秘密。（具體請參閱：溫克剛主編：《中國氣象史》，北京：氣象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8] 文革期間，“三自會”同樣受到打擊，牌子被砸，教堂關門，或是轉為他用。此時，家庭教會在暗中崛起，甚至發展壯大。
[9] 一市：溫州市；五縣：永嘉、樂清、瑞安、平陽、泰順。1981年，溫州行政區域進行了新的劃分，現轄鹿城、龍灣、甌海3區，瑞安、樂清2市（縣級）和永嘉、洞頭、平陽、蒼南、文成、泰順6縣。
[10] 1980年，“三自會”複出，溫州教會經曆了第一次分裂；多年後，由教義不同而引起的紛爭，再次改變了溫州教會的格局。
[11] 陳村富著：《轉型期的中國基督教——浙江基督教個案研究》，北京：東方出版社，頁73。
[12] 關於民工福音，請參考拙作：<我和民工有個約——溫州市城郊教會民工福音的評估與前瞻>，刊於《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第九期，2007年7月。
[13] 曹海東、紀莉著：<溫州人在歐洲>，刊於《經濟》期刊，2005年第3期。
[14] 陳俊賢、周星增主編：《溫州探秘》，人民日報出版社。
[15] 陳惠文主編：《普世宣教運動麵麵觀》，美國：大使命中心，2008年9月初版，頁549。
[16] 溫州人一向被視為是草根性很強的群體。
[17] <溫州人歐洲白手起家>，刊於《亞洲周刊》，2007年。
[18] 曹海東、紀莉著：<溫州人在歐洲>，刊於《經濟》期刊，2005年第3期。
[19] 林安國著：《策者成——差傳策略實踐十三課》，美國：華人福音普傳會，2007年11月再版，頁27。林博士為“拓植”下這樣的定義：“拓植乃帶有宣教行動，人力雖由原教會產生，但目標卻是另一個社群，這新教會的形式、語言等與原教會有別，這種植堂法可在近處，也可以跨越往遠處。”
[20] 溫州人不喜歡在溫州讀大學，可能是溫州沒有好的大學，因此，走出溫州成為眾多學子的夢想。
[21] 這些傳道人大都知識程度不高，就像當時的使徒被稱為“小民”一樣。
[22] 陳惠文主編：《普世宣教運動麵麵觀》，頁5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