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錢學森“錯誤”的再解讀

1958年6月16日，錢老在《中國青年報》發表題為《糧食畝產量會有多少》的文章。在給出了一些必要條件後，錢老對農業發展前景做了大膽假設：文章說“今天條件不具備，明天就會創造出來，今天還沒有，明天一定會有”（一萬斤）。人們相信無論過去還是今天，倘若一個平頭百姓或者一名普通科研人員縱使整日裏鼓噪“畝產萬斤、十萬斤”，它的現實影響實在可以忽略不計。但錢老說了，這就不同。毋需諱言，錢老的文章對當年的“大躍進”予以技術支持，它的現實影響對那場運動實際上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當然，在純粹的科學意義上，“畝產萬斤、十萬斤”並無對錯可言，比這更大膽甚至更為驚異的“奇談怪論”大可隨手拈來。但我們把錢老這種科研文章回放到上世紀50年代大躍進圖景下的中國大地，你能單純地認為這僅僅是科學家個人的“科學研究”“科學想象”嗎？同樣是50年代，有誰認為馬寅初的人口理論、顧準市場經濟的構想僅僅是“科學研究”“科學想象”呢？畢竟脫開曆史而奢談中國往事會顯得太過輕浮太過飄忽。這裏，亦毋需諱言，任何模糊、淡化錢老做為共和國“首席科學家”而具有的巨大召喚與政治影響力的說辭都很難立的住，任何企圖以“科學”作為托詞，從而輕鬆落馬回避曆史的再檢驗，就一定顯得軟弱蒼白。

我們知道，基礎科學與應用科學的著眼點有著十分顯著的研究分野也就有著顯著的功利分野，尤其後者，往往與國計民生難脫幹係也就勢必對科研人員有更高的現實要求，而這種要求不僅是恪守“我在我的領域發言”，它其實更多地來自於研究者的內心，他們知道那既體現了嚴謹、責任，也是“研究”得以“應用”的前提。這其中，任何科學想象，任何浪漫熱情必須服從於責任，這其實也是衡量一個科學工作者是否成熟的標誌。
 1958年的錢老，在大躍進的曆史氛圍中講了一個與政治聯係太緊的科學故事，這個故事傳播很廣，影響不好，這是事實。在這個意義上，人們說錢老有錯。

一九七八年，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為發韌，思想界對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對當代中國的社會實踐開始痛苦的反思，各種思潮風起雲湧。錢老從《自然辯證法》出發又回到《《自然辯證法》，以俯瞰科學前沿的姿態，在對係統論、方法論、生命科學的前瞻期待中為特異功能、氣功研究鼓與呼。研究本身沒有錯，爭議的焦點在“鼓與呼”。錢老身前如此，當下亦如此。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由中國青年報引發的“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的“潘曉討論”如火如荼，這場波及全國震動高層攪動億萬青年心中漣漪的大眾辯論，預示著信仰思辨進入公眾領域，預示著“獨立思考”的正式登場。恰在同一時段，特異功能與氣功研究無論體製內外，一時人心所向從而風靡全國。其中以錢老1980年9月撰寫的《論人體科學與現代科技》以及以此文為主要內容的多篇文章、講座在全社會引起廣泛影響，國防科委所屬的生命研究所又接二連三地向社會透露“重大發現”、“重要成果”。這一來，氣功與特異功能便開始悄然走出科學的邊界，儼然成為一種時尚一種社會思潮，這就帶來了政治與科學的雙重問題。生命科學的發展無疑對傳統理論形成挑戰，一如斯賓諾沙質疑上帝的真實，尼采喊出“上帝死了”對基督世界的震動，伴隨著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氣功與特異功能對傳統哲學對國人信仰的衝擊也同樣帶來巨大震動。沒有經曆那個時代其實難以想象那個時代人們的困惑。

批評並不是今天才有的。無論對錢老的爭論有多麽火爆多麽對立，從一開始，爭論（學術爭論）雙方對氣功與特異功能尚處在“發現、研究、判定”的“過程中”這種認定並無爭議，雙方都認為氣功與特異功能“有待進一步確認”。也正是這種“並無定論”的定論，使上述研究遭受來自於政治與科學的雙重打擊。對此，一方麵人們感到遺憾，遺憾錢老又一次有意無意地處在集體躁動的中心，另一方麵也感到慶幸-----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科研最終回歸科研而不是演變成一場鬧劇。

我們知道，一個漂亮的科研成果，問題的提出與解決必須是漂亮的，整個科研的每一個環節也應該是漂亮的。一個嚴肅、嚴謹的科研人員在沒有準確無誤的數據沒有確鑿踏實的結論之前，唯一能做的隻能是研究，觀測，再研究。再觀測，其中容不得僥幸當然更容不得喧囂。普通研究如此，具有重大社會影響存在激烈爭論的研究當更是如此。本來以錢老的科學地位、社會地位，牽頭、領軍特異功能研究、氣功研究這難說不是一件幸事，但問題恰恰就出在這裏。不同的的是同樣涉及政治，這一次錢老走在了政冶的“邊緣”。

政治標準因曆史、地域的緣故往往評價多變甚至兩極對立。但科學畢竟有它的獨立、恒定的特質，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們認為錢老高調出場，疾聲呐喊有錯。

這個世界沒有完人，錢老一生偉大亦複雜。紀念錢老，就應該容許對其進行分析、解讀以至批判，因為這才是錢老所崇尚的科學精神。

2009-11-06於無聊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