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母親 -- 海外風雨六十載（四）

父親母親

父親叫陳祥，因為總在外麵做事，去世又早，懷穀對他沒有太多的記憶。隱隱約約地記得小時候，胞弟沒有溺水夭折前，父親一有時間便喜歡領著懷穀和胞弟玩。有一次父親帶懷穀兄弟倆去常德，貪玩的兄弟倆居然被陌生人騙走了，後來還是被在政府工作的姑丈派人找回來的。不過，有一件事情倒是印象很深：有一次父親遠道回家特意到學堂看望兒子，懷穀聽說了立刻興奮起來，撒腿就往教室外衝，結果和一個叫宋旭的同學迎頭相撞，額頭上頓時鮮血直流。父親見了，嚇的麵色都變了。那種驚慌失措、心疼至極的表情叫懷穀至今難忘。多年後懷穀回到醴陵, 還和仍在醴陵的宋旭憶起童年這樁往事。

父親是1937年去世的，那時懷穀才剛滿五歲。雖然軍中的檔案注冊上有“在湖北陣亡”的記錄——這是懷穀日後得以進入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學習的原由，但實際情況則是：父親在湖北軍中染上瘧疾後便回了家，後來瘧疾轉成傷寒，不治而死。懷穀還記得給父親吊孝送葬時，自己正不巧腳底長瘡，不能跪拜，是由二叔祖父抱著走了一路的。

關於父親的死，以及不久之前二叔祖母在家中的去世，陳家人相信是早有“惡兆”的。按照湖南的風俗，家中的長輩是很早就備好壽衣壽棺的。祖父祖母的壽棺因此早就打製好了，但就在祖父祖母壽衣做成的那一日，兩副壽棺卻都不期地嘎吱響了一聲。這絕對是不祥之兆，預示壽棺很快要投入用途。全家人都惴惴不安、惶惶不可終日的樣子。果不其然，二叔祖母不久就在家中得了病、很快辭世。接下來不久, 父親生病從軍隊裏回了家，不出數月便轉惡，不治而逝。祖父於是用了家裏現成的兩副棺材, 仿佛是理所當然, 也仿佛是在遵從命運的安排。

憶起父親的死和棺材, 懷穀不禁想起祖父幾次給他自己打製棺材卻終究沒能躺進他自己為自己打製的棺材裏的事。 祖父用最先的兩副棺材送走了二叔祖母和父親之後, 又給他自己和祖母用上好木料打製了兩副棺材。可是, 家境不太好的二姑丈不幸早逝, 祖父再次把他自己的棺材拿出來葬了女婿。倔強的祖父之後再次用好木料給自己打了一副棺材, 不巧的是, 祖父祖母的高質棺材又在解放後的“土改”中被政府沒收。祖父最後一次悄然給他自己打製的棺材, 也在懷穀弟弟的懇求下用於埋葬了懷穀的母親。祖父最終去世所用的棺材, 卻是弟弟原本為母親預備的棺木所製。一輩子深思熟慮、倔強獨行、自己安排一切的祖父終究抵不過命運的安排。

懷穀另外一些關於父親的零散記憶, 其實都是來自家人的閑談。比如長輩們最樂於打趣的一件事是， 懷穀長到三歲還不開口說話，大家都以為他可能生就啞巴，也就習以為常、不作指望了。可是有一天，懷穀突然開口叫了聲“爸爸”，父親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抱著兒子親呀跳呀，在家裏旋呀轉呀，快樂至極。懷穀還從家人的談話中聽說， 父親在加入國民黨之前曾一度被國民黨抓去，被控為共產黨紅軍而施以嚴刑拷打。這件事情到底如何，慰平無從考察。不過，家中確實有人親共甚至參加共產黨，一個共產黨人是母親的哥哥，即懷穀的舅舅，後來在戰場上犧牲，是共產黨的烈士；另一個雖非共產黨黨員卻也親共的是祖父的妹夫，即懷穀的姑爺爺，懷穀僅在1949年見過一次，那時，懷穀正準備去台灣，姑爺爺還加以萬般阻撓。不過最讓人意想不到的是，身為黃埔軍校第一期學員、久為國民黨中將的大姑丈李正，卻也於1949年在國民黨高級將領、醴陵同鄉好友程潛的影響下在武漢率部起義，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父親去世後，祖父沒有兒子養老送終了，很是難過，於是有心要領養一個兒子，但遭到祖母和母親的合力抵抗，因為祖母和母親都怕將來祖父的家業財產由於養子而外流。爭論的結果是讓母親再領養一個兒子，也就是後來由懷穀擔保移民至美國的大弟弟。不僅母親將之視為己出，全家人也把這個弟弟當作親生骨肉一般。

母親娘家姓陳，單名一個蓉字, 生於1916年，逝於1961年。短短45年的人生， 母親經曆了從富貴快樂到壓抑寂寞到貧窮並遭人唾棄的各種體驗。懷穀胞弟的夭折，使母親嚐到年輕喪子的劇痛，父親的早逝，又使母親21歲就成為寡婦。封建社會、封建家庭對一個年輕寡婦的禁錮是現代人無法想象的。

母親娘家有兄弟姊妹八個，家境雖不能與夫家相提並論，但也比較富裕，所以也念過一些書。母親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應該是和父親生活的幾年。那幾年，父親帶著母親去過不少地方，南京、上海、武漢這些大城市讓母親的眼界大開。那時候，家裏除了長工，還有保姆，更有父親的愛護，母親又連生兩個兒子，生活是順意富貴的， 回娘家，都是坐著轎子風風光光的。可惜好景不長，小兒子溺水夭折、丈夫被傷寒奪去生命，母親不僅在精神和情感上受到猛烈的打擊，生活中也從少奶奶的地位落到和丫鬟保姆一般的情形。再回娘家，隻有單輪土車了；及至更後些時候，什麽車都沒有了，隻好騎馬；再後來，連馬也沒有騎的了，隻有以步當車。造成這種情形的第一個原因是，家裏素來由祖母當家，一般輪不到母親說話；其次，父親去世後，母親便失去了保護傘，生活的各個方麵就沒有了保障；再者，陳家家境漸衰，原來家裏的一切有保姆打理，現在許許多多的家務都落到了母親的身上。懷穀還清晰地記得母親切麻、紡布、納鞋底、做飯、調豬苕的情景。懷穀在離家較遠的斯陶中學（現在的醴陵八中）讀書時, 學校規定學生隻能周日回家。懷穀打小在家裏受寵做“小少爺”，如今離家這麽遠自然不太適應，想家想的厲害, 於是和同學們“取巧”——周六子時以後就算周日了吧，就可以回家了吧。因此他和一群同學往往在周六的深更半夜往家趕, 既不違反校規又能早點到家。懷穀這樣回到家裏時通常天都沒亮，可是母親卻已經起床多時在操持家務了。周日的一天, 母親好象是專為兒子忙的, 她一會兒在給兒子準備吃的，一會兒又在給兒子準備返校時要帶的東西，生怕兒子缺衣少食的。懷穀的記憶中, 母親總是這樣忙忙碌碌的。

當然，對母親來說，身體的累是可以承受的，心靈的寂寞卻是難忍的。何況有過和父親如膠似漆的甜蜜美好生活，母親年輕蓬勃的身體猶如被突然捆綁禁錮起來，個中滋味大概非痛苦二字可形容。名家貴婦紅杏出牆，通常會被美化成風流韻事甚或愛情佳話，可是一個普通封建家庭的年輕寡婦若是不“安分守己” 、恪守婦道，並且埋葬常人的欲念，則是大逆不道、會遭人唾棄的。母親很愛自己的兒子和養子，還一直想要個女兒，可是再嫁是絕對不容許的。母親試過在懷穀的表妹中領養一個女兒，無奈幾個表妹都讓不諳世事、性情乖僻又被家人寵壞的小懷穀攆走，後來母親看到一個叫花子女孩，憐之惜之，欲收留作女兒，卻也因為懷穀搗亂、隻得把女孩兒送回去。對許多人來說，這樣孤家寡人的日子過慣了，也許就習以為常、向命運屈服了，可母親偏偏又見過一些世麵，不甘從此凋零。於是，母親越軌了。若用現代的觀點來看，母親其實是一個“鬥士”，一個不甘於沉沒、敢於向命運抗爭、敢於追求自己幸福的“鬥士”。現代婦女解放運動何嚐不要感謝母親這類的先行者！可是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在當時社會習俗中的大戶人家，這是何等不齒的事情！何等讓家人蒙羞的不端品行！母親在家裏的地位更低了，素與母親不和的二姑媽對母親更是變本加厲、不屑一顧了，眾表親們對母親則是微詞不斷、大有不敬了。可憐的母親，成了任人白眼、唾棄的對象。母親後來一直沒有再嫁，但卻生了兩個孩子，妹妹的出生，懷穀是知道的，幼弟的存在，懷穀卻一直到八十年代、母親去世二十多年後才知曉。就是這個幼弟，因為沒在懷穀七十年代入籍美國時的登記表上加以記錄，懷穀一直無法說服美國移民局，不能將他和其他弟妹一起移民美國，很是遺憾。

懷穀最後一次見到母親是1949年去台灣的前夕。母親以自己的見識，對臨別的兒子說：“孩子，以後的路要自己走穩了。最好不要做官做兵，那些行當太危險；還是郵政、銀行好，輕鬆、幹淨，還是鐵飯碗。”可見，母親對上一輩執著的“升官發財”理念也並不認同，隻想讓兒子做一個幸福的平凡人。自此，母子倆天各一方，因為中國的那一段特定曆史，此生再也無緣相見。

據在母親身邊的弟妹們講，母親是受過不少罪的。時局和家境都不好時，母親甚至出外要過飯。解放前，母親因為所謂的“不端品行”被自己眾親友唾棄、瞧不起，解放後，則又因為夫家“地主”的階級成份遭人侮辱。可能最令母親難過的莫過於自己最小的兒子，因為他居然也罵她“地主婆”。據說有一次母親是特意去給小兒子送文具的, 不想兒子不但不領情, 反而把母親斥責一通。當然，一心想當村委書記的兒子處在那種癲狂的年代也是身不由己，但母親受到的傷害卻是無法彌補的。母親在妹妹成婚三日後匆匆離世，終年僅45歲。那是1961年，懷穀被台灣的國民黨政府派去緬甸，大陸的親人還了無音訊；而中國大陸當時正處於曆史上最困難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無論國家還是個人，都可以說是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可以想象柔弱的母親在那種大背景中的無奈和無能為力。母親去世後，仍然健在的祖父拒絕給她棺材，可見老人家對這個兒媳婦的成見、惱怒甚至憤恨。對於中國人，尤其是生活在鄉村的中國人來說，死無葬身之棺是一件多麽沒有顏麵的事情。後來大弟苦苦求情，祖父總算回心轉意，母親才入土為安。想到這些事情，懷穀心裏揪心地痛。更讓他難過的是，至今，醴陵鄉間一些自己生活並不檢點的親友們，卻仍在津津樂道於母親的“醜事”，仿佛貶低母親、嘲弄母親能抬高他們自己、帶給他們無盡的樂趣似的。懷穀無力扭轉世俗的偏見以及人們的淺薄和不寬容甚至道貌岸然的虛偽，隻有在心中悼念母親的慈愛和勇敢。無數次，懷穀都在心裏感歎：若是母親再堅強一些、或者命再好一點，能活到今天，不管在中國還是美國，應該都是能安享清福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