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的危機與變革---上海大學教授朱學勤演講

主講人：朱學勤 上海大學曆史學係教授
點　評：叢日雲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政治學研究所所長
主持人：李樹忠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教務處處長
時間： 5月5日晚7：00
地點： 中國政法大學昌平校區學術報告廳
李樹忠(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教務處處長)：
我非常榮幸做這場報告的主持人。改革開放30年中國經濟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的改革走到今天，中國的出路在哪裏?今後怎樣走下去?這是今天講座的主題：危機與憲政改革。今天是係列講座第五期第二場。著名曆史學家布隆代爾說過：“為了認識現實，必須認識迄今以來的全部曆史。”為了把握中國未來的出路，我們非常有必要去認識和了解過去發生的危機和改革。今天題目就是曆史上的危機與變革。我們非常榮幸地邀請到上海大學朱學勤教授來為我們講中國曆史上的危機與變革，大家歡迎!
朱學勤(上海大學曆史學係教授)：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晚上好!今天我們的主題是曆史上的危機與變革。中國從近代以來，每一次變革都是危機推動。遠的說，沒有1840年戰敗，就沒有洋務運動;沒有1895年甲午戰敗，就沒有戊戌變法;沒有1900年義和團運動引起極其尖銳的危機，就沒有1903年以後的清末第二次改革。
把曆史的焦點拉到最近三十年，中國的改革開放本身也是被危機逼迫出來的產物，改革開放中的政治改革和憲政改革更是如此。沒有改革開放，我們今晚不可能坐在這裏做坦率的交流。改革開放以前，我們的局勢大起大落，有過很多次悲劇和衝突。改革開放的三十年裏麵也發生過很多大大小小的危機。這些危機中的悲劇和衝突無不隱含著對政治改革的訴求。
發生這些衝突和危機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這些衝突都是在改革開放的頭一年，頭一天，頭一場政治危機當中以極濃縮的形式潛伏在裏麵，並在此後的三十年裏逐漸地的釋放出來。這個衝突的見證人既有正麵的，也有側麵的；既有上麵的，也有下麵的；既有裏麵的，也有外麵的。那個危機爆發並促使中國轉彎的一天具體是什麽日子呢?那就是1976年的10月6號的“懷仁堂事變”。
當時的黨和國家的領導人華國鋒，還有中共中央辦公廳的主任，中南海的8341部隊的負責人，中共中央警衛局的局長汪東興，在得到了葉劍英的首肯和親自出席給予支持的背景下，對毛澤東的遺孀和侄子一共五個人采取了斷然的措施，宣布對他們進行隔離審查，並由軍人將他們帶入了秦城監獄。這天晚上是中國危機大爆發的日子，十年文革終結於這一天。這也是中國此後改革得以出現的曆史前提。危機和改革就這樣高度的聯結在一起了。
這一事件的意義應該得到肯定。沒有這一事件，就沒有後來的老幹部複出;沒有老幹部複出，就肯定沒有鄧小平主導的改革開放;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我們今天的一切。雖然那個時候的黨心、民心、軍心都不在“四人幫”那邊，但那是一個少數人改變了曆史的人治時代。在人治時代，是少人數在創造曆史，然後把它說成是奴隸們的選擇，並宣布說：這是你們創造的曆史，你們必須接受它。1976年，如果沒有一些關鍵性的因素相當偶然的聚集在一起促成了“懷仁堂事變 ”，那麽今日之中國，就不一定會有改革開放，不一定會有今天這個局麵。所以“懷仁堂事變”的正麵的曆史意義，無論如何都是不能否認的。否認這一天就會陷入曆史虛無主義的泥潭。
當然，對於那天的事件發生的程序還存在爭議，有待商榷。因為當時的形勢發展到把原來通過符合法律、符合理性的、可以依靠程序解決的問題任何空間都堵得死了，沒有可能用符合正常程序的辦法來結束它。曆史上，其他民族碰到這樣的事情，大都也是通過突發的事變來結束極左的政治的。比如說法國是用 1794年發生“熱月事變”來結束法國大革命的極左政治的恐怖統治的。那個事件發生得很簡單。羅伯斯庇爾在國民公會裏發表演說，被國民公會的議員們打斷，突然有人喊了一聲“他才是陰謀家，抓住他”，事變發生，羅伯斯庇爾被送上斷頭台，法國革命逐漸平息。曆史上凡是陷入極左恐怖政治的民族，它的政治生活出現拐點的話，多半是以非常的方式出現的。兩百年前的“熱月事變”不過是一場說著中文的法國的“懷仁堂事變”;兩百多年後的“懷仁堂事變”也不過是一場說著法語的中國的“熱月事變”。沒有這樣的“熱月”，這樣的民族是不可能實現社會還俗。沒有那個非正常事件，人性無法回歸，社會也無法回歸。對這種事件的程序的商榷都是有意義的，可是不能因此而否定這樣的事件在曆史上的必然性和其必要性。隻有充分肯定它的正麵曆史地位之後，它所濃縮的其他曆史信息才有理由被打開和探索。“懷仁堂事變”濃縮了三十年後的中國的進步，也濃縮了這三十年中國進展過程的崎嶇與曲折。
一場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一個“十字架”，它的橫向的一劃是世界範圍內的左翼思潮的橫向傳播的。毛澤東當初的烏托邦設想有其真誠的一麵。可是他的真誠是錯誤的。他年青時接受的烏托邦式的教育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從法國和俄國傳過來的橫向的一部分。文革的縱向的一豎是追求超凡入聖、高尚精神的左運動所調動起來的二十五史最幽深、最黑暗的宮廷政治。這是最糟粕的反民主的東西!這兩者糾葛在一起才能夠找到中國的危機之所以發生在1976年的背景。少了這一撇，少了這一豎，都講不清楚，至少是不公正的。拿毛澤東的人生來講，他一生的悲劇可以用他自己的兩句詩來做總結：前一句是“可上九天攬月”，可以說他是服膺五四以來那些極左的烏托邦的追求，要上天摘星星、摘月亮。但這個摘星星、摘月亮的政治實踐的過程激活了本國政治傳統中最黑暗，最腐朽的帝王政治、宮廷政治的糟粕，那又是“可下五洋捉鱉”!他一生主觀上可“上九天攬月”，客觀上激活那些最糟糕的東西，陷入五洋之下，進入“五洋捉鱉”的這樣一個狀態。
如果要追溯76年的那個事件，應該從1970年在廬山上發生的一場“憲政”爭論開始。文化大革命到了第三年的1969年4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了九大。九大是文革當中毛澤東最得意的時候召開的一次黨代表大會。九大通過了新黨章，新黨章赫然把誰是誰的接班人寫了進去。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新黨章通過第二年，黨召開九屆二中全會，討論召開新的第四屆人大，要變動人事安排，要通過新憲法，討論新的國家機構(要不要設國家主席)的問題。這些現在已經成為常識的問題當時引起軒然大波。下山以後，人大製定新憲法的序言寫進了毛主席的偉大曆史地位。這是憲政史上的一個黑暗的時期。關於毛主席的地位，在人手一冊的毛主席語錄的前言上有一個規範性的提法：“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林彪及其下屬認為這三個副詞一個都不能少，直接搬進了新憲法裏麵了。
這個時候毛澤東和林彪已經產生了嫌隙，毛認為九大基本上是摘取文革勝利最大果實的一次大會了，但九大的政治局委員卻多部分是林彪四野的部下，是穿軍裝的軍人。毛林合作的巔峰也是產生嫌隙的開始。九大一結束，毛澤東就考慮給林彪降降溫。林彪是1962年毛澤東在黨內威信急劇下降的時候通過鼓吹個人崇拜而走上了政治巔峰的，所以林彪的政治資本之一就是對毛澤東地位的評價。毛澤東就暗地裏跟張春橋、江青他們打招呼，要降溫，尤其是對自己的個人崇拜要降溫。毛澤東不是認為自己經受不起個人崇拜，而是通過降低個人崇拜來打擊林彪等人的威信。
當林彪的手下吳法憲他們鼓吹這三個副詞要寫入四屆人大憲法序言的時候，張春橋秉承毛澤東的意思提出三個副詞要刪掉。張春橋為代表的文人集團開始向林彪的武夫集團發難，說有人在利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謙虛來否定毛主席，全場的中央委員在為這三個副詞爭吵。
第二個焦點主要牽涉到國家體製：要不要設國家主席。文革前中國是有兩個主席——黨的主席和國家的主席。開始是毛澤東兼任兩個主席，後來讓給了劉少奇做國家主席。59年到66年，公共場所是要懸掛兩個主席像的。毛在59年讓權以後立即感覺到自己這一步走錯了，大權旁落了，所以在文革將劉少奇打倒。劉少奇被打倒後，國家主席恢複與否成為一個問題。現在的史學家尋找史料，有各種說法。我們能見到的資料是，林彪在提出三個副詞之爭以後，就是否設立國家主席向張春橋集團發難反擊，提出一定要設立國家主席，由毛主席兼任。理由是國家沒主席，沒有國家元首，體製不健全。毛從這兩個爭論中立刻感覺到他手下的這兩個文革集團正在內訌，拿槍的集團和拿筆的集團正在分裂。他感覺到對自己構成威脅的是拿槍的集團，對他個人效忠的，需要長期扶持的是拿筆的集團。在1959 年的廬山會議上，毛澤東發了一次雷霆之怒；1970年，這個77歲的老人再次發了雷霆之怒，力挽狂瀾。他宣布，那個華北組記錄開會要點的簡報“六號簡報”，是反革命文件。以後的曆史加快步伐了。從1970年的7月廬山會議到1971年的9月13號，林彪一家從秦皇島駕機倉皇逃跑出境，最後飛機失事，摔死在溫都爾汗，一共隻有14個月的時間。中國政治就此天旋地轉，林彪集團就此覆亡。到1976年“懷仁堂事件”，就是青年知識分子突然的一聲怒吼：秦始皇時代一去不複返了!
實際上第一次和毛澤東公開的社會性的決裂，是天安門廣場的“清明節事件”。毛感覺到“清明節事件”表麵上是追悼周恩來，為鄧小平鳴不平，實際上針對的是自己。毛澤東宣布為這是反革命事件，把參與事件的學生驅散，再次將鄧小平打倒。更重要的是以養病的名義將葉劍英趕出中央軍事委員會，讓陳錫聯主持中央軍委的工作。從4月到9月，毛澤東的病情急劇惡化。他臨終時做了盡可能的人事安排，然後在滿目蒼涼，甚至是悲觀絕望的情況下撒手西去。1976年9月 9號，毛澤東去世。這一天，人們才知道得偉大領袖毛主席和平常人一樣，也是會死的。
毛死了後，中南海劍拔弩張，二十五史裏麵那些古老的政治因素開始激活。二十五史揭示了一條規律：危機往往是開國君主去世前殺死或者驅散功臣。其原因無非有二，一是這些功臣跟帝王的年齡相仿，資曆相仿，而他們輔佐的太子年齡稚嫩。如果不將功臣打倒，這些太子們就不能站起來;二是打江山的功臣有可能與帝王自己的治國理念相左，必須把開國元勳的治國理念壓下去，才能保證自己的路線得到貫徹。毛澤東在文革十年也是這樣做的，先打倒劉少奇，再打倒鄧小平，接著是打倒林彪，恢複鄧小平，再次打倒鄧小平，在幾經反複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出文革重臣和開國元勳的治國理念的衝突已經水火不容了。
毛澤東在76年4月再次發動批鬥鄧小平，要把鄧小平壓下去。但他沒有想到是，一方麵將正麵的政治敵手驅趕，另一方麵是眼前開始出現巨大的權力真空地帶。權力真空將他側翼的兩個集團的矛盾激化起來。一山不容二虎，這兩邊是相衝突的激烈程度要遠遠超過正麵的路線鬥爭和具有嚴肅的政治分歧的政治鬥爭。這簡直就是生存鬥爭，可以無所不用其極。毛澤東終生製服了無數的政敵，但是對周圍人的控製和清理出現了少有的混亂，以至於他死後，並不是正麵的開國元勳先發難，而是其兩翼的人先爭鬥起來。
1976年9月9號，中共中央把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告訴江青。江青從大寨趕回來，第一件事找張玉鳳要主席拴在褲腰帶上的書房保險箱的鑰匙，這個保險箱沒有金銀財寶。江青當時以為毛澤東會留下一些黨政軍人事安排的政治遺囑，裏麵應該有一些黨政軍高級領導的政治檢討。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誰掌握著別人的檢討多，誰的政治製高點就高。讓江青沒想到的是，還有一類人比她行動得更早。張玉鳳告訴江青，汪東興讓她將主席最後的文件全部交給中共中央辦公廳，並指示不得交給任何個人。這兩邊的人就先爭鬥起來了。1976年的國慶過後，華國鋒被江青騷擾、衝擊，連正常的政治例會都無法參加，最終才下決心要解決“四人幫 ”的問題。
華國鋒和汪東興商量要召開中央全會，在會上由他宣布毛主席在彌留之際的最新的最高指示，宣布了以後，要中央委員會表決要不要隔離審查“四人幫 ”。汪東興點醒華國鋒，如果中央委員會用開會表決的方式，那最終被拿下來的會是他們自己。因為那時候的中央委員會充斥著文革的既得利益者，他們不會讚成將毛主席的夫人，毛主席的好學生拿下來，隻會讚成相反的決定。汪東興向華國鋒說了毛澤東解決林彪失事後留下來的四大金剛——空軍司令吳法憲、海軍政委李作鵬、總後主任邱會作，總參謀長黃永勝的手段。汪告訴華，毛澤東用開會的方式通知他們到中南海開會，來一個抓一個，來兩個抓一雙。華國鋒照辦了，通知“四人幫”到中南海懷仁堂開會，討論毛選第五卷的編纂問題。這就是後來發生了的“懷仁堂事變”。全國人民一片歡呼。
文革紅色話語的海洋又一次掀起衝天巨浪。海嘯退潮以後，沙灘上隻留下來了熠熠生輝的四個字，是哪四個字呢？華國鋒和汪東興在中南海密議解決“四人幫”的時候，他們知道他們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解放軍兩百多萬人能否接受這個結果，二是中國共產黨的黨政文官集團的高級幹部，黨內元老能否接受。這就需要兩個人的背書，危機的解決才有合法性。一個就是十大元帥剩下的最後一個，當時還有一定合法性的葉劍英。華國鋒先讓李先念去西山找到葉劍英，得到了葉劍英的首肯。那麽解放軍這邊就不會出問題。在高級文官集團這邊，他們讓王震去找陳雲。我們在這時候就可以看到陳雲的政治家的本色了。在聽了王震的話後，陳雲沉默良久，說出四個字：下不為例。這就是剛才講的那四個熠熠生輝的四個字。
這表明陳雲當時默許了華國鋒和汪東興的行動，也表明他考慮到這次行動內含的隱患：如果這形成一種慣例，黨內再有政治分歧，總是不通過合法的政治變動，會議辯論來解決，而是通過政治鬥爭來解決，這個國家的秩序就一塌糊塗了!政變就會迭出不窮。隻有老資格的政治家才能在政治危機關頭全麵的看到兩者之間的聯係。
在這個曆史關頭，最起作用的關鍵人物，現在看來是汪東興。汪東興做出了這次行動後，當時有最大的翻身之感的不是鄧小平。鄧小平在得到消息後，表示自己可以安度晚年了。而是那個時候在北京衛戍區上一輪政治鬥爭的失敗者林彪的四大金剛。黃永勝等在監獄裏歡呼，他自己以為自己是要被放出來了，結果沒有。
從吳法憲的回憶錄裏麵，我們看到曆史的一些側麵。在廬山的這場鬥爭之前，汪東興與林彪集團來往密切，頻頻告訴他們毛澤東的身體和政治思想狀況。正是有汪東興的幫助，林彪集團才會做出各種政治反應，敢於跟毛澤東對抗。
毛林之爭，讓我們不得不感歎林本身的複雜。毛一生製服無數的政敵，最後都是以寫檢討的方式來羞辱對方的人格，幾乎沒有一個人沒寫過檢討書。但他最後的一個學生輩的政敵林彪在與毛對峙期間沒有一個字的檢討留下來。林彪是中共黨史上最牛的“釘子戶”!
當我們回顧這段曆史，我們就會發現曆史的豐富性、複雜性。1976年的十月文革結束了。縱觀文革，它再怎麽可圈可點，可議可論，它的正麵作用是不能否定的。1976年,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結束的!我們的改革也是以文革的方式來獲得前提的!文革不是被鏟除的，文革是被解散的!它的陰魂有可能附著在一個新的生命體——改革上麵，與它結伴而行，共行了三十年。
曆史是非常奇妙的！曆史根本不像我們小時候兒歌裏麵講的“太陽和月亮在一起”，“珍珠和瑪瑙在一起”。不!太陽和黑子在一起；太陽和陰影在一起；珍珠和垃圾在一起；瑪瑙和糞便在一起；最光明的和最陰暗的在一起。曆史在某一時刻斷裂了，而又在斷裂處深刻地連接了起來；在斷裂中相連接，在連接中斷裂。曆史從來不是教科書告訴我們的那樣康莊大道，而是在筆直處拐了彎，把很多東西都拋在了後麵。
回顧這段曆史，我們不得不佩服馬克思的史學，其中有些觀點實在是精辟。馬克思曾經告訴過我們曆史是由階級鬥爭推動的。曆史不是由善推動的，而是由惡，由人們的情欲推動的。
1976年10月的那場鬥爭讓我們看清了：二十五史還活在我們的生活當中。我們今天的曆史的台詞是新的，道具是新的，背景是新的，演員也是新的，隻有一個東西是古老的：那個劇本沒有變，還是那麽的古老。
我們回顧這個偉大事件的陰暗麵，是讓我們更深刻地理解曆史，更深刻地理解我們自己這一代親身的經曆，更深刻地理解什麽是危機什麽是變革。可惜的是，那年我們太年輕，我們無法理解那個事件的曆史意義。我們上大街歡呼，跟著常香玉傻乎乎的唱。三十年後回顧那場危機和今天的變革的前提，我隻能引用李商隱的《錦瑟》裏麵講到的“此情尚待成追憶，隻是當時已惘然”來表達我的心情。三十年前，我們恍惚也罷，歡呼也罷，我們處在理性的惘然狀態，我們沒有由此想到更深刻的一麵：中國獲得了新生!但是，獲得新生中國後麵還拖著一條長長的、曆史的、古老的陰影。它決定了我們此後完全不同的三十年，這三十年肯定是崎嶇不平和大起大落的三十年。三十年的很多悲喜劇的基因都濃縮在 1976年10月的這個娘胎裏!
我的演講結束！謝謝大家！(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