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大和解：戴晴提南非模式引起迴響

「六四事件」親曆者和研究者戴晴呼籲：平反是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行為；應借鑑南非模式，對「六四」評價完全對立的雙方，實行真相調查、正義認定，然後實現社會和解。她的呼籲激起海內外巨大的迴響。澳洲的中國和解智庫海外召集人丘嶽首呼籲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解決六四問題的第三條道路浮出水麵：體製內的開明派、改革派與社會上的理性人群推動和解，化解仇恨。還有三個月，就是震驚中外的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發生二十週年紀念日。在這一天，炎黃子孫心情複雜，在追悼事件死難者的同時，都希望中華民族能走出這段曆史傷痛。人們開始議論紛紛，有要求徹底平反，有堅持當年開槍實出無奈，認為穩定壓倒一切，不願再提。不過，另一種聲音開始浮現。身在北京的當年「六四事件」親曆者和研究者戴晴，透過亞洲週刊呼籲：借鑑南非模式，對「六四」評價完全對立的雙方，實行真相調查、正義認定，然後實現社會和解。她的呼籲激起海內外巨大的迴響。在澳洲的中國和解智庫海外召集人丘嶽首也發出同樣呼籲，聯手組成「真相調查與和解委員會」，使死難者安息，讓死難者家屬慰藉，令中華民族重新上路。當年六四的親曆者如陳子明、梁曉燕等也紛紛對此回應，表示認同。和解是目的，它與未來相聯繫，要求對立而敵視的雙方能共同參與其中。真相與正義卻是和解與寬恕的前提，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這二十年，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綜合國力陡增，社會和民族精神麵貌都發生深刻變化，在世界的話語權也越來越大。這一切為解決類似「六四事件」等敏感曆史問題，提供了一個機會和基礎。「六四事件」真相未明，內情錯綜複雜，還有待更多資料披露。但作為執政黨，當下的中共若尋求解決「六四」曆史傷痛，有了較大迴旋空間。南非實現和平的民主轉型，是世上的一種奇蹟，它的成功模式堪稱典範，值得中國在解決六四和其他曆史遺留問題時借鑑。調查真相，揭示真相，沒有真相就沒有正義，真相調查是為了大和解而不是為了聚集仇恨和再鎮壓。前進的中國，不可讓曆史悲劇重演。戴晴說，「六四事件」二十年來，鎮壓的一方一點點改口，從「有組織的暴亂」到「動亂」到「風波」到「事件」，直到盡量一個字不說，恨不得全世界把這檔子事都給忘乾淨。而被通緝、遭關押和逃亡在外的運動領袖，包括持同情態度的民眾呢？則一直要求鎮壓當局和他們的繼承人對事件、對受難者和當時的組織者「平反」。二十年了，佔主導地位的，永遠是這兩邊的聲音，不是黑就是白，聽不見中間的聲音。在最基本的真相還沒有揭示出的態勢下，兩邊就這麽對抗著。她認為，第一是要一件一件個案剖析，不能籠統地說誰全對誰全錯。第二是正義尋求與認定：發生了那麽大的事，又積累了這麽多年，連誰讓野戰軍帶著狙擊手的一槍斃命武器，開進坐滿人的廣場，誰一次次拒絕斡旋，一邊「期待廣場血流成河」，一邊分錢逃命，直到今天，無論真相還是正義，都沒有得到全民起碼共識，這個社會有可能和解和諧麽？「六四」到了今天二十週年，政府那邊選擇不說話，越淡化越好。淡化並不意味著真相和正義，更不意味著人民就沒了想法。就拿戴晴自己來說，為「六四」坐過牢，現在什麽都沒有，參加工作四十九年，沒有工資，沒有退休金，沒有醫療保險，還不許她在自己祖國發表作品餬口。她沒有懇請領導「平反」，但要求正義，堅持公民的權利。戴晴提出「大和解」是基於南非成功的模式。她說：「當年南非的種族統治、種族壓迫、種族殘害，世人皆知。到了二十世紀的後期，在全世界，與普世價值對著幹的國家，南非政權是一個，這就是為什麽世界人權宣言的簽字國一直譴責它、排斥它。南非的黑人和白人慢慢覺醒。圖圖大主教提出成立真相、正義、和解原理，極其艱難地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在他們國家實現『和解』，一點不比中國容易。底層黑人被殘害殺戮，多出於無理性與法製可言的種族壓迫。後來，他們一個一個案子調查、分析、鑑定、解決。今天，我們希望有中間的聲音：體製內的開明派、改革派；社會上的理性的人群，能夠發出聲音，使得正義伸張、仇恨化解，讓社會一點一點進步，即所謂的『和平演變』，而不是政府裏的強硬派和社會上的激進派永遠打下去，再釀成事件乃至革命。」戴晴在香港接受了採訪，又匆匆趕去廣州，而後返回北京。她是當年「六四事件」親曆者和研究者。上世紀八十年代，戴晴被人們列為中國文壇「八八之星」，當時就有評論提出三個「問題」：戴晴身為高幹子弟，對社會的不公正現象，為何卻持尖銳的批判態度？她作為一個理所當然的「既得利益者」，為何能對自己有可能獲益的社會持一種理性批判？為何她文章的矛頭專門指向一些人認為她本應維護的東西？當年中國文壇出現了「戴晴現象」：其一，八六年前後，不少作家在探求實驗性文體，戴晴卻開始了她對話錄與訪問記的創作，訪問的對象是梁漱溟、黎澍、厲以寧、嚴家其等學者，追尋的是人們所接受和關注的新思想新觀點；其二，八八年，正當報告文學、紀實文學突然走紅，不少作家為力免題材「撞車」而苦心思索，戴晴接連打出幾個震動文壇和史壇的重抱，有《王實味與百合花》、《梁漱溟與毛澤東》、《儲安平與黨天下》，既是紀實文學，又是當代史論，用文學形式提出當代史上令人深省的問題；其三，八九年前後，人們還在繼續關注戴晴作品時，她又參與關係國計民生的三峽論證，組織一批記者採編而自費出版《長江，長江——三峽工程論爭》一書，打破圍繞三峽工程不應有的沉默和平靜，引爆理應展開的爭論。其實，戴晴提倡的「大和解」，在部分知識分子和民眾中早有共鳴。零八年三月，中國和解智庫曆經多番曲折，在北京成功舉辦召開「衝突與和解」為主題的學術座談會，二十多位學者與會。據悉，和解智庫準備零九年在境外再舉辦一次類似座談會。中國和解智庫海外召集人丘嶽首說：「我十分讚同戴晴的觀點。將『和解』這一概念推向公共輿論，我以為不是早了些而是晚了些。受製於曆史和現實諸多條件的限製，『和解』這好東西被我們冷落太久了。」北京獨立學者陳子明認為，八九年「六四」之前曾經有一個政治和解的契機。即使在八九年民主運動中，也有政治和解這種新思維的萌芽。他手上有三個資料：第一個就是劉曉波、周舵起草的《六·二絕食宣言》；第二個是《經濟學週報》在六月四號那一期發的一篇文章《中國需要平心靜氣》，署名是陳非，是經過編輯部討論的；第三個是陳子明在那時給《經濟學週報》起草的一篇社論稿，叫《以妥協求共識，以理解求團結》，但沒有來得及發表，《經濟學週報》就被封門了。他當時在那個文稿裏寫道：「如果政府和學生以及支持學生的民眾之間的對立和衝突能夠和平地解決，中國就會在憲政、法治、民主的道路上前進一大步；如果天安門廣場上的政治僵局繼續維持下去並最終導致流血，中國的政治改革進程就會大大地倒退」。「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和民眾中的一部分人，都缺乏『政治和解』的理念……當人們的價值、利益、選擇出現矛盾時，則以妥協求共識，以理解求團結」。他認為，應當追尋和積累自己曆史上「和解」文化的每一個資源，使之發揚光大起來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張博樹說，「和解」代表了一種政治文化，是在平等意識上的一種溝通、一種交流、一種妥協。這種傳統的確是中國缺乏的一種東西。但正因為缺乏，所以更需要提倡。現在麵對的是這樣一種強權，在中國的這種政治環境裏麵，要想來推進政治的和平轉型，就需要不斷放大和解的聲音。之所以在當今提出這個概念，前提是過去存在六十年的這樣一個製度本身是一個專製，這個製度是沒有生命力的。今天所做的，不管是實踐層麵的，還是思想層麵的，其最終目標都是把這樣一個政治體製給變了，變成一個現代的民主製度。政治和解的目的也是要促成製度的轉型，和解可以作為製度轉型推進過程當中的一種手段或策略。那麽，和解具有的政治價值就表露出來了。北京環保誌願者梁曉燕也說，對於和解，除了政治領域，可以從現在可控的領域開始，需要有一種建立在社會最基層尋求和解的共識。和解要從大家願意尋求共識開始，嚐試建立起這樣的一種機製。現在，完全可以從非政治領域開始，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說，不亞於政治領域。她說：「我更傾向於從一個一個的社會細胞，建立起一種公民的溝通、協商、尋求共識這樣的一種機製。這就需要從一個一個小小的公民群體開始，大家在一些領域中學會共同共事。否則一旦政治機遇突然來臨，我們就很難尋求政治共識。因為我們事先完全沒有這個機製和這種訓練，一到那個時候，所有個人都在說話，所有人的聲音全都在一片嘈雜中，很難變成社會共識。這個機製的建設和能力的訓練，不必等到政治環境根本變化的那個時候。我自己更覺得應當從尋求社會和解開始，使得這種和解的聲音在不同層次上的傳播，也使得尋求和解的努力在不同的層次被人實施，不是隻在政治層麵的傳播才是有價值的。」中共中央黨校教授杜光說，要構建和諧社會，就必須提倡寬容和解的精神，這是和諧社會的重要構件。要實現和解，就應當解決形成當前的不和諧局麵的社會矛盾。一、對於一些全國性的曆史積案，如反胡風、反右、文革等，執政黨已經意識到這些曆史錯誤，就應該公開向人民道歉，求得人民諒解。二、對於目前認識還有分歧的事件，如「六四」，則可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真相委員會」或「和解委員會」，查明來龍去脈，公布真相，該道歉的道歉，該賠償的賠償。三、對於遍布各地的冤假錯案，可成立省市縣的「真相委員會」或「和解委員會」，接受蒙冤群眾的申訴，查清事實，依法處理。四、解除對一些守法公民的監視、跟蹤，轉變以友為敵的階級鬥爭思維方式，以理解取代敵視。五、取消勞動教養製度，撤除勞教場所。六、解除對滯留國外的同胞的回國禁令，允許他們來去自由。這些都是實現社會和解的重要步驟。任何一個問題的解決，都可以得到民眾的理解和支持，提高執政黨的威信，改善黨和人民的關係。二月二十二日，戴晴在香港接受亞洲週刊專訪，以下是訪談摘要：你什麽時候有「和解」的想法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吧，我那時候說，現代中國有兩個革命，一個是共產黨推翻國民政府的革命，一個是現在對共產黨不滿的人要推翻共產黨的革命。有的人是兩個革命都喜歡，比如說劉賓雁；有的人是兩個都不喜歡，比如我。因為我看到了像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這麽了得的人，革命之後又怎麽樣呢？有的是喜歡前麵的革命，不喜歡即將到來的，比如現在正當著權吃香喝辣的列位；有的是喜歡後麵的，不喜歡一九四九年的革命，比如蔣家孔家的一些人。四二七沒鎮壓是雙贏在你眼裏民間發出聲音是不是「革命」？我不喜歡革命，並不意味著厭惡民間發出聲音。恰恰相反，民間聲音比什麽都重要：獨立的利益團體；獨立的報紙、雜誌，要有法律保障的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我並不反對純潔的、富於正義感和責任心的學生，無論二十年前還是現在：對社會症結，他們最敏感、最敏銳，而且沒有利益驅動。喊出來，大家警醒，製度改革跟進。但是我認為，「五四」運動、「一二九」運動，都是後世政治勢力將它們定義為學生運動。你現在怎麽評價當年的「六四事件」？依我看，從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到四月二十七日，共產黨老調的社論出了，學生堅決抗議，結果共產黨當局曆史第一次沒有鎮壓。這一段日子裏，參與學生運動的青年人很多，包括後來不屈不撓的領袖，比如吾爾開希。在那階段，大致是學生按照他們自己的認知、自己的脾性行動的。四月二十七日沒有鎮壓，二十九日，統戰部認為民眾與社會「雙贏」，開會慶祝。青年幹部局長陶斯亮開場就說：孩子們太可愛了，我們的黨也做得很漂亮。但有人不這麽想。據我所知，鄭義也從山西趕來了，和後來的領袖在地理位置上很靠近的北大作家班的作家們衝動得很。於是又有學生起來，「懇請恩師支援，不令民主運動夭折」，這是我五月初在北京大學參加趙蘿蕤教授主持的女性作品研討會時親耳聽到的。這局勢一直延續到五月十三日。五月十三日之後的絕食到五月二十日戒嚴令發布，依我看，已經不是典型的學生運動了。為什麽如此評價？群眾運動的要素包括：有領袖，有目標，有策略，有利益群體。學生運動世事不公大聲嚷，嚷完了就完了。而在戒嚴前這一週，嚷過的同學早已回去上課，但有人心不甘，比如現在在美國的王丹、鄭義那批人。群眾運動使得等機會發動清肅以重排交椅的政客看到機會：中共黨內，楊白冰、王震等已搬掉了胡耀邦，一直不滿那時正在前台的趙紫陽。他們當然可以想別的招兒，但人群既然已經湧到街上，連國賓來了都不讓，何不利用呢？五月二十日戒嚴令，算是趙紫陽拿不出辦法的「一個證明」，但還沒那麽嚴重，嚴重到你老趙非走開不可，就是我們看到的對戒嚴令隻發布、不執行：警察不動，居委會不動，基層黨支部不動，這是共產黨麽？它最拿手的左右群眾的活兒，怎麽不出手？我們在那時候已經看得很清楚，這就是有意不動，讓你鬧，讓你亂，亂到不可收拾，直到趙紫陽除了下台沒第二條路。這已經是群眾運動為表象的黨內派係鬥爭。你怎麽評價劉再複和李澤厚的《告別革命》一書的觀點？這本書我沒看，但有所聞。總的感覺，他倆提出的觀點，與我所想的很接近。近代中國災難重重，大家為救亡，把基本啟蒙放下了。這就是理想主義者的悲劇：民族大敵當前，別的先放下，大家參加共產黨抗日。而到後來，共產黨通過整風搶救，把他們一個個改造成工具，再用到內戰戰場。現在他們自己不是說「兩頭真」嗎？就是這一整批人生命曆程的概述：年輕時代為追求真理真誠地參加革命，然後黨指到哪打到哪，暮年離休以後大徹大悟、真誠地麵對社會現實。中間那「不真」，就是共產黨的工具。所謂「告別革命」就是不要用暴力的手段，去推翻一個你不喜歡的政權，就算一舉成功，並不意味著社會改造完成。大家協商，作出妥協，不要動不動就打仗殺人。我向前一點，你退一點，你不讓，我就退一點，整個社會一起往前走。如果「告別革命」是這個觀點，我同意。他們的觀點被境外不少人批得厲害，你提出「和解」，不擔心也會遭遇一場批判？「六四」十五週年時，我發表過兩篇文章，提出過類似「和解」的意思，很挨了些板磚。罵得比較精采的一句是「戴晴的良心讓狗吃了」。因為我明確表述：一九八九年五至六月間發生在北京的天安門廣場的事情，這不是一場「得到了控製的暴亂」，也不是一個「遭到鎮壓的偉大民主運動」。它是現中國在實現其社會轉型時候的一個挫折、一個後退、一場悲劇。這一挫折改變了中國發展的軌道。你採訪我談這個觀點，確實是在招罵，但我又一想，這些話是要有人說的呀。今天具備條件成立「和解委員會」嗎？沒有。我活著看見的機會都很小。但並不能意味著我們不說。但這一原理，在南非已經成功實踐。剛才你告訴我，有的省已有公民以網民身份被選為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這又給了我一點希望。在中國，連一個業主委員會都成立不了，連一個村長直選都障礙重重。社會如此不成熟，恐怕連「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都難於組成。不僅「六四」的真相調查不了，上世紀三十年代AB團真相能調查嗎？延安整風的真相能調查嗎？這麽著名的張東蓀，把他由中央政府委員打成「叛國」，最後死在牢裏，真相調查能開展麽？好在現在一本本當事人的回憶錄出版了，當局想要掩蓋曆史真相越來越不容易。但一些重要史料也麵臨有意銷毀。目前民間與極權的力量相差還是太大。不過，我們不發出聲音，那兩邊你死我活的聲音會更大，仇恨的結會越抽越緊。要調查真相，你最擔心什麽在中國，極權者走卒最常說的是：不錯，我是關了你、打了你、毀了你的一生，但我是奉命行事。若問他誰給你的命令、你奉行這一命令的依據是什麽，必須有法製。在法的麵前，要有舉證、罪責判定。中國法製不健全，執行成員構成問題太多，從警察、檢察官到法官都得聽黨的，這些都十分可怕。還有立法的問題，一個《新聞法》，三十年都出不了台。所以說，每一步都困難重重，但我們還是得呼籲。和解委員會如何構成，現在有人呼籲讓民運人士回國回家，你怎麽看？我覺得外麵太看重那些民運領袖了。你要讓柴玲、李祿、吾爾開希「回家」，政府的客人？後盾強大的在野黨？死難青年的血喂肥了的政客？因此，和解委員會要真正代表民意。什麽是民意，現在連表達自主言論的自由都沒有。與二十年前比，中國有了網絡和網民，有了初始、虛擬的民間社會。民間社會的要素是，成員有自己的財產，利益獨立於當局，有自己的聲音、有獨立的組織、有與當局抗衡的能力。這些在中國還遠不成熟。(在境外叫得最激烈的人，並不一定夠格參加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依我從旁觀察，現在比較成熟、有點希望的還是在網絡虛擬社會裏。境外聲音嘹亮，除了說話不必付出生命代價，還有一個原因：許多國家，比如美國順應其反共傳統，等於擁有資源。一些人喊出資源掌管者想要的聲音，以維持生計。對此，我不說是好是壞，你找到資源，願意做這些事，這是你的自由。但成立真相委員會，應由誰出任，必須認真考量。當然，如果一開始就追查「六四」開槍令誰發布、如何下達的，容易把事情做死。我認為，可以先從容易下手的事著手調查。先要有一個概念，再要有方法和程式，而後讓它慢慢成長。對「天安門母親」這一組織展開的調查，你怎麽評價？丁子霖等人「天安門母親」的調查：死了多少人，他們是誰，出自什麽家庭，怎麽死的……對此我讚同而且欽佩。不過依我看，對「六四死難者」的界定，還可以再寬些。比如「六四」剛過去幾天，北京有七、八個「砸軍車」年輕人遭「立即執行」。這之前，他們屬於「嚴打」（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嚴厲打擊行業違法行為）對象，本已坐過牢，再送到新疆，原本刑期已滿，回到北京，一肚子仇恨，「六四」事件中，看到軍車、坦克，就跟著扔石頭。他們就這麽立即槍決。每個死者都有一場血淚故事。學生領袖、激進教授與作家，跟這些被槍斃的人，生命價值是一樣的。在真相調查中，不能有所謂珍貴不珍貴之別。「天安門母親」立足一個一個個案查清楚，我十分讚同。讚同天安門母親有人問，下達了戒嚴令你還上街，自己就沒有責任嗎？丁子霖的兒子是戒嚴令之後上街的。戒嚴令那天我回家，找不見女兒。他爸爸說：攔軍車去了。我急了，立刻騎車出去找。最後在通向青龍橋的國際關係學院附近追上了。我朝她嚷，你勇敢啊，一個人去攔軍車。你知道這軍車為什麽停下來嗎？那是因為它得到命令，是你攔得住的嗎？立刻跟我回家，哪兒也不許你去。我認為，不管李鵬（時任國務院總理）是什麽樣的人，他發布戒嚴令時那副凶巴巴的樣子如何，但這是政府在那樣的時刻發布的戒嚴令，實際意味著對違令者什麽都能幹。戒嚴令在當時確實盡量讓北京人都聽到了。這裏既有常識問題（公民必須遵守政府法令），又有陰謀在運行：發布者為什麽不抱著保護平民原則積極推行。你把孩子叫回家了嗎？對。那晚之後，我要出去，就在門上貼紙條，說這幾天你哪兒都不許去，就待在家裏。後來她說，當時在家，聽媽媽打電話、接受採訪，覺得你說的也對。可是我一到學校，和同學在一起就全不一樣了。丁子霖的孩子是高中學生，她把孩子關在廁所裏，那孩子爬窗戶出去了，在街上就遭到流彈。對這個案例，必須每個細節都查得清清楚楚，然後是法律鑑定：所中的是什麽子彈，有沒有搶救，是否狙擊手的爆炸子彈，擊中了就沒有救的可能。另一方麵，政府的戒嚴令已經下達，在街上（而非住宅內）遭遇流彈，個人（成年或未成年）有沒有責任？都得說清楚。每個個案不能籠統去說，每個人都須分清責任。對「天安門母親」，我是欽佩的，她們所做的已經得到人們的公認。共產黨是獨裁者，但懇請它平反無助社會前進，中國問題並非推翻它就解決得了。香港朱耀明牧師發起「我要回家」運動，為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爭取回家的權利，你怎麽看？我很尊敬這位牧師，但還是覺得圖圖大主教的準則更公正，也更智慧。讓這些人士回家，別籠統說，先提出名單，比如第一批十個人、他們是誰、是哪年出來的、為什麽要離開、怎麽出來的、現在在哪裏、在做什麽、如果回去了要做什麽等等，都清楚之後要公布。不要說「六四」流亡者個個英雄。更不能按當時地位決定先後。必須一個案子一個案子調查。當時香港人捐了上千萬港元，這些錢是怎麽花的，沒花完的去了哪兒？我記得有篇文章說，領袖李祿六月三日說分錢安排逃跑路線。文章作者說還有同學在帳篷裏睡著，要不要叫醒大家一起撤。李祿說，叫醒他們，咱們就走不了了。這一細節是否屬實？要由真相調查委員會提交。如果帳篷裏還有同學，最後被坦克碾壓而死，那麽開坦克的兵、下命令的軍官，都有責任；不叫醒追隨者率先逃命的領袖，也必須在法庭上提出來。這就是真相調查。你認為「平反」的提法有什麽不妥？首先是不平等，你是統治者，我是被統治者，我懇求你為我平反；你可能理我，可能不理我。二是不公正，不是依法行事。沒有標準，想給誰平反就給誰平反。平反往往是統治者的策略。權利被侵害的公民要的，不是策略，而是法理與法治運行。再說，現在叫喊「六四」平反，當局會收得更緊，鄧家不能得罪，楊家（楊尚昆）和王家（王震）也不能，連李鵬的六四日記都不能出版（即《關鍵時刻》），還說什麽真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