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可有條件接受六四和解

王丹：可有條件接受六四和解今年是“六四事件”20周年紀念，作家戴晴早前表示現在是時候尋求“大和解”，讓中共與民運人士放低對立，但當年的學生領袖王丹形容要求事件受害者提出和解實屬“可笑”：“打傷了人，還要受傷一方提出和解，哪有這種事情？”他說：“我有我的底線——我可以和解，但絕不可能是由我提出來。當下還未見到任何東西，讓我可接受和解。” 去年於美國哈佛取得博士銜的王丹，今年到英國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作一年的博士後研究。英國時間周五下午，王丹在牛津舉行了一場主題圍繞六四的演講。他表示，當年的學生運動主要爭取反貪腐，相信透過政治改革尋求民主政體，是達到目的之唯一方法，即使現在回看，他仍然相信當年確是中國展開和平民主演變的契機，但“六四的崩塌，不單隻代表極權的勝利，還有貪腐的勝利”。中國留學生：民主保證得了我的學費？演講會吸引了近300名學生和各地學者，擠滿現場座位之餘，有人更要坐在梯級，聽眾一般對中國學生當年表現予以肯定，也有來自內地的學生持不同意見，有年輕的博士生問王丹：“中國為什麽需要民主？喂飽13億人並不容易，若我選了你，你能保證我的父母有能力支付我來這裏讀書的學費嗎？”個別中國學生隨即報以掌聲，王丹回應說：“人除了吃飯以外還要有尊嚴，民主就像讓你到超市購物可以有選擇，我認為中國人配得上選擇。” 席上亦討論到近20年經濟上的“中國奇跡”，成為中共領導回避民主改革的借口，被問到目前更複雜的利益關係會否成為政治改革的阻力，王丹說，內地目前的問題比1989年之時還要複雜，一場金融危機令到千萬計的民工失去工作，無論在農村或城市都無法維生。他雖然預期未來難以再出現由學生發起的民主運動，但壓力有可能會來自老百姓、農民工甚或是退休軍人，“他們對政府的訴求是具大的，這問題胡溫和中共領導肯定比我更緊張，因為他們比我更掌握問題所在”。不寄望現領導平反六四王丹說，無論對現屆領導人或下屆領導人，都不旨望他們會平反六四或推動民主改革，“我們把希望放在趙紫陽、朱鎔基、胡錦濤和溫家寶，但隻能換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中國還未具備民主條件？)你看香港，有穩定和龐大的中產階級，為何2007年還不肯讓他們普選？”他說，現在隻對習近平、李克強之後、曾經曆六四的一代抱有一點希望。對於另一經曆民運的作家戴晴早前接受訪問時提出仿效南非模式的大和解方案，通過調查真相讓雙方放下對立，王丹認為不可能由受害一方提出，“他們(中共)強，我們(民運人士與家屬)弱，怎可能要受害的一方先提出和解？”、“我可以接受和解，但不可能由我先提出，亦要有和解的條件，讓流亡人士回國，讓受難者家屬得到賠償。”他又說，即使現在提出和解，亦不會得到中共實際回應。對於中國民主改革，王丹一再強調要保持“由下而上”的壓力，他寄望近年在內地冒起的公民社會能夠發揮作用，迫使政府必須變革，呼籲西方社會支持中國民間社會和非政府組織發展。由於香港曾拒絕王丹入境，王丹表示，在牛津完成研究後，計劃返回美國求職。特約記者羅永聰英國牛津報道 ■王丹答學生問問：你認為“六四”事件多重意義之中，哪一點最為重要？答：“六四”可算是中國現代公民社會的開端。中國走向民主最大的障礙是我們的政治文化——我們過分把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1989年，大部分人還是很相信政府，但它突然之間給我們看到了真麵目，對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是一個很大的衝擊。但自此之後，人民懂得和政府保持一定距離，這對發展公民社會和民主都是好事。學運兩點錯誤問：現在回看“六四”，你有沒有遺憾？若重頭再來，又會有什麽不同？答：我沒有遺憾，但承認犯了兩點錯誤。第一，我們原來一直堅持那是學生運動，過度重視它的純粹。即使5月11日開始絕食之後，它遂漸變成了群眾運動，但我們還是拒絕了其他人士協助，亦沒有與政府內的開明派合作，否則效果可能更好。第二，是選擇絕食的時間，當時正值戈爾巴喬夫訪華前夕，我們以為兩日內政府就會清場，但這不單沒有出現，後來各地到天安門加入絕食的人更愈來愈多，令場麵更難控製。對中國政府的盼望問：你想像中的中國民主是怎樣的？答：我對中國政府的要求真的很低，我不會期望他們做些什麽，隻會希望他們不做些什麽，例如劉曉波，他隻是因為打算發表有關維護人權的呈請(按：《零八獻章》)就被關起來了，停止這種行為，才算是回到民主的基本——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