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101中老師：我所認識了解的中國高幹子弟

太子黨是一專有名詞，專指和統治階層有親緣關係進而謀取了重要職位的人，早期專指太子。太子黨是中國帝製時期產生的特有政治名詞，一般認為含有貶義成分。比如唐高祖的太子李建成及其弟弟李元吉等人結成的黨羽，或者清朝康熙年間，當時指以太子允礽為核心的政治集團。
中國的太子黨，大多表示有父蔭的含義，即是依靠父母或關係密切的長輩，從事與父母相同的行業，不論是繼承還是另起爐灶。尤其指父母地位及成就極高，例如父親當官、兒子也當官。人們對太子黨的能力很懷疑，很多時候會釘著他們的馬腳不放。
20世紀初，該詞特指袁世凱的兒子袁克定及其親信，後來特指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內依靠父兄的勢力，攫取高層政治職務的子女親屬；國民政府遷台後，在台灣特指蔣中正之子蔣經國及其同僚。
中共建政以後的中國大陸，一般特指中國共產黨高層官員的子女以及親屬，1970年代一般指林彪的兒子林立果及其同僚。改革開放以後，該詞指高層領導幹部的 獲得政治、商業利益的子女親戚[1]，特別是1980年代中共元老的子女，如現任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習近平、中信集團董事長王軍 [2]、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前副主席曾慶紅等[3]。
有媒體認為，中共十七大過後，太子黨作為中共黨內一大派係，已經形成與團派、上海幫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4]。但也有分析認為，太子黨隻是一個對官員家庭 背景的泛稱，中共元老子女彼此之間政見並不見得一致，派係凝聚力並不強，官員晉升途徑等也不如上海幫、團派那樣有鮮明特色。
香港所說的太子黨，一般多存在於娛樂事業，而不是政治領域，例如房祖名、謝霆鋒、洪天明和譚俊彥被稱為“娛樂圈的四大太子黨”[5]。鄭欣宜亦曾被認為是 太子黨，而“太子黨”一詞在香港還被引伸用來指在公司或辦公室裏憑借親屬關係得到工作上的利益的人士。一些富商的家屬亦被以太子黨歸類，如李嘉誠之子李澤 巨、李澤楷，霍英東之子霍震霆、孫霍啟剛，李兆基之子李家誠、李家傑等人，意指他們靠父蔭或攀附家中長輩才有目前的名譽和財產，有貶義性質。而在政治上， 一般較少使用。
在美國，太子黨一般指通過家族實力以及裙帶關係取得政治利益的人物，如布什、肯尼迪、羅斯福等有名的政治世家[6]。偶爾也會代指上流社會商業大亨的子孫，如帕麗斯·希爾頓等。
而在日本政壇，太子黨現象十分嚴重，包括前任首相安倍晉三、現任首相福田康夫在內的很多政治人物都有著在政商界的家族親緣關係，政治聯姻是日本政壇的普遍現象。[7][8]
在其他國家和地區，例如朝鮮與古巴[9]、以色列[10]，新加坡等，太子黨也普遍存在。如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正日、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等，就是憑借父蔭獲得政治資本的典型人物。
析中國“太子黨”的繁衍曆程
王震的長公子王兵因經濟糾紛在深圳高爾夫球場公開持槍綁架陳顯旋；鄧小平的子女鬧深圳、脅公安，巧取豪奪；更有大批二代、三代的太子布及大陸和海外，各領 一批幫凶，魚肉良民，橫行鄉裏，無所不用其極。老百姓恨不得食其肉、寢其皮，但在“有了權就有一切，沒有權就失去一切”的暴政之下，兩手空空，隻能忍氣吞 聲。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太子黨的形成，也不是朝夕之果。筆者當了四十多年教師，長期執教於高幹子女學校，今天橫行於海內外的若幹太子、公主，正是昔日受我“教誨”之高徒！我現已退休，移居紐約，得以撫今追昔，對太子黨的成長和形成的過程，做一簡略分析。
一、優越感浸入骨髓
中共首腦居延安時，重要幹部多去外地“開辟根據地”，為安置其後方子女，便成立了“延安保育院”，雖有一些特殊待遇，但總的說來，並不富裕，老百姓也無多 少怨言。至於像毛澤東之子毛岸英，劉少奇之女劉允若、劉愛琴等人跳出戰爭環境，赴蘇聯留學，當然不是一般高幹可以沾邊的。但一因人數不多，二因趕上蘇德戰 爭，寶貝兒們反而吃了不少苦頭，有的還被關進希特勒之集中營，所以也沒有造成消極影響。
待中共占據大陸，定都北平，情況產生了根本的變化。在北平，按兩條渠道成立了幹部子弟學校。一條是地方幹部子女進的；像景山小學、育英中學（並非原來燈市 口的美國教會辦的那所育英中學，該校改稱第二十五中），劉少奇同王光美生的孩子都在那裏上學。另一類是部隊的。最知名的兩所部隊高幹子女寄宿製學校是北京 十一學校和北京八一學校；前者隸屬中央軍委，後者隸屬華北軍區。朱德、蕭華等人的子女都在“十一”（中共建國日）；葉劍英的小女兒（生於一九五零年）開始 在“十一”，隻在初中上了一年，但因其父不同意男女同班，便於次年轉入男女分班的“八一”去了。
八一學校位於北京海澱，原是一座清朝的王府，其中女生宿舍的居處假山嶙峋，流水環繞，亭台樓榭，書棟雕梁，人們認為是“紅樓夢”中所寫的大觀園，並不確 實。但大觀園隻是紙上美景，而“八一”確實是公子哥兒、姐兒的實實在在的人間天堂。假如說“八一”還算是對清朝舊址的利用，那麽“十一”就不同了。中央軍 委在北京西郊軍事區（舊稱“新北京”）平地起仙境，依最新設計，創建了這所學校。當時北京人口爆炸式增加，城建部門規定不得蓋平房，以節省占地。
“十一”校長乃“十大元帥”之一的羅榮桓之妻，她親自找到市長彭真說：“你不叫建平房，可你知道孩子們都小，上下樓梯摔著了，你要負責！”彭真聽了，還能 不給元帥夫人麵子，慨然破例。教室為“工”形平房，兩側有門。外側花磚鋪地，綠樹成蔭，供晴天時孩子們出來玩耍；內側是封閉式走廊，一端通宿舍，一端通飯 廳，可以避開日曬風吹雨淋。學生起床後，將換洗的衣服一扔，由生活老師（實則是高級褓姆）送入洗衣房。不知怎麽回事，洗衣設備全是當時被視為“頭號敵人” 的美國製造的！
這些條件，在今天看來並不足為奇。而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不知有多少人餓死的情況下，就不能不說他們已經走上脫離群眾、背叛人民的道路了。孩子本無罪，但“墨悲絲染”，大人變成了新貴族，環境也貴族化了，他們的優越感的日益加深、侵入骨髓，自然也是無可避免的了。
班主任有權批閱學生日記，下麵便是幾則日記原文：“每次同爸、媽去翠微路商場買東西，我總願意在爸爸小轎車邊多站一會兒，讓行路人多看我幾眼。”“老師算 什麽？還不如爸爸的警衛員官大！”“老師來家訪問，爸爸挺客氣。實際上，老師和我爸爸相比，隻不過是螞蟻和大象的關係。”從小有了這樣的思想，長大了他去 給人民當“公仆”豈非天方夜譚！
二、狂暴性隨機點燃
單有優越感，還不致殺人放火。但是優越感中本有為虐的火種，一經點燃，便成了狂暴性，殺人放火便會成為小菜一碟。果然，契機真的到來了，點火人也到了。這 契機便是文化大革命，這點火人便是毛澤東。一九六六年的文革初期，本來有個“十六條”，其中還沒提到紅衛兵，並曾提出“要文鬥不要武鬥”；但到了八月十八 日毛澤東首次接見紅衛兵時，毛澤東問獻花的女紅衛兵的姓名，回答說：“我叫宋彬彬。”毛又問清是“文質彬彬”的“彬”後，說了一句：“要武嗎！”這個紅衛 兵便改名為“宋要武”，隨之而生的正是全國一片打砸搶之風，草菅人命之風！紅衛兵以“紅五類”組成，而“紅五類”之首乃為“幹部子弟”，幹部子弟之首又是 軍隊高幹子弟，這樣一來，“十一”的紅衛兵便自奉為“紅衛兵之首”，而其它學校的紅衛兵在集會中見到帶有“北京十一學校”徽章的，便像伊索寓言中說到的青 蛙遇見水牛一樣，給予特殊的禮遇。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信條，在他們心中是堅如磐石的。有意思的是這對聯的橫批，開始是“基本如此”，後來幹脆改成“絕對如此”了。思想的 荒唐導致行動的狂暴，假如說，火燒英國大使館的事件為周恩來壓住未致擴大的話，那麽殺人如麻則是毫不誇張的實情實景了。下麵就是當時我同我所教的一個男生 的談話情況：
“老師！你當過兵，可曾打死過人？”
“沒有。我當兵之後沒仗可打了，才轉業教你們的。”
“那可不如我，我昨天在教堂打死八個。”
他剛十五歲（我教的那個班都是十五、六歲），手裏提著一條渾圓的皮鞭，已經被血漬浸成烏黑色。他說話時是那麽悠閑自在，哪裏像殺人不眨眼的魔鬼？接著他向 我描述了這樣的場麵：王府井旁邊有一座天主教堂，紅衛兵先將十幾個修女遞解出境（當時“人民日報”曾作為紅衛兵的壯舉加以報導），後來便住在那裏。教堂裏 儲存有罐頭食品，吃飯自然不成問題。每天先到警察派出所問：“誰是資產階級？”然後根據提名把這些“資產階級”帶入教堂，一帶便是一家人。一家進去，立即 被紅衛兵分光。三個紅衛兵揪一個，先將人推倒，有人喊：“一、二、三！”同時動手，皮鞭齊下，有專人拿著秒表計時，看各組打死人都用了多長時間，當然用的 時間最少的是“冠軍”。令我震驚的是：獲“冠軍”最多的竟然是宋彬彬等幾個女生。
宋彬彬是我平時喜歡的女孩子，她靦腆、嬌小、作業認真、字體清秀，考試成績也在班裏數一數二。而現在，她居然能用皮鞭連續“作業”，數不清的“冠軍”，連 眼前這個男生也流露出“自愧弗如”的神情。人之變化，令人難料；毛澤東之“神力”，也確非虛傳。十幾歲的女孩子以殺人為愉悅，我至今不敢多想。更不知我一 絲不苟地給他(她)們上課，換得這樣結果，我的心血是不是該花費？
這隻是大海之一滴而已。“解放軍報”發表評論，說紅衛兵的革命行動“好得很！絕非糟得很！”接著又是來自中央的“除四舊，立四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的號召，打、砸、搶、殺的烈火燃遍全國。不能忘記這批幹部子女，特別是像“十一”、“八一”這類學校的紅衛兵，即軍隊高幹子女，是功高蓋世的！
三、悶棍下學到狡黠
為了將北京以外各地的階級鬥爭蓋子掀開，紅衛兵“肩負”起了一項重責：去全國各地“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風，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火”。與此同時，全 國各地大、中學生，甚至部分小學生，也帶上紅衛兵袖章，或進京當“毛主席的客人”，或朝拜“革命聖地”井岡山、延安、瑞金等地，一場史無前例的“長征大串 聯”就這樣崛起了。對一般紅衛兵說來，大串聯隻不過是功課丟在一邊，到各處“白相白相”，大遊覽一番；而這些幹部子女因為肩負“重任”，自命不凡，又要高 踞其他紅衛兵之上，便真的有了不凡的經曆。
“十一”的幾個紅衛兵突然走進教導處辦公室給飛機場打電話：“是機場嗎？有去烏魯木齊的班機嗎？我們搭乘一下....我們是十一學校的紅衛兵，新疆的階級鬥爭蓋子還沒揭開，我們要見王恩茂....好吧，明天早上讓飛機等我們。”
他們打完電話出去了，我們幾個老師卻驚呆了：“搭乘”者，不花一分錢白坐飛機也！王恩茂者，集新疆黨權、政權、軍權、建設兵團權於一身之大吏也！還有，飛機要等他們去了再開！這幾點作為，當老師的做夢也不敢想，而在學生身上都成了活生生的現實，真可謂“青出於藍”了。
大家都有這樣的共識：這樣的事，隻有像十一學校的紅衛兵才想得到，因為他們的父母是高幹，使他們有這個境界，有這個知識，有這個“氣魄”；而幾十年後的今天也證實：正是靠這個境界、知識、“氣魄”，才能夠視江澤民的話為放屁，視公檢法如草介，無法無天，我行我素。
但就在這批紅衛兵一步登天、不能自己之時，霹靂一聲，受到了命運的捉弄。此時毛的眼中釘劉少奇等已被打倒，紅衛兵已失去利用價值；相反的，紅衛兵內部展開 血肉搏鬥，經濟癱瘓，全國大亂，成為????毛炒韭菜 ---- 亂七八糟，影響了毛的統治基礎和生存基礎。毛輕輕說了一句:“現在該是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
其時，各單位都實行了軍管和軍訓，野戰軍的小兵們(最大是個連長)奪了各部門的權。更出乎這批紅衛兵意料之外的是：由於他們的父母都是軍隊首腦機關的頭 頭，此時也被打成“資產階級軍內代理人”、“劉少奇伸向軍內的黑手”，自殺的自殺，挨鬥的挨鬥，送幹校的去勞改。後院起火，厄運*到了紅衛兵自己，這批高 幹子女讓曾被他們“誓死保衛”的毛澤東一悶棍打了個懵頭轉向，像韓愈古詩中形容的那樣：“失勢一落千丈強。”
餓死的駱駝比馬大。他們早從父輩那裏得到秘傳：這是“運動”，“運動”過去，你還是你，我還是我。要善於“韜晦”，要能“硬著頭皮頂住”。比其父輩早熟得 多，也幸運得多，他們不到二十歲，便把他們父輩一生從中共內鬥中獲得的經驗教訓學到了。待再過二十幾年，他們四、五十歲時，當然更“好漢”了：情婦成群， 賄金盈庫，口中念著：“我學孔繁森！”心中惦著:“好個王寶森！”
四、分化中愈見風流
事情總是畫著圈兒走的，當他們的父母住夠了“牛棚”坐夠了“噴氣式”之後，毛澤東發現：舍掉這批人，誰來充當爪牙？好在“人嘴兩張皮”毛又輕輕說了話：過 去把他們拉下馬是對的，現在把他們扶上馬也是必要的。於是他們的父母陸續被“解放”。隻是正遇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高潮，他們難以抗拒。又是靠了父母的 “經驗”，不搞明抗，搞“曲線”救命法 ---- 走後門當兵。
軍隊裏熟人多，參軍後能入黨、提幹照樣飛黃騰達。沒想到命運之神又給他們緊了一扣：參軍沒多久，就碰上對越戰爭。要去中越邊境，要迎子彈，要刺刀見紅，哎 呀呀，我是為躲避上山下鄉的，這下子卻要住“貓耳洞”(一種簡易防禦工事)，那怎能行？好在這時他們的父母多又上了台，並逐步鞏固了新得到的權力，更基於 曾被打倒的經曆，深悟出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管他媽的老百姓怎麽說，當進則進，當退則退，當初參軍是對的，如今找個籍口，讓孩退伍也 是對的。於是，從孩子身上找出了“神經官能症”；於是，打電報說孩子媽“得了不治之症，癱瘓在床，需要照顧”。好在部隊頭頭都是“老哥兒們”，都把他們的 孩子放回去，然後再動員“群氓”的孩子們去邊境賣命！
還別說，犬走千裏吃屎，狼走千裏吃肉。癱瘓已久的大學，要招“工農兵學員”，不需考試，而靠“推薦”，白卷不妨，隻看出身。哈哈，又趕上了！他們搖身一 變，都成了新型大學生。像打太極拳一樣，無論對方從何處來勁，都可以借用得上，“以四兩馭千斤”。此術經過長期運用，形成了一整套“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的以權謀私兵法，這就是為什麽在目前的“反貪倡廉”中愈反愈貪、愈唱愈腐的奧秘所在。
優越性 ---- 狂暴性 ---- 狡黠性，是一切貪官汙吏發展軌跡，隻不過在這些“太子”身上體現得更為典型而已。“優、狂、狡”三性，說到底，其核心是貪婪性。這種貪婪性使他們能像妓女一樣不顧羞恥，像惡狼一樣吞噬百姓血汗，像演戲一樣掛羊頭而賣狗肉。
今天的“太子黨”，正是這麽一批黑了心的衙內，它們雖然人數不多，但能量極大。俗話說：一勺糞壞一鍋粥。特別是因為他們有過硬的背景，又盤根錯節，官官相 護，為保護包括鄧小平在內的特權階層的整體，也就不好牽動其一毛一發了！對每一個致力中國革命、中國統一的人來說，都應當從骨子裏認清這幫“太子黨”的本 性，才可能有的放矢，達成預期之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