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儲習近平冒升之謎新解 (圖)

1978年之前，浙江是中國一個中等偏下的省份，人多地少，資源貧乏。因為地處東南沿海，在“要準備打仗”的歲月，屬於全國投資最少的省份。改革開放前30年，國家在浙江的人均投資總共隻有420元。但正是這種曆史原因“無心插柳柳成蔭”，使浙江國營包袱較小，成為“自組織市場”試驗場
現在，人們對浙江的富，有了深刻印象。其實，1978年之前，浙江隻是中國一個中等偏下的省份，人多地少，資源貧乏。因為地處東南沿海，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要準備打仗”的歲月，位於最容易受到“帝修反”攻擊的前線，所以中央決策不在浙江發展重工業。據記載，改革開放前的30年，國家在浙江的人均投資隻有420元，屬於全國投入最少的省份。
但正是浙江的這種曆史原因，無心插柳柳成蔭，使該省國營包袱較小，無意中成為“自組織市場”的試驗場。在改革開放以後，依靠企業製度創新和政府職能轉換，促成了民營經濟蓬勃發展。尤其是“天高皇帝遠”的溫州，早在改革之前就不時推出製度創新，又在改革之後形成了聞名全國的“溫州模式”。這些發展的動力，是非正式製度：浙江尤其是溫州的重商文化傳統、晚清文化變遷中成型的市民行業公會自治傳統，上個世紀30年代以後被掐斷，但在改革開放中似乎重新接續上了社會和文化發展脈絡。
浙江道路：定義與核心
中國是個泱泱大國，各地情況千差萬別，學者胡鞍鋼最近歸納為“一個國家，四個世界”：浦東之類為第一世界，浙江之類為第二世界，農村地區為第三世界，邊遠山區為第四世界。
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把部分行政和經濟管理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這才有了地方的相對獨立行為主體地位，也為地方之間的橫向競爭以及中央和地方之間的縱向競爭，推開了大門，浙江才走出自己的發展道路。
浙江道路是什麽道路？有人言簡意賅地說：浙江發展的顯著特征和獨特魅力是：通過“富民”實現“強省”。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鄭永年，走訪了紹興、寧波、台州和溫州等地，在《聯合早報》撰文，對浙江道路也做了類似歸納：發展動力來自內部，經濟立基民營資本。
他認為，一直支撐著該省可持續發展的是內生型民營經濟。上世紀80年代，浙江民營經濟在惡劣的外在環境下辛辛苦苦地生存下來，在鄧小平1992年南巡以後，民營經濟具有了合法性，發展速度加快。
中國沿海從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再到京津唐、渤海灣很多地方，經濟發展的主動力來自外來資本。盡管外來資本的確推動當地經濟，但也滋生越來越多的問題。鄭永年列舉說：資本進來了，技術不見得進來；高密度的外資嚴重製約著本土企業發展和技術創新；外資也製造房地產等行業的經濟泡沫。浙江則沒有這樣的情況，“20多年間，民族工業得到長足的發展，足以和外來資本相抗衡”。
不僅資本來自內部，產品也是先搶攻內部市場為主，出口為輔，全國各個角落現在沒有一個地方沒有浙商。很多沿海地區主要依靠低廉勞動力，兩頭在外，大進大出，高度依賴於出口導向。而浙江經濟不同，更穩定和更具有可持續性，更能承受外部國際市場的衝擊。80年代，浙江溫州以“假貨”聞名，但是現在完全改觀，浙江技術創新能力比其他地區高出很多，更具有自主性。近年來浙江產品在發達國家經常遭受地方貿易保護主義“反擊”，從一個側麵反映浙江產品的國際競爭能力。
溫州以“小商品，大市場”聞名全國，是中國私營經濟和股份合作經濟的先行者。
鄭永年還注意到，浙江勞工狀況遠較其他地區好。在中國一些台資、港資和韓資密集的地區，勞工權益得不到保障，勞資關係也很緊張。但在浙江，侵犯勞工權益情況相對較少。這與浙江重視本土資本有關：外來資本是為了賺錢，盡量利用廉價勞動力，很難表現出社會責任感；而本土資本則受地方歸屬感等因素影響，勞資關係相對和諧。
此外，在浙江，企業、政府和社會往往相對獨立，互不依賴，可以互相製衡；而在中國其他地區，官商攪在一起，社會就很難製約企業。
持有這種看法的，不僅是外籍華裔教授鄭永年一人，中國科研和政策調研機構也越來越重視浙江：浙江的實驗能不能給中國今後的發展提供一條可行模式？浙江的民主建設是不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的一個雛形？浙江是不是走出了經濟發展與社會和諧的第三條道路？
挨罵甚多的改革派學者高尚全，反對“政府控製和配置全部資源、包辦所有企業”的國家社會主義，主張“人民社會主義”，認為這才是“社會主義的正途”，他舉例盛讚的正是浙江經驗。
曾在《中國新聞周刊》、《經濟觀察報》、《南風窗》擔綱的章敬平，2006年元月出版專著《浙江發生了什麽》，指出：新興的私營企業主階層將帶來民主創新的活力，將成為公民社會發展的動力。
中科院和社科院爭相總結“浙江經驗”
中科院組織了大規模的浙江調研，派出各分課題組，最後形成了專題調研報告，2006年7月底，召開“浙江經驗與中國發展”課題成果匯報暨研討會，提出：浙江經驗的普遍意義在於“領會了科學發展的核心是人的問題”。
《多維月刊》2008年6月號討論了多個熱點話題。
報告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省完成了從經濟實力處於中等偏下水平的省份向經濟大省、強省的轉變；在文化建設方麵取得後來居上的成就，人口結構實現現代轉型，就業結構逐步實現高度非農化，新的與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社會階層結構正在形成。報告特別稱許浙江建立了廣為覆蓋的社會保障體製。
無獨有偶，中國社會科學院也組織了“浙江經驗與中國發展”研究課題組，與浙江省合作調研，從2005年啟動，曆時一年半，形成包括總報告與五個專題研究報告在內的共140多萬字成果，正式出版《浙江經驗與中國發展——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建設在浙江》。報告肯定浙江在改革開放以來取得巨大成就，近年在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的實踐中又取得了新鮮經驗，具有普遍意義。
這些研究報告並非給王儲習近平拍馬之作，調研時間多是在2005年到2006年進行，當時並沒有幾個人能預見到習近平後來會“一飛衝天”。毋寧說，倒是這些調研報告所總結的浙江經驗，讓習近平給中共高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