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王毅履新看胡錦濤對台新思維

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王毅轉任國台辦主任的消息，獲得了海內外觀察家廣泛、多元的解讀。資深外交官轉換政治跑道，從外交領域進入兩岸關係領域，其意義遠大於陳雲林出任大陸海協會會長，影響幅度有明顯的溢出邊際效應。
若幹年前，現任台灣國安會秘書長蘇起在接受筆者一次專訪時指出，兩岸關係互動過程中最具有“零和”思考方式和博弈策略的，非雙方外交、軍事領域人員莫屬。而其他如經貿、文化以及民間交往的領域，在日益頻繁的互動過程中，較容易增加互信和了解，也較容易用同理心來理解對方。
外交首腦任台辦主任是首例
由於兩岸至今仍處於敵對狀態，外交、軍事領域人員彼此老死不相往來，代表的是各自政府的立場和政治意誌，蘇起的這個觀點是成立的。兩岸軍事對峙經已持續近60年，兩岸外交從兩蔣時期的“漢賊不兩立”，到“務實外交”，到李登輝、陳水扁主政時期的各種外交攻防，“零和遊戲”案例舉不勝舉。
就北京的對台人事布局而言，在王毅的正式進入之前，外交係統背景的官員參與和進入對台決策和執行體係的也不乏其人。最早時期的外交部長陳毅襄助輔佐周恩來處理台灣問題，在公開解密的中共外交檔案裏多有記錄。李宗仁從海外返回大陸的所有過程，駐外使館人員扮演了重要角色。冷戰時期，在中美大使級華沙會晤的平台上，涉及台灣問題的交涉，也多半由外交係統背景的官員負責傳遞信息。
但此後，中共對台決策係統的成員中，卻殊少外交係統官員。直至1987年12月，中共中央對台領導小組成員中才第一次出現外交部的代表，即當時的駐美大使朱啟禎；1991年之後，楊尚昆主持的對台領導小組成員中，也出現了外交部高層官員，即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吳學謙；1993年江澤民負責對台領導小組期間，外交係統出身的錢其琛取代了吳學謙的位置，擔任該小組的副組長。從吳學謙之後，外交係統擔任對台決策係統主要負責人成了定例，例如此後的唐家璿和現在的戴秉國。但外交係統背景官員擔任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主任，王毅卻是首例。
不同版本的解讀之所以如此，坊間也有若幹自圓其說的解釋：
一是大陸內部的傳言。較早傳言說現任國台辦常務副主任鄭立中不是中央委員，若繼任國台辦主任，似有降低台辦係統規格之嫌，故需調任中央委員王毅，以作地位和級別的平衡。但多半傳言指稱，現任國台辦常務副主任鄭立中“無意“繼任，理由很簡單：海協會現任正副會長，悉數都是過去的上司，或是更加資深的同僚，體製上海協會的日常工作須受國台辦節製和指導，曾經的下屬如何指導和節製昔日的上司，難度可以想見。一般情況之下，大陸的體製內，“老幹部活動中心”不易駕馭，易出狀況，何況是擔任兩岸協商談判的第一線接觸重任。傳言說，鄭立中對此有自己的相當堅持。這當然是未經證實的傳言，姑妄聽之。
二則是來自台灣的主流觀點。王毅出任新職的消息首先由台灣方麵傳出，據說是胡錦濤告訴吳伯雄的。台灣多數的解讀是，兩岸融冰之後，在兩岸雙方均願意在九二共識基礎上，考慮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的問題，似應選派熟悉國際事務的官員負責統籌協調，也就是說，王毅履新，更多是為了解決台灣參與國際事務問題而來的，是台灣方麵期待和理解中的“特命全權大使”，甚至言之鑿鑿指出，至少和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有關。這是台灣多數輿論的解讀，反映出台灣方麵對參與國際事務的“饑渴”，顯然也含有若幹一廂情願的期待，解讀偏為狹窄，亦屬姑妄聽之範圍。
都屬姑妄聽之的傳言和判斷，那對王毅的進入又該作何解讀呢？
更好落實對台新思維
汪道涵先生逝世之後，大陸媒體刊載很多緬懷和悼念文章中，透露了以下經已被驗證的事實：
胡錦濤在正式接任中共中央對台領導小組組長之後，曾專門赴往上海探望汪道涵先生。有關紀念文章披露，胡錦濤就兩岸關係問題向汪道涵請教，汪老也給了直言不諱的建言。章念馳的紀念文章說，汪道涵在領導海協會的十多年中，許多對台思想與主張被兩位中共總書記江澤民、胡錦濤接納，成為中共對台政策。諸如著名的“一個中國”內涵的“八十六字箴言”、錢其琛發表的“一個中國三段論”，亦是在此基礎上的總結和歸納。
但汪道涵先生一些被視為“太前衛”的主張，如正視台灣民眾“求身份”的要求，兩岸應“平等協商，共議統一”；台灣與大陸都是統一的主體，是平等、不分主次等，並未被采納。也有文章隱約透露，汪道涵生前也因此遭遇到一些莫名的指控，諸如老人家曾數度入院治療並動了手術，據說與官場上有關“泄密”指控和傳言有關。可見，汪道涵的一些重要新思維，在被決策層級接受和采納過程中，也經過可以想見的跌宕起伏和心理壓力。
其後的事態發展進一步證明，胡錦濤主政之後多次對台政策立場的闡述和宣示，相當部分借鑒和吸納了汪道涵先生的重要意見和建議，包括談到兩岸對話談判地位是平等的、議題是開放的，什麽問題都可以談；通過談判尋求解決兩岸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對外交往等重要問題的辦法，基調即是汪道涵生前不厭其煩大聲疾呼的主張。
從博鼇論壇的胡蕭會，胡錦濤對蕭萬長提出的“十六字箴言”，以及旋踵而至的胡連會、胡吳會期間的言談舉止，獲得了對方“冷靜，理性，很有說服力，對台灣情況有足夠的了解，有能力統籌中共的對台工作，是一個值得敬佩的對手”的正麵評價來看，在九二共識基礎上，在“中華民族”的高度認知的前提之下，北京對台決策高層的決策思考方向似乎以更加清晰。
在今年兩會期間，胡錦濤曾經對參與兩會的台灣代表坦率表示，在推行對台政策過程中承受巨大的壓力。但跡象顯示，盡管可能還存有壓力，但基本已被排除，可以更加放手進行新形勢下的戰略布局。
一個更接近兩岸關係客觀實際，更能體現實事求是的對台政策新思維，已大致上準備就緒，兩岸新的政治博弈也已經展開。讓外交係統背景的高層直接進入兩岸關係的實際運作過程，或許是落實對台新思維、減少內部阻力的一個良性開始。對王毅進入國台辦係統，隻有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作出冷靜的解讀，才能逐步理解它的煞費苦心和特殊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