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民主才是好東西

近來肯尼亞、黎巴嫩、孟加拉、菲律賓、格魯吉亞、尼日利亞、斯裏蘭卡等發展中國家，危機頻繁，動蕩不止。為什麽這些國家的民主沒有帶來人民所期盼的和平與繁榮，反而成了各種危機的成因呢?它們的民主出了什麽問題?我們又能從中汲取什麽教訓?對此，我們有必要了解一點西方先哲對民主問題的思考。大師就是大師，經過多少歲月滄桑，他們的觀點今天看來還是令人感慨萬千。西方不少人已經忘記了自己的政治先哲關於民主提出的許多忠告。也許我們要提醒他們。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
了解一些西方先哲的觀點，這將有利於我們弄清發展中國家今天民主困境的根源、了解西方民主原教旨主義的盲點，並使我們可以更好地為中國的民主建設做一些前瞻性的思考和布局。
爛民主隻能是壞東西
談民主是要追溯到古希臘的，因為那是西方民主的發源地。當時希臘的雅典城邦實行了民主製，男性公民(不包括女性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奴隸)通過公民大會來決定宣戰與媾和、法庭終審等重大事宜。古希臘的偉大思想家蘇格拉底，因“腐蝕青年思想”之罪，被這種製度判處了死刑。他的學生、古希臘的另一位思想巨人柏拉圖對此憤憤不平，認為這是“暴民”統治。這位比孔子晚124年出生的西方先賢一直認為：人的智力、品行和能力是有差異的，而古希臘的民主製度否認這些差異，預設所有男性公民不分良莠．都行使N樣的政治權力，結果導致了“暴民”政治。為了說明自己的觀點，柏拉圖還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如果你病了．你是召集民眾為你治病呢?還是去找醫術精湛的大夫呢?你一定會去找醫術精湛的大夫，那麽治理一個國家，其責任和難度遠遠大於一個大夫，你該找誰呢?
這個問題代表了柏拉圖精英主義政治理念，長期影響了歐洲政治的發展。從今天的標準來看。柏拉圖的精英意識也許過強、民眾意識過弱．但他提出的問題在今天仍有現實意義，多少國家就是因為隻強調簡單的選舉程序選出了惡人而走向了災難。最典型的當屬德國，
希特勒的納粹黨利用德國人民對經濟和社會問題的不滿，采用民粹主義手段，輕而易舉地在1933年獲得了37．4％的選票，成為德國議會第一大黨，以理性著稱的德國人結果選出了仇恨人類的希特勒執政，最終不僅給德國帶來滅頂之災．也差一點毀掉了整個西方文明。如果柏拉圖活到1933年的話，他一定會說。我早就預料到了這一切。
西方一些國家現在把本應該是內容豐富、文化深厚、操作精致的民主大大簡化．連經濟發展、教育水平、法治社會、公民文化這些優質民主的基本要素都變成了可有可無的東西，隻有“程序民主”才代表真正的民主。結果導致了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劣質民主層出不窮：貪官汙吏通過賄選當政易如反掌．大批政客隻知道爭權奪利，永遠以民主的名義，行使民粹主義、部落主義和黑金政治之實．他們的國家也因此頻頻陷於動蕩甚至戰亂之中，經濟凋敝，民不聊生。曆史證明：隻有優質民主才是人民之福．劣質民主隻能是人民之災；隻有好民主才是好東西，爛民主隻能是壞東西。
中國的政治改革一定要拒絕爛民主、建設好民主。像中國這樣一個超大型的國家，本來就有上千年的精英治國的傳統，我們應該從中國的實際和傳統出發．積極探索並逐步建立一種既能保證德才兼備的人才脫穎而出，又能使他們的權力受到全麵監督的新型民主製度。這大概也是柏拉圖當年提出的問題的啟示吧。
中產階級和法治因素至關重要
古希臘還有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叫亞裏士多德，他對什麽是優良政體也有深刻的見解．他認為一個優良政體至少需要兩個條件：一是中產階級占多數．二是法治的確立。他認為中產階級比任何其他階級都傾向穩定．他們不會像窮人那樣容易圖謀他人的財物，也不會像富人那樣容易引來別人的覬覦，所以中產階級是優良政體的基礎。亞裏士多德非常強調法律的作用。他認為一個城邦隻有能夠維持法律權威時．才能說明它已建立了優良的政體。如果民選領導人沒有法治的規範，就極可能成為獨裁和暴君。他的這些思想對後來西方民主製度的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從世界的經驗來看，沒有一人一票而有法治和廣大的中產階級，一個社會可以運作得很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香港。而光有一人一票，沒有真正的法治和廣大的中產階級，民主的品質一定不高，出現劣質民主的概率極大。本文開頭提到的那些陷入民主困境的國家，其根本的原因幾乎都是中產階級太少、法治太弱。比方說，肯尼亞最近的大選出現了爭議，既沒有具有公信力的司法體係來裁決，又沒有強大的中產階級支撐社會的穩定，於是不同的派別和部落就開始了廝殺。縱觀世界民主的發展過程，發展中國家建設民主的最佳切入點。不是一人一票，而是大力發展經濟和教育、不斷壯大中產階級、努力推動法治建設。中國正在走這條路，2020年我們的中等收入者將占人口多數，這將對中國民主建設產生極為深遠的意義。
談民主是不能忘記法國激進思想家盧梭的，他最早提出了“主權在民”的思想．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為民主甘願拋頭顱灑熱血的誌士。在其名著《社會契約論》中，他也提出了一個今天似乎被人們遺忘的深刻問題。他假設一個國家有一萬公民．那麽每個公民所能享受到的主權就是萬分之一。如果這個國家的公民是十萬人．那麽他的主權就是十萬分之一．也就是說，一個人手中這一票的影響力，一下子就小了90％。由此而推論．國家越大．公民對自己國家的影響力就越小．民主效果也就越差。盧梭本人對此也未能提出真正解決辦法，但他認為比較理想的民主社會應該是小國家、小政府、貧富差距也不要太大，以免引起對抗。在我們這麽一個十三億人口的超大型國家裏實踐民主，我們的製度設計中一定要認真考慮和回答盧梭當年提出的這個問題。
不是為民主而民主
最後還要提一下哈耶克．他是西方自由主義理論的大師。他把民主嚴格界定成一種決策程序、一種手段而非終極價值．他認為終極價值是人的自由。哈耶克反對民主多數的濫用．認為即使是多數同意的決定也不一定具有合法性(比方說大部分人決定要分掉小部分人的財產)。不管你如何評價哈耶克的自由主義學說，但他在其名著《通往奴役之路》中對民主建設提出的一個忠告值得注意。他是這樣說的：“我們無意創造一種民主拜物教。我們這一代人可能過多地談論和考慮民主，而沒有足夠地重視民主所要服務的價值。”看看今天這個世界，那些極力在全世界推銷西方民主的人．幾乎都是民拜物教的信徒．總認為一人一票，就可以解決世界的所有問題．結果把多少國家搞得四分五裂，但自己對別人連一聲道歉都不說。這種傲慢與愚昧導致了近年美國政治軟實力的直線下降，連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最近也感歎：美國在世界的信譽從沒有像今天這麽糟。哈耶克關於民主所服務的價值高於民主本身的觀點，對我們今天的民主建設仍有啟發。我們進行民主建設過程中應該首先考慮民主所要服務的價值。這個價值應該是國家的良好治理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我們應該從這個價值出發，來設計我們的民主製度．而不是為民主而民主．更不能為了迎合西方國家的認可而去投其所好。我們一定要以中國人的眼光．為解決中國人麵臨的問題來研究和實踐民主，隻有這樣才能確保中國的國運昌盛和人民幸福。30年的經驗已經證明．
中國走自己的改革開放之路，雖然也有諸多問題，但總體效果比那些跟著西方亦步亦趨的發展中國家要好得多。在經濟發展方麵，中國已經走出了自己的路．整個世界為之驚歎。在政治體製改革方麵，我們也會逐步地走出自己的路，並最終贏得世界的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