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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為何選王洪文當接班人(組圖)

(2008-01-03 11:48:26) 下一個


在“文化大革命”那場浩劫中,一個人物的“崛起”頗為引人注目。他就是王洪文,從一個造反派頭頭一躍而成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之一。此文帶著我們穿越時空,真切地看到處在權力巔峰時王洪文的一些鮮為人知的內幕。
張春橋的黑幹將
1967年元旦社論向全國吹響了攻擊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號角。“軍師”張春橋等人旋即赴滬,策動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掀起“一月奪權”的黑風暴,奪取上海市委大權,上海市委、市人委所有機構陷於癱瘓,實際權力落入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的手裏。
按照當年的“老中青三結合”的說法,組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領導班子。在這個班子中,張春橋當然應算“老”的“革命幹部”的代表,任了“主任”之職;姚文元可算“中”,任了“第一副主任”之職;徐景賢也算“中”,而王洪文既算“青”,又算“革命群眾”的代表,兩人均為“副主任”。此後,由上海“一月風暴”刮起的“奪權風”迅速向全國各地傳播。一時間,“奪權”風潮達到了如火如荼、如瘋似顛的境地。而首開奪權之風“功臣”之一的王洪文,也名聲大振,逐漸走進了毛澤東的視野。
1972年9月,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調王洪文進京;十屆一中全會上,王洪文又當選為黨的副主席,成為毛澤東眼中的“接班人”了。
權力欲望的膨脹
從一個造反派進入中樞機構,成為幾人之下幾億人之上的風光人物之後,王洪文的權力欲望逐漸膨脹起來了,得到更大更高的權力,便成為其朝思暮想的事情了。
王洪文的發跡,得益於張春橋和姚文元的直接栽培,這使王洪文自然要追隨其後。而在王洪文到來之前,一同在“文化大革命”中“並肩戰鬥”的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已經結成三人小團夥;尾隨在張、姚之後的王洪文自然成為這個小團夥的第四個成員。於是,一個描述這四人關係的固有名詞出現了:“四人幫”,釣魚台國賓館,成了這個“幫”的大本營。在這個“幫”中,王洪文年齡最小,資曆最淺,地位卻最高。一個小小的造反派頭頭能有今天這樣的結局,王洪文自然明白,要想爬得更高,必須需要另外三個人的繼續栽培才成。在他的眼裏,張、姚不用說了,江青雖然連政治局常委都不是,但是,“第一夫人”的光環足以使他覺得搶眼,也足以使他死心塌地投入這個幫派。在毛澤東一係列“不要搞四人幫”的警告聲中,王洪文雖然仍是副主席,但伴隨著鄧小平的複出,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告吹。其後,根據中央的安排,王洪文1/3時間在中央,1/3時間下基層,1/3時間作調查研究。他隻好回到發跡之地上海“調研”去了。
1976年1月,中央確定召開批判鄧小平的打招呼會議。王洪文天真地認為,他登台的時間不遠了。為此,他決定在這次會議上“亮相”:以中央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在會上作長篇報告。他把秘書肖木召來,要他盡快準備這個報告。王洪文口授講話內容:“講一講文化大革命,講一講反擊右傾翻案風”,“口氣都是全麵性的”。他對肖木“擺出一副要出來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架勢,得意忘形地說:‘我應當有一個講話’。”
這個報告完成後,王洪文很重視,進行多次修改。不料,在王洪文修改完二稿送到印廠出三稿之際,2月3日,中央發出1976年的第1號文件,任命華國鋒為國務院代總理,王洪文的美夢又一次破滅。2月4日,王洪文看到了報告的第三稿,隻好偷偷地收藏起來。



到了1976年10月2日,就在離“四人幫”覆滅的前4天,王洪文還洋洋得意地拍了幾版“標準像”,妄想為其奪權成功做準備;10月3日,王洪文仍然以中央領導人的身份到北京郊區平穀縣講話。煽動“要把眼睛睜得大大的看著修正主義”,發泄對華國鋒擔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不滿。
奢侈浪費的生活
吃,是王洪文的一大嗜好。身居高位,他的權勢也滿足了他的這種嗜好。從曾經接待過他的上海市委招待處的工作人員揭露出來的材料看,王洪文“幾乎每餐都要喝名酒,經常要吃山珍海味,什麽魚唇、鮑魚、幹貝、海參、蛤蜊、鵪鶉、野味……他想啥就要吃啥,而且要求苛刻,非要弄到不可。一次,要吃田螺,就要農村動員農民下水摸;要吃小豆苗,到生產隊組織人采摘;他要吃鮮荔枝、香蕉、菠蘿,由廣州用飛機運來;兒子要吃石榴,也派專人到蘇州去買。”接待處為了保證王洪文提出的“古裏古怪的食品要求”,“有時要三輛采購車”來供應。在他外出“調研”到工廠,到農村,到部隊時,在事先通知的內容中,安排吃喝、準備名酒名菜是第一項內容。且每到一處大吃大喝之後,常常喝得酩酊大醉。 與吃相比,王洪文玩的嗜好更濃烈,花樣也更多。在上海,他的主要工作就是“釣魚、打鳥、下棋、玩牌、打彈子、看電影”。上海接待處的一份材料,披露了他花樣翻新、層出不窮的玩法:“他不僅白天去打獵,有時晚上也去打,專門讓人特製了聚光搜索燈。他釣魚,讓工作人員用麻油、茅台酒和麵粉作魚餌。釣不到魚,他就挖空心思要工作人員做兩隻木框浮在水麵,框裏放上青草,引魚上鉤。王洪文釣魚時,不僅要為他準備煙、茶、水果、橘子汁,還要工作人員把煙遞到他嘴裏,為他點煙、拾魚、裝魚餌、擦汗,扇扇子。”
與吃喝玩樂相聯係的,就是攫取、揮霍。他成為副主席後,串通上海市輕工業局的馬振龍,利用職權,以‘硬性索取’、‘授意試製’等手法,巧取豪奪了大型彩色電視機、紅旗牌高級照相機、高級汽手槍、高級手表、石英電子表、太陽能打火機、高級香煙、啤酒、糖果等大量輕工產品。就以食品一類來說,一次就拿高級雪茄煙35條、酒芯巧克力糖60盒,醬菜罐頭20多瓶。
材料還揭露了王洪文揮霍浪費的情況:
王洪文為了打獵,硬要給他仿製美國“奇異牌”的聚光搜索燈。工廠隻好停止部分正常生產,日夜趕製,突擊一周,造出20隻,王僅選去2隻,耗費國家資金一萬多元。又如,為王洪文專門精製5塊高級鑽石牌雙日曆手表,調動了7個工廠、1個商店的40餘名技術人員,花費國家資金1萬1千多元。王洪文用的保溫杯,也要給他特製,加工單位僅為製杯蓋就花了半個多月時間,專門製了兩套模具。


毛澤東為何選王洪文當接班人
王洪文,1935年生,吉林省長春市人,被捕前任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等職。
一個工廠的保衛幹事,是怎樣被毛澤東看中,從而一步登天的呢?
從黨的九大開始,王洪文發跡
毛澤東認為,蘇聯出了赫魯曉夫,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斯大林沒有選好自己的接班人,所以他對接班人的問題格外重視。毛澤東自己選過三個接班人:第一個是劉少奇。第二個是林彪,並白紙黑字寫進九大通過的黨章。林彪叛逃後,毛澤東受到了沉重的打擊。歲月不饒人,毛澤東提出,要年紀小的,學問少的,立場穩定的,有政治經驗的,堅定的人來接班。經再三考慮,在1973年黨的十大上,毛澤東選定了他的第三個接班人王洪文。
說實話,身在上海的王洪文再有名,身居北京的毛澤東也不可能認識,但老天卻給了王洪文一個機會。1967年7月“七二○”事件後,經周恩來安排,毛澤東從武漢來到上海,住到西郊顧家花園414號招待所,當時正值上海“八四”事件。王洪文調動了30多萬工人,提著長矛短棍,出動了卡車鏟車消防車,砸掉了反對市革委會和“工總司”的造反組織。毛澤東深夜坐裝甲保險車到外灘巡視,看見一群手持長矛、頭戴安全帽的工人在上海市革委會門前站崗,覺得上海的形勢與武漢大不一樣,工人造反派完全能夠左右全局,非常高興。他對張春橋說,要重建上海民兵,指示武裝十萬工人。張春橋問,要不要發槍?毛澤東說,每人發一條棍子。因為看到毛澤東格外垂青工人造反派,張春橋讓電視台多安排一些這類節目,毛澤東正好看到王洪文在批鬥會上的總結發言。張春橋深知毛澤東要依靠上海的工人階級,所以就把王洪文和“工總司”當成自己的籌碼,將王洪文介紹給毛澤東。聽了王洪文的“紅色履曆”後,毛澤東非常感興趣。
1968年國慶節,黨中央、國務院邀請全國工人和工宣隊的代表到北京觀禮,王洪文作為上海代表團的領隊住進中南海。深夜,周恩來看望了他們。使王洪文感到意外的是,在那麽多代表中,毛澤東單獨接見了他。在檢閱遊行隊伍時,張春橋引領王洪文走進天安門城樓的貴賓室,看到毛澤東坐在中央的沙發上,張春橋主動避開了。王洪文向毛澤東敬禮,毛澤東把王洪文介紹給身邊的林彪。
按照習慣,毛澤東首先問王洪文是哪裏人。王洪文說,吉林省長春市郊人,1935年生。毛澤東屈指一算,正是偽“滿洲國”時,長春改名“新京”,成為偽“滿洲國”的首都。毛澤東問,家裏是幹什麽的?貧農家庭,父親早死,自己沒有讀完小學,就給人放牛放豬,也種一點田。16歲時報名參軍,又跟部隊參加抗美援朝。什麽部隊?二十七軍。哦,軍長是尤太忠,尤大麻子。我是軍部的警衛員和通信員,當了六年半兵,在部隊入了黨,1956年複員,到上海國棉十七廠當保全工。1964年調到保衛科當幹事,“文化大革命”跟著毛主席起來造上海市委的反……毛澤東打斷,你現在是在工廠還是在“工總司”?王洪文說,在上海市革委會,也兼著“工總司”的工作,每個星期還要到廠裏勞動。毛澤東滿意地說,永遠不要脫離勞動,脫離群眾。這次談話,王洪文給毛澤東的印象很好,後來毛澤東一再說,王洪文種過田當過兵做過工,工農兵都齊了,後來又當過幹部,經曆比較全麵。
很多人都以為王洪文是在十大才發跡,其實在黨的九大上,王洪文就“出人頭地”了。國慶觀禮結束後,代表團回到上海,王洪文卻被留在了北京,指定列席10月13日至31日召開的擴大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毛澤東在會上當眾表揚了他。在10月13日的全體會議上,毛澤東說,我覺得上海比北京強,120萬工人掌握了局勢。10月31日閉幕式上,毛澤東在全體會上說,給大家介紹一個人,此人叫王洪文,站起來看一看。王洪文站起來。毛澤東說,他是上海“工總司”的負責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委員。毛澤東說,前年“安亭事件”就是他搞的。這次會議,有年輕的同誌參加,很好,但是太少了。回到上海後,王洪文向徐景賢等人講了毛澤東接見他的過程,並把與毛澤東的合影送到上海展覽館展覽。
看到毛澤東對王洪文如此重視,張春橋馬上調整上海市革委會的座次,王洪文成了“王老三”,排在張、姚之後。接下來籌備九大,王洪文擔任上海籌備小組的負責人之一,並作為上海代表團的負責人出席黨的九大。王洪文被指定為華東大組的組長之一,還多次參加毛澤東親自主持的小型會議。1969年4月13日下午,在各大區組長會議上,毛澤東三次提到王洪文,並與他對話。4月14日,王洪文作為全國工人階級的代表發言。雖然大慶“鐵人”王進喜也是九大主席團的成員,但他在中央文革小組眼中已經“過時”了,張、姚主張另選“路線覺悟”高的造反派代表工人發言。由於王洪文在上海的奪權鬥爭中立過大功,理所當然成了上海工人階級的代表。4月13日下午,毛澤東才最後敲定發言人名單。明天就要講,王洪文急死了。他知道這是自己在毛澤東麵前表現的最好機會。王洪文讓徐景賢趕快給他寫發言稿,並讓張、姚幫助審改。還向徐景賢借了15元錢,到大會小賣部買了一條黑色的確良長褲,配上新上衣,把自己打扮得更像個工人。
4月14日,周恩來、陳伯達、康生發言後,毛澤東宣布,王洪文同誌講話。王洪文走上講台,代表廣大工人階級,熱烈擁護毛澤東在九大的重要講話,擁護林彪所作的政治報告和新的黨章。在第二天的大會公報上,王洪文的名字第一次和毛澤東、林彪等中央領導排在一起,他的發言照片也被放在報紙的顯著位置。
因大批老幹部被打倒,九大279名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中,隻有53人是八大的委員。4月23日下午,毛澤東接見部分代表時說,我們中央委員會絕大多數是工農兵,應該是一個工農兵代表的蘇維埃。今後我們提拔幹部,要在工廠、農村中選拔積極分子。王洪文就這樣被選進了九大的中央委員會。因為張、姚進了中央政治局,他們指定上海的工作由王洪文和徐景賢主持。
廬山會議上,王洪文在設不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上,堅決站在毛澤東一邊。由於他和徐景賢及時向江青、張春橋提供了華北組六號簡報,立了大功。所以江青在廬山別墅接見了王洪文,說知道吧,(毛澤東)對你的希望是很大的。王洪文當然不傻,聽懂了話外之音,高高興興地下了廬山。一向不讀書的王洪文雄心壯誌,表示要認真讀幾本馬列的書。他每天上午到徐景賢家讀書,讀了《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以後又組織市委常委共同學習列寧的《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埋頭苦讀了一些天,徐景賢建議,向毛澤東寫個書麵報告,匯報學習馬列著作的收獲,表態堅決揭露陳伯達一類的政治騙子,與林彪的“天才論”劃清界限。這份報告被冠以“紅頭文件”,由毛澤東批示印發全國省軍級幹部。
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王洪文進一步得到了毛澤東的信任。他到北京接受毛澤東指示,負責上海地區的林彪專案工作。重要的材料由他派人直接送給周恩來轉毛澤東。
這時,毛澤東已經決定從下麵選一個接班人,王洪文應該是第一人選。但毛澤東隻見過王洪文幾麵,這個年輕人能不能勝任?毛澤東決定先把王洪文調到身邊。
王洪文沒想到能當上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2年9月,張春橋打電話通知王洪文移交工作,調他到北京學習一段,帶好衣服和生活用品,可以帶一名秘書。王洪文感到很突然,又不敢多問。放下電話,他找徐景賢、馬天水、王秀珍商量。徐景賢說,這次中央決定調老王去學習,肯定是毛主席的決策。因為毛主席在九大就說過,要從工農積極分子中提拔幹部。王秀珍說,哈,老王要進中央政治局了。王洪文趕緊製止,噓,不要亂說。馬天水點點頭說,林彪集團垮台後,中央的人越來越少了,洪文同誌去了以後,很有可能回不來了……9月7日上午,王洪文坐飛機到北京,從此青雲直上。不過這時包括王洪文自己,誰也沒想到,他會越過張、姚,成為中共中央副主席。
周恩來安排王洪文住進釣魚台九號樓,和張、姚住在一起。王洪文搞不清中央調他的意圖,但重用他是肯定的了。毛澤東多次找王洪文談話,詳細問他的曆史,提出各種問題,聽取他的看法。毛澤東也對他開導和幫助,並特意關照周恩來“傳幫帶”。中央政治局的小型會議,中央處理七機部問題的會議,解決河南兩派的會議,甚至包括絕密的討論……總之,凡是周恩來主持的會議,都通知王洪文參加,並讓他發表意見。
王洪文一邊學習,一邊參加中央工作。中央辦公廳給王洪文送來完整的馬恩列斯和毛澤東的著作。開始,王洪文小心謹慎,認真學習。還把上海市委寫作組的主力肖木調來當他的學習輔導員,幫他製定了學習計劃,每天讀兩個小時的書。工作再忙也雷打不動。看毛澤東在學習英語,王洪文也從上海複旦大學外語係找了一個姓黃的教員,教他英語。
1972年11月,張春橋到上海,對馬天水、王秀珍、徐景賢說,洪文在北京,比我和文元都忙,我們隻參加政治局的活動和中央的會議,他呢,總理開的會,他都要參加,國務院那一坨,中央軍委那一坨,甚至連國家計委的會議,都請他去參加。而且他的文件也比我們多,總理指示,各個口都要向他送文件,他看都看不過來……看樣子,洪文回不來了。張春橋宣布,經與姚文元和王洪文商量,上海的日常工作由馬天水主持。
實際上,王洪文並不喜歡這樣的生活,整天學習開會,對一向坐不住的他來說,實在苦不堪言,而且老婆孩子也不在北京,王洪文打電話向馬天水訴苦,寂寞透了。但王洪文知道,現在是關鍵時刻,自己一言一行都要經得起毛澤東的考查。毛澤東有時也派王洪文到矛盾比較尖銳的新疆、浙江等地,王洪文喜歡外出,中央特派員嘛,地方隆重接待。而且處理兩派衝突和武鬥,他輕車熟路。他在上海時,經常到現場處理和調解兩派的矛盾,積累了一些經驗。把兩派找來開會,向他們傳達毛澤東和黨中央的關懷和希望,要求兩派多作自我批評。因為“一碗水端平”,他處理過的地區,形勢都有所好轉。
毛澤東對王洪文的好感逐日增加。這時,毛澤東已經在考慮把王洪文放在張春橋之上了。他當麵對張春橋說,王洪文當過工人,當過兵,當過農民,他的條件比你我優越,我們要了解工農兵,還要搞調查研究,他自己做過工當過兵了,已經具備這種條件。當然,毛澤東也比較看重張春橋,但張春橋是個文人,積怨甚多,很難得到中央委員會大多數人的支持。
1973年5月,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十大準備工作。周恩來宣布,根據毛主席的提議,政治局決定把王洪文調到中央工作,列席政治局會議。還是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會議決定,由王洪文負責黨章修改小組,起草修改黨章報告,並提出新的黨章草案。
8月20日,十大選舉準備委員會開會,毛澤東讓周恩來傳達他的指示,要重視提拔新生力量。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由王洪文擔任選舉準備委員會主任,周恩來、康生、葉劍英、江青、張春橋、李德生任副主任。周恩來宣布完,立即從主持人的位置下來,讓王洪文接下去主持。
毛澤東選中王洪文,高層阻力很大。十大召開前,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黨中央副主席的預選名單,周恩來傳達了毛澤東的提議,王洪文擔任黨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周恩來之後,康生、葉劍英之前。周恩來重申了毛澤東對王洪文的評價,工農兵幹部……比較全麵,還主持過上海市革委會的工作,調到中央以後表現也是好的,所以要提拔這樣的年輕幹部……但周恩來說完,政治局委員誰都不吭聲,張、姚不好搶先表態,坐在一邊的王洪文十分尷尬。畢竟王洪文和劉少奇、林彪不同,沒有資曆。片刻,許世友忍不住了,小聲說王洪文太年輕了。最後,葉劍英表態,重視提拔年輕幹部,是主席的一貫思想,早在60年代,主席就多次說過,群英會中諸葛亮隻有27歲,孫策小霸王17歲,周瑜當大都督時也隻有30歲……我們這些人當軍長師長時,有的還不到20歲。現在王洪文同誌已經38歲了,我擁護主席的提名,讚成王洪文同誌擔任黨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總理之後。一席話扭轉局勢,王洪文勉強躍升到黨內第三位。事後,王洪文對徐景賢說,他當時嚇出了一身冷汗。
1973年8月24日,十大開幕式由毛澤東主持,周恩來作政治報告,王洪文作修改黨章的報告。開幕式結束,毛澤東宣布散會。8月28日開閉幕式時,毛澤東因身體不適缺席。代表們看毛澤東沒有來,正胡思亂想,周恩來宣布,今天大會,毛主席請假,委托王洪文同誌代表他投票。
周恩來宣布投票開始,王洪文穿上新軍裝,第一個從座位上站起來,大步走到毛澤東的座位前,拿起毛澤東的選票。九大時,毛澤東提議,誰讚成選票上的名單就不必畫圈,反對某人時在姓名前打個叉。王洪文投下毛澤東的選票時,全場熱烈鼓掌。這樣,王洪文名正言順地坐到了黨中央副主席的位置上。
“公子哥”王洪文受到毛澤東的批評
十大前,王洪文到上海調研,對市委寫作組負責人朱永嘉說,毛主席讓他讀《後漢書》中的《劉盆子傳》,古文他讀不懂,要朱永嘉給他講講。朱永嘉是複旦大學教師,對古代史,尤其是明史非常熟,批判《海瑞罷官》前調到市委寫作組。朱永嘉讀完《劉盆子傳》後,與徐景賢商量怎麽講。徐景賢出主意,隻可意會不可言傳,隻翻譯古文,用白話文詳細講解一遍,其他什麽話也不說。王洪文的政治嗅覺很靈,也很有心機,聽完不動聲色,隻是隨便問了問寫作組的工作,別的話一句也沒說。
毛澤東讓王洪文讀《劉盆子傳》,大有用意。西漢末年,放牛娃出身的劉盆子,是漢高祖劉邦的後代,15歲時摸彩摸到皇帝的寶座。當了皇帝,仍與一班放牛娃玩在一起。王洪文的經曆與劉盆子相似,顯然,毛澤東借劉盆子提醒王洪文,按劉盆子的資曆、能力和社會地位,是沒有資格當皇帝的,隻是僥幸依仗了劉氏宗室。要有自知之明,如果不學習,結果也會像劉盆子一樣,最後狼狽地卷起鋪蓋走人。
王洪文當上接班人,待遇馬上“鳥槍”換“炮”。釣魚台16號樓原是中央文革小組的辦公地點,全麵修繕後,讓給王洪文一個人住,在八大處還給他新建了一座高級別墅。還組建了一個龐大的工作和服務班子,先後配備四名秘書,還有專門的保健醫生和護士。八三四一部隊派出警衛人員,一級保衛,外出時中央警衛局還要派一名科長跟隨。王洪文在上海陪某國元首打羽毛球上了癮,北京也專門設置了一個羽毛球館。王洪文羽毛球癮上來,連續打幾個小時,仍精神十足。
王洪文本來就是個“酒桶”,有酒必喝,酒量不算太大但貪杯。現在有了條件,更發展到頓頓少不了酒。酒足飯飽後就開始玩,打撲克、打麻將、打球、打獵、釣魚、看電影,經常忙得連軸轉。釣魚到中南海、養蜂夾道,甚至到葉劍英住處。打獵到軍用機場,拿著上海方麵送的新式獵槍,用吉普車的燈光照著,秋天打野雞,冬夜打野兔。不愧當過兵,王洪文的槍法很準,一槍一個,可以連續打幾個小時。
從1973年9月12日,一直到1974年5月底,毛澤東16次會見重要外賓,都由周恩來和王洪文陪同。
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被抓起來。
雖然王洪文的職務在“四人幫”中最高,但實際上,他要絕對服從江青、張春橋。因為是張春橋讓王洪文當了造反派的第一把手,又是張春橋把王洪文推到了上海市的領導位置上,進中央還離不開張春橋。王洪文當然不能數典忘祖,隻能感恩戴德,俯首帖耳。這樣也使王洪文因“福”得“禍”,他的主要罪行是1966年12月、1967年8月參與製造武鬥,1976年夥同張、江、姚在全國製造新的動亂。夥同張春橋,以上海為基地,策動上海武裝叛亂。庭審中,王洪文沒有請律師為其辯護。
終審判決,王洪文被判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1992年8月3日,王洪文在北京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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