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第一張大字報”出籠的背後故事

圍繞北大第一張大字報，一直有爭論。一方認為是有人在幕後策劃的，是個陰謀；另一方認為，是群眾受黨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鼓舞的“自發行動”，沒有陰謀。它的出籠，究竟是某些人的授意，還是僅僅被利用？陳伯達、康生這樣的角色，何以成為淩駕於黨的機構之上的“文革”幹將？六七十年代，在《人民日報》工作多年的餘煥椿親身經曆了許多重大的曆史事件，在給一位“文革”後期出生的年輕人的書信中，他翔實地敘述了“文革”中北大“第一張大字報”出籠始末。一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是1966年5月25日下午貼出的，標題是“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了什麽？”。這是1957年“反右”以來北大第一次出現大字報，其矛頭直指北大校黨委和北京市委。當天，北大校園出現了鋪天蓋地的大字報，最初支持者居多，但是維護校領導，反對聶的很快占了上風，有的甚至指責聶等人是“反黨大陰謀家”。很快，按觀點不同形成了兩派——“造反派”和“保皇派”，雙方各不相讓。辯論到激烈時推推搡搡，局麵相當混亂。當北大這把火燒起來的時候，毛澤東不在北京。本是玩火者的“中央文革”兩大頭目——康生、陳伯達疑慮重重，對於毛澤東是否能夠容忍采取這種形式開展運動，心裏完全沒底。為了避免火燒到自己身上，他們決定先滅火，再伺機而動。當晚，陳伯達打電話給剛剛改組的北京新市委領導李雪峰，說北大形勢嚴重，怕大字報上街，怕群眾串聯，上街遊行，要他前去製止。李雪峰說：“我不能去，因為中央沒有正式通知，師出無名呀。”隔了一會兒，陳伯達又打電話說：“形勢嚴重，很可能發生遊行。在北大如何貼大字報要做工作，不要上街。”李雪峰還是沒有答應。李雪峰為什麽不答應？那時，中央改組北京市委雖已成定局，但還沒有正式公布(正式公布是6月3日)。李雪峰要以華北局第一書記身份前往北大，非中央說話不可。與其說他推辭是有充分理由的，不如說他根本不敢不推辭。陳伯達急了，第三次打電話對李雪峰說：“非你老兄出台不行了！”李不鬆口，還是不肯答應。陳伯達說：“那我們一塊兒去！”陳當時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又是中央文革小組組長，話說到這等程度，李雪峰再不敢推辭了。這時，康生也通過國務院外事辦給李雪峰打電話，要他和蔣南翔一起去北大，說大字報可以貼，但不要搞到各個學校去，不要上街。接著康生又親自給李雪峰打電話，還是要他去北大。臨出發前，李雪峰與陳伯達聯係，陳伯達卻變卦了，說，“我正在改一篇社論，去不了。”李雪峰雖心裏窩火，事已至此，也不好再變了。教育部部長蔣南翔、副部長劉仰嶠已經先到，黨團員幹部會議也已開過了。李雪峰會下聽匯報，說，“會已經開過了，那就算了吧。”蔣南翔說：“雪峰同誌你既然來了，我們再開一次。”於是，原班人馬又開了一次會，李隻好將大字報要內外有別，要有領導、有步驟，不一定開大會聲討等等再講一遍。二康生一邊壓北京方麵去北大平息事態，一邊向遠在杭州的毛澤東報告了聶元梓等人大字報的情況，並通過正在北大蹲點的曹軼歐，要來大字報底稿呈送毛澤東。不知是真擔心如果事情鬧大不好收拾，還是有意煽風點火。6月1日，正是《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的當天，毛澤東見到大字報的內容，馬上打電話給康生、陳伯達，評價說，“這張大字報是20世紀60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比巴黎公社意義更大”；“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並且寫了如下批語：“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打破”，還要求當晚在電台廣播。毛澤東如此之高的評價，是康生、陳伯達當初沒有想到的，立刻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爭做支持大字報的“功臣”。康生情不自禁地說，“大字報一廣播，聶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陳伯達也興奮起來。據朱悅鵬在他的《陳伯達利用〈人民日報〉煽風點火見聞錄》中說，這天傍晚，陳伯達提前來到人民日報社。他先布置王力、關鋒，還有自願支援《人民日報》的唐平鑄等，集體起草對大字報的評論。接著說要去北大看看大字報，等他回來定稿。陳伯達帶了秘書、警衛，並要工作組的軍隊同誌去一個。陳伯達要司機將汽車停在校門外很遠的地方，他步行進了校門。“我們跟著陳伯達走馬觀花看了一個多小時……大約晚9時許，陳伯達驅車回報社。途中，他一言不發，我估計他可能在思考怎麽寫評論的問題，也不便打擾他。”評論小樣出來了，陳伯達向他們盛讚北大的大字報，有點“革命的火藥味”。他看完評論小樣，沒有大的改動，最後將標題定為“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署名為“本報評論員”。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當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發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6月2日，《人民日報》在第一版以“北京大學七同誌一張大字報揭穿一個大陰謀”為題，全文刊登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同時發表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大字報全文公布和評論員文章發表，使許多人感到意外。北大校園內又刷出一批新大字報，學生們憤怒地喊道，“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人民日報的氣焰壓下去！”中央許多領導同誌也感到驚愕。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陳毅問周恩來：“這麽大的舉動為什麽事先不打個招呼？”周總理說，他也是在廣播前才接到康生的通知。劉少奇、鄧小平事前同樣不知道，除毛澤東外，在北京主持工作的中央常委都被蒙在鼓裏。誰也沒有想到，這是毛澤東又一戰略部署。從此，全國高等院校紛紛仿效北大，揪鬥校、係領導，衝垮各級黨組織，局麵混亂，一發不可收。三兩個月後，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寫道：“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請同誌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同一天，毛澤東為這篇評論寫了如下一段批語：“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製，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廣大革命師生及革命幹部對於錯誤的領導，就廣泛地進行過抵製。” 這使人想起此前毛澤東說過的一些話： 1965年10月10日，同大區第一書記和大軍區司令員談話時說：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麽辦？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就造反。 1966年3月底，毛澤東在上海同江青、康生、張春橋等談話時，康生進行挑撥，說彭真查問發表姚文元文章為什麽不同中宣部打招呼。毛澤東責問，為什麽吳晗寫了那麽多反動文章，中宣部卻不要打招呼，而發表姚文元的文章卻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並說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 1966年4月，毛澤東再次嚴厲批評彭真，說北京市委“針插不進，水潑不進”。還說，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號召地方起來反他們，叫孫悟空大鬧天宮並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四毛澤東為什麽如此看重並且支持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在他看來，過去搞的種種鬥爭，無論工廠、農村、文化界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都不能解決問題。因此，他需要找到一種方式，發動廣大群眾，自下而上地，超越正常組織、製度、紀律的約束，衝擊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資產階級司令部”，解決以往用常規方式沒有解決的問題。北大大字報正是他要尋求的那樣一種方式，完全符合他的心意。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孤立劉少奇，打倒劉少奇，毛澤東本人使用的也是這種非常手段——《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關心“文革”曆史的人至今還在談論這張大字報和評論員文章，一些出版物和報刊上的回憶錄，在這方麵提供了不少有價值的資料。遺憾的是，雖然許多當事人還健在，但真相卻一直撲朔迷離。比如，對評論員文章，就有三種說法。一說，康生接到毛澤東讚揚北大大字報電話後，“找了王力、關鋒和曹軼歐，向他們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要求他們按照毛澤東的精神寫一篇評論員文章。”康生雖是“中央文革小組”顧問，但他不管宣傳，曹軼歐與評論員文章更無關係。二說，“陳伯達接到毛澤東的電話，當即把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發排，打算明日見報，還準備親自到北京大學去看一看，考慮能否配發一篇評論。王力和關鋒自告奮勇前往北大，讓陳伯達留下主持工作。晚上，王力、關鋒從北大回來後，說北大‘革命形勢一派大好’。於是連夜趕寫了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事實完全不是這樣。三說，即是以上朱悅鵬的敘述。朱悅鵬就是陳伯達說的“要工作組的軍隊同誌去一個”的那一個，是當時陳伯達工作組成員，是隨陳去北大看大字報和參與評論員文章的起草者之一。他是當事人說的自然無可爭議了。這三種說法不是什麽實質性問題，也未引起過爭論。但聶元梓的大字報就不同了，它比評論員文章要複雜得多，第一張大字報是民間意誌還是被遮蔽了的官方意誌？爭論至今仍未休止。如前所述，康生、陳伯達對北大大字報的態度，本來是有助於解決這種分歧的，但事實上並沒有解決。一則因為，康生、陳伯達對大字報的態度，還沒有像現在這樣揭示得如此清楚；二則“為尊者諱”，避重就輕，不願觸及最敏感最本質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