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岩專稿：六四中的鄧小平

六四後，官方有一種說法：如果不是當時老一輩的政治家還健在，中國可能挺不過這場風浪——在百萬民眾沸騰時，敢於揮軍相向，或許確實隻有經曆過戰爭年代的老牌政治家才能為之。但這隻能證明鄧小平的魄力，不能證明其果斷。六四釀成如此大的風波，與鄧小平的不夠果斷不無關係；最後釀成人道災難，也有鄧小平的一份責任。
人的思想是會因環境的變化而變化的。從1978年啟動改革開放始，一次次的成功鼓舞著鄧小平，使他在“融入主流國際社會”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其時的鄧小平，應該已經基本服膺西方的政治經濟理論，畢竟它所對應的現實是當時唯一的成功標本，而且也已經被他自己的改革實踐所部分證明。鄧努力的方向，實質是讓中國越來越靠近西方。其間他雖提出“四項基本原則”，不過是為了一方麵應付當時左翼的強烈反彈，另一方麵為自己保留一張可以掌控變化節奏、從而保持秩序穩定的籌碼而已，變化的方向並沒有因此改變。在思想觀念上，此時的鄧小平至少已是半個自由主義者。
當時，鄧小平的心態應該與同時期的戈爾巴喬夫類似。在外界的不斷激勵下，他們不斷嚐試靠向西方的可行之極限，並且相互之間形成競賽。隻不過，由於長期的政治曆煉，尤其是親曆了文革教訓，在鄧小平的頭腦中，有根弦比戈爾巴喬夫緊得多，那就是“社會穩定”。鄧小平可以嚐試用一切方法邁向西方，但前提是不能危及穩定，所以他需要“四項基本原則”這一威權主義的扶杖，以保持行駛中的穩定。
當一次次的政治放鬆帶來一次次的失控危險後，鄧小平放緩了尋求政治改革可行路徑的步伐，但心中的“願景”並未放下，仍然有著期待。所以他才會在89之初表現猶豫，反應遲緩。89運動愈演愈烈、雪球越滾越大，其間新聞輿論的高度自由開放，固然有趙紫陽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鄧小平的觀望。無論從哪方麵的信息看，鄧那時都掌控大局，完全有能力在運動之初就將事態控製下來。不難想象，如果鄧的反應既及時又足夠強硬，89運動不會走到六四那一步，悲劇性慘案不會發生。89留給曆史的印記，可能就象此前的民主牆事件、86學潮一樣，不過是留下淡淡傷痕，不會形成長久的、難以愈合的傷口。這種程度地運用強製手段，也不會導致黨內分裂。隻有象六四這種被稱為“重大考驗”的危機，才會在高層引起巨大的分歧與緊張。
鄧小平在六四後有個講話，說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大氣候、國內小氣候共同決定的。這種講法多少有為自己卸責之嫌。如果說風波不可避免，唯一解釋就是鄧小平及其周圍人也早已被大、小氣候所包圍，甚至本身就成了這種氣候的重要一部分。事實也確實如此，當時的主要氛圍是改革開放，而鄧小平正是改革開放的旗手和總設計師。在89運動之初，鄧的觀望、猶疑顯而易見。他雖然根據經驗和慣性，指示發表了4.26社論，但內心仍然想看看：這會不會是一個機會，可以使中國擺脫原來的運行軌跡，直接與西方的快車道對接？他可能也想看看：這種在新的曆史背景下民眾的廣泛參入，究竟會將中國推向何方？六四使鄧小平的最後幻想破滅了，他終於確鑿無疑地肯定了一點：邁向西方標本的政治開放，與現政權的政治基礎不相容；在達到某一臨界點後，每再向前走一步，自己的“氣”就會被“緊”得少一口。不管內心是否有著不情願，鄧小平從此放下了政治改革的“願景”。六四後，中國在執政方麵發生了兩個顯著變化：一是經濟改革單足而行，政治改革紋絲不動，甚至不給外界、民間留下任何念想的空間；二是及早介入，盡力將危險撲滅在萌芽狀態。後來江澤民的嚴打法輪功、清理社團組織，都是遵循此一思路。
六四的另一責任方是學生領袖。現在人們喜歡把民主化的台灣與威權主義的大陸相比較，從中揣度大陸民主化的前景。其實，二者在許多方麵都無法相比。有台灣朋友介紹說：在去年紅衫軍倒扁的關鍵時刻，陳水扁的保安隊伍早已作出預案，一旦群眾衝入府邸，他們就撤退，絕不以武力對付民眾——民選政府的抉擇，確實與集權政府迥然不同。但是更重要的不同，或許是在民眾方麵：紅衫軍在最後一刻，並沒有選擇衝入，而是選擇了撤退。不難想象，隻要他們選擇衝入，不管台府的回應是動用武力還是撤退，台灣的曆史都將改變，台灣政治或許將從此拐入另一條軌道——此時此刻，主動權被掌握在民眾手中。
而在89年的廣場上，學生領袖說什麽也不肯撤退。各界聯席會議通過的撤退決議，很快就淪為一紙空文。所謂“學生運動不能被外界擺布”的說法，無非是領導權、分贓等預期心理在作祟。誰都不是天使或魔鬼，而隻是七情六欲不缺的正常人，不過恰好在某一時刻作出了某種抉擇而已。不能因為某一抉擇成了曆史的標誌，就把這些人也符號化。那些為學生領袖作無過辯護的人，其邏輯是：學生領袖們隻是拉開了水庫的閘門，並沒有要洪水衝出來，責任隻能由洪水承擔。當然他們還可以爭辯說：如果閘門裏麵裝的不是水，而是石頭，豈不就不會衝出來了嗎？——確實，在那個時刻，一些學生領袖賭的就是閘門後麵的隻是石頭而不是洪水，但是這種賭徒心態能夠成為免責的理由嗎？
無論如何，六四事件改變了中國的曆史航道。鄧小平的猶豫觀望，讓小溪匯成大浪；學生領袖們的堅持，使曆史軌道的改變不可避免。此後政府的回應，強硬或軟弱，不過是決定這種改變的方向而已。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對於鄧小平和學生領袖來說，彼時彼刻都麵對著他們從未遭遇的情境和選擇，有所失誤、有所遲疑在所難免。重要的是，中國曆史應該盡快翻過這一頁。
由於資訊不足，筆者無法判斷六四時軍隊進城的必要性和避免流血的可能性分別有多大。但有一點是明顯的：最後呈現的結果是相關各方都不願見到的，包括下命令讓軍隊進城的人，這也是導致鄧小平決策遲緩的一個因素。可能各方都曾設法避免悲劇的發生，但由於各自在一些方麵的堅持，事情終於走到了這一步，成為全社會的悲劇。這件事的性質主要不在於觸及了某種道德底線，沒有什麽底線是不能突破的，隻看理由是否充足。殺人固然是罪惡，但如果是傷一人而救百命呢？自由主義的消極原則或羅爾斯的無知之幕當然會對此持否定態度，但消極自由並非宇宙真理，無知之幕也隻是一種虛擬存在；而民主製的多數原則或功利主義的福利總和考量，則可能支持這種行為。
對於六四各方來說，最無可辯駁的指責是：事情本來可以不是這樣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