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領導人沒有政治改革的動力

 “兩會”已開，十七大在即，由此又引發不少人對政治改革話題的熱情。海內外始終有人相信：胡錦濤韜光養晦多年，胸中早已形成一整套政治改革方案，隻待時機成熟、風雲際會，即可隆重登場；十七大完成權力調整之日，就是中國啟動政治改革之時。
這種看法很可能隻是一廂情願，因為至今還沒有人能夠說清楚中國領導人有什麽啟動政治改革的迫切需要。不妨以鄧小平的經濟改革為例，探討在中國啟動改革的必要條件。鄧小平改革是在極左路線令包括黨內精英在內的許多人蒙受深重苦難、國家前途未卜，人們痛定思痛，視文革為浩劫的情境下啟動的。對原有路徑的斥力、急於尋找新路徑的壓力，共同構成了改革的動力，使鄧小平新政獲得廣泛支持。胡錦濤權威不及鄧小平，政治改革的風險遠大於經濟改革，在今天啟動政改，無疑需要遠比當年更大的危機壓力和對現有路徑更徹底的否定。但是，今日中國並沒有出現這種局麵。反之，今天被中國領導人視為經濟發展的戰略機遇期，被一些人讚為盛世。雖然對是否“盛世”的理解各有不同，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但今日中國並沒有陷入文革後那種危機困境，自不待言；在公平問題上民眾雖有不滿，但這種不滿並沒有集中指向政治改革。沒有危機的壓力，就沒有足夠的改革動力。不僅是最高領導人沒有動力，更重要的是整個執政集團沒有動力。他們不但沒有改革政治的動力，而且有著保持政治現狀的充足動力，因為這才符合他們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最高領導人縱然有點想法，也沒有可能帶動整個執政集團積極行動起來。
不僅執政集團沒有政改意願，普通老百姓也沒有政改的迫切要求，這不是他們關注的重點。國內真正視政改為必須、對政改有著明確而迫切要求的是部分知識分子、工商階層一些人，以及少數原屬於胡趙派係的離退休老幹部。這種力量在政治行動層麵極其單薄，隻不過在民間話語層麵還有一定的影響力。但他們的對手卻是龐大的“官+商既得利益集團”，這是目前中國最強大、足以左右社會進程的力量。真正對政治改革形成壓力的是來自海外的聲音，但這種壓力也有限。對於中國這樣一個綜合實力處於增長期的大國來說，海外力量對內政的影響不大。
有人認為全麵的政治改革有風險，但有限的黨內民主可以預期。其實，黨內民主作為單獨的解決方案，作用有限，而且必然引發全麵改革的全民政治浪潮。畢竟現在已不是等級製天經地義的時代了，憑什麽黨內可以民主，黨外不行？因此，除非將黨內民主作為全民民主的前奏或突破口，否則很可能弊多利少。從這個意義上說，十七大上真正可以期待的政治改革舉措，隻有由全會對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的一定差額選舉。這種舉措在社會上波瀾不驚，震蕩隻在黨內高層，卻可以對高層領導人的行為取到一定約束作用，使其多少要顧忌於全會代表一級的群眾監督。這樣做也符合最近中央高層高調反腐的意誌和施政方向，可以為治理貪腐提供新的動力，多少彌補體製的缺陷。
有些人之所以堅持認為胡錦濤會啟動政改，是因為他們自己認為政改是解決中國問題的唯一出路，不政改不得了；他們認為，胡錦濤不可能看不到這一點。其實，雖然政治製度不轉型始終是中國的隱患，但政治改革並非今日中國最迫切的需要。胡錦濤磨刀多年，確實形成了自己獨有的治國理念和一整套構思，而這種理念他也早就公之於眾，它不是政治改革，而是“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社會”。
“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社會”隻是凝聚人心的口號，它底下對應著一整套完整的治國方略，其核心是：力爭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以勞動力價格優勢為基礎到以內需為基礎的轉型，從而從根本上化解效率與公平的矛盾，使溫家寶最近提出的社會主義兩大目標“發展生產力”和“增進社會公平”真正成為相互促進的統一體，為社會發展的下一個“黃金期”奠定基礎。
在這種構思中，沒有政治改革多少位置，這將主要是一場經濟與社會的變革，是一次使前進方向由“效率優先”到“效率與公平並重”的調整。有人將其與當年鄧小平所領導的全黨工作重心的轉移相提並論，稱之為“第二次撥亂反正”。比之立論宏闊的政治改革，這種革命更符合當下大多數中國人的願望，更具有針對性，既更具可行性，也更具迫切性。上述兩種改革思路的差異，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從理想、理論出發與從現實需要出發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