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 (613)
2007 (556)
2008 (369)
2009 (298)
2011 (232)
2012 (174)
2013 (145)
2014 (89)
2015 (101)
2016 (83)
2017 (53)
2019 (76)
2021 (62)
2022 (116)
2023 (95)
在日前召開的中國首屆智庫論壇上,長期為中國的黨、政、軍界提供政策和諮詢,卻一直披著神秘麵紗的十大中國著名智庫終於浮出水麵,這也是中國智庫首次公開集體亮相。
由中國太平洋學會、中國社科院和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主辦的中國首屆智庫論壇七日在北京召開。十大智庫排名是由國內知名的科研院校、學者專家和智業機構,根據這些智庫為國家決策提供的政策和諮詢的多寡,以及其提供的諮詢在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等領域產生的影響而評出的。
智庫定位清晰
這十大著名智庫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科學院、中國軍事科學院、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中國太平洋經濟合作全國委員會、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中國國際戰略學會、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這些智庫大多屬於半官方機構,隸屬政府不同部門,在政府決策過程中,均曾發揮過重要作用。
其中,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是中央和國務院的主要智囊機構,從全國網羅了一批社科和經濟方麵的專家學者,長期以來,在國家內政外交政策製定方麵,發揮著重要作用。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中國太平洋經濟合作全國委員會、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等,則側重於外交政策的研究。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以及近年來積極外交政策的推動,這些以研究對外關係為主的研究所顯得日益重要,並直接為國家的外交決策提供智力支持。
中國軍事科學院和中國國際戰略學會則屬於軍方決策智庫,為中國的軍事戰略,以及中國軍隊未來的建設與發展走向提供決策。
政府應扶持智庫發展
在西方國家,智庫的各類專家有可能成為政策執行者,而政府高官也有可能在離開政壇後進入智庫成為政策研究者。
如今中國的智庫與執政當局也開始出現了這種互動。一些政府高官退休後,也隱入智庫機構繼續發揮餘熱,例如錢其琛副總理退休後,就擔任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而著名法律問題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所長夏勇,二○○五年就被任命為國家保密局局長,進入中南海,成為國家主席胡錦濤的核心智囊之一。但中國智庫對政府的影響,由於公開度透明度不足,外界知之甚少。
目前對政府有影響力的研究成果,不少是智庫承接的政府課題,因此,有影響力的專家學者不敢說,敢說的卻沒有影響力。
有專家指出,十大智庫的集體亮相,必將推動中國各類研究機構的發展,中國智庫與政府間的互動勢必也將進一步加強和緊密。但目前中國智庫的數量和研究領域仍然有限,而其財政來源及服務對象也較單一,無法適應科學執政和形勢發展的需要。因此國家應大力扶持民間智庫的發展,形成百家爭鳴的格局,為國家宏觀政策和戰略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政策保證。
西方智庫人才常晉身政府
黃曉敏報道,在西方國家,智庫發展及其與決策層的關係已經形成良性循環。美國大多數智庫均是非牟利的私營機構,依靠企業捐款及出售研究成果生存,他們既注重微觀政策的研究,更注重宏觀和戰略問題的研究。
而智庫人才與政府高官,在長期的運作中,也形成了「旋轉門製度」,智庫的各類專家有可能會隨著政府換屆成為政策執行者,而政府高官也有可能在離開政壇後進入智庫成為政策研究者,並蓄積力量等待東山再起。美國國務卿賴斯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作為蘇聯和東歐問題專家的賴斯被老布什總統延攬進政府,擔任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四年期滿卸任後,回到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二○○○年再度被小布什總統延攬進政府。
美政策出台始於智庫
美國的決策過程先後有序,大致的先後順序是:智庫→媒體→國會→政府(行政當局)→政策出台。從某種角度看,美國許多政策的出台,政府和國會隻是決策的最終結果,而不是決策的源頭。美國政策的源頭在智庫和媒體,這是美國的社會政治製度所決定的。
當一項政策出台前,智庫首先會獨立作多方麵的調研、論證和總結,並得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意見。然後,智庫又通過媒體進一步公開傳播和辯論,引起整個社會對這項政策的關注。緊接著,媒體和智庫提出的政策意見勢必會引起美國國會和行政部門的關注,國會通過聽證會等方法作進一步的辯論。最後,行政部門會根據「意見領袖」的建議或國會的壓力對這項政策做出決定,於是,一項政策、法規、法律就出台了。總體上說,美國重大政策的出台過程一般不會脫離這麽一個程式。國內政策如此,對外政策也是這樣。
美國之所以有這樣的決策過程,原因在於美國的政治結構中「四權分離」的狀態。智庫與媒體、國會、總統、法院,四大權力形式各自獨立、各自成熟、各司其職、「各自為政」。當然,有一些智庫和媒體有濃厚的官方背景,比如蘭德公司、美國之音,但更多的是完全獨立於官方的智庫和媒體。這就使得智庫和媒體能夠對權力部門保持距離,並具有極強的獨立性,以便獨立完成使命。
在日常操作中,智庫雖然與政府往來密切,但與政府關係往往是合同關係,實行項目合作。智庫做課題研究,資金來源或來自政府,或來自其他機構,美國政府並不幹涉。這樣就使得智庫成為美國政府名副其實的「外腦」,超然於權力之外進行獨立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