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林彪事件的黑匣子──專訪中國女作家舒雲 (圖)

細讀中國女作家舒雲《林彪事件完整調查》，感受到字裏行間彌漫著濃重的陰謀氣息──並不是林彪對毛澤東搞陰謀，恰恰相反，是毛澤東對林彪搞陰謀。當局強加在林彪頭上的罪名，看來都是子虛烏有；林彪是中了“套”，成為政治陷害的犧牲品。
35年前的“九一三”在走過那段歲月的人的腦海中，烙下了永難磨滅的記憶。而當多維記者對中國女作家舒雲進行筆訪，讀到她的答覆時，不免吃了一驚：1971年“中共中央關於林彪罪行的三批材料，我一個字也沒聽過”；“一個小學文化的人，我就是想關心政治，也不知道怎麽關心”，“直到1980年審理‘兩案’時”，“林彪的‘罪行’我還是一無所知”。
用她自己的話說，“也許這是我的幸運？使我在打開中共黨史大門的20年時間裏，能以一種較為客觀的視角，來評判林彪和林彪事件”。她鍥而不舍地努力，調查百餘親曆者和知情者，采訪筆記厚達數尺，獲得很多驚人的發現。在發表多篇文章的基礎上，完成了40萬多字《林彪事件完整調查》，“對九一三事件作顛覆性的總結”。
記得作家孔捷生寫過一篇關於周恩來“道德神話”的文章，標題是《本世紀最後的“黑匣”》。“最後的”？我想，他實在太低估中共製造黑匣的產量了，二十世紀的黑匣子還多著呢！而林彪事件就是其中最大的一個。
多維記者細讀《林彪事件完整調查》，感受到字裏行間彌漫著濃重的陰謀氣息──並不是林彪對毛澤東搞陰謀，恰恰相反，是毛澤東對林彪搞陰謀。毛澤東在1971年南巡講話中提出“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這冠冕堂皇的“三要三不要原則”，毛澤東是否搞“馬克思主義”姑且不論，他卻是不擇手段地搞分裂、搞陰謀詭計。看來當局強加在林彪頭上的罪名，都是子虛烏有；林彪是中了“套”，成為政治陷害的犧牲品。
　　舒雲對於多維記者的有些問題，不便回答，請多維記者和讀者理解。我們當然理解，不僅理解，而且對她所作的工作表示敬意。
◆對林彪“罪行”一無所知是我的幸運
　　多維：舒雲女士，你好！祝賀你上下兩大厚冊《林彪事件完整調查》出版。你本人在“文革”期間的經曆如何？那時對林彪有什麽樣的印象──見過他嗎？
舒雲：我從來沒有見過林彪。“文革”開始時，我在北京上小學。我沒有參加過紅衛兵、武鬥、大串連之類，基本上算是“文革”的旁觀者。但是這種兒童視角，可能使我對“文革”的認識與眾不同。

　　“文革”開始後的三年，我一直在北京，卻無緣見到林彪，也沒有見過葉群和林立果。“文革”前我似乎對林彪沒有什麽印象，因為那個時候不宣傳個人，加上我那時年齡小。那時也不是到處掛毛澤東像，但因為天安門城樓上有一幅巨像，所以對毛澤東印象還有一些。“文革”初期，到處掛起毛、林的彩色巨照，突然把林彪和毛澤東平起平坐，使我對穿著軍裝的林彪印象極深。不過我那時搞不明白，為什麽祝毛澤東是“萬壽無疆”，而祝林彪是“永遠健康”？幾十年後才恍然大悟：原來林彪身體不健康。
　　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的最後一次，是他乘車環城一周，我也在家門口看，等了很久車隊才來。車開得非常快，我又是近視眼，根本沒看清飛馳而過的毛澤東和林彪（車上有沒有林彪我也不知道）。1968年國慶節，我們學生作為群眾隊伍通過天安門，我還有機會見到領袖。淩晨一兩點我們從北郊步行到王府井，坐在地上等到十點多，可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林早就不見了，隻遠遠看見城樓上有個穿灰衣服的，也看不清楚，我認為是周恩來……
　　多維：“九一三”事件時你在哪兒？聽到文件傳達林彪的那些“罪名”、“罪行”時你感覺如何？後來對林彪的看法經曆過什麽樣的變化？
 
　　舒雲：我15歲到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18歲到蘭州空軍當兵。“九一三”事件前，我已經辦好了調離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的手續，不然的話，就走不了了。不過，也正因為如此，中共中央關於林彪罪行的三批材料，包括林彪叛逃的通知，我一個字也沒聽過，我又不看報紙，所以林彪有些什麽“罪行”我一無所知。
　　關於林彪事件，我有三件事印象極深。
　　一件是我離開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前，聽說連裏幹部（都是現役軍人）到團部開會，門口是荷槍實彈的衛兵。那個年代保密觀念非常強，可也不至於團部開個會門口還站崗吧？據說是傳達中央文件，傳達中央文件怕什麽呢？我搞不清楚。
第二件事是我從內蒙古回到北京時，住在一位叔叔家。顯然他們是知道內情的。有一天我在桌上看見一張字條，像他們家孩子寫的，字體很幼稚，意思一看就明白：林彪倒了。我大吃一驚：紅得發紫的林彪，倒了？
　　第三件事是這年國慶沒有像以往一樣在天安門慶祝，而是遊園。雖然那時我還未成年，不會把事情聯係到一起想，但也模糊感到不對頭。可是，林彪從中國曆史舞台上消失，為什麽如臨大敵呢？當然，我更想不到林彪想跑到蘇聯去。
　　對林彪的罪行我確實沒有印象，倒不是不相信，也許是因為我不關心政治。我真正的學曆隻是小學畢業，“文革”中上了一年中學，沒讀一本書，就下鄉了。一個小學文化的人，我就是想關心政治，也不知道怎麽關心。
　　之後我到偏遠的西北當兵，營房的後麵就是大山。部隊每天三班倒，一星期上四五個夜班，白天睡覺，每三天中有一個半天訓練，或者種菜地。班裏沒有報紙，更沒有電視，又不讓聽廣播，甚至沒有手表，一天到晚搞不清時間。因為經常值夜班，輪到政治學習極少，或者說政治學習我沒往心裏去。“批林批孔”我倒是參加了，但我是“後門兵”，怕把我送回去，怎麽有情緒關心與我沒有更多關係的政治？總之，我雖然有一大堆問號，但並沒有想搞清打倒誰，為什麽打倒？直到1980年審理“兩案”時，身在大西北山中的我還是既看不到電視，也聽不到廣播。報紙那時倒是有一兩張，隻是
　　也許這是我的幸運？使我在跨進中共黨史大門的20年時間裏，能以一種較為客觀的視角，來評判林彪和林彪事件。
◆有人至今不說林彪事件情況
　　多維：你是從什麽時候對寫林彪事件感興趣的呢？
　　舒雲：我一直堅持業餘寫作，1974年開始發表作品，199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寫林彪是在進入聶榮臻元帥傳記寫作組後，才慢慢做起來的，剛開始不敢想。
　　多維：你當時讀到或聽到什麽，觸動了你，使你產生進一步了解林彪其人其事的衝動？你在這些過程中，得知各方麵人士，例如老帥、將軍們，對林彪其人其事看法如何？
　　舒雲：1987年，聶帥傳記組成立，老作家魏巍擔任組長，我被調去當秘書，同時負責撰寫作建國初期和“文革”這兩章。從此我開始接觸中共黨史。采訪聶帥，必然要聽老同誌講到林彪，聽到一些老同誌對《聶帥回憶錄》有些意見，認為不應該那樣寫林彪，這使我對林彪產生興趣。這也是緣於少年時代對林彪由“神”變“鬼”的深刻記憶。我的第一本書《開國紀事》，專門寫到開國大典時，林彪沒有來北京參加慶祝，而是在前線指揮衡寶戰役，這是唯一跨越開國大典的大戰。這使我對林彪頓升敬意。
　　我的第二本書《天安門下的握手》，采訪到林彪的部下蘇靜、譚雲鶴和閻仲川（注1），戰爭年代他們都在林彪身邊。尤其是蘇靜，平津戰役期間，被林彪最先派進北平，代表他與傅作義那一方的代表談判。我在書中寫到：以林彪的名義寫給傅作義的信，說了傅很多罪行。這封信署名“林彪”，交給傅的談判代表鄧寶珊，讓他回去後立即交給傅。但是這封信並不是林彪寫的，是總部寫來的。因為信沒有封口，鄧看後不敢交，由蘇靜請示林彪。林彪說這封信是嚴厲了些，暫時不交也可以。但很快中央軍委來電催，要盡快交。傅的女兒和秘書誰也不敢把這封信當麵給傅，最後悄悄放在傅的辦公桌上。所以傅是在協議簽字之後才看到的，傅非常生氣。傅的女兒說，如果在簽字前看到，他不一定會簽字。傅本人認為，是不是因為抗戰勝利後他奪取張家口，給毛寫過一封電報，說讓毛為他執鞭（當馬夫）引起的？
　　此書被台灣盜版，以《危城之鑒》的書名出版，說今日之台灣就是昨日的北平，看中共怎樣勸降傅作義。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了這本書。
　　後來我在寫有關羅瑞卿、楊勇等人的書時，也都有意采訪一些林彪的事情。我在這些書中提到林彪不多，提到的也多是戰爭年代，基本上正麵肯定。這樣慢慢地，林彪的材料就積累多了。
　　（未完待續）
注1：蘇靜，曾在林彪手下擔任作戰處長兼情報處長，1949年後，曾任解放軍總參謀部軍務部長，國家計委副主任，中共第九、十、十一屆中央委員；譚雲鶴，遼沈、平津戰役期間擔任林彪的政務秘書。1949年後擔任過衛生部副部長、中國紅十字會常務副會長；閻仲川，解放戰爭時期任東北民主聯軍司令部參謀，“文革”時期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作戰部長，中共九屆候補中央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