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戰鬥生涯》，王海披露調查林彪座機墜毀原因

離開空五軍到空軍司令部軍訓部任職，對我來說，在一定意義上是脫離”苦海”。 在空五軍，陳勵耘、王維國等人以莫須有的罪名對我進行沒完沒了的批鬥，雖然令我精神上很受壓抑，但說實話也沒什麽了不起的。在最困難的時候，我曾和愛人商量過，就是一條，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絕不說違心的話，辦違心的事，大不了最後回家拉排子車去。其實，最讓人難以忍受的，是這種所謂的”政治運動”無理剝奪了我進行正常工作的權利。應當講，我正當盛年，黨培養了我這麽多年，我也積累了一些經驗，正是我為黨的事業工作、為空軍部隊建設效力的時候，卻被無休止的批判捆住了手腳，不讓幹工作，真是欲罷不忍，欲幹不能，精神上很痛苦。因此，離開空五軍這個是非之地，當時真感覺到是一種解脫。後來我才知道，我得以離開空五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南京空軍司令員劉懋功。劉懋功是一位陝北老紅軍。他為人正直，很愛才。”文化大革命”期間，有一次他到北京來匯報南空的運動情況。出於愛護和保護幹部的考慮，他在匯報時，向當時的空軍司令吳法憲反映意見說：得想辦法把王海調出空五軍，要不然，鬧不好，七鬥八鬥，可能把王海鬥死。由於劉懋功是當麵向吳法憲講的，引起了他的注意，才有了把我調到空軍司令部的安排。　　但是，在全國都陷入”文革”狂潮的形勢下，空軍領導機關也不是世外桃源，由於林彪反黨集團直接插手，這裏甚至可以說是林彪一夥反黨篡軍活動的”重災區”。到北京後，我很想紮紮實實做一點兒工作，抓好部隊的軍事訓練，挽回在空五軍耽誤的時間，但實際上卻很難擺脫”文化大革命”的種種幹擾。　　在”文革”的紛亂中，時間過得很快，轉眼到了１９７１年的初秋季節。記得是９月上旬，空軍召開了一個院校工作會議，研究院校訓練工作。會議結束後，９月１２日，我按照原定計劃帶了幾個同誌去天津楊村機場下部隊了解情況。第二天，也就是９月１３日，吃完早飯，突然接到空軍司令部通知，要我立即趕回北京開會，司令部還派了一輛車來楊村接我。二話沒說，我馬上往回趕。通知是９時開會。　　當時，楊村到北京的路很不好走，匆匆忙忙趕到司令部時會議已經開始。參加會議的都是司令部二級部長以上的幹部。司令部的一位副參謀長在會上口頭傳達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９月１３日淩晨，林彪等人乘三叉戟飛機從北戴河叛逃出國到蒙古摔下來了。會議很簡短，傳達完就散會了。會場裏靜靜的，沒有人說話。這有點兒像大暴風雨前短暫的寂靜，又有點兒像是一個晴天霹靂，把人震蒙了。但從人們強作平靜的表情上可以看出，每個人心頭都掀起了一股衝天巨瀾。　　我立即聯想起，在楊村機場時，部隊的一位同誌曾告訴我，９月１２日夜，他們在雷達上觀測到，有一架飛機從北戴河起飛，朝蒙古方向飛去，並越過了邊境，在蒙古溫都爾汗一帶從屏幕上消失了。顯然，他們看到的就是林彪那架飛機。看來，這件事確鑿無疑。　　這對我來說真是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我心中暗暗慶幸。這個革命口號喊得最響、自封為毛主席接班人的林彪，終於露出了篡黨奪權、反對毛主席的真麵目。我感到高興，不完全是個人原因，我雖然在空五軍被扣上了反對林副主席的帽子，但我與林彪並沒有直接接觸過，關鍵是我對”文化大革命”前後的一些現象感到很不理解。現在林彪的問題終於暴露出來，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開了”文革”中壓在我心頭的一個大疑問：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為目的的”文革”為什麽變成了大動亂，變成了對大批老幹部的亂批亂鬥？過去我總覺得不對頭，私下裏認為，黨內肯定在一些事情上出了問題，一定有壞人乘機作亂。但到底是怎麽回事，總是弄不明白。現在終於清楚了。林彪陰謀敗露，折戟沉沙，對我們黨是一件大好事，當然，對我個人也是一件大好事。聽完傳達，我頓感心中豁然開朗。　　幾天後，司令部又就此事組織了一次傳達。我記得很清楚，第二次傳達是在司令部辦公樓的走廊上臨時召開的。這次傳達的範圍比較大一點，二級部副部長以上的幹部都參加了。傳達完以後，大多數同誌都很高興，也有一些同誌表示難以相信。我們司令部氣象局有一位副局長聽完傳達後就說：我不相信，林副主席對毛主席最忠誠，他怎麽會反對毛主席？在當時特殊的情境下，聽他講出這一番不合時宜的話，我心裏又生氣又替他擔心。氣的是，林彪叛黨叛國，事實俱在，還有什麽不相信的？擔心的是，有些人中林彪的毒很深，如果現在還執迷不悟，就會成為他的陪葬品。當時，我情緒非常激動，一時控製不住，就走過去，扇了他兩個耳光。　　因為當時在場的人情緒都比較激動，對我這種衝動的反應，司令部的領導也沒有當麵提出批評。但是散會以後，冷靜下來一想，我覺得自己這種舉動實在不妥，太不冷靜，不帶勁兒，對不起同誌，非常後悔。下班後，我特意在辦公大樓下麵等這位同誌，向他當麵道歉。這位同誌很好，不僅痛快地接受了我的歉意，還真誠地說：哎，沒關係，你打得好，這個耳光把我打清醒了。這個事情後來一直傳到周總理那裏。周總理批評了我。他說，告訴王海同誌不要這樣，有的人可能這個彎轉不過來，不要急，可以等待。總理又說，告訴王海同誌，不要打人。周總理這種政治家的宏大氣度深深地教育了我。這件事我終生難忘。　　周總理的批評我是在吳法憲的辦公室聽到的。吳法憲是林彪反黨集團的死黨之一，他被隔離審查是在”九·一三事件”發生十幾天以後。在吳法憲被隔離審查前幾天，有一天晚上，他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見麵後他對我說，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給了他一些照片，叫他在空軍組織一些專家，根據這些照片分析一下，林彪的飛機究竟發生了什麽事，是被外部炮火擊落的呢，還是發生過機內搏鬥？究竟是什麽原因墜落的？　　照片有好幾十張，在他的辦公桌上攤了一大堆。我正在看照片，來了一個電話，電話是周總理打來的。話筒聲音很大，吳法憲接電話，我站在旁邊也聽到了周總理的聲音。周總理問吳法憲空軍的情況。吳法憲說，現在文件已經傳達了，但是有的人不相信，我們這兒就有個氣象局副局長不相信，王海衝動了，打了人家兩個耳光。接著周總理就講了上麵提到的那番話。　　事過很久以後，我見到海軍政委李耀文，他曾當過外交部副部長，負責亞洲事務，交談起來，才搞清了當年這件事情的原委。李耀文告訴我，當時，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找吳法憲談話，他也在場。周總理要吳法憲匯報一下２５６號三叉戟飛機失事的情況。吳法憲心中害怕，吞吞吐吐，講不出個究竟，就推說不知道。周總理嚴厲批評了吳法憲，說，你到現在和黨還不是一條心。隨後，周總理交給吳法憲一些照片，交待他到空軍找一些真正懂技術的人，對飛機失事原因進行仔細的研究。於是，根據周總理的指示，由我牽頭組織了一個專家班子，承擔這項任務。這個空軍專家組的成員還有當時的空司機務部副部長何培元、空政組織部副部長陸德榮、空司軍訓部副處長王季南、王濤和空司機務部參謀趙漢立、金華。後來，公安部的幾位同誌也參加了這項工作。　　由於２５６號三叉戟飛機墜毀地點是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境內，事發後赴現場勘查已不可能，因此，專家組的工作主要是在國內對照片和實物反複進行對比辨別、分析研究。值得慶幸的是，我們掌握的這一批照片非常逼真地展現了飛機失事現場的情況。提供這批照片的，是當時我國駐蒙古大使館的一位武官，名叫孫一先。溫都爾汗是一片人煙稀少的戈壁。２５６號三叉戟墜落後有一段時間無人知曉，因此失事現場保存了原樣，基本沒有受到人為破壞。孫一先在得知消息後較早趕到了現場，通過他的照相機鏡頭給曆史留下了這批極其重要的資料。　　當時，與２５６號三叉戟飛機同型號的飛機，我們空軍還有十幾架，在進行失事原因查勘時，這些飛機成為可資對比鑒別的重要實物。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們這個專家組頻繁往來於空軍司令部與西郊機場之間，對每一個細節都進行了認真細致的比照、核實與分析。我們專家組的每一位同誌都以高度的政治責任心投入到這項工作中去。我們知道，此事責任重大。搞清事實真象，不僅是對曆史負責任，更重要的是還有非常現實的政治意義。在很長一段時期內，特別是”文革”期間，由於個人崇拜盛行，林彪作為”副統帥”在毛主席的光芒下神化自己，欺騙、蒙蔽了許多群眾。我們要通過自己的工作，以嚴謹的科學精神和一絲不苟的工作態度，把林彪一夥叛黨叛國、自取滅亡的真實情況調查清楚，昭示於天下，這將有助於廣大人民群眾盡快認清林彪一夥的真麵目，徹底肅清他們的反動影響。　　根據大量有效的證據和各方麵情況的綜合分析，２５６號三叉戟飛機墜毀的情景在我們眼前逐漸變得清晰起來。首先，我們排除了一些外間廣為流傳的說法。其一，大量事實告訴我們，該飛機不是在空中爆炸的。我們在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失事現場，有一道相當長且清晰的軌跡，這顯然是飛機在地麵高速滑行時留下的；飛機的殘骸散布呈帶狀，比較集中，根據測算，如果飛機在空中爆炸，殘骸碎片拋落地麵，其散布麵會很廣，甚至可以拋落到十幾公裏乃至幾十公裏的範圍內；機上人員的屍體也散布在一小片麵積內，而且形狀清晰可辨，如果從高空墜落，不可能呈現此種狀態；另外，飛機若是在空中起火，機上燃料很快會在空中散掉，不會像我們在照片上看到的那樣形成地麵大麵積燃燒的痕跡。其二，飛機被擊落的可能性可以排除。除上述根據外，大量證據顯示，飛機接地時是完整的，機身上引起種種猜測的大洞，是飛機上油箱裏的油同時向外燃燒爆炸時形成的。其三，飛機墜毀前機內沒有發生過搏鬥。機上三個機械師沒有帶槍的可能，他們知道飛機是未經批準強行起飛，但並不知道飛機要去哪裏，不可能知道此行是林彪叛黨叛國，因此不會允許他們攜帶武器；駕駛員潘景寅當時也不可能進行了搏鬥，這一點可從他當時的政治和現實思想情況及飛機起飛前後的情況判斷出來。９月１２日深夜，林彪一夥是倉皇出逃的，登機時沒有正常舷梯，是從工作梯爬進機艙的，這些情況駕駛員當然清楚。林彪一夥登機後，駕駛員沒有得到航管部門的指令就匆匆開車，飛機先滑入草地，以後轉入滑行道，然後強行起飛，由於操作慌亂，２５６號飛機的機翼航行燈撞到了加油車的加油口上。這有事後在山海關機場撿到的２５６號飛機航行燈玻璃碎片為證。這一切都是駕駛員自覺所為，他當然也就不可能隨後在飛機上進行搏鬥。那麽，９月１３日淩晨２５６號三叉戟飛機實際上發生了什麽情況呢？我們根據大量證據認定：飛機是有操縱地進行野外降落也就是迫降沒有成功，造成粉碎燒毀的。作出這種判斷的主要依據有這樣幾點：其一，失事發生的場地是經過有意選擇的。在溫都爾汗附近這片戈壁灘上，這塊地點地勢是比較平坦的，飛機著陸的方向也刻意進行了選擇，這些情況不可能完全是偶然的。其二，飛行員實施了野外迫降動作。他在飛機接地前主動打開了前開縫翼，這是著陸前必須進行的動作，前開縫翼隻有人工操縱才有可能打開。其三，起落架輪轂完整，沒有撞擊和磨損的破壞痕跡，主輪胎良好，仍有氣壓，這說明在迫降時飛行員沒有放下起落架。其四，飛機是在有操縱的情況下尾部先接地的。這一切都表明，２５６號飛機當時是在飛行員有效控製之下，而且是主動作出了使飛機迫降的選擇。　　根據各種情況判斷，２５６號飛機當時之所以沒有成功地實施迫降，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其一，飛行員著陸動作不確切，沒有做全，著陸速度過大，而減速板卻未打開；其二，三叉戟是下單翼飛機，它的機翼、機腹部有油箱，在高速接地時，極易造成油箱破裂、機翼折斷，引起燃燒爆炸；其三，當時飛機倉促起飛，機上沒有副駕駛和領航員，飛機迫降時正是夜間，又處在完全陌生的區域，一個飛行員難以應付種種特殊情況。　　我們認為，當時２５６號飛機之所以要在溫都爾汗實施野外迫降，主要原因是因為該機油料不夠。這架飛機是倉促起飛，準備工作不充份，沒有加滿油料；在外逃時該機又長期在２５００～６５００米高度飛行，低中空飛行耗油量大，到失事地點前後油料已感不足，因此被迫進行野外降落。　　另外，因為機上沒有領航員，地麵又沒有導航，當日恰逢暗夜，飛行員在空中不可能掌握精確位置，飛機是在這種情況下盲目降落。經過幾個月的艱苦努力，我們終於根據有限的資料，搞清了三叉戟飛機墜毀的真實原因，完成了中央交給我們的任務。１９７２年５月１９日，我們專家組根據查看和分析圖片所得出的結論，向中央提交了報告。我們的上述看法都在這個報告中作了充份的闡述。　摘自《我的戰鬥生涯》，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２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