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管的暴力傾向、恃權嘴臉和小販的狼狽

周一清晨七點過，在學校旁小巷菜市正付錢給一位農婦，一凶神惡煞中年女人不知從什麽地方突然竄到跟前，二話不說，從農婦菜筐裏抓起一把空心菜就往菜筐上狠狠甩打。我還沒回過神，這把空心菜已經被甩得稀巴爛。扔了，又抓另一把甩打。看這架勢，就知道是城管、協管什麽的。我質問：“憑什麽扔人家的東西？”她不與我理會，一把抓住農婦的平板三輪車柄要拖走破三輪和筐裏所剩不多的幾把菜。農婦怯怯說了一句：“何必嘛。我這就馬上走。”她不依不饒，非拖走農婦的車不可。我有些火了，說：“人家不偷不搶，靠勞動掙錢，你凶什麽？”兩個身穿製服、手提電警棍的男人聞訊過來，這女人見來了自己人，愈發來勁，提高音調衝我說：“你同情她你給她錢嘛！”這般蠻不講理，我懶得理。但兩個男城管舞著警棍頤指氣使嗬斥農婦，讓人惡心，我也提高音調：“舞警棍幹什麽？誰給你們權力在這裏橫行霸道？”他們氣壯如牛，說這是在執法。執法？近乎搞笑。這城管來曆不明，要執的所謂法來路可疑，“執法”行為則足以顛覆法與非法的界限，令全世界大吃一驚。僅我在學校東、西兩校門外親眼所見，城管執法，就是打人、掀攤、搶東西；耳聞的，就更熱鬧了。可以說，自打這個叫“城管”的機構冒出來，其劣行昭昭、如匪行狀就名滿華夏了。
雖說城管從機構到所執之法都來路不明，執的“法”，至今也沒見哪一級立法機構出來承認是經由自己出生的，但城管的權力範圍特別寬，什麽事都插得上手。不過，就人們日常觀察和經驗，這機構似乎主要是為著圍追堵截在街上挑擔行走和集市裏的流動小販而創造出來的；針對的是這批底層勞動者而不是靠偷摸扒竊弄錢的寄生蟲。這不，每天都有一幫小偷來菜市“上班”，每個攤位的攤主都認熟了這些麵孔，一般會悄悄提醒顧客注意自己錢包，但城管睜隻眼閉隻眼，從不在小偷身上浪費“執法熱情”，他們的“執法熱情”要留給流動小販。
其實，不管挑貨擔走街串巷，還是到集市賣蔬果，都是自古以來就有的正當謀生方式。城管出現之前，這種謀生方式雖然辛勞，但是和其他勞動方式一樣光明正大，不低人一等，不需要躲著什麽執法者。而今世道變了，這種自食其力的謀生方式非法了，對這部分勞動者的暴力圍堵、驅趕、沒收、搶奪，成了執法。城管眼裏，流動小販根本算不得有人格、有尊嚴的人，嗬斥、辱罵、當街打人，如家常便飯。似乎握有上方寶劍，城管有恃無恐地幹這等事，其威風、凶悍，令流動小販聞風喪膽。隻要聽到一句：“城管來了！”如驚弓之鳥的流動小販，立刻四下奔逃。這種條件反射積累著這個群體經曆的無數次被城管以執法名義打罵、掠奪的教訓，也積累著群體的屈辱和卑賤感，而在這種辛酸的積累中流失的，是他們作為勞動者的人格和尊嚴。
有人戲稱“惡意討薪”是中國的第五大發明，我看權力怪胎“城管”可以跟它並列。因為我實在想不出這地球上還有別的什麽地方專門組織了這麽一支城市裏無處不在的龐大暴力隊伍來對付流動小販這樣的勞動者群體。這個群體主要是下崗職工、失地農民和其他種種原因而生活困窘的城鄉下層民眾。他們走街串巷、流動擺攤，這種勞動方式極其艱辛。拿那農婦來說，空心菜幾毛錢一把，平板三輪裝滿，全部賣完也不過二十來元。還不說種菜付出的勞力，僅僅為了趕在清晨城管出來前賣完菜，就得半夜下地摘菜，還要一小把一小把紮整齊，然後六點之前趕到菜市。如果有更好的出路，怕是沒誰想幹這吃力費時掙錢少還擔驚受怕的營生。這部分勞動者的艱難景況，政府本來就負有責任，沒給他們提供幫助更屬失職。人家勞動自救，非但不感謝，反而圍堵、打擊，斷人家生路，而且打擊越來越嚴厲、調門越來越高，實在過於病態。有網友說，防小販超過了防恐怖分子。這可不是玩笑話。不信，看看北京正在怎麽折騰著花大把錢讓城管全身披掛上陣。為了對付艱難謀生的小販，連PDA終端、防刺背心、頭盔、防割手套都用上了。然而，人家要生存，再怎麽打擊，許多人還得走這條路。於是，有了一場無休止的貓捉老鼠遊戲。城管逮小販，小販防城管，在有的城市，“小販逃跑路線圖”應運而生。
在自己的國家，靠勞動謀生竟狼狽到如此地步，不是這方土地的人，準會覺得匪夷所思。然而，比這荒唐離奇的，國人都見識過。為何要這樣對付小販？人們心照不宣：利益驅動下對任何一種謀生渠道和方式的控製。這種控製既反映了無製約的權力的張狂和習慣性僭越，也暴露了不放過任何敲骨吸髓機會的極度貪婪。“沒有攤位就是不準賣！”──那甩菜的凶婦一語道破“錢”機。我問過一些攤主，他們每年要為一個小小露天攤位交一筆不菲的錢。待日後這裏大棚完工，一個攤位得好幾萬元，有攤主表示：那時，這生意就沒法再做了，掙的錢還不夠交費。而天不亮來此趕早市賣菜的，多半是農民，無非用自產的農作物換幾個小錢貼補家用。攤位費一交，恐怕連血本都要賠上。一個政府，對底層毫無體恤，一門心思往錢眼裏鑽，不管底層民眾生存狀態多麽艱難，都要以收費這個門檻來設置障礙；邁不過這道“錢”檻而自行擺攤的，對不起，城管伺候！
如何伺候？周一清晨近距離目睹的一幕，其實太過尋常。比起群毆記者、踢破農婦脾髒、砸賑災募捐攤點、高喊“我就是土匪”、打死批評他們的老人，還有為地盤之爭街道城管當街扒掉市城管的褲子等驚心動魄場麵，我看到的不過是每日定時上演的常規節目；那暴力性動作和恃權而強的嘴臉，也是常態。隻要上菜市，都有機會反複目睹。據我觀察，入了這行當，成了有執照的行暴者中一員，這種針對底層的常規行為方式會改變其中許多人的心性，連女性也沒了天性的和平與富於同情的心靈，變得暴戾、冷酷，卻習而不察。那扔農婦菜的女人和我去年在這菜市經常看見的另一位對小販凶巴巴的女人都這樣。扔農婦菜的女人特別有意思，衝我喊了一句：“你去告我們嘛！”這般有恃無恐，自然是因為有權力撐腰。
城管的暴力傾向、恃權嘴臉和小販的狼狽、可憐，其實從一個側麵把政權和民眾關係的顛倒沒遮沒攔、赤裸裸地演示了出來。
如果權力民授，如果用權受到嚴格監管，如果有新聞自由，沒有哪個權力部門敢創造出專門拿生活困窘的底層當撒野、逞凶對象的機構；用不著信誓旦旦說什麽“情為民所係，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民眾反應和問責製度就會把政府用權方向規導到提供公共服務上，至少，可以使掌權者在自己位置上行為規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