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曉農談父親陳伯達──無所逃而待烹，勇於從而順令 (圖)

解放初，陳伯達因二十多年沒用毛筆，重練毛筆字，把宋人張載的《西銘》全文抄寫了一遍。《西銘》中有“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將明知要被晉獻公處死卻不逃走的申生，和甘願被聽信讒言的父親放逐的伯奇，視為道德的典範。詳見陳小雅采訪錄《陳伯達與毛澤東、林彪的關係──陳曉農談父親二三事》。
陳小雅：陳曉農，你好！今年正逢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毛澤東逝世三十周年，也剛好是你六十歲──一個甲子的輪回。在這樣一個時間裏，我相信，你對自己的人生會有很多的感歎；對那場你父親也曾參與，然後又被它打倒的、給中華民族帶來巨大災難、也給你自己的命運帶來“戲劇性”轉折的事件，會有很多的反思。這些年來，不少已故高層領導人的子女大寫自己父親的回憶錄，但你們卻不能寫或者寫了也不能發表，這使很多對當年政治定論不認同者，或者想獲得多方位曆史資訊的讀者感到很不滿意。
為此，有研究者建議我研究一下你父親陳伯達的“公案”，並願意提供全部資料。限於學力、精力和個人興趣，我不可能滿足這方麵的要求。而且我覺得，就政治問題來說，你去年出版的《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注1）足夠說明問題。陳伯達在政治上是否能夠被公正對待，問題並不在於事實不清楚，而在於中央徹底糾正和反思“文革”、反思毛澤東問題的決心。而且我認為，即使將來陳伯達獲得政治上公允的評價，也不意味著一個複雜人物的問題研究就可以宣告結束。更何況，即使社會對一個人已再無爭議，每一個個人，當然更包括他的家屬、親人，也可以保留自己的看法。一個健全社會的人文環境，不是要消弭個性，而是為千差萬別的生命形態的生存繁衍提供安全保障。
所以，我所感興趣的是，作為人子，你對你父親有一個什麽樣的看法？這些看法，前後有沒有什麽變化？你父親三十年代首倡的“新啟蒙運動”，曾因戰爭的硝煙而湮滅，而在半個世紀後的近二十年裏，又不斷地被思想新銳的人們高舉；他所主張的“百家爭鳴”，曾被毛澤東的文化專製所扼殺，但這已經或正在為社會文化的發展趨向所肯定；他所堅持和關注的“發展生產力”、“電子中心”運動，已經成為當今社會的主流……但是，在這個時候，你，作為他的家人，卻仍背負著沉重的曆史包袱，且沒能享受到這一切進步理應帶來的歡樂，我想，你一定會有很多感想。
　　當然，作為一個普通讀者和人文學者，我希望你能暫時先放置一下那些沉重的曆史話題，先讓讀者了解一下，你父親不為世人所知道的那一麵。在你的心目中，父親是一個什麽樣的人？這裏，需要的不是你把自己的感覺去與社會的評價體係──譬如倫理規範、政治原則或理想楷模──的差別加以彌合，不是去求同，而是返回生命樸素的印象，挖掘你記憶中最受感動和留下刻痕的東西。
　　咱們就從頭開始，先談談你父親留在你記憶中最早的事情，好嗎？
●我以為他真的就叫“陳教員”
　　陳曉農：好的。我對父親最早的印象，是1949年我3歲時，父親和我一起住在香山碧雲寺的時候。那時，我們住在碧雲寺哼哈二將門裏左側的一個院落。我因年小，出出進進都要父親或別的大人牽著我的手。這裏是山坡，台階很多，盡管有大人牽著，我還是在一次上下台階時摔倒，把鼻梁磕破了，請醫生縫了好幾針。
陳小雅：如果讓你用一個詞來形容心目中最早的父親印象，你會在這些詞中間選擇哪一個？譬如：慈祥的、親切的、嚴肅的、冷酷的、忙碌的……？
　　陳曉農：第一印象應該是“忙碌的”。此前一年，父親和母親已經離異。母親文菲（注2）在延安搶救運動中被錯當作“特務”審查，雖然平反了，但因受了刺激，精神狀況逐漸變差，沒有照顧孩子的能力，所以我是由父親撫養的。他的工作很忙，還要帶一個孩子，是很困難的，所以我的日常生活，主要靠警衛員郭運華叔叔照顧，有時父親以前的助手田家英也過來領我玩。後來請了一個阿姨，就主要靠阿姨來照顧了。
　　陳小雅：小時候，你對父親的職業，有什麽樣的意識？譬如說，他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你認為他是個了不起的人嗎？
　　陳曉農：別人問我的父親是誰，我總是回答：“陳教員。”這不僅是父親讓我這樣回答，當時大人們也經常這樣稱呼他，所以我當時真的以為他就叫“陳教員”。
●陳伯達待子，與毛澤東迥異
陳曉農：5歲時，我家搬到了中南海。那時，叔宴媽媽（注3）和嶺梅住一間房，我和父親住一間房，兩間房有門相通。父親的臥室裏隻有一張床，我和父親是一起睡的。半夜裏我起來，就把父親捅醒，他就把床邊書桌上的台燈擰開。我在痰盂小便時，他往往又睡著了，我還得再次把他捅醒，讓他關燈。他寧可麻煩，也不讓小孩自己弄開關。
　　陳小雅：你的這個故事讓我想起毛澤東對孩子的教訓方法。據傅連璋的夫人陳真仁回憶，李敏小時候喜歡用手去摸爐子上的開水壺。陳阿姨不讓她摸，她偏要摸。毛澤東就說，你讓她摸，燙了一回，她就知道不摸了。看來，你父親不敢讓你去冒這個險。他對你的確是盡了做父親的責任的。除此之外，在你們兄妹中，他有沒有給你吃“偏食”或吃“獨食”的習慣？譬如，生活上，教育上……
陳曉農：我哥哥在蘇聯留學時期，我是家裏的大孩子，所以父親對我的關注多一些。小時侯，父親曾用楷書抄錄了明代文嘉的《明日歌》，讓我掛在床旁邊的牆上。另外，他還用行書抄錄了諸葛亮的《誡子書》：“非淡泊無以明誌，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欲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掛在全家人吃飯的房間。這也是一種教育子女的方式。在我上學期間，父親的工作是很忙碌的，他自稱是“勞碌命”，所以對我功課之餘的讀書學習很少過問，但也有過零星的建議。小時候，他給過我一部線裝的《課子隨筆》，裏麵收集了古人教育子女的文章；他還給過我一部《幼學瓊林》，我還沒有看，就被一個親戚拿走了。
　　有時他也讓我背點古文，如《古文觀止》中《左傳》、《戰國策》的某些篇章，陶淵明、韓愈、柳宗元、蘇軾的一些名作，以及清代彭端淑的《為學》。他還給我買過一套解放前商務印書館的《少年百科全書》和周建人主編的一套科普書，這些書我常翻翻。上中學後他就基本不問我讀什麽書了，隻希望我把自然科學知識學好些。不過，我記得上高中時，有一次父親看我在讀一本中國哲學史，對我說：“最好還是先看古人原作，不要一開始就看議論，現在的議論不一定對。”
●作文編造田家英“曆史”，遭受父親嚴責
　　陳小雅：少年時期的教育，你父親給你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事情是什麽？
　　陳曉農：上小學時，父親隻在每學期末看看我的成績單。但有一次，父親偶然看了我的作文，對我發了脾氣。原來，那篇作文老師給的題目是《我熟悉的某某叔叔》，我寫的是田家英，內容做了虛構，說田家英叔叔坐過國民黨的監獄，經受過嚴刑拷打等等。父親說：“你怎麽能這樣胡寫？田家英從來沒有坐過監獄！”我說：“老師說可以虛構。”父親厲聲說：“你這是胡編亂造！以後寫文章不許胡編亂造！記住！”然後在作文後麵批上：“這篇文章的內容完全是編造的！這篇作文不及格！”批完以後又說：“你把我寫的話給老師看看！”我給老師看後，老師並沒有說話。
●“群眾不同意的事，即使有黃金萬兩也不要去撈”
　　陳小雅：你對父親處理公務，最初留下了什麽印象？
　　陳曉農：10歲那年，父親回家鄉搞調查。年底，叔宴媽媽帶我和兩個妹妹一起去福建，跟父親一起在福建過年。離開福州回北京後的第一個新年，葉飛家的孩子們還給我們寄來了他們自己做的賀年片。但父親1958年底第二次回福建時，他和葉飛的關係就處得不好了……
　　陳小雅：是什麽原因造成了他們的矛盾？
　　陳曉農：是父親對大躍進中的一些做法提出批評，和葉飛發生了爭論。叔宴媽媽從福建回來後說，食堂的做法要不得，她在食堂吃飯時親眼看到一個婦女把掉到地上的一大團米飯一腳踢開，這樣子浪費，全不顧以後了。父親1959年1月9日給中央寫了信，我在《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裏轉述了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一書注釋中對此信的摘錄。但這個摘錄很簡略。前些時偶然看到《讀書》1998年第4期一篇談趙樹理的文章，作者陳徒手寫道：
　　“後來我看到1959年1月9日陳伯達致毛澤東的信（作為中央宣傳工作座談會文件之一散發），才發覺陳伯達在信中也有與趙樹理相近似的感受，他在福建家鄉走了一圈後，對密植、深耕、幹部作風、虛報數字等問題對毛澤東直抒已見，他甚至明確地說：‘當群眾不同意幹的時侯，即使有黃金萬兩，也不要去撈。’”
　　1991年初，一位已離休的老幹部對我說：“1958年底你父親來福建時，和我同到一個生產隊蹲點，天天吃地瓜，後來工作隊的人都吃不消了，犯胃酸。我還好，我是當地人，但後來也覺得頂不住了，可你父親仍是一聲不吭，天天吃地瓜。你父親通過與群眾同吃同住，了解到許多真實情況，他嚴肅批評了脫離群眾的瞎指揮和浮誇風。後來我和葉飛說起此事，他說了一句：‘這樣和群眾同吃，很對，但是，也很難。’”
　　1962年七千人大會時，父親因起草劉少奇的報告，很疲勞。中央讓他到玉泉山休息，所以他未參加討論。會議期間的一個星期天，全家人正在玉泉山，忽然中南海警衛室打來電話，說葉飛和一些福建的幹部要求見父親，……葉飛這次來，有表示抱歉之意，這也是不容易的。
　　陳小雅：你父親替劉少奇起草報告，如此“玩兒命”，是不是也是毛澤東後來在廬山會議上說，在“重大問題上”，陳伯達從來沒有同他合作過的原因之一？陳伯達與劉少奇的關係怎樣？
　　陳曉農：根據《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裏的批語，這個報告毛澤東是看過的，毛澤東沒有看的是劉少奇在討論報告時的一個講話。關於“從來沒有配合”的問題，我想後麵再談。4至於陳伯達與劉少奇的關係，1970年廬山會議上“批陳”的時候，有人揭發：解放初期，劉少奇曾允諾，自己搬進新房子後，原來在中南海住過的舊房子陳伯達可以住，這確有其事。但結果是陳伯達沒有住進去，因為楊尚昆對他說，這房子你不能住。後來是楊尚昆自己住進去了。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