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幕:毛主席逝世公開廣播的背後

1976年9月9日0時10分，毛澤東主席逝世，一顆巨星隕落了！　　從此，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開始了毛澤東主席治喪活動的宣傳報道。這是我楊正泉從未遇到過的一次重大宣傳報道，也是中央台曆史上一次空前的重大宣傳報道。把這一曆史性的治喪活動如實地記載下來，並借此讓我們的聽眾和讀者從中了解中央台工作的某些情況，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　　淩晨　噩耗傳來　　9月9日淩晨5點多鍾，急促的電話鈴聲把我從睡夢中驚醒，我急忙抓起話筒，傳來了中央廣播事業局總編室值班員的聲音：“有急事，請馬上到局長辦公室！”　　放下話筒，我的心怦怦直跳，有一種不祥之兆襲來：又發生了什麽大事，竟然等不到天亮呢？這種閃念並非偶然，1976年突然發生的大事也太多了：1月8 日周恩來總理逝世，7月6日朱德委員長逝世，7月28日發生唐山大地震……一件接一件，今年以來，中央台的領導白天黑夜沒有離開過辦公室。這一次會是什麽事呢？　　我急匆匆地到了局長辦公室，局長鄧崗不在，有幾位副局長坐在那裏，低著頭一言不發，見此情景，我怔住了，目光掃著每個人的臉，想竭力尋找出某種答案。過了一會兒，一位副局長抬起頭來，聲音低沉而沙啞地說：“告訴你一個極其不幸的消息，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去世了！”他說不下去了，一陣沉默，沉默中有啜泣聲。　　“啊！”我不由自主地“啊”了一聲，周身的血液像凝固了似的，木然地站在那裏，淚水順著麵頰流了下來，腦子裏卻飛快地回顧過去：聽說“九.一三”林彪叛逃以後，毛主席幾天幾夜沒合過眼，得了一場重病。從那以後，看得出毛主席明顯衰老了；1972年2月21日，毛主席會見來訪的美國總統尼克鬆時，起坐要有人攙扶著，他說自己老了，腿腳不方便了，快去見馬克思了。叫人聽了心酸的這類話後來又說過多次；1973年，聽說毛主席有眼病，周總理再三叮囑攝影記者拍片時燈光不要太強，不要衝著主席打燈光，為此還專門成立了拍攝毛主席活動的攝製組；不久，又內部正式傳達，以後毛主席不再出麵會見外賓了。我記得， 1976年1月15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周恩來總理追悼大會時，大家盼望著毛主席能突然出現，向親密的戰友告別。追悼大會推遲了幾分鍾，卻沒有見到毛主席的高大身影。這些不祥之兆曾經不斷浮現出來，但總不敢多想，不敢深想，隻是暗暗擔心，萬一……誰想到，這可怕的“萬一”成了現實。　　“毛主席是今天淩晨去世的，”那位副局長說，“中央已發了內部通知，先給各地和一些單位打招呼。你知道就行了，先不要往下傳達，要絕對保密，但要做好報道的準備工作。鄧崗同誌到中南海開會去了，具體安排等他回來再布置。”　　我走出局長辦公室，緊張思索著：“這事情太大了，又要做好台內的工作，又要準備報道，這怎麽辦？不能隻有我一個人知道。”回到辦公室，我坐立不安，還是打電話把副台長張冬興叫來了。台長楊祚銘因患眼疾在家休息，當時台裏隻有我們兩位副台長主持工作。我們二人商議，必須盡快告訴台長，請他來主持工作。在等待台長時，看到了中央的通知。通知中說，毛澤東主席是因心髒病醫治無效，於9月9日0時10分去世。通知要求各級領導堅守崗位，堅定沉著，不要驚慌失措，要化悲痛為力量，做好工作。　　保密　關起門來做預案　　保密，必須絕對保密，如果走漏風聲，不僅讓他人搶發了消息，也許還會帶來難以預料的後果。保密，又必須爭取時間做好播出前的準備工作，怎麽辦？隻好由我們三人關起門路來製訂宣傳的預案。　　也許有的聽眾和讀者對中央台的工作還不了解，有人會認為電台的工作很簡單：一個男播音員，一個女播音員，念念稿子就行了。至今有的聽眾，甚至某些領導還持這種看法。其實，這並不奇怪，隔行如隔山，我在未接觸廣播之前，也是這麽想的。就是電台的工作人員，也隻熟悉其中的一部分工作，未必知道全貌、全過程。　　電台的工作頭緒繁雜、緊張，但有規律。多年來，在實踐中摸索、積累、總結、提高，許多方麵逐步形成了一套切實可行、成文或不成文的規定，如遇有重大節目、重要活動和會議等，雖然還沒有上級的布置和要求，但有以前的經驗可借鑒，有過去的規章可遵循。當然每一次都不是簡單的重複，又必須依據實際情況而變動。關於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逝世以後治喪活動的報道，都有一定的規格要求。但這一次是偉大領袖毛主席逝世，自然是最高規格、特高規格，高到什麽程度？無先例可借鑒，無規定可遵循，隻能參照過去的某些做法，盡可能以最高規格來安排。那麽，應該如何安排，應該處理好哪些關係呢？我們三人冥思苦想。　　播好訃告。這是首要的，如何播好？過去凡重要文章的播出，大體經過這麽幾步：拿到稿子後，領導和播音員一起領會文章的內容和精神，明確重點和新的內容；分析段落之間的內在聯係和邏輯關係；確定播音基調，不同內容、不同對象的重要文章，播音的基調、語氣、速度是不同的；然後進播音室錄音，安排播出。播出訃告則更為複雜，難度更大。訃告的內容由中央定，我們的任務是播好、錄好、安排好播出。說來簡單，做好不易。就播音基調而言，這是訃告，又是毛澤東主席逝世的訃告，不同於播出大文章，也不同於其他訃告的播出，要悲痛、莊重、深沉。悲痛，極其悲痛，這是播音員、電台工作人員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情感，但又不同於個人情感的宣泄，不能悲悲切切、哭哭啼啼，這是國家電台代表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鄭重向全國人民宣布這一沉痛消息，悲痛中透著內在的莊重、深沉。播音的調子不能高，也不能過低；播音的速度放緩，但也不能太慢，應恰當地表達出全國人民對毛主席的沉痛哀悼和深切懷念之情。對播音員提出這樣那樣的要求是不難的，但要把這種種要求和情感通過聲音確切地表達出來，是多麽不容易，何況播音員又有自己的理解和情感呢！　　選定哀樂。根據過去治喪活動的宣傳安排，播出訃告之後是哀樂，然後是治喪委員會名單、公告、《國際歌》。哀樂，用還是不用，用多長時間，都是按照治喪規格規定的。一般說來，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去世，如黨中央主席、總書記、國家主席、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國務院總理等，還有中央政治局常委、幾位老帥和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同誌去世時用哀樂。有時候也有例外，所以，特殊情況下要請示。事實上，聽眾也摸到了規律，凡是聽到廣播哀樂，馬上會意識到可能某位高級領導人去世了。治喪規格不同，用哀樂的長短亦有區別，有的用30秒，有的用1分多鍾，毛主席去世自然要用最長的哀樂，最長是多少？初定為6分鍾。　　播放《國際歌》。一般用不帶歌詞的吹奏樂，莊重，有氣勢。由於各個樂團演奏《國際歌》的速度和處理不同，有好幾個版本，聽起來效果不大一樣。周總理在世時，曾經審定過一個版本，中央台一直使用，演奏三遍共5分52秒鍾。　　並機播出。這是遇有重大宣傳報道時，中央台經常采用的做法。什麽叫並機？當時，中央台有4套節目（對全國廣播的兩套，對少數民族廣播的一套，對台灣廣播的一套），全天播音70多個小時，這4套節目的播出，各自按照自己的節目時間表運行，自成係統。並機，就是把其中的兩套或三套節目聯通，在同一時間播出一樣的內容。除了中央台的節目外，有時還與北京人民廣播電台並機播出。它的好處是，不管聽眾正在收聽哪一套節目，都能同時收聽到重要廣播，盡快知道最新消息；從電台內部工作來說，這樣便於安排節目，隻發播好一套節目就行了，防止在交叉安排的忙亂中出錯。播出毛澤東主席逝世的消息，既要保證萬無一失安全播出，又要讓全國人民盡快收聽到，自然應該並機廣播。　　隨時準備處理好播出訃告前後的節目。什麽時候播出訃告，由中央決定，但我們必須做好隨時播出的準備，保證準確及時。為此，精神一直處在高度緊張之中，播出時間一旦確定，必須做過細的工作。比如，臨近播出訃告前的節目，不能太高亢、歡快，不能是打鬥或輕鬆的文藝節目，要與即將播出的訃告氣氛相協調。雖然聽眾不知道將要播出什麽，我們自己是清楚的，不能沒有過渡，不然，聽眾在事後會提出強烈批評的。但是，訃告播出前的節目又不能太低沉，讓聽眾預感到發生了什麽事。如何恰到好處地把握住這個“度”，叫人左右為難。與此同時，必須研究如何處理好播出訃告以後的節目。將全部取消文藝節目，文字節目的內容、播音基調必須與整個氣氛一致，有些常用語要取消，如“毛主席萬歲”“祝願毛主席萬壽無疆”等，而這些用語到處都有。去掉舊的節目，又必須用大量新節目來填補出現的空白。須知，這幾十個小時的節目，在事先毫無準備、也不可能讓大家事先準備的情況下，臨時選編、播音、錄音、製作、發播，工作量之大不言自明，隻能采取過渡措施，盡可能爭取時間。　　停播一切文藝節目。這既是一種需要，又是一種規格。保留文藝節目與治喪氣氛不協調，跟人們的悲痛心情相悖。在以往一些領導人去世後的治喪活動中，對此有幾種做法：不停播文藝節目；在追悼大會那天停播文藝節目；在播出訃告和舉行追悼大會時，也就是治喪活動的開始和最後停播文藝節目；整個治喪活動期間全部停播文藝節目。周總理逝世時，“四人幫”下令照常播出文藝節目,遭到全國人民和中央台職工的強烈反對。毛澤東主席逝世，毫無疑問應該全部停播文藝節目。不僅如此，大部分節目停止使用“開始曲”，隻保留全台四套節目全天開始播音用的《東方紅》樂曲和全天播音結束時用的《國際歌》樂曲，保留中央台《新聞聯播》、《全國聯播》節目的開始曲。　　重新安排節目時間表。事實上，一旦播出訃告，無論從治喪宣傳的安排、聽眾的要求，還是從內部的工作程序，都不可能再按照原來的節目時間表運行。過去遇有重大宣傳，也時常這樣做，問題是必須有專人負責安排節目，使節目內容得當，運行有序，絕不能出現空播。　　我們三人連續幾小時的緊張運籌，這還隻是計劃中的事，實踐中能否行得通？如何才能落實？中央會有什麽安排和要求呢？　　緊張　一切準備搶在播出前　　　　上午8點，中央廣播事業局局長鄧崗從治喪委員會開會回來。他說，中央已決定今天下午6點鍾播出《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以下簡稱《告各族人民書》）、《毛澤東主席治喪委員會名單》（以下簡稱《治喪委員會名單》、《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公告》（以下簡稱《公告》）。　　鄧崗聽取了中央台的匯報後，同意中央台提出的播出方案。　　經請示，直到上午11點，才允許向中央台直接參與播出的有關部門和人員傳達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大家都極其震驚，有的泣不成聲。在作了布置之後，我就安全播出問題提出了具體要求。首先要絕對保證準確、及時、安全播音，必須鎮定而有秩序地工作。另外，除了思想上的動員和要求外，針對過去容易出現的問題采取了措施：為了防止誤播、錯播，把過去用過的稿件、節目全部清理、封存；所有播出的節目，重新選編、審定、製作，掌握統一提法和口徑；過去用過的哀樂錄音帶一律封存，這次用的6分鍾哀樂全部重新製作，發往有播出任務的新聞部、對少數民族廣播部、對台灣廣播部。為保證工作的正常運行，臨時成立了錄製組，負責播音、錄音、複製節目；節目審查組，負責審聽、發播和安排節目的播出。　　下午四時播出 “地球停止了轉動”　　9月9日下午4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準時向全國、也是向全世界廣播了《告各族人民書》，沉痛地宣布了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逝世的消息！全國人民震驚了！8億人民為失去自己敬愛的偉大領袖極其悲痛！還沒有收聽完第一遍廣播，便紛紛打來電話，傾訴悲痛之情，寄托哀思。全世界震驚了！開動一切宣傳機器，作為特大新聞紛紛報道，一些國家和政府的首腦、政黨領導人、社會團體和知名人士接連發表談話、打來唁電表示極其沉痛的哀悼。有的記者寫道：“9月9日下午4時這一悲痛時刻，似乎地球也停止了轉動。”　　據《參考消息》載，中央台廣播之後，世界幾個大通訊社以最快的速度報道了“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逝世”的消息。報道的具體時間分別是：　　路透社：下午4點06分；　　美聯社（東京電）：下午4點07分；　　路透社（香港電）：下午4點09分；　　合眾社（東京電）：下午4點10分；　　法新社（香港電）：下午4點15分。　　他們都采取連續報道的方式，先以最快的速度報道主要事實，然後不斷深化、完善。下午4點28分，路透社發出內部通報，要記者趕快補發反應；其他通訊社也發出了類似的“內部通報”。　　《告各族人民書》等首播之後，接著又播出了第二遍，一切都按照預先的安排有秩序地進行著。全國的聽眾守候在收音機旁，聽了一遍又一遍。可是，萬萬沒有料到，竟會在播出第三遍時發生了嚴重的播音差錯：在哀樂之後播出了“現在廣播周恩來同誌治喪委員會……”。在場的人驚呆了！大家木然地站在那裏不知出了什麽事；中央台的領導和職工湧到節目傳送室，急切詢問是怎麽回事？全國各地聽眾紛紛打來電話質問、抗議、譴責，強烈要求追查事故的責任者，這就是中央台的 “九.九”事故。事過幾年、十幾年之後，仍然有聽眾記憶猶新，詢問事故的原因。“九.九”事故是怎樣發生的？三言兩語說不清，我將在最後部分向讀者作詳細說明。　　在第二遍播出《告各族人民書》的過程中，上級通知下午6點播出《公告》，這就忙著錄音、合成節目，重新安排播出時間。接著，上級又通知下午8點播出《治喪委員會名單》，又重新忙碌一番。9月9日從淩晨到晚間一直處在高度緊張之中。並機播出從下午4點到晚上10點零2分。　　播出次序是：《告各族人民書》、哀樂、《治喪委員會名單》、《公告》、《國際歌》，總共59分50秒，正好每個小時播一遍。　　當天播出的次數是：《告各族人民書》13次，《治喪委員會名單》6次，《公告》9次。中央台第二套節目，用記錄新聞速度各播出一次，供各地抄收。　　9月9日夜，全台職工通宵未眠。　　空前絕後　25天的治喪報道　　　　從9日下午4點開始，中央台開始了治喪活動的宣傳，原來準備的其他內容的稿件和節目根本無法再安排，事實上不可能再播出其他內容的節目，聽眾也不允許。除了反複播出《告各族人民書》、《治喪委員會名單》和《公告》以外，還要播出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各大軍區發來的唁電，播出中央機關、國務院機關、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的悼念活動，采寫和播出首都黨政軍民以及全國各地人民的悼念活動及先進單位、英雄部隊的悼念文章，綜合報道瞻仰毛主席遺容，播發“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的社論，介紹各報刊刊登的毛主席生平照片，播發世界各國政府、政黨和知名人士的唁電等。來多少播多少，幾乎都是全文照播。　　為此，中央台專門成立了采訪首都群眾瞻仰毛主席遺容的報道小組，這個小組從采訪、編輯、審定稿件、錄音製作，直到合成節目，把成品交給中央台宣傳辦公室（總編室）安排播出，一律不掛節目牌子。　　為此，節目時間可以隨意延長。一次節目有多長？拿每天早晨半個小時的《新聞報摘》節目為例，9月10日為65分鍾；11日為5小時20分鍾；以後也在四到五個小時之間，而最長的是12日的《新聞報摘》節目，從早晨6點30分，一直延長到中午1點鍾，共長達6小時30分，這恐怕是絕無僅有的！早晨的安排可以延長，可是晚上8點的《全國聯播》節目如果照此安排，一直要播到第二天淩晨2點30分，而實際上全天播音是在淩晨1點35分結束。在這種情況下，隻好把原來的節目分成幾次節目，化整為零播出。　　這麽大的工作量，對台灣廣播容納不下，尤其是對少數民族廣播，每種語言一天隻有45分鍾的節目（重播一次），無論如何是容納不了的，隻能選其重要稿件播出，隻能摘要播出，有的唁電隻能點到為止或綜合編輯播出。　　在處理唁電和悼念文章中遇到了新問題：過去凡是發表毛主席的談話、題詞、文章等是極其嚴格的，必須經過中央批準。可是大量的唁電和文章中談到毛主席到某地視察、題詞、談話，對此無法、也來不及調查核實，更無法送審。對此，各新聞單位掌握標準不一致，隨意刪節也易造成嚴重政治問題。為此，中央台提出幾項處理意見，經上級認可後照此辦理：過去已報過的主席的活動，這次進一步報道了細節，未涉及到具體談話內容，可用；過去未報道過的主席視察、接見等，未及具體內容，可用；過去發表的語錄，未談到毛主席在什麽時候、針對什麽問題講的，這次交代了背景和細節，可用：談到過去主席作過批示，未涉及具體內容，又確有此事，可用；談到過去毛主席的複信、題詞，有具體內容的，不用原話，可用轉述的方式表述。　　編者按：“曆史就像一麵鏡子高懸在夜空，離它越遠就越能看清其輪廓。”走在歲月的長河邊，人們往往會願意停下來，悉心聆聽，聽山穀的回響，聽歲月的回音......2005年，《對外大傳播》刊登了《懷念敬愛的母親王作民》、《我的中國同事――陳休征》、《懷念與希望――送別愛老歸來》等文章，讀者紛紛來信，表達了他們的感受，認為每一篇文章都如同一顆顆閃亮的珍珠，讓人感受到歲月的沉澱和理想的潤澤。中國有句古語叫“溫故而知新”，我們回憶往事並不是用昨天的曆史來桎梏今天的思想。我們開辦《曆史回廊》欄目，其目的是通過探尋中國新聞路上前人的足跡，為我們今天的外宣事業找到更清晰的路標。在此，本專欄誠邀廣大外宣工作者撥冗撰稿或提供線索和信息。本期選載楊正泉的《毛澤東主席逝世公開廣播的背後》一文，係選自作者的《我與廣播》一書。　　楊正泉，1940年出生，1964年畢業於北京廣播學院（今中國傳媒大學）新聞係。畢業後，分配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工作，先後做過編輯、記者、國際部副主任、主任、總編室主任，台長助理、副台長、台長。1993年4月，奉調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任副主任兼中國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局長。現為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中國人權發展基金會常務副會長、中國人權研究會副會長。《毛澤東主席逝世公開廣播的背後》一文，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事實。雖然事情已經過去了30年，但今天讀來仍覺新鮮。今年正值毛澤東逝世30周年，本刊特刊出此文，以作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