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半球的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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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春橋在法庭上為什麽一句話都不說？

(2006-06-29 13:42:09) 下一個

這個謎不但使許許多多的中國人感到困惑，也使許多的外國記者和朋友感到不解。一些國外的記者在評述時曾說，這是一個不願回答任何問題和不願為自己辯護的人。而我作為當年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特別法庭審判員，卻認為，這是一個在事實麵前自認失敗的人。張春橋在法庭上的沉默，起碼說明他認為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為是不會得到全國人民原諒的。其實，在開始對他進行隔離審查初期，張春橋並不是這樣，他還是張口說話的。對此，他曾寫信給葉劍英元帥談自己的思想。事情還得從頭說起。受到“寵幸”時的張春橋1958年夏天，毛澤東在北戴河親自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帶著一個人前來見毛澤東。這個人便是張春橋。當時張春橋是中共上海市委委員兼柯慶施的政治秘書。不久後的1959年1月，張春橋當上了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仍兼柯慶施的專職政治秘書。1963年以後，張春橋任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1965年後，張春橋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書記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早在1958年，張春橋就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毛澤東看到這篇文章後，非常感興趣，就批示在《人民日報》上刊登。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這篇文章，並加了編者按：“張春橋同誌此文，見之於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轉載於此，以供同誌們討論。這個問題需要討論，因為它是當前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認為，張文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有一些片麵性，就是說，對曆史過程解釋得不完全。但他鮮明提出了這個問題，引人注意。文章通俗易懂，很好讀。”我後來得知，這個編者按就是毛澤東主席親自寫的。這份學習材料，我至今都還保存著。看來，當時毛澤東很讚賞張春橋提出的“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的觀點。我個人認為，張春橋提出的這個問題之所以會得到重視，也是在1958年那個“大躍進”的年代裏搞“左”的思想的需要。1965年，張春橋、姚文元等組織的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再次得到毛澤東主席的讚賞。1966年中央成立《五一六通知》文件起草小組，毛澤東主席提出讓張春橋參加，文字由張春橋負責修改，然後再直接送他審閱。中央文革小組成立後，張春橋任副組長，與江青平起平坐。以後，張春橋又先後任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等重要職務。1966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主席73歲的生日。12月25日，毛澤東邀請張春橋、姚文元等幾位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成員到家裏做客，共同慶祝他的生日。在這次小型的生日宴會上，毛澤東主席將張春橋拉到身邊坐下，並誇他是“紅色秀才”。接著，毛澤東主席就說：“上海形勢大有希望，工人起來了，學生起來了，機關幹部起來了，‘內外有別’的框框可以打破。”毛澤東為什麽要說這樣的話呢？原來，1966年11月11日夜，張春橋從北京回到上海，支持由王洪文等人把持的上海“工總司”是革命的合法組織，因為北上告狀而造成的“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動。1966年11月9日，王洪文等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發表“宣言”，誣陷上海市委。10日，王洪文一夥煽動大批不明真相的群眾，以進京“控告市委”為由，衝擊上海火車站，強行登車進京，在安亭受阻後，又攔列車，迫使滬寧鐵路中斷31個小時，搞得群眾怨聲載道，製造了 “安亭事件”。30日，張春橋又支持紅衛兵和大專院校的造反派組織圍攻《解放日報》社，製造了文化大革命初期轟動上海的“《解放日報》事件”。從11月 29日開始，王洪文一夥造反派調動隊伍，對上海《解放日報》實行了圍攻和衝擊，阻止報紙的正常發行，大搞打、砸、搶活動。我親眼目睹了這次事件。我們高級法院機關與《解放日報》社相距隻有幾百米。那時我們機關還沒有被奪權，我們這些人尚有自由，我就到現場看“風景”，隻見馬路上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一個多星期沒能看到這份報紙。我感到有些氣憤，好好的一個大上海，怎麽能一下子搞得如此一塌糊塗!與此同時，張春橋還指使上海市委寫作班子裏的徐景賢、朱永嘉，要他們“後院起火”。12月18日，上海市委寫作班子的黨支部書記徐景賢帶領朱永嘉、王承龍等人和市委的一些人，造了市委的反，並在文化廣場召開“批判上海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奪了市委的權，同時揪鬥了陳丕顯、曹荻秋等市委領導，製造了“後院起火事件”。此時，我們法院機關的造反派正在“打內戰”，對我們這一級的幹部暫時無暇“管理”，我抽空回到家中。在家裏休息一會兒後，就聽到馬路上人聲嘈雜。出去一看，見不少人往陝西路文化廣場集中。我走到文化廣場，看見靠最西北角的大門未關，就走了進去，也沒人問我。進去後我站在最後一排，看不清發言人的麵孔，那時也不知道徐景賢、朱永嘉是什麽人，隻聽到批判市委領導人，要起來造反之類的話，因為會場上吵吵鬧鬧，一片混亂，我就回家了。事後才知道是徐景賢、朱永嘉等人製造的造市委反的一次行動大會。從此上海大亂。就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上海逐漸地被“四人幫”控製，成了他們篡黨奪權的一個基地。上海的權力到手之後，他們又提出了“穩住上海，搞亂全國”的策略。可是，通過在法庭上對張春橋的審判中，人們不得不發出疑問，為什麽一直都沒有提到這三件事？這裏麵有另外的一個原因。通過預審，對張春橋提起公訴時，對於由他一手製造的當時轟動全上海和全國的“安亭事件”、“《解放日報》事件”和“後院起火”三件事，當時也是有爭議的。有人主張，這三件事情既然是張春橋專門回到上海去支持的，那麽就應該算在他的頭上，對其提起公訴。可是也有人不同意，認為這三件事情雖然都是張春橋一手操縱的，但事後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應屬於工作中的錯誤，因此不能提起公訴。我當時所持的是前一種態度。1980年7月，我到北京秦城監獄參加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十名主犯的預審前後，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確定“安亭事件”、“《解放日報》事件”、“後院起火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對此我是讚同的。現在兩種意見發生了爭論，大家都從法律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觀點，雙方相持不下。後來，大家的意見都統一到一點上來，那就是作為特殊曆史時期的特別法庭，中央“兩案”審判指導委員會曾對此有過一個意見，凡是經過毛澤東支持和同意的事件，都不能定有關被告的罪。我參加預審工作後，通過看材料和開會，才知道毛澤東主席對上述三件事都是支持的。根據這樣的一條原則，最後決定這三件事情不對張春橋提起公訴。我當時雖然有些想不通，也隻好服從中央“兩案”指導委員會所規定的原則。經過爭論和認真的研究，最後國家公安部和特別檢察廳都沒有將這三件事作為張春橋的犯罪行為提出起訴。張春橋提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改朝換代”1975年2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開展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的通知。2月9日《人民日報》社論《學好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中說，毛主席指出：列寧為什麽說對資產階級專政，這個問題要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毛澤東在談到關於學習理論問題時，還要“張春橋寫文章”。1975年4月1日，張春橋寫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一文，經毛澤東主席同意，在全國的報刊上全文刊登或轉載，並印成單行本全國發行。張春橋在這篇文章中提出了一個很奇怪、後又被一些人在講話或者寫文章時所反複引用的“觀點”，那就是所謂的“衛星上天，紅旗落地”。張春橋在這篇文章中的許多觀點都很片麵，他“隻講專政”而“不講民主”。與此同時，姚文元也搖動筆杆，寫了《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張、姚的文章都極力地鼓吹“經驗主義是當前的主要危險”，提出反對經驗主義。www.TopChineseNews.com本來文章發表了，全國上下都學習也就算完了。可是惟有鄧小平明察秋毫，看出了張春橋文章中的問題。鄧小平於是找到毛澤東，就張春橋在文章中所提出的“反對經驗主義”請教毛澤東主席，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鄧小平的看法得到了毛澤東的重視和支持。於是，毛澤東指示對於反對經驗主義的問題，請政治局議一議。隨後，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批評江青一夥“反經驗主義”的問題。1975年5月3日，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參加的政治局會議——這也是毛澤東的政治生涯中最後一次親自主持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心憂國家而又身患重病的周恩來也從醫院趕來參加。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特別強調“要安定團結”，“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會上，毛澤東再次對江青一夥反經驗主義、搞宗派主義等行為進行了批評。同時他還作了自我批評。他說：我犯了錯誤，春橋的文章，我沒有看出來，隻看了一遍，講經驗主義的問題，被我放過了。此外，毛澤東還說對於張春橋我們過去不認識不了解之類的話。此時，張春橋竟然打斷毛澤東主席的話，說“我們認識……在北戴河開會柯(慶施)介紹認識的。”這是過去所有會議上從未有過的。過去開會，除彭德懷之外，沒有一個人敢從中打斷毛澤東的講話，張春橋之所以敢這麽做，一來說明他心中對於毛澤東對自己的看法是有數的，二來也可以看出此時張春橋的狂妄程度。就在張春橋打斷毛澤東的講話之後，毛澤東接著就批評了江青一夥：“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麽照樣搞呀？為什麽不和二百多位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曆來不好。”“我看批經驗主義的人，自己就是經驗主義，馬列主義不多……我看江青就是個小小的經驗主義者。”毛澤東還告誡江青：“不要隨便，要有紀律，要謹慎，不要個人自作主張，要跟政治局的同誌討論，有意見要在政治局討論，印成文件發下去，要以中央的名義，不要用個人的名義，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義。”然後，毛澤東談到了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他說：“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做，但有問題要講明白。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毛澤東主席還說了“對江青一分為二”，“他們四個人搞小宗派”而已，沒有什麽了不起之類的話。會後，江青等人雖然作了檢討，但在1975年秋天開始，“四人幫”更是有恃無恐地越來越猖狂了。5月3日的政治局會議以後，經毛澤東與周恩來商定，由鄧小平同誌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並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會議批評了“四人幫”。會後，王洪文看到自己的“接班人”地位受到了動搖，就跑到上海的東湖賓館，與小兄弟們吃喝玩樂。王洪文在這裏住了幾個月。由於東湖賓館東麵是襄陽公園，怕妨礙王洪文的“休息”，連公園早晨做廣播體操放的喇叭也被勒令禁止了。我家那時距離此地隻有幾百米，我到公園去時常聽到有人在議論這件事情。我在參加秦城監獄預審的時候看了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會議記錄，認為這次會議基本上是毛澤東一個人講的，其他的人很少說話或未說話，更沒有展開過討論。會上，毛澤東雖然批評了江青等人，但沒有下定決心從根本上徹底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他將這個問題一拖再拖，以至於在他生前都未能解決。www.TopChineseNews.com我在預審的時候看到這份記錄後，對沒有看到的同誌說要抓緊時間看一下，對於今後在法庭上和合議時區分罪和錯大有好處。不幾天，有人去調這份記錄看時，保管材料的同誌說，已被胡耀邦同誌調去了，並說這事知道就行了，不要看了。由於毛澤東主席的這種態度，以及開始時對張春橋的某種信任，使張春橋認為文化大革命真是“改朝換代”的時候來到了。1967年至1975年，張春橋又多次地宣稱，“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換代”。1975年中共中央發了一個一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1976年，中共中央又下達了一個一號文件，任命華國鋒為國務院代總理。“四人幫”對此極為不滿。張春橋在1976年2月3日針對這兩個中央文件寫道：“又是一個一號文件。去年發了一個一號文件。真是得誌更猖狂。來得快，來得凶，垮得也快。”張春橋在此還引用了一首古詩，來表達自己的不滿：“爆竹聲中一歲除，東風送暖人屠蘇。千門萬戶瞳瞳日，總把新桃換舊符。”張春橋從此不再說話1980年11月27日，第一審判庭開庭審問張春橋。審判員王戰平問張春橋：“1967年9月，1968年3月，1975年11月你先後在上海、北京多次說‘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換代’一事，是不是事實？”張春橋默不作聲。法庭宣讀、出示了有關證詞。徐景賢1980年7月11日的證詞說，1967年9月，張春橋在上海康平路小禮堂接見“工總司”的全體委員時說“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換代”。張春橋還說“今天除徐景賢以外，其他一個舊市委的人也沒有，這才像個‘改朝換代’的樣子。”馬天水1978年1月26日的證詞說，張春橋同他談話時，指責有些人 “根本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改朝換代”。法庭還傳原上海市委常委、市革委會工交組負責人黃濤出庭作證。黃濤說，1975年11月張春橋在北京的釣魚台約他談話，曾說“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換代”。正是由於這樣的目的，張春橋開始大量地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法庭還就起訴書指控張春橋在1966年12月18日，在中南海西門傳達室內接見清華大學學生蒯大富，指使蒯大富在北京組織遊行示威，公開煽動“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一事進行調查。審判員問張春橋，他始終不語。法庭宣讀和投影蒯大富1970年12月在清查“五一六”受審查時寫的交代提綱，裏麵有“1966年12月18日在中南海西門小屋子召見，號召反對劉少奇。12月25日打倒劉少奇大行動。”接著法庭宣讀和投影蒯大富1971年1月15日寫給清華大學黨委的信，其中有：“春橋號召我們和劉少奇幹到底。”法庭還宣讀和投影1967年1月1日《井岡山》報第五版《向劉鄧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記井岡山兵團12月25日大行動》一文的主要章節。然後，法庭傳喚蒯大富出庭作證。蒯大富在證言中說：1966年，大約是12月18日，接到電話，我到中南海西門，張春橋對警衛說是我找他來的，讓他進來吧。在西門內靠北的傳達室內，張春橋領著我從南門進，在往右拐的套間內，我和他談了有一個小時左右的話。整個談話過程中，除了張春橋和我以外，沒有其他任何人在場。張春橋說中央那一兩個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他們仍然不肯投降，雖然作了檢查，態度還是不好嘛，你們革命小將應該聯合起來，發揚徹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們搞臭嘛，不要半途而廢。我一聽就明白了，張春橋就是要我們反對劉少奇和鄧小平，把劉鄧搞臭。我當時是清華大學學生，又是井岡山紅衛兵頭頭，在12月25日那一天，我發動了清華大學群眾五千多人，開了兩輛廣播車，帶了大批大字報、大標語、傳單到北京城裏天安門廣場、王府井、西單一帶放高音喇叭，刷大標語，貼大字報，撒傳單，還進行遊行示威，中心口號就是“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這場所謂的“12·25”大行動，實際上是在全國範圍內第一次把打倒劉少奇同誌的運動推向社會，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這時張春橋扮演了一個幕後操縱者的角色。正是從“改朝換代”的思路出發，張春橋不但積極參加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的迫害，還想方設法在中央和地方安插自己的親信。原上海警備區師級幹部徐海濤，在張春橋等人奪權之後，曾擔任過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第一辦公室負責人。張春橋見他為人“忠實”，利用自己擔任總政治部主任之機，就將他安插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保衛部任領導職務。為此，在粉碎“四人幫”的當天，上海一夥餘黨就想方設法地與他聯係，了解北京的情況。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於會泳，由於對“四人幫”忠心耿耿，被張春橋、王洪文看中，就想法將其調到文化部，四屆人大會議上又任命他為文化部部長。粉碎“四人幫”的第二天，上海的餘黨就與他聯係，了解北京發生的情況。張春橋一夥為了達到個人的政治目的，不顧黨的原則，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將一些根本不能勝任工作的親信，安插在一些重要部門擔任領導職務，為“四人幫”的上台“抬轎把門”。如果說徐海濤、於會泳進京擔任重要職務與他們本身的專業和特長還有一點聯係的話，那麽周宏寶的進京任職，真有點風馬牛不相及了。周宏寶係在滬的中共十屆中央委員、上海民兵指揮部負責人之一，群眾都說此人在“文革”中除了打、砸、搶之外，不會幹別的事情。就是這樣一個人，張春橋、王洪文竟然將其調入北京，擔任了教育部的負責人之一。祝家耀和張國權也是在滬中共十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張春橋認為他們對自己忠心耿耿，就將其調到公安部和第六機械工業部擔任領導職務。“四人幫”被粉碎的消息，就是通過當年在公安部的祝家耀首先傳遞給上海“四人幫”餘黨的。1980年8月，公安部經過預審後認定，張春橋犯有利用手中的職權安插親信，以達到“改朝換代”目的的罪行。可是，全國人民最後看到的特別法庭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刑事判決書，在張春橋的個人犯罪事實中，卻並沒有“安插親信”這一條。這難道就是張春橋在法庭上一直不願開口的原因嗎？這件事情，不用張春橋開口，法庭自己給“辯護”掉了。對於公安部和特別檢察廳起訴書中所提到的這件事情，在預審的討論中，我就曾在會上提出，此項不應給張春橋、王洪文定罪起訴為好。當時全國上下都對於“四人幫”十分痛恨，都有一種心情，希望在清算他們的罪行時，清算得越徹底越好。作為一名在“文革”中曾受到過不同程度迫害的法官，我同全國人民的心情一樣。可是，法律應該是公正的，我們辦的案子是中國曆史上所從未有過的一件驚天動地的大案，它不但會作為一部曆史留給一個政黨，同時也將留給一個偉大民族的子孫後代。這正如鄧小平同誌對我們所有參加辦案的人員所說的，我們辦的這件事情，一定要經得起曆史和後人的檢驗。基於這樣的原因，我在會議上提出了自己的這個看法。我的理由是：1974年的時候，王洪文已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張春橋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們兩個人都有合法的政治身份，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通過中央組織部到上海選調幹部到中央任職，並趁機安插親信到國務院和軍隊、人民群眾團體擔任部級領導職務，中央組織部也是同意了的，這也就是說，這些人都是通過合法的組織手續調到中央有關部門來的。當然，張春橋、王洪文這樣做，實質就是在安插他們的親信，是有其野心和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但我們在法律上不能將此作為篡奪了這些部門的領導權的犯罪活動。這在當時是合法的，是合乎組織程序的。經過認真的討論，最後起訴時采納了這個建議。可以看出，對於張春橋這樣的頑固不化的“四人幫”主犯，法庭同樣是公正的，是實事求是的。我想，這件事情張春橋自己心裏也是明白的。但是，在法庭上他為什麽不說話呢？謎底原來在這裏。張春橋被捕以後，在開始對其實行預審時，他還是肯講話的，隻是對一些重大問題設法回避。在對於王洪文赴長沙告狀誣陷周恩來總理一事，張春橋一開始與王洪文、江青、姚文元一樣都是願意講的。當問到為什麽要這樣做時，張春橋答：當時是周總理病得不行了，就要想法全力“阻止鄧小平出任第一副總理”。審訊人員接著就問：“你們在搞掉周總理和鄧小平之後，想由誰來擔任第一副總理並在以後接任總理的職務呢？”此時的張春橋說到了興頭上，根本就沒有防備，然後便回答：“他們的意思是讓我來。”這裏的“他們”當然很明顯，就是“四人幫”的其他三個人。張春橋此話一出，擔任審訊的人一陣興奮。在開始預審“四人幫”時，他們把一切問題都往毛澤東身上推，隻承認自己是認識上的偏差，是理解上的片麵，是執行上的錯誤，並用以來對抗審訊，使整個審訊進展遇到了困難。這個困難的關健就是“四人幫”一夥的一些行動，究竟是毛澤東的指示，還是他們利用毛澤東的威信，在下麵搞自己一套“改朝換代”的把戲。張春橋無意間說出的話，才完全暴露了他們一夥人的天機：他們所幹的一切，並不都是毛澤東的指示，而是有其一定的政治目的的。“四人幫”一夥的罪惡目的終於弄清：篡黨奪權，改朝換代。獨獨是這個一向以深思熟慮著稱的張春橋，在預審的時候就暴露了他們一夥人的野心。從此，預審工作打開了一個突破口。老奸巨滑的張春橋很快發現自己這次對答有失。為了防止再次出現這種情況，張春橋從此便沉默不語了。這樣，張春橋的沉默就成了特別法庭的審判中一道令人費解的“風景”。張春橋——離婚與權力的夢想一同破滅1980年7月24日上午9時，負責對張春橋進行預審的公安部有關人員，對張春橋策劃上海武裝叛亂一事進行審問。問：“張春橋，在你們‘四人幫’的反革命陰謀被粉碎後，上海的死黨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陰謀發動武裝叛亂，這件事與你有什麽關係？你在事先進行過哪些策動？”張春橋不答。問：“你還要交代，在1976年9月27日晚，你是不是把肖木找到釣魚台九號樓的住處？你都同他講了些什麽？”張春橋不語。問：“第二天，肖木到上海是不是你指使的？”張春橋不吱聲。問：“現在已查明，9月27日晚九、十點鍾左右，肖木奉命到了釣魚台你的住處，你要他到上海傳達你的指令。你對肖木說：‘多難興邦’、‘要提高警惕，要提高信心’、‘要看到資產階級還有力量’。你還說：‘上海還沒有真正經受過嚴重考驗。林彪、鄧小平要搞上海，都沒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話，上海有大考驗，要打仗’。示意上海幫派骨幹要準備大考驗，要準備打仗。9月28日，肖木到上海，立即向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王少庸、張敬標等五個常委傳達了你的旨意，策動上海幫派骨幹準備反革命武裝叛亂。”在張春橋仍然不語的情況下，審訊人員讓徐景賢作證，同時宣讀了張春橋機要秘書嚴忠實的證言。嚴忠實1980年9月10日的證言是這樣的：我叫嚴忠實，(19)71年以前在中辦機要局工作。(19)71年12月至(19)76年10月6日由組織指派任張春橋機要秘書。現在中辦機要局工作。1976年9月10日晚，張春橋讓我打電話找肖木到釣魚台住(處)，大約談了三個來鍾頭。1976年9月27日晚飯後，肖木打電話給我，說他要回上海，問張春橋有沒有什麽要交待的。我當即報告張春橋。張春橋對我說：“叫肖木來吧。”我下樓後，又給肖木去電話，大約是晚上八點多鍾，肖木到張春橋住處辦公室，一直談到十一點多鍾，後回王洪文處。兩次談話(我)均不在場，談話內容我不清楚。預審組將張春橋機要秘書嚴忠實的證言與上海的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的證言一對照，發現這兩方麵證言相互之間有所不同。徐景賢等人的證言稱：過了幾天，就是9月28日，張春橋派肖木到上海，向市委直接傳話，這是從來沒有過的，我認為這是張春橋聽了我9月21日的匯報後，經過進一步思考，給我們作出的交底的指令。一個說是肖木主動打電話找的張春橋，然後接受的指示。一個說是張春橋派往上海去向他們直接傳話。兩個證言明顯相悖，應該取誰的證言好呢？嚴忠實是當事人、經辦人，證言當然更具有真實性和可信性。可是，特別法庭在法庭上，卻采用了上海徐景賢等人的證言，一來考慮這是多人證詞，更有可靠性；二來是他們是武裝叛亂的直接組織者，他們對張春橋這兩次指示的理解，直接地關係到武裝叛亂。究竟采用哪一個證言更切合實際，更具有說服力呢，這隻有讓後人去研究了。我這裏想說的是，張春橋這個平時很難開口的“軍師”，這兩次接見肖木的談話時間，都超過了三個小時，他們究竟談了一些什麽呢？通過審判，事實已經清楚了，關於策動上海武裝叛亂是其中的一項。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張春橋的離婚問題。張春橋到北京以後，並沒有像姚文元一樣，將自己的老婆孩子都接去，而是將他們都留在了上海。張春橋的老婆(李)文靜，原名李淑芳，1943年12月在晉察冀邊區的平山縣參加革命後，曾被日本侵略軍俘虜，成了叛徒，破壞解放區的抗日戰爭，為日本軍隊做策反工作，1946年張春橋與(李)文靜結婚。對於自己在日寇的威逼下叛變的事實，(李)文靜在她的交代材料中寫道：“這段曆史，我曾寫信告訴張春橋，對他絲毫沒有隱瞞。”正是由於這樣，每次在審查幹部的時候，張春橋都為此十分惱火。老婆的曆史問題，無形中影響了他的“進步”。“文化大革命”開始，特別是張春橋被調到北京以後，與江青來往密切，常常是為“工作”談到深夜不歸，很快就有人將話傳到了上海。張春橋的老婆是了解江青30年代在舊上海所做的那些事情的，因此對張春橋就不放心，經常找各種借口要到北京來，實際也是來監視張春橋，並一再地給張春橋打招呼，要他對江青多注意一點。張春橋是何等精明的人，他從老婆的話中早已聽出了弦外之音。張春橋對老婆說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他這是走的一條“曲線救國”之路，是想通過接觸江青來接近“最高統帥”，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當時對每一個想要進入高層領導的人來說，他的曆史和現實的情況都是很引人注目的。這樣的人物，人們隻要發現了一條辮子，就會扭住不放的。張春橋老婆的這一條“辮子”，也正是他最心痛和最怕別人扭住的地方。張春橋早就想將這條“辮子”扔掉。他曾多次私下向老婆提出離婚的事情，老婆都不同意。沒有辦法，他隻好將老婆扔在上海，一方麵不會引起人們的注意，另一方麵，老婆在“後花園”裏還可成為他的一隻耳目，隨時了解各種情況，幫助他操縱和控製上海。張春橋從過去中國政壇上的無名之輩，“文革”中一躍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如果就此長期下去，那也會是前途無量。可是，自從毛澤東去世之後，張春橋感到自己的所作所為，受到了越來越多的幹部和群眾的不滿，並預感到自己即將受到曆史的嚴厲懲罰。那天晚上張春橋與肖木談了毛澤東對自己的“培養”，談了如何保護毛澤東的遺體，如何修建毛澤東的紀念堂，如何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事情。但談得最多的還是當時的形勢。張春橋認為“資產階級還有力量”，他們不願自動退出曆史舞台，這是中國當前很大的一股“危險”力量，必須像列寧所說的那樣，“對資產階級使用鐵的手腕”。張春橋還高度讚揚了上海的民兵武裝，說這是一支有高度覺悟的工人組織，並要肖木轉告上海的骨幹分子，要作好準備，要經受考驗。對於批判鄧小平，張春橋更是念念不忘，語氣中表現出對鄧小平的仇恨和擔心，並一再地強調，現在關鍵是由誰來擔任接班人，如果這個班接不好，中國就會出現資本主義複辟，鄧小平就會重新上台……張春橋還要肖木在回到上海後，多收集一些鄧小平反動路線的罪行，以便他將來在三中全會上好有“發言權”。正是因為張春橋早已有所準備，所以在肖木臨走時，他又一次讓肖木回到上海後，去找一下馬天水，為他辦好那件離婚的事情。可以肯定，在風雲變幻莫測的曆史時期，麵對著未來，張春橋此時提出離婚時的心情是更複雜的。他到底是要為老婆孩子留一條後路，還是想為自己的未來留一個更大的空間？隨著“四人幫”的迅速覆滅和張春橋在整個審判過程中的沉默不語，這一切都永遠的成了一個謎。張春橋想讓上海的“四人幫”骨幹分子，再為他做離婚的工作。他對肖木說：“還有一件事情，想請你再次去找一下馬(天水)老和(徐)景賢同誌，請他們再抽空出麵找(李)文靜談一談，盡快地將我們離婚的事情辦了。”張春橋強調：“你告訴馬老他們，我沒有別的什麽要求，財產、孩子全歸她，隻要能離婚就行。必須要離，而且越快越好。”張春橋還說：“我提出離婚，可是(李)文靜和孩子們不理解，我這樣做，完全是為他們好啊!”據肖木後來交代，一向言語不多的張春橋這天晚上顯得很健談，情緒顯得很不穩定，對於他的離婚問題，一再地催促讓馬天水再出麵去做(李)文靜的工作，真是有點迫不及待了。據有關資料記載，整天鬧著要離婚的王洪文和張春橋，在被捕前還為這事特地與各自的老婆通過電話。王洪文的老婆崔根娣在電話裏說，離婚可以，你當你的大官，我做我的工人，但是兩個孩子得歸我，否則就不同意離婚。王洪文見一向嘴緊的崔根娣終於答應了，感到很高興，就說過幾天他的秘書廖祖康將回上海，到時將把孩子給她帶回去，以後有什麽事情，還可以找他的秘書幫助。當主持工作的華國鋒知道這件事情之後，曾十分生氣地罵王洪文是一個“陳世美”。不久“四人幫”就被粉碎了，王洪文離婚另尋新歡的夢想也從此落空。張春橋要離婚的事情鬧了好幾年，當時中央政治局的人員也都知道。人們對此曾有過各種各樣的猜測。與年輕一點的王洪文相比，張春橋的離婚恐怕算的政治賬要多一些。他的老婆(李)文靜作為他安在上海的一個情報點，在給他的電話裏向他匯報了上海近幾天反常的一些事情。例如民兵武裝發了槍支彈藥，成立了值班室，加強了戰備；東海艦隊在上海休假的幹部都被叫了回去，整個上海都很緊張。(李)文靜在電話裏還為他的身體擔心，問他近來身體怎樣，並說上海的“四人幫”骨幹分子馬天水等提議讓她到北京來看一看，有些事情好當麵向他匯報。聽完電話之後，張春橋明白自己讓肖木帶去的請馬天水等做工作、要與老婆離婚的事情還未被那幾個骨幹分子排上議事日程，感到有些生氣，就對老婆說，她說的那些事情自己都知道了，這些在當前的特殊情況下都是正常的，用不著大驚小怪。張春橋不同意老婆來北京。可是，張春橋又怕上海真的出什麽事情，如不及時解決，就會誤了大事。於是在電話裏答應讓“毛弟”來一趟。“毛弟”是誰？他是張春橋的兒子張旗。就這樣，張旗作為張春橋夫妻間的信使來了一趟北京。幾天之後，“四人幫”被粉碎，張舂橋的離婚夢從此破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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