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最後階段的主要任務

從1840年到1949年，中國革命的主要任務是建立全新的經濟體製、軍事體製、政治體製、意識形態體係，使中國得以實現工業化和後工業化。這場革命尚未結束。中國要學習世界上最先進的社會體製，並同時保留自身的體製優勢。至少有四個社會體製阻礙了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中國革命最後階段的任務，就包括改革這四個社會體製。1．建立統一的中國大市場如圖6-3和圖7-1所示，戶口製度造成中國城市化嚴重滯後於中國工業化。中國的城市化比率每上升1%，城市基礎設施的投資就增加1400億元，GDP就增加3360億元。這意味著，單單社會隔離這一個因素，就砍掉了中國每年三分之一的GDP。1985年以後，至少二十年，中國每年被社會隔離砍掉GDP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如果1985年就取消區域和城鄉隔離，中國現在的GDP應比現在翻一番。顯然，社會隔離製度已經成為阻礙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毒瘤。如果取消社會隔離，中國的城市化比率和GDP將增長地更快、更協調。由於這種社會隔離，中國社會發展1985年之後在某些方麵走了彎路。毛澤東時代，起碼在幹部與幹部之間、工人與工人之間，全國基本實現了同共同酬。但是1985年以後，由於社會隔離封堵了競爭和人口的自由流動，地區差異迅速拉大。以上海和青海為例。同樣的工作在上海的工資可能比在青海高五到十倍。上海的貧困線比青海的人均收入還要高。資本和經濟活動自然越來越集中到上海，遠離青海。目前，中國的決策者對於這種差異存在一個很大的誤解。上海市比青海省發達這件事本身並不是不平等，這很正常，以後也不會改變。真正的不平等，是同工不同酬，同樣的工作在上海的工資比在青海高五到十倍，原因是人們在上海和青海之間不能自由流動。這種社會隔離製度才是造成中國東部、中部、西部之間巨大地區差異的根源。如果取消社會隔離，東中西部的巨大地區巨大收入差異（而不是發達程度差距）將會自行消失，各地區的發展將自動變得更平衡更和諧。建立現代民族國家就是要將多個地方性的社區融匯成一個社會整體。在這個整體中，一個統一的全國性的勞務市場要比無數個被省縣製分割得的地方性社區強有力的多。這就是為什麽現代工業社會比前工業社會更有強大的多的凝聚力的源泉。本來，工業化必然要求建立全國性的勞務市場。但是，社會隔離把中國的工業化按照省、市、縣切成碎片。1985年以來，中國的工業化越發展，社會的條塊分割就越嚴重。這種情況迫使各個省、市、縣隻關心出生在那兒的本地人，隻為這些人謀利益，把地區利益放在國家利益之上，更不用說顧及其他地區的利益了。社會隔離還直接阻礙了中國企業的發展，包括國有和非國有企業。目前，很難建立跨鄉、跨市、跨省的企業。既沒有全國勞務市場，又沒有全國資金市場。地方政府隻扶持本地產業，導致全國性的公司無法立足，無法發展壯大，趨同大跨國公司競爭。大跨國公司現在主導了中國的國內市場和進出口市場。中國經濟發展增長的利潤流進大跨國公司的口袋，因為中國的民族工業大公司發展不起來。這不是地方政府的錯，是社會隔離迫使他們不得不這麽做。可以理解，消滅社會隔離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是十年應該足夠了。中國已經部分放開了縣、鄉一級的城鄉流動，這是個偉大的開端。可以製定這樣一個規劃：在十年裏，在保持社會穩定的同時，用三年左右時間開放300個地級市的戶口，再用三年左右時間開放30個省會城市的戶口，最後用三年左右時間開放北京、上海和其他大城市的戶口。隻要中央精心設計、精心施工，這是可以做到的。2．建立全國性的社會保障體係在取消社會隔離的同時，必須建立一個全國性的社會保障體係。第一，它必須是義務的和強製的。每個雇員和雇主都要繳納社會保險金。第二，它的門檻要低，低到每個人都負擔的起。國家可以鼓勵雇員和雇主多交費，上限不封頂，但是起征點必須低到足以讓這個係統得以建立。第三，它必須是全國性的。很快，每個中國人都將有一個終身的全國性的身份證。在這個號碼和現有信息技術和基礎上，中國將能很容易地建立一個全國性的社會保障體係。全國性勞動力市場需要一個全國性的社會保障體係。第四，三條線都必須低到足以符合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失業救濟、養老保險、貧困救濟是主要的三條社會保障線。中國是個貧窮的發展中國家，人均GDP隻有1100美元，負擔高額的社會福利隻能阻礙社會經濟發展。所以，貧困和失業救濟要低到接受救濟的人願意在任何時候到任何地方去工作。這樣，窮人就不會在任何地方，特別是在城市地區大量集中。最低養老金要足夠低，這樣國家支付得起，也才能鼓勵國內外投資。特別是，這三條線要低到足以讓農民再三考慮是否要放棄擁有的小塊土地變成城市居民。如果城市貧民的生活都遠遠好於農民的生活，一旦取消戶口，中國的城市也會像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城市一樣，充滿肮髒的貧民窟。第五，這三條線都必須是全國性的，就像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和今天的美國，地區之間同一種工作的的工資差異必須很小（全國性的基本上同工同酬）。這一點至關重要。隻有三條線全國基本統一，才能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勞動力市場；隻有三條線全國基本統一，才能消滅嚴重的地區差異（全國性的同工不同酬）；隻有三條線全國基本統一，才能最終消除城鄉社會隔離。以上五點當然不可能一夜之間變成現實，但如果精心設計、精心施工，十年時間應該足夠了。3．土地集約經營與農業機械化十多年來，中國成功地實行了一項政策，叫"土地換戶口"。當一戶農民家庭在城市找到工作或者經商，他們可以把擁有的小塊土地交還給集體，換取城市戶口。這項重要的政策下麵還要深入討論。當前，每戶農村家庭擁有0.7公頃土地。這一小塊地是可以信賴和依靠的最低的社會保障。有了這塊地，農民就不至於挨餓受凍。如果三條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線足夠低，農民在放棄土地之前就要再三考慮。除非確保自己在城市有一份穩定的工作，他們不會輕易放棄土地。這一小塊地，加上三條足夠低的全國社會保障線，將防止農民大量湧入城市。但是，0.7公頃對於規模經營和實現中國農業機械化來說，實在太小。大多數農民仍在依靠人力種地，和兩千年前沒有兩樣。沒有規模經營，就無法機械化，不機械化，中國的農業將越來越落後。這就是為什麽從90年代中期開始農民實際收入沒有很大提高的根本原因。在農民工的家庭逐漸有序地移向城市成為城市居民，並把0.7公頃土地交給國家之後，國家就可以把這些地分給其他的農民家庭。需要建立一個土地的移交和再分配機製，在這個機製下，隨著中國城市化和農村-城市移民的增長，拿戶口換土地的農民變成城裏人，上交土地；土地再分給其他農民；農民家庭將擁有越來越大塊的土地；他們可以自發或集體地對土地進行規模經營，逐漸實現農業機械化。當然，這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這將是一個漫長過程。現在的問題市，根本就沒有一個這樣的機製。亟需建立這樣一個機製。4．實行免費義務教育與建立教育市場現在，中國既沒有義務教育，又沒有教育市場。中國的有關決策者對這兩者都存在根本性的誤解。義務教育意味著免費教育。而之所以必須有一個教育市場，是因為全世界沒有一個政府富有到能夠向每個人提供免費的終身教育。目前，中國根本沒有免費的教育。在城市和農村，公共學校亂收費已經成了一種全國性的災難。80年代，中國計劃到2000年實行九年製義務教育，官方認為已經基本完成。但是，結果極不平衡。由於地方政府資金不足，學校不得不收高昂的學費。一些貧困地區學校的設施甚至比二十年前還要差，輟學率高達20-30%。農村和城市之間、地區之間教育質量的差距迅速拉大。在一些最貧困的農村學校，沒有桌椅板凳，學生每天要從家裏自己帶凳子。教育預算成了地方政府的沉重負擔，特別是在一些貧困鄉、貧困縣。到2004年，中國鄉財政欠債總額達到5000億元，每年增加200億元。如果義務教育意味著免費的公共的教育，那麽九年義務教育也許超越現階段中國財政能力的。但是，根據目前中國政府的財政能力，也許可以向100%的適齡兒童提供六年免費的小學教育，向50%的適齡青少年提供三年免費的初中教育，向20%的適齡青少年提供三年免費的高中教育。剩下的50%需要上初中和80%需要上高中的適齡青少年則全部進入全國性的私有化的教育市場。可以做這樣的設想。對於每百名小學畢業生，在區縣政府組織的考試中通過語文和數學考試之後，國家向前五十名提供三年免費的初中教育。對於每五十名初中畢業生，在通過了省政府組織的中考之後，國家向前二十名提供三年免費的高中教育。如果貧困縣鄉裏教育經費不足，地市補；貧困地市教育經費不足，省上補；貧困省區教育經費不足，中央補。這應該不是太重的財政負擔。這樣做所需的經費並不比現有教育經費數量更大。剩下的50%適齡上初中和80%適齡上高中的青少年全部進入全國性的教育市場。事實上，中國已經存在一個教育市場，但是不規範。中國的大城市裏，有許多貴族幼兒園和貴族學校。農村縣、鄉兩級都出現了私立中學。中國應該盡快通過教育法，該法在人大已經討論和推遲了好幾年。法律應該鼓勵私人盡可能多地創辦私立學校。如果他們不涉足教育以外的其他產業，應予免稅。學校有權自主聘用教師、自主招生、自主決定學費多少。學費由市場供求決定。私立學校，市場競爭，優勝劣汰。全國高考允許各省分別出題或許是不正確的。向市場社會轉型以後，中國社會正在變得越來越不平等，社會各階級之間、各地區之間的不平等日益明顯。自古以來，全國統考是中國社會公平和公正的底線，對於中國的延續和統一起到了不可磨滅的重大作用。富裕大城市居民所享受的特權已經破壞了國家統一、社會公正和、社會公平，已經損及了國家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富裕省份和地區的地方利益如果不受控製，中國可以出現三十一個省級高考，全國統考就將不複存在，就將進一步損害中國的統一和延續。高考的形式要改革。過去二十年，許多學者建議實行單一的全國高考，因為文理分科造成許多高中、許多學生、許多家長輕視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或許再也不應該文理分科了。最大的教育市場是高等教育市場。建立和規範高等教育市場的辦法就是改變高等教育經費的發放辦法。中國有將近一千所大專院校。就像改革前的國有企業，這些大專院校之間幾乎不存在市場和競爭。基於全國統考，國家可以改變分配高教經費的辦法，建立國家高等教育獎學金。2003年，中國政府向高等教育撥款788億元。目前每年超過三百萬考生通過高考。國家可以建立一個每年600億元的全國獎學金，獎勵全國高考前60萬名考生，每人100000元。中國的本科教育為四年，就是每年25000元。大學每錄取一名這60萬名優等生中的一人，就能得到100000元國家撥款，每年25000元。大學不但要免除這些優等生的學費和住宿費，每月還要發放生活費。剩下的188億元以同樣的方式作為全國研究生獎學金。首先，這樣做將為大學和學生創造一個高等教育市場。大學不再依靠國家撥款，而要依靠吸引優等生，而學校隻有通過提高教學質量來吸引優等生。考生和家長也會非常仔細地檢查學校的教育質量。如此一來，大專院校之間的競爭就能導致優勝劣汰。第二，這向全中國的貧窮優秀學生提供了向上流動的直接渠道。不管你家多窮，隻要你刻苦聰明，國家就保證你接受免費教育，從小學一年級直到博士畢業，盡管比例很小。比例越小，榮譽越大，一向如此。其實，同二十年前的20萬相比，60萬已經不是個小數目了。對於其餘二百多萬通過高考的考生，他們要自己交學費，或者借學生貸款，或者向親戚朋友借錢，或者不要上大學。大學的學費由高教市場的供需決定，國家不參與決定學費，但是要監督和規範市場。如果這樣做，政府不需要增加一分錢教育經費，卻提供了極大的社會公平。這樣可以建立一個教育市場，極大地降低教育成本，極大地提高學校的效益，完全符合市場經濟的原則。我認為，這是一個可行的十年社會改革規劃，有助於中國的社會發展、社會公平、社會正義。我這個中國社會十年改革規劃首次發布於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