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從徽州到江南：末代秀才的生活世界
就像武俠迷喜歡金庸梁羽生粉絲玉米追捧超女，一個時代自有一個時代的熱門話題……
在一百多年以前的科舉時代，八股先生一見同類便談八股。民國年間有人刻意設計過一個場景，說在某處“製藝會考場”上，有“翰卿”和“墨卿”兩位八股先生在一起促膝長談：
翰卿道：墨兄，現在各省闈墨愈出愈多了。
墨卿道：製藝代聖賢立言，闈墨越出越多，越見得製藝的學問真個是身心性命之學也。
翰卿道：各省闈墨，也有聲調鏗鏘的，也有聲調生澀的。
墨卿道：某省闈墨有幾篇做得很不錯，真所謂有章大力之力、項水心之心者也。
翰卿道：我最不佩服的，是某省闈墨的第六名，全篇都抄著管世銘的《韞山堂文稿》，怎麽主考竟沒有看出？
墨卿道：頭腦冬烘的主考，懂得甚麽來？要是我輩做了主考，一定可以鑒別真才，使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
“闈墨”是科舉時代的試卷，清朝每屆鄉試、會試的試卷，由考官選定文字中式者編刻成書，作為舉業金針，供前仆後繼的讀書人揣摩時文風氣並加摹仿。“製藝”亦作製義、時藝或時文，原指應製而作的文章，後來專指科舉製度下的八股文。
翰卿和墨卿之流的對話大約一脈流傳了數百年，直到二十世紀初，忽然興起了小說界革命，風會所趨，“十年前之世界為八股世界，近則忽變為小說世界。蓋昔之肆力於八股者，今則鬥心角智，無不以小說家自命。於是小說之書日見其多，著小說之人日見其多”。小說事業之勃勃蓬蓬，猶如春初之草雨後之花。於是，前述的對話場景和內容皆頗多改易——對話的場所改在“小說研究社”，主人公也搖身一變而為“醉蝶”和“癡蜂”，敘談話題也變成：
醉蝶道：癡兄，現在各種雜誌愈出愈多了。
癡蜂道：小說替社會寫照，雜誌越出越多，越見得小說的勢力在文學上占著重要位置。
醉蝶道：各種雜誌，也有很有價值的，也有毫無價值的。
癡蜂道：某種雜誌有幾篇做得很不錯，深刻宛比迭更司，慘痛又恰似那毛柏霜。
醉蝶道：我最不佩服的，是某種雜誌的第八篇，中間純都抄著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怎麽主筆竟沒有看出？
癡蜂道：目迷五色的主筆，懂得甚麽來？要是我輩做了主筆，一定可以放出眼光，使抄襲家不敢前來嚐試。
香迷蝴蝶癡夢難醒般的對話，與前述翰卿和墨卿之交相唱和一一對應：十九世紀英國寫實主義大師狄更斯和法國批判現實主義作家莫泊桑之深刻慘痛，取代了中國明代的製藝大師章世純（大力）和八股名家項煜（水心）的新科利器高頭講章。而晚清南亭亭長的《官場現形記》，更取代了乾隆年間工製舉業的管世銘之《韞山堂文稿》……
民國時人之所以設計出這樣的對話，顯然是譏刺其時的小說家與曩昔科舉時代的八股先生一樣，所談的學問雖有新舊之別，但卻總脫不了學究的口吻。不過，諷刺歸諷刺，平心而論，小說的流行，畢竟為原本在科舉製藝中打混的讀書人提供了一個逞奇炫異的新天地。
晚清時代，嚴複、夏曾佑、梁啟超和林紓等人，希望以小說改良社會、開通民智，他們倡議小說應將描寫的對象從帝王貴胄、英雄佳人轉向社會上的芸芸眾生。於是，出現了不少關注現實生活，注重表現時代、人生的小說題材。在這種背景下，從八股世界裏走出來的一些讀書人，在小說界似乎重新找到了自我，對於他們而言，小說的意義，或許並不亞於時下虛擬的網絡空間賦予許多人的滿足感。當時創作出的一批小說雖是良莠不一，但其中的確也不乏極富價值的作品。
徽商章回體自傳小說《我之小史》的發現，說來純屬偶然。數年前拙著《徽州社會文化史探微——新發現的十六至二十世紀民間檔案文書研究》出版後，我送了一冊給在婺源認識的一位詹姓老人。沒有料到，當他看到書前的彩色插頁後竟驚呼：“哦！原來這就是著名的‘徽州文書’，我們鄉下也有……”當時，我並沒有太在意。但過後不久，老人就給我帶來兩厚冊泛黃的抄本，令人驚喜——我意外發現，這是一部未刊的小說，也是迄今所知徽州曆史上唯一的一部由徽商撰寫的小說！
新發現的這部章回體自傳小說計有未刊抄稿本二種，作者叫詹鳴鐸（一八八三——一九三一），光緒三十一年（一九○五）考中生員，因稍後清廷即下廢除科舉之詔，故迄今在婺源當地，人們還尊稱他為“末代秀才”。詹氏是婺源廬坑人，廬坑位於婺源東北鄉，又名龍川，是婺源詹姓的始遷地，從隋代迄今已有一千四百年的曆史。早在宋代，廬坑詹氏人物就已聞名於世。明代以來，族中更出現了幾位簪纓士人。與此同時，族人外出務工經商者日漸增多，其足跡亦遍及全國各地。中國近代鐵路專家詹天佑的祖籍即出自廬坑，他是前往廣東從事洋莊貿易的徽州茶商之後裔。在明清時代，徽商外出貿易經營的大批利潤被源源不斷地匯回廬坑，刺激了當地社會文化的繁榮。
詹鳴鐸出身於婺源木商世家，其人閱曆相當豐富：曾當過塾師，中過秀才，到過杭州、上海等地經商、遊曆，流連花街柳巷，出入新式學堂，並以鄉紳的身份在桑梓故裏鄰族間排憂解難，參與晚清徽州鄉間的地方自治。自己又在婺源縣城開設振記百貨店，因不善經營，虧空甚多……除《我之小史》外，詹鳴鐸還著有《冰壺吟草》二卷（有清宣統元年婺源紫陽書院排印本）行世，另有未刊的《振先雜稿》及日記若幹冊。 《我之小史》全書共二十五回，內容從作者出生的清光緒九年（一八八三）一直寫到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逐年記錄一個徽商家庭的社會生活。類似於此長達四十餘年、多達二十餘萬字的連續記錄，在以往的徽州文獻中尚屬首次發現。小說生動地展示了婺東北一個僻遠山鄉的世世代代朝夕旦暮：如第十一回中抄錄有詹鳴鐸與父親的魚雁往還，對婺源民間的拈鬮分家做了詳細的討論；續編第一回，描述了徽州訴訟糾紛中，民間族譜、契據及魚鱗圖冊所起的作用；第六回，詹鳴鐸等人為阻止九姓世仆中張姓“混考武童”引發的官司，從中可見晚清徽州佃仆製度的傳承與嬗變；第十九回中，廬坑詹氏與西山下餘姓的械鬥，則反映了婺東北地域社會中的族姓關係；……其中，有不少遠較此前學界對鄉土實態的了解更為細致、詳盡。
通過摹形繪狀，牧豎村童，遠商孤客，裙布荊釵……許多普通而平凡的小人物，在詹鳴鐸筆下被刻畫得有聲有色。特別是那些並非瓊閨秀女的徽州婦女，在日常的經濟活動和社會生活中顯得格外活躍。在徽州民間，作為調解民事糾紛的基層組織，文會與宗祠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婦女參與祠中議事，充任文會斯文及鄉約——“女鄉約”，這在以往似未見諸文獻記載，甚至令人頗有幾分“駭異”之感。而鄉間女人的開塾教徒，青年女子之為報父仇而刺殺仇人等等，亦為此前聞見所未及。這些，都對我們以往所認為的程朱理學束縛下婦女在徽州社會中的角色定位，提供了一個重新思考的機會。另外，詹氏為婺源木商巨子，詹鳴鐸和他弟弟以及家族中的許多人都是收蓄童養媳為妻，不僅如此，他還將剛出世的親生女兒也送去充當童養媳，這些例子說明，送養及收蓄童養媳，已積澱而為徽州當地的一種民俗，應是以“儉嗇”著稱的徽州人對於生活的一種“理性反應”，它與男人外出經商、女人提供家內主要勞力的徽州社會生活密切相關，而與嫁娶雙方的經濟地位並無直接的關係。
在明清徽州的一府六縣中，作為紫陽故裏，婺源文風昌盛，充當塾師是當地讀書人傳統的職業之一。作者的父親及周遭的不少人，都有處館舌耕的閱曆。而詹鳴鐸本人髻齡入塾就學，成人後又先後多次開塾授徒。對於私塾生活，他有著諸多切身的體會。在《我之小史》中，詹氏講述了廬坑附近一所學堂裏的佚聞趣事：
且山崗塢有學堂，先生偶有事他去，有長毛哩（按：指鹹同兵燹時的太平軍）遺失的鋼刀，學生取以為戲，演《斬包冕》，忽報先生來了，那學生一時不覺，把鋼刀放下，竟把“包冕”的頭真個鍘下來。這個禍事傳到如今，聞者都為咋舌。經學生為兒嬉戲，大都一片天機，有一二年長的膽子大些，所做的事，尤為出人意外。聞有某生以字紙簍畫作人麵形，套在頭上，夜伏於樓梯頭，一生登樓見之，大驚滾下。又有某生褪下褲子，委人畫一人麵形在屁股上，夜伏暗處，使人見之作驚。又有某生戲撰祭文，教小學生做哭祭先生的怪劇。有允寬先生，當日教法最嚴，學生見之，無人不畏。夏季先生怕熱，褲腳扯到膝頭，竟有某生打賭，去摸他的陽貨，某生玩皮，底椿先生笞臀，竟去實行那事，你道奇而不奇？有日先生吃小茄子，道：“這個時新貨頗早！”一小學生不解事，報道：“他們偷來的！”先生恐怕學生們難以為情，罵道：“休亂講！”……
在詹鳴鐸筆下，紅白細嫩七長八短的學堂幼童頑劣廝鬧沸反盈天，種種情事點綴渲染，而世態人情則隱耀其間……
成人之後，詹鳴鐸曆經科場磨煉，屢戰屢敗屢敗屢戰，直至二十三歲才考中秀才。作為閱曆中人，他對於科舉製度下徽州的士習民風，八股取士中的奔競鑽營、懷挾文字、關節槍替，以及應試者的心曲隱微等等，都有入木三分的刻畫。譬如，清人吳敬梓的《儒林外史》，曾提及安慶府考時一位童生，“推著出恭，走到察院土牆跟前，把土牆挖個洞，伸手要到外頭去接文章”。想來，挖洞作弊的情形，在清代的各級科考中均頗為普遍。在徽州，婺源縣試中也經常有人鑽穴窬牆：“其時坐兩廊的，大半打牆洞，外麵有人捉刀，傳送進來。……且邑試打牆洞，相沿舊俗，習為故常。那牆壁亦不堅固，一挖即破。”著名鄉紳江峰青的長子江孟符，就因打牆洞露餡而被考場護勇當庭羞辱。詹鳴鐸先後七次到徽州府的首縣——歙縣參加府試，“徽郡風俗，凡考客入城，人家子女，都寄居親戚，其房屋則租與考客暫居，街上多擺攤生意，各種投機事業，紛至遝來”。可見，每屆府試，城裏人都要將房間騰出，供考生暫住，各色人等也鱗集麇至，做起考生的生意。有的徽州家族，為了鼓勵子弟科考，祠堂內規定，凡是能應府試者即可收租。所以有的人參加科舉考試，隻是來歙縣擺擺架式，著重的是經濟上的利益，而不是科舉上的成功。
光緒三十一年（一九○五），詹鳴鐸終於考中生員。《我之小史》詳細狀摹了當時的全過程，如寫發榜時士子的心態，刻畫得細致入微： 約二刻，又聞遠為房內呼道：“炮響了，出正案了！”那個時候，確是生死關頭，焉得而不急？於是我乃速攜雨傘逃去。……當下我追到榜底，此時大雨紛紛，觀者如堵。立後邊的人，說前邊的雨傘遮目，竟把撕破。看榜的人，竟無一不心慌，無一不著急。我那個時候，大有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之象。隻聽得我先生在人叢中告訴他人道：“我學生已進府學第一了。”我大喜。又聞先生道：“係休寧的。”我大驚，忽上前看，我仍未見。聞二弟大呼：“還好，還好，還有，還高。”急問何處，弟以雨傘指教，我遂見，約在十幾名。審視明白，於人叢中退出，遇虹關汝華問及，答道：“榜上還有，人已苦死！”汝華道：“自今恭喜，夫複何苦！”遇清華胡任問之，我答道：“吾適見約在十幾名，請複代細看。”任乃登高而望之，下來向我道：“第十五。”我此時如醉如癡，口中暗暗稱：“掛匾掛匾，散卷散卷。”蓋我祖母有節孝匾，父親要候入泮，代為懸掛，乃不得意，以此屬望我。我平日勉承父誌，盼望已久。且看見他人所刊試草，有名有字，有父兄朋友的批評，私慕殊切，未知何日邯鄲學步，如願以償，今日如此，實獲我心，故二語之出，殆流露於不自覺。……當下我連忙寫信回家報捷，我坐幾畔，猶然寒噤，執筆不成一字，乃托先生代柬。至飯後，神清心定，閑步宕到儒學處，見新進文童名字，已抄貼於牆，前十名撥府，後三十七名為縣學，故我在第十五名者，為縣學第五名。……
看榜時的意亂情迷，乍知高中之際的如癡如醉，稍後按捺不住的興奮激動，以及此後的慢騰斯禮誌得意滿……科場考試之於一介書生的性命交關，極其寫照傳神。
對於許多讀書人而言，一九○六年無疑是天塌地陷的大限之年。自當年起，朝廷廢除了科舉考試中最主要的鄉試和會試，不過，為了滿足大批舊學生員對功名的渴求，仍然舉行了優貢和拔貢的考試。優貢源於明代的選貢，清製每隔三五年，根據省份大小，由學政考選生員進入國子監就讀，優貢經廷試後可按知縣、教職分別任用。至於拔貢，則原本是每六年或十二年一次，由各省學政考選品學兼優的生員保送入監。這些人經朝考合格，也同樣可以擇優分等授予京官、知縣或教職等。一九○九年的最後一次優貢、拔貢，不啻為千餘年科舉製度的臨去秋波，成了那些皓首窮經者青雲得路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在這種背景下，應試者自然是趨之若鶩。詹鳴鐸也不例外，在安慶考拔貢交卷後，他看到一位來自宿鬆縣的老人，竟然與兒孫三代同考。“有人問他：你們兒子、孫子幫你的忙麽？他說：他們還沒有做好。那人道：那麽你老人家幫他的忙？答道：我也不幫。”詹鳴鐸認為這個老人家的態度頗為有趣，但其人以耄耋之年仍來考貢，應是“名心不死”的緣故。接著，詹氏觸類旁及，又講起婺源一姓施的科場經曆——這位偃蹇不第、久困場屋的老生宿儒已年逾花甲，但仍一而再再而三地參加童子試。有一年考試，坐在詹鳴鐸背後，“一麵寫字，一麵瞌睡，不防一筆走去，致把那卷塗壞，乃自怨自艾，謂：人到下午來，全無精神了！”科舉製度徹底廢除後，大批讀書人湧向新式學堂。當時，人們視體育運動為文明新風，各地學堂普遍興辦運動會，“廣辟體操場，人比蝦蟆跳足走，群如獅子搶球忙”，於是，這位命蹇運乖的老人亦隨大流進入師範傳習所，發白齒落的他，竟也與年輕人一起時髦地習練起武術和體操，“別人跳，他也跳，以致跌壞了腳”，成了時人言談中的笑柄。
詹鳴鐸生於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年），卒於一九三一年。這一時期，正是中國社會發生急劇變化的時期，武昌首義，搖撼著殘陽西頹餘光下的清朝江山，其時，詹鳴鐸年屆而立，親曆了世運遞嬗的鼎革之變：
那個時候，各省陸續失守，皆是內訌，非由外患。各省督撫，大都被拘，惟山西某全家殉節，不可多得。至於各府州縣，聞風而倒，不費絲毫的力。有的直入公署，居然冒充，或奉驢都督命令，或奉馬都督命令，著速交印。官府索看公事，他就袋中摸出一炸彈，向他道：“你們要看公事，就是這個！”官府無法，隻得將印交出。據說有些炸彈不是真的，係用泥丸敷以油漆，此種贗貨確有點子滑稽，那個時候不怒而威，取州縣官實如反掌耳。
其時，各地官府如風中之燭，朝暮難保。據詹鳴鐸說，他家開在杭州的生記木行中有位夥計，失業之後也乘亂到一個地方，“查了一二天的縣印子”。在他看來，此類荒唐情事，與三國時期張飛占古城亂世頗相仿佛。
辛亥革命發生後，詹鳴鐸的家鄉——婺源也宣告獨立。前清縣令魏正鴻身處其境，恍若地坼山崩中獨守殘庵，一燈如豆，四壁蟲吟，這讓他備感恐懼，極想逃之夭夭。不過，一些威權赫奕的婺源鄉紳出於地方利益為之撐腰，竭力維持政局，以確保地域社會的平穩過渡。當然，覬覦政權者仍然不乏其人。一日，有位餘某走入公署，冒充革命黨，逼迫魏氏交出官印。風聲鶴唳之下，魏正鴻隻得留他在署從長計議。翌日，畢恭畢敬地將之請入婺源縣的紫陽書院，並延請城裏的眾紳士共同集議。其間，誠請餘某登台演講，結果卻上演了一場鬧劇：
他立上講台，訥訥然如不能出諸其口。
湘伯大怒道：“我江西來，甚麽革命公事都看見過，從未見這種混賬的革命，好替我滾出去，還算你乖！”
那姓餘的即時滾出，滾到得勝館來，垂頭喪氣。時我家錦屏叔公，與人結訟，正住在得勝館，看見這個姓餘的，乃向他道：“我看你委實不像革命黨。你這件長衫是魚肚白的，卻穿得半白半黑了，革命黨講究剪辮子的，你後邊還有拖拖物，你這個革命自己想想看像而不像？”那姓餘的聽見這話，恍然大悟，馬上走到頭店剪去三千煩惱絲，並破鈔了二百餘文，到中德西買了一頂洋帽子，高視闊步的口稱上省領兵去，他暗中卻走回家。時家中剪辮之風尚未盛行，他的娘親、妻子看見他弄得這個樣子，對他大哭……
文中處變不驚的“湘伯”，也就是江峰青（湘嵐），係詹鳴鐸的姻婭之戚，他曾任江西審判廳丞，是“官於朝，紳於鄉”的典型，此時則成了維持婺源地方政局於不墜的中流砥柱。
這段刻畫與魯迅《風波》及《阿Q正傳》中的描寫頗相類似。對於辛亥革命，一般民眾往往是以《三國演義》中學到的知識來加以評判。魯迅小說《風波》中，茂源酒店的主人趙七爺——那位方圓三十裏以內唯一出色人物兼學問家，辛亥革命以後，便把辮子盤在頂上，“像道士一般，常常歎息說：倘若趙子龍在世，天下便不會亂到這地步了”，“張大帥就是燕人張冀德的後代，他一支丈八蛇矛，就有萬夫不當之勇，誰能抵擋他？”看來，《我之小史》將辛亥革命時期的政權更迭看成是張飛踞古城亂世，並非偶然的例子。
當時，剪辮之風尚未盛行，但剪辮是革除陋俗、維護共和的象征，《阿Q正傳》中假洋鬼子進了洋學堂，到東洋半年之後回到家裏，“腿也直了，辮子也不見了，他的母親大哭了十幾場，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與此處餘某的情形頗為接近——有沒有剪辮，也就成了是否革命黨的標誌之一。
根據中國的傳統，改朝換代之後的第一件事便是要改正朔、易服色，辛亥革命亦不例外。改正朔也就是改變曆法，中華民國成立之後，下共和之令，改行陽曆，不過，鄉間狃於積習，仍循舊曆過年，所謂陰陽合曆，“你過你的年，我過我的年”。至於易服色，主要就是“祛除虜俗，以壯觀瞻”的剪辮之舉。當時，各省紛紛剪辮，有的剪成像和尚那樣的光頭，有的則是茶瓶蓋的樣子。革命軍在路上碰到不願剪辮之人，就用馬刀強行剪發，為此甚至有誤傷人命者。有關當局見民智不開，就捉得一二有辮的“頑固鄉愚”，打了板子，穿以紅辮線，背貼“滿奴”二字，罰其灑掃街道以示羞辱，一時間頗見成效，從此剪辮者日益增多。
當時，在杭州從商的二弟詹耀先，返鄉時已剪去辮子，他告訴詹鳴鐸剪辮為大勢所趨。見過世麵的後者聽罷，很快就起來響應剪辮風潮。作為發起人，詹鳴鐸在家鄉廬坑組織了一個“文明剪辮大會”，以開風氣。選定三月初二為會期，先撰《文明剪辮大會廣告》文一道，張貼於牆。屆時，到會者頗眾：
是日鳴鑼開道，鼓吹火爆，冠冕堂皇，用二人前執燈籠，我手捧果盒，善兒提爵杯，連仝一群人等上去，到綠樹祠，大開中門，頗為熱鬧。當下我仝大眾敬天地，拜祖宗，一律剪去辮子，我換戴大帽，蒙德風慶賀加冠，乃歸而飲宴於立本堂，亦雲樂矣。
綠樹祠是婺東北各地詹氏的統宗祠，善兒為詹鳴鐸的長子，而德風則是廬坑村中的詹氏族人。在這裏，新時代的“文明剪辮”，與古老的宗族儀式被奇妙地結合在一起。
作為一名鄉紳，詹鳴鐸有著相當的號召力，他自稱：“在下一個書生，寒窗苦讀，平日對於族內虛懷若穀，原未嚐以鄉紳自居。乃自乙巳至今（己酉）五載，村人每求行狀，請題紅，我亦屢為之。若夫鄉鄰有鬥，約族眾調和，我亦忝居其末。投詞告理，亦每到我家來。”“乙巳”亦即光緒三十一年（一九○五年），當時詹鳴鐸中了秀才；“己酉”也就是宣統元年（一九○九年）。文中的“行狀”亦稱行述，是記敘死者世係、籍貫、生卒年月和品行事跡的文字；而“題紅”也就是題主，徽州民間辦喪事時請人將死者銜名、生卒時間及子女配偶等書寫於牌位上，以便長期奉祭。木主正麵的“主”字，通常暫且寫成“王”字，以待日後舉行點主儀式時補上一筆。在鄉土社會，唯有那些德高望重的人物，才有資格為鄉民撰寫行狀和題寫神主——可見，自從詹鳴鐸考中生員，便在鄉間的公共事務中擔負起重要的職責。而一旦社會發生變動，類似於他這樣的鄉紳，也起著表率鄉裏的作用。以剪辮為例，《我之小史》第十九回說：
……我的為人平日規行矩步，不越範圍，村內人最相信的。我若說辮子這東西不可剪，村內人就不剪了；我若說辮子這東西定要剪，村內人就都肯剪了。所以我發起這事，他就以為適逢其會，極端讚成，從此以來，果然風行一時，信從者眾，村內大小老幼皆知辮之宜剪，……而且未曾到會的人，亦皆私自剪之，統計村內剪辮的可有什之七八，所有未剪的不過一二之老頑固及少數之野蠻人。
不過，詹鳴鐸的剪辮完全是趨附時尚的率性之舉，而對於剪辮的意義所在，他的理解似仍頗為懵懂：
且說我當日剪了辮子之後，回到家中，蒙堂上祖母慈諭嘉賀，道以後青雲直上，我乃大喜，願此後頭銜改換，出色當行，可以榮妻，可以蔭子，可以封誥及泉壤，可以為宗族交遊光寵，文章事業，彪炳當時，學問功名，表揚後世，不致如前此之三十歲虛擲韶光，空拋駒隙，庶不負生平之所期許焉。
可見，民國以後，年屆而立的詹鳴鐸雖然剪去了腦後的拖拖物，但他作為前清的生員，思想仍沒有多少變化，滿腦子還是榮妻蔭子的那一套。
在傳統中國，士乃四民之首、一方表率，“民之信官，不如信紳”——這是一般民眾的社會心理，也是鄉紳存在的廣泛社會基礎。尤其是在天高皇帝遠的僻遠山陬，對知識的壟斷，賦予了鄉紳以社會權威和文化典範的特殊身份。紳權，也就成了皇權（政權）的自然延伸和重要補充。江峰青以及詹鳴鐸本人，都可以作為徽州鄉紳階層的代表，他們在晚清民國時期的表演，也就成了人們窺知傳統向現代社會轉型時期之鄉紳心態、角色的典型例子。
詹鳴鐸曾多次遊曆上海，對於十裏洋場稱羨不置。在《我之小史》第十五、十六兩回中，作者將目光投向上海的法政講習所、徽寧會館、滬上的休閑娛樂（如影戲、攤簧、飲食、浴室、花園、東洋戲法、文明遊戲園、出品會和運動會）以及都市風情等諸多方麵，遊屐所經，追寫鋪敘。透過對擾擾塵寰間歡娛嗜欲的狀摹，折射出詹鳴鐸這個末代秀才舊眼光中的新事物。
民國以來，小說的寫作與閱讀風靡滬上，尤其是尚武、言情諸作更是受人追捧。所謂“文人浪筆學虞初，武俠情魔載五車。誨盜誨淫幹底事，有時權作教科書”——這首竹枝詞所描摹的，正是當日情形的真實寫照。在一九二四年《上海店員聯合會成立大會特刊》上，發表有署名為“新吾”的《小說與商人》一文：
我們——店員——在店裏有空的時候，不是瞎談天，亂批評人，就是出去作無益的消遣了；再不然，隻有拿錢去買淫穢的——自以為新的——小說來看；在一般沒思想的人說起來，這是一種消遣罷了，沒大關礙的；其實我們的腦筋為此而逐漸昏迷，我們的人格，為此而無形的墮落。
……近幾年的小說就更糟了，除幾部嫖經小說外，真正的小說是沒有的。《九尾龜》，《海上繁華夢》兩部要算出色極了；次之李涵秋老先生的“所謂社會小說”如《廣陵潮》，《戰地鶯花錄》，《魅鏡》，……還有什麽《禮拜六》，《紅雜誌》，《心聲》……等書，時髦得再版二版……無書可應，甚至於要預定才能買書。
這些小說，真害人不淺呀！看完《九尾龜》，腦中就想去嫖妓；看完其餘所謂名家著作，內容不是某某愛某某，就是姨太太，公子，少爺，姊姊，妹妹等的淫史，肉麻的描寫出來；使我們天天胡思亂想，“做了公子，少爺，才配得討好的女子；做有情人，才得要獻媚於所愛慕的女子之前”。於是乎我們就弄得一點無正思，麻木不仁，除了專門研究吊膀子為唯一的技能不算，甚至於實行不道德的事！也絕不覺得是不應該了。
上述這些言論，不僅可以反映市麵上流行的通俗消遣之作，而且還可看出小說、雜誌內容對社會風氣（特別是對商人階層）的影響。《上海店員聯合會成立大會特刊》發行於一九二四年，與詹鳴鐸撰寫小說的年代（《我之小史》寫於一九二七年）差相同時。而且，其中提及的《紅雜誌》是鴛鴦蝴蝶派的刊物，創刊於一九二二年八月，至一九二四年七月改名《紅玫瑰》，至一九三二年一月又出版了八年，這也恰是詹鳴鐸喜歡閱讀並曾投稿的一本雜誌。
作為從僻遠鄉陬步入繁華上海灘的“文學青年”，詹鳴鐸頗有發表文章及成名的欲望，他多次撰稿投寄當時的《紅雜誌》，並有作品發表於該刊的三十二期和四十六期。其中之一為《千難萬難一打》：
前清時代，讀書應試，千千萬萬，要想狀元，千難萬難；
近年以來，爭買彩票，千千萬萬，要想頭獎，千難萬難；
婦人女子，吃齋念佛，千千萬萬，要想登仙，千難萬難；
長三堂子，報效勸酒，千千萬萬，要想真情，千難萬難；
賄買議員，到處運動，千千萬萬，要想當選，千難萬難；
遠東運動，各出風頭，千千萬萬，要想優勝，千難萬難；
各處土匪，擄人勒贖，千千萬萬，要想剿滅，千難萬難；
各省官府，爭權奪利，千千萬萬，要想統一，千難萬難；
兵即是匪，匪即是兵，千千萬萬，要想裁撤，千難萬難；
不肖奸商，私販日貨，千千萬萬，要想抵製，千難萬難；
寒酸措大，兩袖清風，千千萬萬，要想致富，千難萬難；
讀《紅雜誌》，爭相投稿，千千萬萬，要想披露，千難萬難。
在上揭的遊戲筆墨中，浮沉濁世的詹鳴鐸隨意生發，若嘲若諷，對於晚清民國紛紜亂象之揭露繪聲摹色，各得其妙。“讀《紅雜誌》，爭相投稿，千千萬萬，要想披露，千難萬難”，或許是精誠所至，金石為開，《紅雜誌》的那位主筆似乎不曾“目迷五色”，故而能“放出眼光”刊發他的打油詩，這也從一個側麵反映了詹鳴鐸激切入世的創作熱忱，而《我之小史》一書的撰寫，可能也與他的這種創作閱曆及發表欲望有關。
明清以來，小說頗受世人喜愛，商人自不例外，一些徽商對於誌怪言情之作愛不釋手。清代徽歙商人江紹蓮的《聊齋誌異摘抄》（抄本），工工整整地抄錄了蒲鬆齡著作的精彩段落；在道鹹年間，婺源木商江南春喜讀《聊齋》，並模仿前者，作有《靜寄軒見聞隨筆》；一九二一年前後在漢口活動的婺源茶商汪素峰，平素也酷嗜小說家言，《玉梨魂》中的柔情蜜意就讓他癡迷無限……
至於詹鳴鐸，從他的個人文集《振先雜稿》來看，其人對於小說戲曲亦相當留意。光緒二十九年（一九○三年），他曾仔細研讀過《西廂記》、《三國演義》和《東周列國誌》等，作有《書〈西廂〉後》、《批評〈三國演義〉》和《批評〈東周列國全誌〉》等，對貂蟬、曹操、禰衡、劉備、周瑜和張飛等小說人物，都曾賦詩評論。當時浙江發生了楊乃武與小白菜案，詹鳴鐸亦頗為關心：“按小白菜即豆腐西施事，詳《楊乃武全集》，現在仍在，據傳住餘杭城外某庵為尼，年已六十餘矣……”他曾集傳奇句，寫有《小白菜》詩：
好惡因緣總在天，（《幽關記》）含羞忍淚向人前，（《琵琶記》）賞心樂事誰家院，（《牡丹亭》）日午當空塔影圓。（《西廂》）
伯勞東去燕西飛，（《西廂記》）仙草仙花盡可依，（《紅樓夢傳奇》）為說漢宮人未老，（《明珠記》）從今孽債染緇衣。（《玉簪記》）
顯然，詹鳴鐸對於傳奇小說頗為熟稔。從小說細針密縷般的寫法來看，《我之小史》除了受明清以來徽商自傳的影響之外，還與當時流行的鴛鴦蝴蝶派小說之影響密切相關。鴛鴦蝴蝶派的代表刊物《紅雜誌》上，曾登載“上海小說專修學校招生及章程”，從中可見，在當時的上海，不僅小說流行，而且還開辦了專門的學校傳授寫作技巧。無獨有偶，詹鳴鐸後來也在婺源鄉間的私塾中教授學生撰寫小說，這從他的日記中可以略窺一二：“八月九號，上午令諸生作小說”；“八月十一號，上午令諸生作小說”；“八月十二號，上午令諸生作小說”……這些記錄，明顯不是一種偶然的巧合。至於《我之小史》一名，可能是模仿自杭州作家陳蝶仙（天虛我生）的《他之小史》。據美國哈佛大學韓南教授的研究，《他之小史》分六期發表於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的《女子世界》，一九一七年中華圖書館出版的《禮拜六》雜誌上，曾刊登該書的一則廣告。而《禮拜六》也與《紅雜誌》一樣，同屬於鴛鴦蝴蝶派的小說範疇。
有鑒於此，除了史學研究上的意義外，《我之小史》的發現，也為二十世紀鴛鴦蝴蝶派小說提供了一個新的文本，從中頗可窺見鴛鴦蝴蝶派小說對於商人階層的影響。
明清以來，“徽州朝奉”的形象曾在“三言二拍”等小說中頻繁出現，但那隻是小說家筆下臉譜化了的徽商，而《我之小史》則是徽商作為主體自述的家世及個人閱曆。詹鳴鐸寄情紙筆，自敘家世，傳之後代。該書事隨人生，人隨事見，極摹人情世態，備寫悲歡離合，使得《我之小史》成為目前所知唯一的一部由徽商創作、反映徽商家庭生活的小說。
一般說來，小說為正史之餘，難免有吞刀吐火冬雷夏冰般的譎詭幻怪荒渺無稽。不過，《我之小史》最顯著的特點則在於它的紀實性。在書中，作者一再聲稱自己所述皆為“信史”，而從廬坑《詹氏宗譜》、光緒《婺源縣誌》以及同時收集到的《振先雜稿》、《詹鳴鐸日記》來看，《我之小史》之所述的確均為真實情節。小說的一些故事細節，甚至直接節錄自其人的文集或日記，書中提及的諸多人物及事跡，也都是真人真事。如晚清民國時期徽州的一些著名文化人——光緒《婺源縣鄉土誌》的編者董鍾琪、佛學家婺源江灣人江謙（易園）、《歙事閑譚》的作者許承堯以及民國《婺源縣誌》的總纂江峰青，這些都是晚清民國徽州曆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由此看來，《我之小史》的確是作者真實的自傳，可以作為信史加以征引。
而在另一方麵，《我之小史》又是一部帶有鮮明地域文化色彩的徽州鄉土小說。作者的敘事文筆頗為流暢，書中時見莊言危論、謔浪詼諧。就像魯迅筆下的《故鄉》、《社戲》、《祝福》、《孔乙己》和《阿Q正傳》等名篇佳構一樣，它敘寫了一地人群的日常生活狀態，刻畫出當地獨特的鄉土情愁。由於該書是以章回體小說的形式出現，麵向的讀者主要是普通民眾，較之通常所見枯燥無味的史料記載，更為通俗易懂，顯然更有助於人們理解晚清民國社會的紛紜世態。特別是囿於史料的限製，以往人們對於縣以下農村社會的生活實態所知甚少，對於晚清民國時期徽州社會的了解更是相當有限，而《我之小史》提供的連續記錄，恰好為此段曆史缺環提供了大量翔實、豐富的史料。它不僅大大豐富了我們對於傳統社會向現代轉型過程的理解，而且，也可以修正以往學界對於民間社會的固定看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該書的發現、整理和利用，可以說是近年來徽州民間文獻發掘過程中最令人振奮的重要收獲之一，必將引起多學科的廣泛重視。
丙戌清明於複旦
就像武俠迷喜歡金庸梁羽生粉絲玉米追捧超女，一個時代自有一個時代的熱門話題……
在一百多年以前的科舉時代，八股先生一見同類便談八股。民國年間有人刻意設計過一個場景，說在某處“製藝會考場”上，有“翰卿”和“墨卿”兩位八股先生在一起促膝長談：
翰卿道：墨兄，現在各省闈墨愈出愈多了。
墨卿道：製藝代聖賢立言，闈墨越出越多，越見得製藝的學問真個是身心性命之學也。
翰卿道：各省闈墨，也有聲調鏗鏘的，也有聲調生澀的。
墨卿道：某省闈墨有幾篇做得很不錯，真所謂有章大力之力、項水心之心者也。
翰卿道：我最不佩服的，是某省闈墨的第六名，全篇都抄著管世銘的《韞山堂文稿》，怎麽主考竟沒有看出？
墨卿道：頭腦冬烘的主考，懂得甚麽來？要是我輩做了主考，一定可以鑒別真才，使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
“闈墨”是科舉時代的試卷，清朝每屆鄉試、會試的試卷，由考官選定文字中式者編刻成書，作為舉業金針，供前仆後繼的讀書人揣摩時文風氣並加摹仿。“製藝”亦作製義、時藝或時文，原指應製而作的文章，後來專指科舉製度下的八股文。
翰卿和墨卿之流的對話大約一脈流傳了數百年，直到二十世紀初，忽然興起了小說界革命，風會所趨，“十年前之世界為八股世界，近則忽變為小說世界。蓋昔之肆力於八股者，今則鬥心角智，無不以小說家自命。於是小說之書日見其多，著小說之人日見其多”。小說事業之勃勃蓬蓬，猶如春初之草雨後之花。於是，前述的對話場景和內容皆頗多改易——對話的場所改在“小說研究社”，主人公也搖身一變而為“醉蝶”和“癡蜂”，敘談話題也變成：
醉蝶道：癡兄，現在各種雜誌愈出愈多了。
癡蜂道：小說替社會寫照，雜誌越出越多，越見得小說的勢力在文學上占著重要位置。
醉蝶道：各種雜誌，也有很有價值的，也有毫無價值的。
癡蜂道：某種雜誌有幾篇做得很不錯，深刻宛比迭更司，慘痛又恰似那毛柏霜。
醉蝶道：我最不佩服的，是某種雜誌的第八篇，中間純都抄著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怎麽主筆竟沒有看出？
癡蜂道：目迷五色的主筆，懂得甚麽來？要是我輩做了主筆，一定可以放出眼光，使抄襲家不敢前來嚐試。
香迷蝴蝶癡夢難醒般的對話，與前述翰卿和墨卿之交相唱和一一對應：十九世紀英國寫實主義大師狄更斯和法國批判現實主義作家莫泊桑之深刻慘痛，取代了中國明代的製藝大師章世純（大力）和八股名家項煜（水心）的新科利器高頭講章。而晚清南亭亭長的《官場現形記》，更取代了乾隆年間工製舉業的管世銘之《韞山堂文稿》……
民國時人之所以設計出這樣的對話，顯然是譏刺其時的小說家與曩昔科舉時代的八股先生一樣，所談的學問雖有新舊之別，但卻總脫不了學究的口吻。不過，諷刺歸諷刺，平心而論，小說的流行，畢竟為原本在科舉製藝中打混的讀書人提供了一個逞奇炫異的新天地。
晚清時代，嚴複、夏曾佑、梁啟超和林紓等人，希望以小說改良社會、開通民智，他們倡議小說應將描寫的對象從帝王貴胄、英雄佳人轉向社會上的芸芸眾生。於是，出現了不少關注現實生活，注重表現時代、人生的小說題材。在這種背景下，從八股世界裏走出來的一些讀書人，在小說界似乎重新找到了自我，對於他們而言，小說的意義，或許並不亞於時下虛擬的網絡空間賦予許多人的滿足感。當時創作出的一批小說雖是良莠不一，但其中的確也不乏極富價值的作品。
徽商章回體自傳小說《我之小史》的發現，說來純屬偶然。數年前拙著《徽州社會文化史探微——新發現的十六至二十世紀民間檔案文書研究》出版後，我送了一冊給在婺源認識的一位詹姓老人。沒有料到，當他看到書前的彩色插頁後竟驚呼：“哦！原來這就是著名的‘徽州文書’，我們鄉下也有……”當時，我並沒有太在意。但過後不久，老人就給我帶來兩厚冊泛黃的抄本，令人驚喜——我意外發現，這是一部未刊的小說，也是迄今所知徽州曆史上唯一的一部由徽商撰寫的小說！
新發現的這部章回體自傳小說計有未刊抄稿本二種，作者叫詹鳴鐸（一八八三——一九三一），光緒三十一年（一九○五）考中生員，因稍後清廷即下廢除科舉之詔，故迄今在婺源當地，人們還尊稱他為“末代秀才”。詹氏是婺源廬坑人，廬坑位於婺源東北鄉，又名龍川，是婺源詹姓的始遷地，從隋代迄今已有一千四百年的曆史。早在宋代，廬坑詹氏人物就已聞名於世。明代以來，族中更出現了幾位簪纓士人。與此同時，族人外出務工經商者日漸增多，其足跡亦遍及全國各地。中國近代鐵路專家詹天佑的祖籍即出自廬坑，他是前往廣東從事洋莊貿易的徽州茶商之後裔。在明清時代，徽商外出貿易經營的大批利潤被源源不斷地匯回廬坑，刺激了當地社會文化的繁榮。
詹鳴鐸出身於婺源木商世家，其人閱曆相當豐富：曾當過塾師，中過秀才，到過杭州、上海等地經商、遊曆，流連花街柳巷，出入新式學堂，並以鄉紳的身份在桑梓故裏鄰族間排憂解難，參與晚清徽州鄉間的地方自治。自己又在婺源縣城開設振記百貨店，因不善經營，虧空甚多……除《我之小史》外，詹鳴鐸還著有《冰壺吟草》二卷（有清宣統元年婺源紫陽書院排印本）行世，另有未刊的《振先雜稿》及日記若幹冊。 《我之小史》全書共二十五回，內容從作者出生的清光緒九年（一八八三）一直寫到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逐年記錄一個徽商家庭的社會生活。類似於此長達四十餘年、多達二十餘萬字的連續記錄，在以往的徽州文獻中尚屬首次發現。小說生動地展示了婺東北一個僻遠山鄉的世世代代朝夕旦暮：如第十一回中抄錄有詹鳴鐸與父親的魚雁往還，對婺源民間的拈鬮分家做了詳細的討論；續編第一回，描述了徽州訴訟糾紛中，民間族譜、契據及魚鱗圖冊所起的作用；第六回，詹鳴鐸等人為阻止九姓世仆中張姓“混考武童”引發的官司，從中可見晚清徽州佃仆製度的傳承與嬗變；第十九回中，廬坑詹氏與西山下餘姓的械鬥，則反映了婺東北地域社會中的族姓關係；……其中，有不少遠較此前學界對鄉土實態的了解更為細致、詳盡。
通過摹形繪狀，牧豎村童，遠商孤客，裙布荊釵……許多普通而平凡的小人物，在詹鳴鐸筆下被刻畫得有聲有色。特別是那些並非瓊閨秀女的徽州婦女，在日常的經濟活動和社會生活中顯得格外活躍。在徽州民間，作為調解民事糾紛的基層組織，文會與宗祠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婦女參與祠中議事，充任文會斯文及鄉約——“女鄉約”，這在以往似未見諸文獻記載，甚至令人頗有幾分“駭異”之感。而鄉間女人的開塾教徒，青年女子之為報父仇而刺殺仇人等等，亦為此前聞見所未及。這些，都對我們以往所認為的程朱理學束縛下婦女在徽州社會中的角色定位，提供了一個重新思考的機會。另外，詹氏為婺源木商巨子，詹鳴鐸和他弟弟以及家族中的許多人都是收蓄童養媳為妻，不僅如此，他還將剛出世的親生女兒也送去充當童養媳，這些例子說明，送養及收蓄童養媳，已積澱而為徽州當地的一種民俗，應是以“儉嗇”著稱的徽州人對於生活的一種“理性反應”，它與男人外出經商、女人提供家內主要勞力的徽州社會生活密切相關，而與嫁娶雙方的經濟地位並無直接的關係。
在明清徽州的一府六縣中，作為紫陽故裏，婺源文風昌盛，充當塾師是當地讀書人傳統的職業之一。作者的父親及周遭的不少人，都有處館舌耕的閱曆。而詹鳴鐸本人髻齡入塾就學，成人後又先後多次開塾授徒。對於私塾生活，他有著諸多切身的體會。在《我之小史》中，詹氏講述了廬坑附近一所學堂裏的佚聞趣事：
且山崗塢有學堂，先生偶有事他去，有長毛哩（按：指鹹同兵燹時的太平軍）遺失的鋼刀，學生取以為戲，演《斬包冕》，忽報先生來了，那學生一時不覺，把鋼刀放下，竟把“包冕”的頭真個鍘下來。這個禍事傳到如今，聞者都為咋舌。經學生為兒嬉戲，大都一片天機，有一二年長的膽子大些，所做的事，尤為出人意外。聞有某生以字紙簍畫作人麵形，套在頭上，夜伏於樓梯頭，一生登樓見之，大驚滾下。又有某生褪下褲子，委人畫一人麵形在屁股上，夜伏暗處，使人見之作驚。又有某生戲撰祭文，教小學生做哭祭先生的怪劇。有允寬先生，當日教法最嚴，學生見之，無人不畏。夏季先生怕熱，褲腳扯到膝頭，竟有某生打賭，去摸他的陽貨，某生玩皮，底椿先生笞臀，竟去實行那事，你道奇而不奇？有日先生吃小茄子，道：“這個時新貨頗早！”一小學生不解事，報道：“他們偷來的！”先生恐怕學生們難以為情，罵道：“休亂講！”……
在詹鳴鐸筆下，紅白細嫩七長八短的學堂幼童頑劣廝鬧沸反盈天，種種情事點綴渲染，而世態人情則隱耀其間……
成人之後，詹鳴鐸曆經科場磨煉，屢戰屢敗屢敗屢戰，直至二十三歲才考中秀才。作為閱曆中人，他對於科舉製度下徽州的士習民風，八股取士中的奔競鑽營、懷挾文字、關節槍替，以及應試者的心曲隱微等等，都有入木三分的刻畫。譬如，清人吳敬梓的《儒林外史》，曾提及安慶府考時一位童生，“推著出恭，走到察院土牆跟前，把土牆挖個洞，伸手要到外頭去接文章”。想來，挖洞作弊的情形，在清代的各級科考中均頗為普遍。在徽州，婺源縣試中也經常有人鑽穴窬牆：“其時坐兩廊的，大半打牆洞，外麵有人捉刀，傳送進來。……且邑試打牆洞，相沿舊俗，習為故常。那牆壁亦不堅固，一挖即破。”著名鄉紳江峰青的長子江孟符，就因打牆洞露餡而被考場護勇當庭羞辱。詹鳴鐸先後七次到徽州府的首縣——歙縣參加府試，“徽郡風俗，凡考客入城，人家子女，都寄居親戚，其房屋則租與考客暫居，街上多擺攤生意，各種投機事業，紛至遝來”。可見，每屆府試，城裏人都要將房間騰出，供考生暫住，各色人等也鱗集麇至，做起考生的生意。有的徽州家族，為了鼓勵子弟科考，祠堂內規定，凡是能應府試者即可收租。所以有的人參加科舉考試，隻是來歙縣擺擺架式，著重的是經濟上的利益，而不是科舉上的成功。
光緒三十一年（一九○五），詹鳴鐸終於考中生員。《我之小史》詳細狀摹了當時的全過程，如寫發榜時士子的心態，刻畫得細致入微： 約二刻，又聞遠為房內呼道：“炮響了，出正案了！”那個時候，確是生死關頭，焉得而不急？於是我乃速攜雨傘逃去。……當下我追到榜底，此時大雨紛紛，觀者如堵。立後邊的人，說前邊的雨傘遮目，竟把撕破。看榜的人，竟無一不心慌，無一不著急。我那個時候，大有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之象。隻聽得我先生在人叢中告訴他人道：“我學生已進府學第一了。”我大喜。又聞先生道：“係休寧的。”我大驚，忽上前看，我仍未見。聞二弟大呼：“還好，還好，還有，還高。”急問何處，弟以雨傘指教，我遂見，約在十幾名。審視明白，於人叢中退出，遇虹關汝華問及，答道：“榜上還有，人已苦死！”汝華道：“自今恭喜，夫複何苦！”遇清華胡任問之，我答道：“吾適見約在十幾名，請複代細看。”任乃登高而望之，下來向我道：“第十五。”我此時如醉如癡，口中暗暗稱：“掛匾掛匾，散卷散卷。”蓋我祖母有節孝匾，父親要候入泮，代為懸掛，乃不得意，以此屬望我。我平日勉承父誌，盼望已久。且看見他人所刊試草，有名有字，有父兄朋友的批評，私慕殊切，未知何日邯鄲學步，如願以償，今日如此，實獲我心，故二語之出，殆流露於不自覺。……當下我連忙寫信回家報捷，我坐幾畔，猶然寒噤，執筆不成一字，乃托先生代柬。至飯後，神清心定，閑步宕到儒學處，見新進文童名字，已抄貼於牆，前十名撥府，後三十七名為縣學，故我在第十五名者，為縣學第五名。……
看榜時的意亂情迷，乍知高中之際的如癡如醉，稍後按捺不住的興奮激動，以及此後的慢騰斯禮誌得意滿……科場考試之於一介書生的性命交關，極其寫照傳神。
對於許多讀書人而言，一九○六年無疑是天塌地陷的大限之年。自當年起，朝廷廢除了科舉考試中最主要的鄉試和會試，不過，為了滿足大批舊學生員對功名的渴求，仍然舉行了優貢和拔貢的考試。優貢源於明代的選貢，清製每隔三五年，根據省份大小，由學政考選生員進入國子監就讀，優貢經廷試後可按知縣、教職分別任用。至於拔貢，則原本是每六年或十二年一次，由各省學政考選品學兼優的生員保送入監。這些人經朝考合格，也同樣可以擇優分等授予京官、知縣或教職等。一九○九年的最後一次優貢、拔貢，不啻為千餘年科舉製度的臨去秋波，成了那些皓首窮經者青雲得路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在這種背景下，應試者自然是趨之若鶩。詹鳴鐸也不例外，在安慶考拔貢交卷後，他看到一位來自宿鬆縣的老人，竟然與兒孫三代同考。“有人問他：你們兒子、孫子幫你的忙麽？他說：他們還沒有做好。那人道：那麽你老人家幫他的忙？答道：我也不幫。”詹鳴鐸認為這個老人家的態度頗為有趣，但其人以耄耋之年仍來考貢，應是“名心不死”的緣故。接著，詹氏觸類旁及，又講起婺源一姓施的科場經曆——這位偃蹇不第、久困場屋的老生宿儒已年逾花甲，但仍一而再再而三地參加童子試。有一年考試，坐在詹鳴鐸背後，“一麵寫字，一麵瞌睡，不防一筆走去，致把那卷塗壞，乃自怨自艾，謂：人到下午來，全無精神了！”科舉製度徹底廢除後，大批讀書人湧向新式學堂。當時，人們視體育運動為文明新風，各地學堂普遍興辦運動會，“廣辟體操場，人比蝦蟆跳足走，群如獅子搶球忙”，於是，這位命蹇運乖的老人亦隨大流進入師範傳習所，發白齒落的他，竟也與年輕人一起時髦地習練起武術和體操，“別人跳，他也跳，以致跌壞了腳”，成了時人言談中的笑柄。
詹鳴鐸生於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年），卒於一九三一年。這一時期，正是中國社會發生急劇變化的時期，武昌首義，搖撼著殘陽西頹餘光下的清朝江山，其時，詹鳴鐸年屆而立，親曆了世運遞嬗的鼎革之變：
那個時候，各省陸續失守，皆是內訌，非由外患。各省督撫，大都被拘，惟山西某全家殉節，不可多得。至於各府州縣，聞風而倒，不費絲毫的力。有的直入公署，居然冒充，或奉驢都督命令，或奉馬都督命令，著速交印。官府索看公事，他就袋中摸出一炸彈，向他道：“你們要看公事，就是這個！”官府無法，隻得將印交出。據說有些炸彈不是真的，係用泥丸敷以油漆，此種贗貨確有點子滑稽，那個時候不怒而威，取州縣官實如反掌耳。
其時，各地官府如風中之燭，朝暮難保。據詹鳴鐸說，他家開在杭州的生記木行中有位夥計，失業之後也乘亂到一個地方，“查了一二天的縣印子”。在他看來，此類荒唐情事，與三國時期張飛占古城亂世頗相仿佛。
辛亥革命發生後，詹鳴鐸的家鄉——婺源也宣告獨立。前清縣令魏正鴻身處其境，恍若地坼山崩中獨守殘庵，一燈如豆，四壁蟲吟，這讓他備感恐懼，極想逃之夭夭。不過，一些威權赫奕的婺源鄉紳出於地方利益為之撐腰，竭力維持政局，以確保地域社會的平穩過渡。當然，覬覦政權者仍然不乏其人。一日，有位餘某走入公署，冒充革命黨，逼迫魏氏交出官印。風聲鶴唳之下，魏正鴻隻得留他在署從長計議。翌日，畢恭畢敬地將之請入婺源縣的紫陽書院，並延請城裏的眾紳士共同集議。其間，誠請餘某登台演講，結果卻上演了一場鬧劇：
他立上講台，訥訥然如不能出諸其口。
湘伯大怒道：“我江西來，甚麽革命公事都看見過，從未見這種混賬的革命，好替我滾出去，還算你乖！”
那姓餘的即時滾出，滾到得勝館來，垂頭喪氣。時我家錦屏叔公，與人結訟，正住在得勝館，看見這個姓餘的，乃向他道：“我看你委實不像革命黨。你這件長衫是魚肚白的，卻穿得半白半黑了，革命黨講究剪辮子的，你後邊還有拖拖物，你這個革命自己想想看像而不像？”那姓餘的聽見這話，恍然大悟，馬上走到頭店剪去三千煩惱絲，並破鈔了二百餘文，到中德西買了一頂洋帽子，高視闊步的口稱上省領兵去，他暗中卻走回家。時家中剪辮之風尚未盛行，他的娘親、妻子看見他弄得這個樣子，對他大哭……
文中處變不驚的“湘伯”，也就是江峰青（湘嵐），係詹鳴鐸的姻婭之戚，他曾任江西審判廳丞，是“官於朝，紳於鄉”的典型，此時則成了維持婺源地方政局於不墜的中流砥柱。
這段刻畫與魯迅《風波》及《阿Q正傳》中的描寫頗相類似。對於辛亥革命，一般民眾往往是以《三國演義》中學到的知識來加以評判。魯迅小說《風波》中，茂源酒店的主人趙七爺——那位方圓三十裏以內唯一出色人物兼學問家，辛亥革命以後，便把辮子盤在頂上，“像道士一般，常常歎息說：倘若趙子龍在世，天下便不會亂到這地步了”，“張大帥就是燕人張冀德的後代，他一支丈八蛇矛，就有萬夫不當之勇，誰能抵擋他？”看來，《我之小史》將辛亥革命時期的政權更迭看成是張飛踞古城亂世，並非偶然的例子。
當時，剪辮之風尚未盛行，但剪辮是革除陋俗、維護共和的象征，《阿Q正傳》中假洋鬼子進了洋學堂，到東洋半年之後回到家裏，“腿也直了，辮子也不見了，他的母親大哭了十幾場，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與此處餘某的情形頗為接近——有沒有剪辮，也就成了是否革命黨的標誌之一。
根據中國的傳統，改朝換代之後的第一件事便是要改正朔、易服色，辛亥革命亦不例外。改正朔也就是改變曆法，中華民國成立之後，下共和之令，改行陽曆，不過，鄉間狃於積習，仍循舊曆過年，所謂陰陽合曆，“你過你的年，我過我的年”。至於易服色，主要就是“祛除虜俗，以壯觀瞻”的剪辮之舉。當時，各省紛紛剪辮，有的剪成像和尚那樣的光頭，有的則是茶瓶蓋的樣子。革命軍在路上碰到不願剪辮之人，就用馬刀強行剪發，為此甚至有誤傷人命者。有關當局見民智不開，就捉得一二有辮的“頑固鄉愚”，打了板子，穿以紅辮線，背貼“滿奴”二字，罰其灑掃街道以示羞辱，一時間頗見成效，從此剪辮者日益增多。
當時，在杭州從商的二弟詹耀先，返鄉時已剪去辮子，他告訴詹鳴鐸剪辮為大勢所趨。見過世麵的後者聽罷，很快就起來響應剪辮風潮。作為發起人，詹鳴鐸在家鄉廬坑組織了一個“文明剪辮大會”，以開風氣。選定三月初二為會期，先撰《文明剪辮大會廣告》文一道，張貼於牆。屆時，到會者頗眾：
是日鳴鑼開道，鼓吹火爆，冠冕堂皇，用二人前執燈籠，我手捧果盒，善兒提爵杯，連仝一群人等上去，到綠樹祠，大開中門，頗為熱鬧。當下我仝大眾敬天地，拜祖宗，一律剪去辮子，我換戴大帽，蒙德風慶賀加冠，乃歸而飲宴於立本堂，亦雲樂矣。
綠樹祠是婺東北各地詹氏的統宗祠，善兒為詹鳴鐸的長子，而德風則是廬坑村中的詹氏族人。在這裏，新時代的“文明剪辮”，與古老的宗族儀式被奇妙地結合在一起。
作為一名鄉紳，詹鳴鐸有著相當的號召力，他自稱：“在下一個書生，寒窗苦讀，平日對於族內虛懷若穀，原未嚐以鄉紳自居。乃自乙巳至今（己酉）五載，村人每求行狀，請題紅，我亦屢為之。若夫鄉鄰有鬥，約族眾調和，我亦忝居其末。投詞告理，亦每到我家來。”“乙巳”亦即光緒三十一年（一九○五年），當時詹鳴鐸中了秀才；“己酉”也就是宣統元年（一九○九年）。文中的“行狀”亦稱行述，是記敘死者世係、籍貫、生卒年月和品行事跡的文字；而“題紅”也就是題主，徽州民間辦喪事時請人將死者銜名、生卒時間及子女配偶等書寫於牌位上，以便長期奉祭。木主正麵的“主”字，通常暫且寫成“王”字，以待日後舉行點主儀式時補上一筆。在鄉土社會，唯有那些德高望重的人物，才有資格為鄉民撰寫行狀和題寫神主——可見，自從詹鳴鐸考中生員，便在鄉間的公共事務中擔負起重要的職責。而一旦社會發生變動，類似於他這樣的鄉紳，也起著表率鄉裏的作用。以剪辮為例，《我之小史》第十九回說：
……我的為人平日規行矩步，不越範圍，村內人最相信的。我若說辮子這東西不可剪，村內人就不剪了；我若說辮子這東西定要剪，村內人就都肯剪了。所以我發起這事，他就以為適逢其會，極端讚成，從此以來，果然風行一時，信從者眾，村內大小老幼皆知辮之宜剪，……而且未曾到會的人，亦皆私自剪之，統計村內剪辮的可有什之七八，所有未剪的不過一二之老頑固及少數之野蠻人。
不過，詹鳴鐸的剪辮完全是趨附時尚的率性之舉，而對於剪辮的意義所在，他的理解似仍頗為懵懂：
且說我當日剪了辮子之後，回到家中，蒙堂上祖母慈諭嘉賀，道以後青雲直上，我乃大喜，願此後頭銜改換，出色當行，可以榮妻，可以蔭子，可以封誥及泉壤，可以為宗族交遊光寵，文章事業，彪炳當時，學問功名，表揚後世，不致如前此之三十歲虛擲韶光，空拋駒隙，庶不負生平之所期許焉。
可見，民國以後，年屆而立的詹鳴鐸雖然剪去了腦後的拖拖物，但他作為前清的生員，思想仍沒有多少變化，滿腦子還是榮妻蔭子的那一套。
在傳統中國，士乃四民之首、一方表率，“民之信官，不如信紳”——這是一般民眾的社會心理，也是鄉紳存在的廣泛社會基礎。尤其是在天高皇帝遠的僻遠山陬，對知識的壟斷，賦予了鄉紳以社會權威和文化典範的特殊身份。紳權，也就成了皇權（政權）的自然延伸和重要補充。江峰青以及詹鳴鐸本人，都可以作為徽州鄉紳階層的代表，他們在晚清民國時期的表演，也就成了人們窺知傳統向現代社會轉型時期之鄉紳心態、角色的典型例子。
詹鳴鐸曾多次遊曆上海，對於十裏洋場稱羨不置。在《我之小史》第十五、十六兩回中，作者將目光投向上海的法政講習所、徽寧會館、滬上的休閑娛樂（如影戲、攤簧、飲食、浴室、花園、東洋戲法、文明遊戲園、出品會和運動會）以及都市風情等諸多方麵，遊屐所經，追寫鋪敘。透過對擾擾塵寰間歡娛嗜欲的狀摹，折射出詹鳴鐸這個末代秀才舊眼光中的新事物。
民國以來，小說的寫作與閱讀風靡滬上，尤其是尚武、言情諸作更是受人追捧。所謂“文人浪筆學虞初，武俠情魔載五車。誨盜誨淫幹底事，有時權作教科書”——這首竹枝詞所描摹的，正是當日情形的真實寫照。在一九二四年《上海店員聯合會成立大會特刊》上，發表有署名為“新吾”的《小說與商人》一文：
我們——店員——在店裏有空的時候，不是瞎談天，亂批評人，就是出去作無益的消遣了；再不然，隻有拿錢去買淫穢的——自以為新的——小說來看；在一般沒思想的人說起來，這是一種消遣罷了，沒大關礙的；其實我們的腦筋為此而逐漸昏迷，我們的人格，為此而無形的墮落。
……近幾年的小說就更糟了，除幾部嫖經小說外，真正的小說是沒有的。《九尾龜》，《海上繁華夢》兩部要算出色極了；次之李涵秋老先生的“所謂社會小說”如《廣陵潮》，《戰地鶯花錄》，《魅鏡》，……還有什麽《禮拜六》，《紅雜誌》，《心聲》……等書，時髦得再版二版……無書可應，甚至於要預定才能買書。
這些小說，真害人不淺呀！看完《九尾龜》，腦中就想去嫖妓；看完其餘所謂名家著作，內容不是某某愛某某，就是姨太太，公子，少爺，姊姊，妹妹等的淫史，肉麻的描寫出來；使我們天天胡思亂想，“做了公子，少爺，才配得討好的女子；做有情人，才得要獻媚於所愛慕的女子之前”。於是乎我們就弄得一點無正思，麻木不仁，除了專門研究吊膀子為唯一的技能不算，甚至於實行不道德的事！也絕不覺得是不應該了。
上述這些言論，不僅可以反映市麵上流行的通俗消遣之作，而且還可看出小說、雜誌內容對社會風氣（特別是對商人階層）的影響。《上海店員聯合會成立大會特刊》發行於一九二四年，與詹鳴鐸撰寫小說的年代（《我之小史》寫於一九二七年）差相同時。而且，其中提及的《紅雜誌》是鴛鴦蝴蝶派的刊物，創刊於一九二二年八月，至一九二四年七月改名《紅玫瑰》，至一九三二年一月又出版了八年，這也恰是詹鳴鐸喜歡閱讀並曾投稿的一本雜誌。
作為從僻遠鄉陬步入繁華上海灘的“文學青年”，詹鳴鐸頗有發表文章及成名的欲望，他多次撰稿投寄當時的《紅雜誌》，並有作品發表於該刊的三十二期和四十六期。其中之一為《千難萬難一打》：
前清時代，讀書應試，千千萬萬，要想狀元，千難萬難；
近年以來，爭買彩票，千千萬萬，要想頭獎，千難萬難；
婦人女子，吃齋念佛，千千萬萬，要想登仙，千難萬難；
長三堂子，報效勸酒，千千萬萬，要想真情，千難萬難；
賄買議員，到處運動，千千萬萬，要想當選，千難萬難；
遠東運動，各出風頭，千千萬萬，要想優勝，千難萬難；
各處土匪，擄人勒贖，千千萬萬，要想剿滅，千難萬難；
各省官府，爭權奪利，千千萬萬，要想統一，千難萬難；
兵即是匪，匪即是兵，千千萬萬，要想裁撤，千難萬難；
不肖奸商，私販日貨，千千萬萬，要想抵製，千難萬難；
寒酸措大，兩袖清風，千千萬萬，要想致富，千難萬難；
讀《紅雜誌》，爭相投稿，千千萬萬，要想披露，千難萬難。
在上揭的遊戲筆墨中，浮沉濁世的詹鳴鐸隨意生發，若嘲若諷，對於晚清民國紛紜亂象之揭露繪聲摹色，各得其妙。“讀《紅雜誌》，爭相投稿，千千萬萬，要想披露，千難萬難”，或許是精誠所至，金石為開，《紅雜誌》的那位主筆似乎不曾“目迷五色”，故而能“放出眼光”刊發他的打油詩，這也從一個側麵反映了詹鳴鐸激切入世的創作熱忱，而《我之小史》一書的撰寫，可能也與他的這種創作閱曆及發表欲望有關。
明清以來，小說頗受世人喜愛，商人自不例外，一些徽商對於誌怪言情之作愛不釋手。清代徽歙商人江紹蓮的《聊齋誌異摘抄》（抄本），工工整整地抄錄了蒲鬆齡著作的精彩段落；在道鹹年間，婺源木商江南春喜讀《聊齋》，並模仿前者，作有《靜寄軒見聞隨筆》；一九二一年前後在漢口活動的婺源茶商汪素峰，平素也酷嗜小說家言，《玉梨魂》中的柔情蜜意就讓他癡迷無限……
至於詹鳴鐸，從他的個人文集《振先雜稿》來看，其人對於小說戲曲亦相當留意。光緒二十九年（一九○三年），他曾仔細研讀過《西廂記》、《三國演義》和《東周列國誌》等，作有《書〈西廂〉後》、《批評〈三國演義〉》和《批評〈東周列國全誌〉》等，對貂蟬、曹操、禰衡、劉備、周瑜和張飛等小說人物，都曾賦詩評論。當時浙江發生了楊乃武與小白菜案，詹鳴鐸亦頗為關心：“按小白菜即豆腐西施事，詳《楊乃武全集》，現在仍在，據傳住餘杭城外某庵為尼，年已六十餘矣……”他曾集傳奇句，寫有《小白菜》詩：
好惡因緣總在天，（《幽關記》）含羞忍淚向人前，（《琵琶記》）賞心樂事誰家院，（《牡丹亭》）日午當空塔影圓。（《西廂》）
伯勞東去燕西飛，（《西廂記》）仙草仙花盡可依，（《紅樓夢傳奇》）為說漢宮人未老，（《明珠記》）從今孽債染緇衣。（《玉簪記》）
顯然，詹鳴鐸對於傳奇小說頗為熟稔。從小說細針密縷般的寫法來看，《我之小史》除了受明清以來徽商自傳的影響之外，還與當時流行的鴛鴦蝴蝶派小說之影響密切相關。鴛鴦蝴蝶派的代表刊物《紅雜誌》上，曾登載“上海小說專修學校招生及章程”，從中可見，在當時的上海，不僅小說流行，而且還開辦了專門的學校傳授寫作技巧。無獨有偶，詹鳴鐸後來也在婺源鄉間的私塾中教授學生撰寫小說，這從他的日記中可以略窺一二：“八月九號，上午令諸生作小說”；“八月十一號，上午令諸生作小說”；“八月十二號，上午令諸生作小說”……這些記錄，明顯不是一種偶然的巧合。至於《我之小史》一名，可能是模仿自杭州作家陳蝶仙（天虛我生）的《他之小史》。據美國哈佛大學韓南教授的研究，《他之小史》分六期發表於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的《女子世界》，一九一七年中華圖書館出版的《禮拜六》雜誌上，曾刊登該書的一則廣告。而《禮拜六》也與《紅雜誌》一樣，同屬於鴛鴦蝴蝶派的小說範疇。
有鑒於此，除了史學研究上的意義外，《我之小史》的發現，也為二十世紀鴛鴦蝴蝶派小說提供了一個新的文本，從中頗可窺見鴛鴦蝴蝶派小說對於商人階層的影響。
明清以來，“徽州朝奉”的形象曾在“三言二拍”等小說中頻繁出現，但那隻是小說家筆下臉譜化了的徽商，而《我之小史》則是徽商作為主體自述的家世及個人閱曆。詹鳴鐸寄情紙筆，自敘家世，傳之後代。該書事隨人生，人隨事見，極摹人情世態，備寫悲歡離合，使得《我之小史》成為目前所知唯一的一部由徽商創作、反映徽商家庭生活的小說。
一般說來，小說為正史之餘，難免有吞刀吐火冬雷夏冰般的譎詭幻怪荒渺無稽。不過，《我之小史》最顯著的特點則在於它的紀實性。在書中，作者一再聲稱自己所述皆為“信史”，而從廬坑《詹氏宗譜》、光緒《婺源縣誌》以及同時收集到的《振先雜稿》、《詹鳴鐸日記》來看，《我之小史》之所述的確均為真實情節。小說的一些故事細節，甚至直接節錄自其人的文集或日記，書中提及的諸多人物及事跡，也都是真人真事。如晚清民國時期徽州的一些著名文化人——光緒《婺源縣鄉土誌》的編者董鍾琪、佛學家婺源江灣人江謙（易園）、《歙事閑譚》的作者許承堯以及民國《婺源縣誌》的總纂江峰青，這些都是晚清民國徽州曆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由此看來，《我之小史》的確是作者真實的自傳，可以作為信史加以征引。
而在另一方麵，《我之小史》又是一部帶有鮮明地域文化色彩的徽州鄉土小說。作者的敘事文筆頗為流暢，書中時見莊言危論、謔浪詼諧。就像魯迅筆下的《故鄉》、《社戲》、《祝福》、《孔乙己》和《阿Q正傳》等名篇佳構一樣，它敘寫了一地人群的日常生活狀態，刻畫出當地獨特的鄉土情愁。由於該書是以章回體小說的形式出現，麵向的讀者主要是普通民眾，較之通常所見枯燥無味的史料記載，更為通俗易懂，顯然更有助於人們理解晚清民國社會的紛紜世態。特別是囿於史料的限製，以往人們對於縣以下農村社會的生活實態所知甚少，對於晚清民國時期徽州社會的了解更是相當有限，而《我之小史》提供的連續記錄，恰好為此段曆史缺環提供了大量翔實、豐富的史料。它不僅大大豐富了我們對於傳統社會向現代轉型過程的理解，而且，也可以修正以往學界對於民間社會的固定看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該書的發現、整理和利用，可以說是近年來徽州民間文獻發掘過程中最令人振奮的重要收獲之一，必將引起多學科的廣泛重視。
丙戌清明於複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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