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試係列
(2005-04-13 04: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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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爸的文章 考試種種(開篇)
2005-04-01 04:42:57
考試種種(開篇)
餘入小學於1950年,升中學於1956年,進大學於1962年,原應於1968年畢業於上海第二醫學院醫療係,豈知1966年大革文化命驟起,最後二年雖有複課鬧革命(1967)等幾個上課的機會,但考試已近於被取消。所以隻能算讀完了大四,二醫當時醫療係為六年製,從五年改為六年始於1960年,故二醫真正的六年製醫療係畢業生可算一個也沒有,兒科係因早改一年,1965年的畢業生入學於1959年總數有100名左右,但這些學生入學時大躍進的聲浪尚於高潮,種種下鄉、血防等活動甚多,而且統一教材也還未全部編寫完成,也多少有些影響,好得當時入大學頗屬不易,自學風氣濃,二醫畢業生成材的比例應算很高(據80年代後校友會材料)。按當時的說法我算是完整的受完了建國以後十六年封資修的教育。
其實上個世紀(20世紀),中國教育正處於由封建製教育向現代教育轉型時期,西方教育從遜清同光年間起大量被吸納,50年代後蘇聯的教育模式又對大陸中國有較大的影響。滿清後的中國國家級的決策層領導人無不是既受過中式教育又受過西式教育的,在他們的指導下,“封資修”同時反映在那十六年中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教育改革”在上世紀幾乎沒有停止過。考試也總是整體的一個麵。
生理學家告訴我:人在睡眠的時候大腦的活動並不是全部停止的,所以有“夢”。夜間如睡6——8小時,就大約會形成6——8個夢。但隻有睡醒前最後一個夢有時被人們“記住”。能回憶起一些情節。我想是有道理的。
時到今日,早已遠離考場,但常常在安睡中做的是考試的夢,準備考試的夢,而且被“急醒”、“喜醒”、“愁醒”或者“驚醒”。老妻有時亦然,盡管人人都知“同床異夢”。可能我們的一生有太多的時間與考試有關了。
2005-3-10
老爸的文章 考試種種(三)
2005-04-01 04:43:33
考試種種(二)
我上的幼兒園是覺民(明之???)小學暨幼兒園,這個覺民(明之???)小學與巴金筆下的六???眼鏡的二少爺毫無關係,它的校長叫zhan仉|倪???逢梅,是位立誌終身奉獻教育的獨身女士,所以她所聘用的女教師也要求未婚的。據說結婚後就要被解聘。可惜這位校長在50年代初就自殺了!我一直有個印象就她是我大學時(上海二醫)的副校長仉|倪(???)葆春教授的姐妹,但一直沒有機會問過仉|倪(???)教授,盡管他活了一百歲,總之他們是我受教育中的最初的校長與最後的學曆教育的校長。仉|倪???教授的的特長是整型外科,而即使他長壽他也沒有看到整型外科真正在大陸中國蓬勃發展的今天。
上了二年幼兒(稚)園,期間的考試現在回憶起來應算真正的素質教育型的,即便到了考小學,我去參加了二個小學的新生入學考試,一個位於淮海中路西末端近餘慶路武康路口的世界小學,一個是位於天平路137號的淑英小學(它的校長到的確是叫盛淑英)。入學考試也是素質型的印象較深的有看圖說話,認時鍾(幾點幾分),當然1950年隻有指針式時鍾,等等。還有極富個性化的問題:倪最喜歡吃什麽?這是世界小學一位“主考”問我的,我說吃麵包!這個回答可能是絕無僅有,那是不知是想起了樸而契克良的美味的花色麵包?還是來應考路過武康大樓下麵拱形過道內擺的烘的夾色拉的小羅宋麵包,快到11點可能肚子有些餓了。這個一問一答被站在窗外的姆媽聽到了。回家後還說我回答得與眾不同,那個年代一般小孩會回答糖果,水果之類。最後二個學校都錄取了。而上的是天平路上的淑英小學,家長的解釋是上學要穿過馬路少,要穿過的馬路車輛也較少,安全,二是長男(???)耀(???)海也要轉學到淑英小學上四年級,上學路上有過照應(因膠州路的房子頂給X???香的老板住了,我們舉家並入天平路奶奶原來住的房子裏住,所以大哥也要從覺民(明之???)小學轉來附近上學)。其實當時可能還有經濟上的考慮,世界小學當時要40萬元(舊幣)一學期,而淑英小學製藥30萬元(舊幣)一學期,而當時的女傭的工資每月隻要10萬元,所以也不算太少的數字。好在六年以後我考上了南洋模範中學,編班排桌後同坐一條板凳同桌學習的經(???)天培君就是世界小學的少先隊大隊長,我在淑英小學也做到大隊委員,所以可算異曲同工,即使當天上了世界小學也不過如此。
對我整個人生影響最直接的考試應數1962年高中畢業後參加的高考了!在經過了近一個學期(當時高中教育大多壓縮在高三上學期完成,而下學期開學不久就轉入了複習迎(高)考階段,當然在真正的考試7月7,8,9日來到前還有許多“答疑階段”,實際就是進入自學階段。)一向學習不求滿分的我就真正的自學(自由學習)了,以至有一次在十分得意的看一本原版的英語幽默時被英文教員潘和德先生發現,一向認真的他大不以為然,說了一句“這個時候你還看這種書”。大概我總還算在看書,還是看他教的英語,也未深究,那一年招生極少,全國的高校在大躍進中的擴招氣魄早已被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縮到總數隻招10萬2千人,在上下五年,後來66年~71年整個文革中畢業的71萬學生中,62年進校的學生也是最少的,所以無怪教師都希望學生努力備考。
那年我的考場是在盧灣區的向明中學,每場來回騎車11/2小時(單程的45分鍾),雖然性不好死讀書,自持小聰明,六場下來還算自得,場場早早交卷(好像物理稍遲,語文更得意,化學做好了不好意思交卷(太早了))正好,外麵下雷陣雨,我的座位臨窗,居然有雨水打進來,我一麵護著試卷一麵說,卷子要淋濕了,交了吧,一麵站起身來交了頭卷(早交並不加分,同室的考生絕大多數也不認得)。考得雖然輕鬆,但壓力還是有的,那三天沒怎麽吃飯,每天吃點西瓜。(可見聶棋聖的陋習不是他發明的專利)到了那幾天書也看不進,隻求早早考完,了了此事,當然壓力還是有的,如考不上大學可能要去新疆,因為父母的工商聯學習小組裏都作了動員。考完還小小發了一天熱。發榜時居然考上了二醫醫療係,四年後“文革”四起,造反派為了追查當權派特批的“後門學生”,把每人的高考成績都抖了出來,才知道沒門課的成績。當然62年開學時就知道,出身好的要平均81分以上,出身不好的要高一檔分數錄取,平均86分以上,這是年紀政治輔導員說的。有了那次考試的結果,才有了上二醫,去貴州,又在徐州行醫卅年,從小醫生做到老醫生,又多了種種考試。乃至對婚姻,子女多有很大影響。現在想想,如果那次考試……,一生又是如何呢?
2005-3-4於
滬
樸而契克良——上世紀50年代公私合影前的白俄經營的麵包西點坊。位於淮海中路瑞金路至思南路之間路南。
考試種種(三)
在大學階段,有兩次考試比較與眾不同。一次是大二上學期解剖學考試,一次是大三下學期的微生物學考試。解剖學是西醫的基礎課中的重頭戲,沒有什麽理論可言。全是死記硬背,或者更確切的表達為“死記硬認”,認識人體的各部位的結構及其相鄰關係。在醫學院的課程中分別為係統解剖學(人體解剖學)和局部解剖學,實際上是讓學生在按係統(如骨骼係統、循環係統……等學習一遍後再按某一局部(如手部、上腹部……)再學習一遍,這樣更有利於培養醫生特別是手術醫生。如果上了醫學院,又想當外科醫生的學生對此重視不言而諭。我在二醫時領導我們解剖課程的是我住在天平路時的近鄰—— 馮固教授,五十年代初,他就住在國泰新村,而且據說在那裏掛過牌行過醫。到我們係統解剖考試時,教授們出了一個新招——“蘇聯式”的口試,每位考生在一個布口袋中摸出一個號,按號索題,準備五分鍾,然後麵對老師口答,當場並不給分,但大多考生對自己應得的分數心中有數,大差不離。這種考試方法與所受教育有相同之處,準備了很多,而考到的隻是冰山一角,如書讀了很多,而實際用到的可能隻是很少一部分。但如你抽到的題目是你沒有準備到位的。那你必得二分無疑(當時是蘇式五分製,二分為不及格)。真應了“書到用時方恨少”的老話。那時是1963年底1964年底的冬季,同學們按時段來到二醫鄰近思南路的解剖室門前等候。天冷心急,還好我的號靠前,上午10點多就進去了,抽到的題是最小的部位——腦幹部,不要翻動屍體標本,隻要在許多玻片標本裏找到紅核,黑質的部位指示給教授看,並說出它們的功能及相關關係。說實話這是一道解剖學的邊緣題,又死又活,指示部位很易,而說出功能及相關關係,即使到40多年後的今天也不是容易的事,我在把解剖片子找出來後又在幾張片子上提出了它們的位置,主考又找了幾張片子叫我指認。自以為不錯,然後款款而講功能及相關關係。時近最後幾分鍾,突然想起生理學講義中的對此的闡述又補充了一番。英美學者認為……等回答進一步提問時,已是力盡。告答畢後退出。算是沒有被判要補考(3、4、5分等級要等成績單告知,如為2分則當時通知回去再準備補考)。當時百家爭鳴,是文革前十六年較為寬鬆的一段時間,各位教授都又有自己的觀點,所以解剖學教授(據說是德日派),要與生理學教授(據說是英美派的張鴻德教授是當時的生理學教授,教研組長),爭向宣傳自己學派的現點、成就。總算是二位教授涉及這一觀點的講課都在二年級上學期,並且我當時即感覺到講授的不同點,兩麵的說法全答上了。不知是對是不對,總之最後我留意了一下最後得分是 “4分”,不知是答全了被扣分,還是沒答全被扣分。
另外是64年大三時的微生物學,當時領導微生物教研組的教授是餘賀,執教我們的主講是張詠,可能是我們丙班總帶點教改試點的意思,我們那一年學科結束考試隻有一道題“免疫在人體的作用”。多大的題?可寫成綜述也可寫成科普,題目大但時間是有限製的,深度又可考人,其實這種題對大三的學生(如屬一般程度)有點大了,但很可以考察知識的深度。用來收研究生到也可算一種測試。這樣的題對不喜歡死背而理解能力強,文學表達能力占優的學生有利至極。譬如我就得了最高分。而十分用功的一位女同學又是該科的科代表,就對她自己的得分十分不滿,但也無可奈何,我想如果她參加甲、乙兩班的傳統方法考試一定會得高分的。這位張詠老師當時約40歲左右,所以等到文革結束,重招研究生時他是主力導師了。關於他最著名的傳聞是50年代曾經在自己或子女身上(咽喉部)做過免疫疫苗(麻疹?)的培養,因而為大眾讚許。但換了今天自己當誌願者當然無可非議。如在無自主能力的子女身上作培養則肯定大受非議,是否要動用未成年人保護條例來衡量了。
2005年3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