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爸的文章 海寧陳家 5

文武陳其元 海寧陳家之五 目今50多歲的人一定會記得“文革”時期人們往往會被查三代（出身），有時還要自報三代。還有人因在火車上被紅衛兵查問三代時，過於老實，說了真話而被活活打死的。其實查三代到並非“文革”時的發明創造，封建製度下講究出身門第自古而然。自報三代也是常事，如下級初次見上司，學生初次拜見老師，同年換帖，結拜兄弟……都要自報三代，前二種情況都要具手本，寫明祖××，父××及其基本情況。不同於現在的名片隻有自己的姓名及頭銜，當然古時也有名片叫做名刺或片子，用作拜客或差下人送禮時用。就不用寫上三代履曆了。 我從學寫字起就會寫父母的名字，七八歲時，雖然要站在小板凳上才能趴在五鬥櫥上，邊聽祖母口述邊給遠在巴彥的大伯父寫信，到最後就會寫祖母的名字“陸紹詩”而被祖母糾正不是寫名字而是寫上“母字”即可！而且母字還要寫得大。但祖父的名字是到很大了看曾祖母留下的手寫詩集時才知道的。因為先父8歲喪父，家中大人一般從不提及祖父，可能他的病故對家庭的影響太大了！我的記憶中隻是擺供（祭祖）時，最下手的一邊隻放一個椅子就是他的“位子”，好得我上小學到工作，出身不好一直是公開化的。好象也沒有自報家門的經曆。寫不出祖父的名字也沒有成為過麻煩。 曾祖父叫陳其元，字善卿，知道的就更晚了！先父生前有時說起他會武功，會輕功，除讀家譜見有數十字的記載：生於同治庚午（公元1870年）十一月十日，卒於光緒壬寅（1902年）六月九日，父明浚，祖宗灝，享年僅33歲，死於小站練兵。故報積勞成疾而亡，光緒卹贈道銜。生前為直隸霸州知州賞帶花翎。國學生出身。據此看來是一位投筆從戎的武官，英年早逝。子德荘受廕入國子監就讀。他的夫人是山東巡撫諡勤果上虞張曜的長女，封恭人。小站練兵即是袁世凱練新軍，中國最早的新式軍隊。據此可見他早年讀書，未中過科舉，但也當了官（六品——四品），國子監學生出身，不算異途。他的嶽父張曜（朗齋）到是晚清伊犁抗俄的名將，至今還有曆史小說家如高陽等常常寫及他的故事。 另一位陳其元當是遠房的曾祖輩，因作有庸閒齋筆記而被後人知之甚多。字子荘，生於嘉慶十六年，卒於光緒七年（1811—1881年），祖陳萬森 太平府知府，父陳鼇 福建同安知縣，讀其作品時誤以為吾輩曾祖父所作，叩問姑母陳宜樂女士，答曰不知祖父有此遺作，再考知是另一位陳其元。他的筆記作於晚年60—70歲之間。而早期即攻讀四書五經，並關心政治時事，可惜仕途多挫，從17歲（1828戊子年）起應童子試十五次均不第，即秀才也無份，四十五歲時無奈捐資選了一個金華訓導（縣學的老師，從八品）以後升了富陽教喻，（正八品縣學主管）再後參於了左宗棠的幕僚集團。左平浙過程中被保舉為七品知縣賞帶花翎，因“洪楊”事平熄過程中，各種各類被保舉的人員成千上萬，七八品的小官不知其數。許多“紅頂”或三品官員都無處補缺，小官候補的終身無缺的多的是。他卻因被密薦而曆任南匯青浦新陽和上海知縣，還做過鬆江（府）厘局主官。到60歲後致仕，在同治年代他所任的縣份都是要缺（清代的缺份分簡、中、要、最要四等），上海可能要算最要缺。因要涉及洋務，外交等。他雖早年即文譽，政識均屬上乘，但除中年教書外，出仕當屬晚年。據同代名人俞樾，薛福成等記述中都說他勤政、清廉，見識為曾國藩、李鴻章、林則徐等晚清重臣所賞識，特別是左宗棠，可能出身與他類同（非科甲出身），除了賞識還力保他當實缺知縣，江蘇巡撫丁日昌也一再委以要缺，而且“內政外交多有建樹”，晉階知府加秩道員（四品虛銜）六十歲後在知縣這一等級上退休，故同時代人稱之“大令”。客居桐鄉，隨著庸閒齋筆記（晚年自號庸閒老人）由子德浚德清幫助整理，光緒初年，即有刻本八卷問世以後漸增到十二卷，以後宣統年間有掃葉山房本，民國時期有進步書局本，至改革開放後的上世紀90年代未有中華書局本，一再出版。子荘從曾祖也因此傳名，聖賢曰“文章千古事”，信不謬也。七十歲（1881年）卒，左宗棠為之撰墓誌，海寧州誌有傳。據說左宗棠去浙時隻向朝廷保薦浙士三人，丁丙，陳政鑰與陳其元。故史論“（曾）文正之宏獎素廣，（左）文讓之薦 剡素隘”。 筆者記述這兩位曾祖父及從曾祖的簡史，是覺得他們很有清中葉後陳家大多數讀書人的代表性。他們都未中舉，也非恩拔副歲優貢生，實在可算科舉的未成功者，而最後都被清廷敘為道員級官員，也算成就一番事業。據誌海寧陳家癢生及貢監生幾及千人，大都應是循這兩位的足跡，而他們應是這批人中的較為成功者。而且都賞帶花翎。說明有武功可敘。當然道光後，花翎也不大稀奇了，據誌1851年（洪楊起事）前海寧陳家中不乏高官，但賞帶花翎者隻有一人。到1864年（洪楊事平）已有5人，可能包括陳子荘。而吾輩曾祖還在其後，不在這5人之數。可見清後期陳家也不乏向從武轉移者。 當然科舉之受挫，肯定影響仕途之發展，因為據《清朝典製》道光末年，全國文官共11316人，其中京官司2369人，外官8947人。戲文中常說“新進士三佰名”其實據“清史稿”記載每科新進士從未有過300人整數，少的一科100餘人，多的也有超過300人的，雖然說三年一大比，但總有恩科特科等。光進士出身的新官員平均每年就要安排100餘人，舉人的數量幾十倍於進士。清後期的捐班出身更多。有些人雖說隻要一個虛銜，或出出風頭或便於與官場交往。其中也有因虛銜而得實利的。最出名的要算榮寶齋的阿大當家（相當於現在的承包經理）莊虎臣，他到不是捐來的官，庚子事變結束，慈禧光緒母子回朝後，說他護街有功，賞了他一個七品頂帶（1902）按現在的說相當於縣處級政治待遇。他因此而得便於出入午朝門朝房，常能襲先得到宮門抄（其主要用部份為吏部任免官員名單）帶回後刻印，賣給（當然有部份要送）大小官員。後來幾成每位官員及吏員的必讀品。發了不少小財。捐班的人也有想當實官的，比起科甲出身的人就要難多了，因此影響了他們的買官積極性，清未又加了××捐先補，逢缺先補，及輪補製等多種花樣。因此讀書人要做官也決非易事。文武陳其元當應算是佼佼者。 2004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