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於看到一些主要觀點建立在極其低級的邏輯錯誤之上的文章,卻被發表在高檔次的學術報刊上,而且流傳廣泛,我前段時間寫了《低級愚蠢為什麽不能被解決在社會低層次上和小範圍中》一文。今天我想說的事情,性質與此類似,但表現方式不同。經常有極其低級的事實判斷錯誤出現在作為知識精英的高級專家學者的文章中,且在國內廣為流傳,特別是當這些文章涉及國外的事情時。這種二十一世紀出現的中國文化新現象,令人不可思議。
我肯定不是要說周小平文章中的低級謊言。他隻是個恰好被高層需要而紅了起來的網絡二流子,本就缺乏基本常識,官方頭銜再高也進入不了知識精英階層。謊言加錯誤出現在他的文字裏,毫無意外,理所當然。
我要說的知識精英作者們,是比如像餘秋雨先生那樣的著名人文學者,或者是類似某著名經濟學家、商務部研究院某研究員之類的正兒八經的高端人物等。按理說,他們對於基本國際常識應該了熟於心,判斷涉及基本常識的國外事件的真假並不困難。但因為某些原因,在這些高檔次的知識精英涉及國外事件的文章裏,就經常出現些不可思議的低級事實錯誤。
前兩天的新浪微博廣泛轉發了一篇小文章,《美國版白卷英雄橫空出世,進入斯坦福》,嘲笑美國也出現了類似中國文革時期的白卷先生,而且竟然能被斯坦福和哈佛這樣的頂尖大學錄取。作者結論,“成績無足輕重,黑膚色與高貴和平教信仰最重要。如果美國教育全麵如此,我看是這個國家找死。”
讀了這篇錯誤百出的小文之後,我不禁好奇作者是什麽人物,為什麽對美國如此無知。作者的名字並不陌生,在我關注的一份學術網刊上經常出現,但我尚未讀過他的論文。查百度百科,方知作者竟是“著名經濟學家、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
在一篇公開的文章中說一個國家“找死”,這樣的語言本不符合“著名經濟學家”的身份,更像是個對某國有刻骨仇恨的大老粗的私下話。但現在的中國和以前不同了,社會普遍相信不管什麽語言都要“接地氣”(參見紐約時報《中國語言風格的墮落》)。既然在堪稱中國最高級別官方媒體的人民日報主辦的“人民網”上也經常可以看到諸如“逼格”這樣極其粗俗而又非常接地氣的詞出現在標題中,有“找死”這樣的詞出現在一個高級學者的文章裏,也沒什麽奇怪。這是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學界。
粗俗歸粗俗,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這位著名經濟學家一篇短短的文章裏出現多處極其低級的事實錯誤。
對美國的教育製度稍微有點了解的人,都知道美國大學的錄取程序和中國不同。它不是靠高考一錘定音,而是首先看學生在中學時期修的主課成績,然後了解學生參加過的社會活動的表現,再參考學生在申請書上表達的個人誌向等等。那位同時被斯坦福和耶魯等多所頂尖大學錄取的穆斯林青年,其實是個各方麵都很優秀的學生,不僅中學成績亮麗,而且在社會活動中表現出色,多次受到政府和有關機構(包括美國總統)的嘉獎。即便不說這些,隻說他交給斯坦福的那份申請書,也不是如這位作者所說的交了“白卷”。他回答了申請書上的其它問題,隻針對“你認為什麽事情對你最重要?”這個問題,他(你可以說他是情緒激動地,嘩眾取寵地,或者說突發奇想地)把一句政治口號“黑人的命也是命” 作為回答,重複寫了一百遍。
不可否認,在針對這個具體問題的回答上,這年輕人表達的激情多於內容,他的行為方式的確類似於《決裂》電影裏那個想讀大學的農村青年人把布滿老繭的手高高舉起。但斯坦福要錄取一個學生,哪裏是僅僅就問這麽一個問題?這年輕人提供給斯坦福的申請材料,又哪裏僅僅是這麽一個革命口號?如果不是先有中學時期亮麗的學業成績和社會活動表現,他怎麽可能被這麽多所美國頂尖大學錄取?
英文報道是給生活在西方並了解美國教育體係的英文讀者看的,當然不需要在短短的報道中提供全麵的相關事實背景。中國的普通讀者如果直接讀了這樣的報道而有誤解,也情有可原。但一個研究國際貿易合作事務的經濟學家,居然根本就不知道(或選擇忽略)美國教育製度的基本常識,僅僅根據一篇報道提供的有限信息,自以為是地把美國的事情用中國的模式來套,把這個優秀學生當作“美國的白卷英雄”來轉告中國讀者,並進一步嘲笑美國的教育製度。一個應該知識豐富而學風嚴謹的高級學者,不但草率地相信而且熱切地傳播這種根本經不起查證的荒誕不經的東西,是否令人瞠目結舌?
學者本應該代表著社會中嚴謹理性的成分,國際經貿專家更應該體現出廣泛而深厚的國際專業知識。中國一般老百姓因為有長城遮眼牆擋著他們的眼睛,看不清楚外麵的世界。但作為知識精英的著名國際經貿專家,即便自己不會用翻牆軟件去訪問英文網頁,難道就沒有幾個了解美國教育係統的同行或朋友可以谘詢?難道在發表這樣聳人聽聞的消息之前,不值得用一點時間向更可靠的信息來源求證一下?
作者大概覺得僅僅這麽一個斯坦福錄取“白卷英雄”的“奇葩錄取”還不足以支持他“美國要找死”的結論,還舉了“與此相映成趣的另一個奇葩錄取”。他說的是一個穆斯林中學生因為帶到學校去的自製鬧鍾被誤認為炸彈而遭警察短暫拘捕的事情。按照作者告訴他的中文讀者的說法,那個“黑人穆斯林孩子”“就這麽件事,換來…哈佛錄取。”然而事實的真相卻是,當年這個初中生收到的隻是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給他發出的“參觀校園”的邀請,根本不是什麽大學錄取通知書。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己上網查證一下,現在這孩子還在卡塔爾讀書呢。
難道是一個研究國際貿易合作的著名經濟學家,讀不懂invited to tour the campus是什麽意思?這倒是真有可能。在關於斯坦福事情的英文報道中提到,那個學生在得知自己被斯坦福錄取之後,興奮地說it’s quite refreshing。意思是說“這消息真是令人振奮!”但這句英文到了這位著名經濟學家的文章裏,就成了“我的世界觀因此改變!”
如果不是作者故意要扭曲這些英文報道的原文意思來滿足他扭曲的心態或實現某種不可明示的目的,那隻能理解為他連這些簡單的英文都讀不懂了。
問題不僅在於作者文章中涉及的基本事實錯誤百出,還在於這樣的文章能在新浪微博上廣泛流傳,盡管有網友直言批評,也不見作者聲明更正。為什麽作者和媒體都對他傳播的低級事實錯誤視而不見?難道僅僅因為涉及了政治理念衝突和製度對抗,相關事實就變得無關緊要了?
在這之前的不久,我讀到餘秋雨先生的《中國文脈》一書。其中有那麽一段話,說是中國古代哲學家老子在德國是非常非常受歡迎的,以至於平均每個德國家庭都擁有一本老子的書。餘先生的意思是,你看老外都那麽喜歡老子,我們中國人怎能不比老外更重視這位中華先哲呢。我說餘先生這樣的意思是很好的,邏輯也沒有問題,但他所用的這個“事實”並非事實,而是個很低級的、讓人笑掉大牙的錯誤(如果不叫謊言的話)。
說這是很低級的錯誤,意思是說隻要做最簡單的查證就可以知道事實不是這樣的。隨便問幾個在德國生活過的人(也許問兩個,無須超過三個,隻要不是正好就隻問到那個誤導了餘先生的德國人就夠了),就可以知道這傳聞的真實性幾乎為零。對歐美任何國家的社會現實稍微有點了解的人,都知道這事情的真實性幾乎為零。別說沒幾個德國家庭有老子的書,恐怕連老子的名字都不是每個家庭都知道的。你若問我有沒有去調查過,我得誠實回答我沒去調查過。但這種說法荒唐如此,無須實地調查。大概就和有人說現在每個德國家庭都收藏有一瓶紹興老酒一樣,你還需要去調查一下這話是否屬真?
我小時候家住農村,常聽當地農民拿城裏的人當笑話談,說有城裏來的女學生看見地裏有大片的麥苗,高興極了,割了回去當韭菜吃。這事情發生在城裏的學生身上,當然是好笑的。如果竟然發生在一個老農民身上,大概他要羞得跳井自殺了。在辨別農作物時出現如此低級的錯誤,對一個老農民來說,是不可原諒的。
不管最初出現錯誤的原因如何,這樣低級的事實錯誤出現在餘先生這樣應有國際視野的專家學者身上,印刷在他如此高檔的文化著作中,我感覺是很掉價的。
不可思議的是,這書初版於2013年,幾年過去了,現在賣到第五次印刷了,這樣的低級事實錯誤還耀眼地留在書裏,繼續誤人誤己。不是沒人指出過。我網上查了一下,指出並嘲笑餘先生書中這個低級事實錯誤的,大有人在。但幾年過去了,錯誤依然就在書裏,而且暢銷著。這真是獨特的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化現象。
美國的教育製度肯定是不完美的,並非不能被批判和被嘲笑。中國的傳統文化肯定是有具普世價值的、值得被世界敬仰和學習的東西的,當然值得中國人自豪。但批判和嘲笑,讚美和自豪,總得基於事實。否則,關在自己家裏對著自家孩子編排其它家庭並不存在的荒唐事,臆想和吹噓別人並未表達過的敬仰,這樣的事情泄露出去,或被自家孩子識破,不反而顯得自己很滑稽和猥瑣麽。
無論是經濟學家還是文化學者,在他們的社會角色中,一定也包括了部分啟發和教育民眾的職責的。但是,“以其昏昏”怎麽可能“使人昭昭”?就在這些教育者自己的文字中就充滿如此低級的錯誤,怎麽期望被他們教育的民眾能夠有獲得真正的知識增加和思想啟發的機會呢?
說到民眾教育,我想起“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個頗具中國特色的愚民教育理念。並非所有教育係統的目標都是為了“使人昭昭”的。回國期間無法登陸GMAIL係統,無法啟動GOOGLE查詢工具,不能瀏覽紐約時報等國際媒體網站,不能看到針對當今發生的國際事件的各方麵觀點評論,,,。想起那時體會到的被與世界隔離的那種感覺,對當今中國教育體係的目標到底是“使人昏昏”,還是“使人昭昭”?不禁茫然。
得到政府大力支持的網絡長城牆,據說其目標功能是要像幼兒園的圍牆那樣保護國民的身心健康的。它不讓牆內的民眾看到和聽見外麵的世界,避免還在接受教育並成長中的十幾億國民在接受阿姨老師的啟蒙教育時受到外界不同聲音的“幹擾”。但這偉大的長城牆擋住了外界聲音的同時,也擋住了牆內所有人(包括阿姨老師們)身心健康所需的陽光和雨水。
這樣想來,這些擔負著教育職責的知識精英們文字中頻頻出現而不被糾正的關於外部世界的低級事實錯誤,到底是故意的扭曲,還是愚不自知,就隻有天知、地知、你知,而我不知了。
愚人者也愚己。這是一個真理,各位記得相互提醒。
(黃未原,2017年4月,於渥太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