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當年毛澤東領導廣大窮苦人民打土豪、分田地，轟轟烈烈幹革命，是因為反動軍閥及國民黨的黑暗統治，三座大山的無情壓迫，苛捐雜稅的重負逼得窮人走投無路，才扛起扁擔、拿起梭標，刀山火海也義無反顧。那段歲月已過去八十年了，如今農民翻身做了主人，本應過上更好的日子，然而，現實卻令人倍感沉重。
看一看這些血淋淋的實事吧。
21世紀的某年某月某日，湖北省竹溪縣中峰鎮農民姚順秀（女，47歲），因沒有錢交清各種稅費，被村鎮幹部強行搬走5袋稻穀和2袋菜籽，姚順秀無法阻止自家的口糧被拉走，服農藥自殺身亡。
某年某月某日，四川省蓬安縣利溪鎮萬桑園村農民熊發碧（女，68歲），被村鎮幹部帶到鎮上反複催交稅費，第二天回到家得知丈夫為了換她回來已交了200元錢後，服農藥自殺身亡。
某年某月某日，湖南省衡南縣江口鎮梨頭村農民廖文生，因村鎮幹部強行拉糧抵稅而發生爭執，後服農藥自殺身亡。
某年某月某日，安徽省蒙城縣三義鎮張廟村農民王秀珍（男，34歲），被村鎮幹部反複逼款，並以逾期不交加罰5倍相威脅，王無法按期交清，在家中服農藥自殺身亡。
某年某月某日，河南新安縣磁澗鎮石人窪村農民張留賴（男，54歲），因無法交清164元的稅費及攤派款被村鎮幹部強行撬門搬走5袋玉米，張在與之爭執中氣絕身亡。
某年某月某日，江蘇省寶應縣涇河鄉劉上村農民劉仲明（男，61歲），因欠款被村鎮幹部搬走2袋稻穀和1台電視機，劉在村委會會議室服農藥身亡。
某年某月某日，陝西省長武縣彭公鄉大興村農民高四合欠稅費233元，高母馮桂蘭（67歲）被逼無奈交了30元錢，當晚村鎮幹部又入高家趁高不在搬走320公斤糧食，高回家後責怪母親沒有把糧食看住，馮桂蘭在去鄉政府要糧的路上服農藥身亡。
……
這些農民的命真的就那麽賤，一百、兩百塊錢，幾袋子糧食，就值得去死嗎？在一些人看來，這些東西不值一瓶酒、一頓飯，可對農民來說，那是他們的命根子，如果還有一線希望能活下去的話，他們也絕不走這一步。這些年邁的農民在絕望中離開人世說明了什麽？這一幕幕悲劇是誰造成的呢？和舊社會相比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在哪裏呢？農民的出路又在哪裏？在這樣的情勢下，一些地方群眾集合起來趕走鄉鎮黨委書記，砸毀鄉鎮辦公樓設施，有的地方農民打傷鄉鎮幹部圍攻縣政府，還有的地方農民拒絕上級任命的村幹部，多年抗稅抗糧，也就知道其中的緣由了。這種形勢任其發展下去，農民還有活路，難到非要讓農民用扁擔來解決問題嗎？我們的社會離那一天還有多遠？
農民的不滿、無助和憤怒，最直接的原因是負擔過重，承受不起。壓在農民頭上的又不僅僅隻是各種稅費，還有更多的生活壓力和精神負擔。目前農民的年度收入中有50%維持生活，30%做農業投入，剩下的20%全都上交了各種稅費和攤派。單從賦稅這一點上來說，2006年起，國家取消了農業稅，這個宣稱改變了千年曆史的決策給中國農民真的帶來幸福了嗎？農村稅費改革的效果到底如何呢？事實上，稅是取消了，費卻沒有少，負擔並沒有減多少。有不少地方，農民負擔比封建社會的十一稅（按產出的十分之一計稅）高出近3倍，社會主義條件下翻身作了主人的農民比舊社會的農民賦稅還重，當年封建地主的剝削也沒有如此殘酷。農民的悲慘生活已到了何等地步。
繁重的稅費攤派和生活壓力一次又一次把農民僅有的一點收入搜刮幹淨。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行十幾年的今天，我國農業大國的地位依然沒有改變。農民的生活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得益於家庭聯產承包製，解決了溫飽問題，但經濟收入仍然相當有限，農產品的價格不高，農作物也僅夠自己食用，糶糧是大多數農民除了去打工之外的主要經濟來源。對於是上級各種稅費攤派、家庭的開支（子女上學、老人看病等 ），農民除了靠外出打工，大多也隻能靠糧食來頂帳。多年來如果說農民比以前有了更多的東西，那也就是“多收了三五鬥米”。農民的支出大大增高， “皇糧”是減少了，但鄉統籌、村提留、天價醫療費、漲得不停的物價等，仍占了農民開支相當大的部分。農民的產出大部分讓國家或者說讓鄉鎮或者說市場擄走了。種種負擔的不斷增長已壓得農民直不起腰，喘不過氣。
如此沉重的負擔是什麽原因造成的？
（一）從農民的生活開支來看，市場因素是農民負擔的主要根源。
傳統的小農經濟無法適應市場經濟的遊戲規則，農民靠做生意的收入實在是微不足道，相反卻常常血本無歸。市場經濟以資本為前提，農民在解決了吃飯問題之後， 他們所有的資本除了一點糧食之外，恐怕就剩下自己的勞動力。僅這一條就足以把農民擋在市場經濟的賭場之外（對一些農村女子進入城市所從事的非法職業也就可想而知了）。有時即便是東拚西湊有了一點金錢資本，投入賭局，由於不懂賭場規則，不諳世事，往往也是翻船的多，掙錢的少。
從主體上看，農民以家庭為單位就不具備市場競爭的實力，農產品的價格低、成本高，無法和工商品競爭。況且大多數農民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吃飽肚子，又怎能敢以那些救命的糧食作賭注呢？
從意識上講，小農意識又怎能與工商業的經營意識、競爭意識相提並論？而且農民在收種糧食的時候，很少甚至根本不計算成本，麵朝黃土背朝天，一天兩頭頂著星星幹，沒有計算成本的意識，算一算成本又能怎樣，成本高了就不種地了嗎。這種情況下，農民是沒有權利計算成本的，人總要吃飯，地總得有人種。這是一種不平等的競爭。國家實行承包責任製，集體的作用沒有了，農民自己管自己，本來應該有組織、有計劃地麵向社會，麵對市場，如今卻隻能單個家庭為單位迎對市場的各種險惡。到了這種地步，進也得進，不進也得進，吃飽了肚子沒有錢花仍然無法生存，這便是民工潮源源不斷的根子。
由於這種不平等的盲目的市場經濟，農民最終大多倫為受害者。並不是農民不想發財，不想掙錢，而是市場規律的陰險，確實令淳樸老實的農民無法適應。有些農民在分田到戶之初就想自己搞點經營，可開始怕政策變，倒是一些膽子大的，無法無天的人趁機發了財，等到看別人發了財，才開始行動。別人種果樹掙了錢，就跟著栽果樹，栽果樹的頭三年既不能種糧食，又不能產果子，等到三年後，果子是產出了，價格也掉下來了，因為一哄而上，太多了當然賣不出好價錢。原來賣一塊錢一斤的蘋果現在一毛錢都沒有要，隻好拿去喂豬了。又看到別人種烤煙發了財，於是狠心挖掉果樹又改種烤煙，最終仍不免貨多不值錢，於是又想著法子幹別人掙了錢的事。本來農作物的生長期長，投入資金的回報率就不高，如此幾番折騰，還有幾個錢。這和趙樹理筆下的農民“多收了三五鬥米”又有什麽區別呢？至於說辦鄉鎮企業，在東部和沿海地區，或許是農民致富的好路子，而在中西部，基本上辦得多虧得多，到頭來倒黴的還是農民。
千百年來小農意識在合作化、公社化時期暫時得到抑製，一旦分田到戶，這種自然經濟的主體，又煥發了生機，然而用自然經濟的經濟主體去適應市場經濟的遊戲規則，結果就可想而知了。
此外，一些政策上的偏失，也是導致農民負擔過重的原因。關於教育，中央多次強調科教興國，實際上隻是空掛在嘴上，並未落到實處。中國教育投入本來少得可憐甚至達不到世界上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即國民生產總值的3.1%，僅有2.6%，與周邊國家相比，我國的投入最低，比越南、印度、蒙古都不如。少就少吧，也許國家財政緊張，然而僅有的一點好鋼也沒有用到刀刃上。盲目地把大量資金投入到名校，而這些學校正是培養西方走狗的基地。到今天，中國公派留學的回國率仍然隻有30%,更不要說被國外挖走了的。所謂的九年義務教育，國家隻是提出了一個好聽的口號，這筆錢究竟應該誰來出，真正落實上還是全靠縣鄉兩級，這些難以從國家財政得到支援的基層政權，就目前而言，維持九年義務教育相當吃力。縣級財政每年要拿出30－40%用在教育這一塊，鄉級財政則有60%用在教育上。即便是這樣，也難以解決師資不足不良，學校亂收費的問題。縣鄉兩級的財政大部分還是要農民來負擔的，尤其中西部的農業縣。農民一年的收入有多少，為供養一個大學生，農民往往要積攢多年，還要四處借錢。如今上大學，一個學生一年最少也需五六千元，有些地方父母因無法供子女上大學自殺的、賣血的，有些農民的子女考上大學別人來祝賀，自己卻躲起偷偷哭泣，那是因沒有錢而發愁。對於農家子弟來說，上學也許是他們離開土地的唯一方式。然而四年大學的費用，用一些農民的話來說“這些錢我一輩子把命拚上，也是還不清的”。所謂的助學貸款，真正能幫助窮學生的又有幾個。上大學費用高，小學中學也不例外。
再看幾個例子吧。21世紀的中國，某年某月某日，浙江省蒼南縣龍港六中向學生收取第二課堂費，初二學生夏念慧（男，14歲）在母親隻給了50元錢的情況下，不敢去上學，在家中上吊身亡。
某年某月某日，浙江省湖州市菱湖區東林中學向學生收取“捐資助學費”，要求每個學生為母校“獻愛心”交捐200－600元，17歲的女學生費愛芳向母親要錢時，母女發生了爭執，費愛芳服農藥身亡。
某年某月某日，廣西壯族自治區大化縣乙圩鄉巴岩村教學點，按鄉教育辦規定將本應該60元小學生收費標準，提高到一年級到六年級分別為100元、110元、125元、140元、150元、160元，12歲的三年級學生譚若情（男），隻拿了100元交費注冊，因錢不夠又找不到擔保老師，不能注冊，後向其父親要錢未果，服農藥身亡。
這些是十幾歲的孩子，他們是祖國的未來，他們的命就值那麽幾十元，一百元嗎？農家子弟唯一的一點希望被殘酷的現實吞噬了，他們還有什麽出路，還有什麽活路？政策上的不合理使農民在教育的投入上雖然是自願的卻又是無奈的，巨大的壓力和負擔，並不比各種稅費攤派輕鬆。
（二）從農民的生產投入來看，像化肥、種子、灌溉水費等漲價的幅度遠遠超過農產品漲價幅度，這是農民負擔的又一個重要原因。當然，農業生產資料的漲價引起農民負擔的增加，從某種程度上講仍是市場因素導致的，所以此外不再贅述。
（三）從稅費、攤派負擔這一項來說，農民的負擔到底跑到哪裏去了呢？
一是龐大的編製機構，讓農民養活了一個臃腫低效的縣鄉政權。在中西部農村，縣級黨政機關一般有六七十個直屬機構，人員接近千人，鄉鎮一級的機構也有三四十個，人員在100－200之間，人浮於事，屍位素餐。封建社會的明清時代，3萬農民養活一個基層官吏，民國時期，3千農民養活一個基層官吏，而如今，30個農民就要養活一個縣鄉村幹部。僅此一項就可以看出，現在農民的負擔比過去增加了多少。機構和人員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的農民收入的增長速度。特別是近十幾年，中央反複強調要精減機構和人員，而且國務院也帶頭實施機構改革，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基層黨政機關的機關的人員卻呈增長趨勢，有的地方，有的部門竟然成倍增長。看來精減機構體製改革的阻力還是相當之大，一部分既得利益者想方設法保住自己的職位，因為有了職權就有地位，就有金錢。有的為達目的甚至不惜采取卑劣的方法，故意強調客觀、製造矛盾以體現自己存在價值。管理層次過多，頭重腳輕。這麽多的官吏，要吃飯，要辦公，還要“為民辦事”，能不花錢，這些錢沒有國家財政的支持，全要靠他們自己想辦法，那麽最直接的辦法就是向農民收。在中西部不發達地區，工商業的產出根本無法形成對地方財政的支撐，農民就成為理所當然的承擔者。
二是黨政機關用人製度存在嚴重問題。官員人流動性大，基層縣鄉兩級的主要領導幹部平均任職年限不到3年，而且規定了人員和地域的回避製度（這和封建社會官吏的任用上是相同的），使許多官吏根本不把當地當家來建設，隻當一個客棧，缺乏長遠意識，來一個領導搞一套方案，大都搞了一些形象工程，對廣大農民來說往往是勞民傷財。上級在任用幹部時，片麵強調政績，而且是看得見的政績，這種大趨勢下，所謂的“官逼民富”，大興土木，也就不足為奇了。發生在海南的強迫農民種香蕉，發生在河南在強迫農民栽果樹、種烤煙，還有四川的強製農民種辣椒，種是種上了，銷路卻沒有人管，表麵上看萬畝香蕉基地、蘋果基地等等是建設成了，但是經濟效益並沒有增加，為官者有了“實實在在”的政績得以升遷，留給農民的隻是災難。特別是在一些地方，領導美其名日，為了創造良好的吸引外資環境，大力改善基礎設施，從不考慮自身財力，要上項目隻有向農民攤派。這種事情帶有相當的普遍性，為什麽各地領導樂此不疲呢？隻要稍作思考就可看出端倪。財政有錢沒錢沒有關係，隻要敢於決策，沒有錢可以向群眾攤派，反正是為群眾辦事，群眾怎麽也得出一點錢，眾人拾柴為焰高嘛，於是修了路，蓋了樓，引來了外資，一方麵領導有了政績，為升遷鋪平了道路，另一方麵在大量的基建項目撈取回扣，真可謂名利雙收。難怪各地此類事情屢屢發生，“超常規，大跨度”，受害的是農民，得利是官吏。“不唯下，不唯實，隻唯上”的局麵，是目前這種用人製度造成的直接惡果，也是農民負擔增強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是思想文化陣地的失守，導致奢糜之風盛行。如果說基層政權編製體製不合理，農民對此想法不多，因為畢竟不是直接關係到農民的生活，況且農民以為那是上級或中央要管的事；如果說各級在用人上的不正之風引起大興土木勞民傷財，畢竟農民的環境有所改變，也算時收了錢還辦了一些實事，情願也罷不表願也罷，農民也是得了一些好處；然而對於基層官員中的奢侈浪費、貪汙腐敗，農民卻是恨之入骨。收了農民的錢，卻不為農民辦事，這和過去剝削階級的貪官汙吏有什麽區別。盲目崇洋媚外，大搞不切實際的高消費，這恐怕是我們的黨政領導自改革開放以來學到的最好的東西。攀比炫耀，各顯其能，特別是鄉鎮官員中書記、鎮長各有專車，有的還包養情婦。至於說接待上級檢查，花錢就更不用心痛了，“公事公辦”，有的鄉鎮為了迎接一個工作組，動輒花費10萬元。官吏之間的相互攀比，盲目浪費，全部把惡果引向了社會最低層的農民。這些幹部如果僅靠幾百元的工資，那麽歌舞廳內就不會有那麽多常客，如果是僅靠工資，各地的豪華賓館也不會那樣繁榮。有人說每年國家財政的十分之一被吃掉，我覺得絕對不止，奢糜之風不去，腐敗之風難抑，真該發動群眾再搞一兩次“三反”運動。
四是中西部地區農村鄉政企業不發達，不能像東南沿海一帶的鄉鎮企業、私營企業對地方財政形成有力支持。大部分鄉村是純農戶居多。這種沒有任何工商收入或極少數工商收入的鄉村，所有的稅費攤派就隻能全都落到農民的頭上。
負擔如此之重，農民到底還能支撐多久，令人擔憂。如果說中西部地區農民的生活苦在經濟不發達，那麽東南沿海地區的貧困農村的農民日子就更不容樂觀，貧富差距就是架在他們脖子上的一把利劍。如何改變目前的現狀，竊以為，首先還是從治吏入手，精減機構，提高效率，廣泛發動群眾，加大反腐力度，改善用人機製。其次在思想文化領域，認真貫徹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用毛澤東思想武裝全黨全民，大力反對奢侈浪費。改進政策，全部或主要由國家承擔九年教育投入，禁止教育的產業化，限製教育的私營化。
退一萬步說，如果非要走市場經濟這條路，也應該把解決了溫飽問題的農民組織起來走合作化道路，以應對市場經濟，總不能眼看農村經濟走向深淵。一個人身上長了膿瘡，如果自己不對自己動刀子，那就隻有等別人來動刀子。中國社會如果真的還按現在路走下去，恐怕離農民拿起扁擔來解決問題日子就不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