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鄉老農的讀後感言］ 看了《大河報》的報道，想想《南方都市報》的幸災樂禍，可謂常言所說的對極了：“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我喜歡／，大河報》這樣的報紙，喜歡這寫如實報道事實真相的記者。這並不因為別的，隻是因為他們信守了傳媒工作者的起碼應該信守的“不說假話，不編瞎話，不誘導讀者和與人為善”的道德底線。 聽聽記者的話吧，他說得認真而貼切，但卻沒有設下定論，把思索留給讀者自己去思考和選擇：“如果不是陷入體製藩籬對南街村進行簡單的評判，而是放在曆史的宏闊背景下來審視，審視集體經濟的過往和未來，審視集體經濟與時代的衝突、融合，我們會發現這其實是一個時代的命題、中國農村的命題。”這也正是我想說給讀者的。
南街村人是怎麽說的呢？？
王宏斌說他也一直在思考著這些問題：“中國實行改革開放３０年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也快實行３０年了，我們是該好好想想了－－社會主義新農村應該建成啥樣？我想社會主義新農村隻能是社會主義的新農村，而不是其他什麽主義的新農村。更直白一點說，社會主義新農村就應是共同富裕的新農村。”
是的，“在南街村和鄭州兩個不同的場合、王宏斌和張保盈這兩個彼此陌生的人、從不同的角度表達了一個相同的觀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在農村經濟進入市場經濟初級階段時發揮了不可磨滅的積極作用，但一家一戶的組織形式過於單一、分散，已經無法適應現代經濟規模化、產業化、科技化和市場化的要求，也無法適應中國農業與國際接軌的要求。中國農村又一次踏上了變革節點。”
《大河報》和王宏斌以及張保盈都不象《南都》和沈浩那樣，他們都象普普通通的百姓一樣，沒有搭官腔，都沒有爭當旗手，再去揭開中國改革大幕，展示“改革樣板”的欲望。
我讀過《大河》的調查，耳邊響起了劉歡的《英雄歌》：大河向東流哇，天上的星星朝北鬥哇。說走咱就走哇，你有我有全都有哇，該出手時就出手呀，風風火火闖九州哇……
所以我就把文章介紹給網友們。
原文標題：南街村之變調查：艱難自救後“經濟正複蘇”
來源：大河網－大河報 ２００８年４月１７日 ０７：４２
核心提示
素有“中國紅色億元村”之稱的南街村，經曆過輝煌，也遇到過困頓。
因改製而廣為注目也備受爭議的今日南街村，其經濟發展狀況如何？原有的發展模式發生了哪些變化？又持守了哪些準則？在共同富裕的理念和市場經濟的要求之間有哪些融合與衝突？
帶著這些問題，３月２１日～２４日，本報記者走進南街村，進行了為期４天的實地采訪。
股權之變的前緣後果
３月２１日上午，記者趕到南街村。
“‘中國紅色億元村’南街村改製”的消息，此時正藉由互聯網的快速傳播而沸沸揚揚。
“共產主義樣板村股份化了”、“領導私分集體股權了”、“南街村集團快破產了”、“‘中國紅色億元村’神話終結了”……這些詞匯，即便是在信息爆炸的當下，依然極其抓人眼球。
南街村股權之變其實發生在３年前。南街村集團給記者提供的詳細曆史資料顯示，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日，南街村集團在集團公司三樓會議室一口氣開了第２５次和第２６次兩次股東會。經１５位股東代表一致同意，南街村集團將公司章程修改為：注冊資本由２．０１億元提升至５．３億元，股權結構由原來純法人股變更為中原工貿占４０％，王宏斌占９％，郭全忠、賈忠仁等６人各擁有６％，鄧富山、張平等５人每人３％。
采訪中，南街村人說，這一變革完成之後，大家差不多“忘”了這件事。“班長”王宏斌等“股東”還是領受著村裏統一的福利，每月拿著２５０元的工資，從沒拿過什麽“分紅”。
因為媒體調查，這樁３年前的股權之變在今年春節前後浮出水麵，掀起軒然大波，並被演繹出不同版本。
內情到底如何，鏡頭還得回放。
按照南街村集團高層的說明，在連續７年銷售收入逐年翻番的高速增長之後，２００４年下半年到２００５年上半年，南街村進入了最困難的一段時期。南街村集團現任總經理竇彥森說：“我當時接任總經理時，公司賬麵上一分錢都沒有。”他上任的時間是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５日，恰是第２５次和第２６次股東會召開之後的第４天。
“那一年，很多人都在議論南街村撐不過五一，後來說撐不過十一，再後來說撐不過陽曆年，之後又說２００５年肯定不中了。”竇彥森回憶說。
之後的２００５年，南街村集團的銷售收入急跌至１０億元，和１９９７年的巔峰數據１６億元相差極大。
“與其等死，不如一搏！”竇彥森回憶了當時的心態。在深圳一家券商的指點下，南街村希望通過上市融資殺出困境。南街村人說，彼時名義上“分割”股權，正是為上市融資而做的基礎工作。
河南九鼎德盛投資顧問有限公司董事長、博士張保盈告訴記者，按當時的《公司法》和《證券法》規定，企業要上市至少要有５個發起人。南街村集團作為集體所有製企業，想采用“不引進股東，把集體財產記在個人名下”的辦法謀求上市。
但是因為經濟正處在困境，南街村上市的打算很快就“黃”了。２００５年５月下旬到２００６年６月上旬，國家又封閉了新股上市的閘門，上市的事兒就此不提了。
“我也簽字了，但當時我根本都沒明白是咋回事，隻是想著村裏讓簽字，肯定是為集體好。”南街村一位高管人員向記者坦言。
“當時完全是一種形式，為了湊夠股東人數。”王宏斌說。他說，這也是南街村“外圓內方”策略的體現，當時就考慮“任何事兒不看過程看結果”，這個“過程”怎麽“外圓”都可以，隻要“結果”是歸集體的，老百姓就不會有啥意見。
對外界的質疑，王宏斌說：“這說明南街村，尤其是我，當時對有關法律文件學習不夠。這些股權，過去歸集體，現在歸集體，將來還是歸集體。”
他還征求記者意見：“要不我們針對２００４年的股東名單補簽一個‘集體占股、集體出資、集體分紅’的特別聲明？”
“衝動的懲罰”引來經營低穀
股權之變風波又引出一個疑問——１９９１年即為河南首個“億元村”，１９９１年到１９９６年銷售收入連續以每年翻番速度增長、並在１９９７年達到１６億元的南街村，緣何在短短幾年之後跌入“最困難的一段時期”？
南街村人沉痛反思之後認為，這是“衝動的懲罰”：當時對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研究不夠、占用流動資金上了大項目，導致資金緊張。
南街村３０年發展曆程，王宏斌將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０５年劃定為“經受考驗期”。他說，１９９８年之前南街村發展迅速，是因為龍頭企業南街村方便麵公司發展得好，在全國方便麵行業一度衝至三甲之位。
但後來隨著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南街村方便麵的銷售開始迅速下滑，去年銷售收入隻有４億元，在全國排名第八。而全國第三、河南第一的白象方便麵去年的銷售收入為４１億元。更可怕的是，雖然有銷量，但幾乎不賺錢。
在主業經營盈利趨薄之時，南街村又開始大上新項目。“２０００年以來新上了幾個項目，兩個藥廠、第四麵粉廠、電廠和旅遊業，這幾個項目都是邊建邊完善手續，沒有申請項目貸款，陸續從流動資金中抽出約３億元來建設這些項目，但有的新項目未到投資收益期。”王宏斌說。
部分先前投資的項目一段時間也在虧損。“１９９６年，我們和日本合資的麥恩廠、拉拉麵廠、啤酒廠，都是投資上億元的項目，但投產後一段時間一直虧損。截至去年，麥恩廠仍在賠錢，拉拉麵廠和啤酒廠扭虧為盈。”王宏斌說。
“南街村的產業太多太雜，且多數是生產附加值很低的產品，各個點平均用力的結果是哪個企業都無法做大做強。”河南企業界一位人士這樣評價。
被廣為詬病的永動機“研究”，也發生在這個階段。因為王宏斌當時在決策上“民主的成分少了，集中的成分大了”，企業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
屋漏偏逢連陰雨，南街村集團和全國很多企業一樣，遇上宏觀調控、銀根緊縮。“一夜之間，賬麵上的錢全被銀行劃走了。”竇彥森說。
他說，當時南街村的融資渠道很窄，一直靠銀行貸款這一條腿走路。以前是“還老貸新”，銀行突然不給貸款了，企業流動資金立即出現困難。
“金融機構改革，貸款手續越來越嚴格；金融部門準備上市，開始規範過去的貸款。”王宏斌解釋了銀行停貸的原因。
市場規律對盲目投資的懲罰遲早會來，它永遠不考證你犯錯誤時是因為“無知”或者是故意。
艱難自救後“經濟正在複蘇”
“到２００５年下半年，這口氣算是緩過來了。”執掌南街村全麵經營大權的竇彥森說。
他說，２００４年下半年到２００５年上半年，南街村集團“從金融部門融資”的思路調整為“從經營過程中融資”，重新調整產品結構，才開始逐漸緩過勁兒來。
從２００４年至今，艱難中的南街村也在積極求變。
“求變”的措施有——本著“宜統則統，宜分則分”的原則調整了南街村集團的管理架構，竇彥森擔任集團總經理，六位副總經理各管一攤，各負其責；調整了經營模式，變原來的“先貨後款”為“先款後貨”；采用租賃生產方式，縮短運輸半徑，在產品暢銷地如齊齊哈爾及湖北、安徽等地生產方便麵、調味品等產品；加大欠款回收力度，２００４年至今累計回收貨款１億多元；壓縮一切不合理開支，如南街村衛生院２００７年比２００６年少開支１００多萬元……
３年多的艱難自救之後，王宏斌對目前南街村現狀的自我評價是：經濟正在複蘇。
南街村集團給記者提供了一組數字，表明自艱難時期後，經營形勢逐年好轉：“２００６年，南街村集團銷售收入１２億元，利稅６１００萬元。２００７年銷售收入１４．７億元，利稅７５００萬元。”
３月２２日，記者實地踏訪了南街村的骨幹企業啤酒廠、方便麵廠、拉拉麵廠、彩印廠、調味品廠等。至少記者看到的這些工廠，生產經營都運轉正常，生產車間的現場管理和如今最現代化的企業也都一樣。
在啤酒廠，洛陽一位車主正指揮裝卸工往貨車上裝“金小麥啤酒”。“賣得挺快，我一天得跑兩趟。”洛陽車主說。說話間，新鄉一位車主已經開著裝滿了啤酒的貨車回新鄉了。
在方便麵廠，許昌一位車主開著大卡車來拉方便麵。“油炸方便麵原來一條生產線班產３萬包，而現在一條生產線班產１２萬包。產量大大提高，但新生產線所需工人隻比老生產線多幾名而已。”南街村一位管理人員告訴記者。他說，整個集團工人人數從原來的１萬多人減少到目前的６０００多人，和生產效率提高有一定關係。
南街村的拉拉麵廠，是國內少有的可以生產鮮濕麵的企業，其研發的武漢風味“熱幹麵”係列產品頗有市場。
該廠總經理顧毅說，拉拉麵廠的銷售收入２００７年比２００６年增長７０％，今年前兩個月又比去年同期增長７０％，今年新上一條生產線後，產能會提高更多。
彩印廠主要生產膨化食品包裝和藥品包裝。
記者在該廠看到，現代化的生產線上，河南知名藥企羚銳的藥品包裝和香港巧巧集團的膨化食品包裝正快速下線。
調味品廠是南街村目前最賺錢的企業。據竇彥森介紹，該廠產值２億多元，利潤４０００多萬元，其銷量在中國複合調料領域名列前茅。在北京，有些精明的商家將雙匯的火腿腸和南街村的調料“捆綁銷售”，俏銷得很。
南街村的主業經營雖然企穩，但其資產狀況究竟如何，它是否能真正從危難境地走出？
南街村集團主管財務工作的副董事長王金安說，目前公司總資產２６億元，欠銀行貸款近１６億元，資產負債率６３％。不過他也說，自從１９８６年南街村拿到第一筆銀行貸款至今，累計支付給各家銀行的貸款利息也達到１０．５６億元。
３月２４日，在記者的要求下，南街村集團甚至還提供了企業的“最高機密”：注明“未經審計”的南街村集團合並資產負債表。
河南九鼎德盛投資顧問有限公司是中國證監會首批認證專業證券投資顧問機構。該公司董事長張保盈博士解讀了南街村這張資產負債表。
張保盈僅就該資產負債表上的相關數據進行了分析：從報表上看，南街村的主營業務收入是銳減的，去年因為原材料價格大幅上漲，許多農產品深加工企業都出現這種情況；同期利潤水平也在下降；其資產負債率仍在可控範圍內，和一些擬上市公司相比較，５０％到７０％的資產負債率都是正常的。資產負債率的警戒線是７０％，而南街村集團尚在警戒線範圍內；應收款比原來有所減少，說明該公司在加大貨款回收力度；存貨減少明顯，說明現金周轉速度加快；應付賬款明顯減少，說明經營管理效率有明顯改善。
張保盈的總體結論是：南街村“瀕臨破產”的風險現在不存在，其生產經營狀況正常，但在產品銷售與成本控製方麵出現了困難。
記者還了解到，去年９月份，河南省相關金融機構親赴漯河，與漯河市政府和南街村集團就“信用風險”一事進行了溝通。相關知情人士告訴記者，三方的溝通很順暢。王宏斌坦誠地說明了因擴張造成資金周轉困難的詳細情況，表示“南街村絕不賴賬”。當時三方協商有解決辦法，其中包括完善法人治理結構，挖潛盤活，“針對企業集團內的產品項目製定‘整體複活’計劃”，在有效投入上下大工夫，比如加大招商引資力度、盤活資產等。
這位金融部門的知情人士稱，南街村集團的整體資產狀況還不容樂觀，但內部挖潛盤活的餘地還很大。
變與不變的多重考量
經曆輝煌和困頓之後，受訪的管理層幾乎都說對南街村“變”與“不變”有了更多的考量，雖然各自表述不同。
“南街村不變，是‘信仰’不變。如果‘信仰’一變，一切都改變了。南街村要變，是機製要變，生活水平要變。”王宏斌說。在數天的采訪裏，他多次對記者說，這個信仰就是“堅持集體經濟、共同富裕、按需分配”。
一些南街村人也不斷地說，南街村不是與外界封閉的，我們必須麵對外界圖變，和市場接軌。
南街村實行“高福利低工資”的“按需分配”製度，現在也注意到了需求的差異，開始有了一定的可選擇性。
記者在南街村的超市裏看到，村民們拿著麵值或１０元或２０元的福利購物券（每人每月６０元）隨意挑選商品。開在１０７國道旁邊的一家規模比較大的超市，還是商務部“萬村千鄉市場工程”農家店，麵向村民，也麵向市場。
版薪酬設計也在變。在南街村賓館、超市、方便麵廠、彩印廠等不同單位上班的人，獲取的都是本行業與市場接軌的工資。在南街村油炸方便麵廠上班的南陽女孩李燕，和她的外地同伴一樣，免費住集體宿舍，免費吃集體食堂，每月的工資最高也就８００多元。但在對專業技術和業務能力要求比較高的彬海膠印公司，業務員們每月可以拿幾千元的工資。該公司業務部主任屈廣亞是南街村１９９３年送出去的第一批大學生，雖然是南街村人，但因為崗位不同，他得到的也是和市場基本接軌的薪資報酬。
人才也是來去自由。王宏斌說，南街村的人才主要靠自己培養，都是土生土長的。也引進過人才，但“不誌同道合”。當然也有好的，比如從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電子工程係研究生畢業的顧毅，他主動要求成為榮譽村民，拿２５０元的工資。南街村還曾花３０萬元的年薪聘請過高管，但“完成建廠的曆史使命”後就走了。南街村一名高管說，“人才來去很自由”，對於享受免費教育在外學成的數百名大中專畢業生，也是來去自由，有一部分在外地就業，有九成回到了村裏。
“其實最重要的是我的思想變化，”王宏斌說，“過去我嚴格管理、強硬的做法多了一些，治村治廠時，發現問題，當即糾正，追究責任，立即執行，如對某些高管的處理；現在人性化、和諧的內容多了一些。在決策問題上，過去集中的成分大，民主的成分少，都是我先談意見，直接問大家同意不，如永動機的決策；現在是民主的成分大了，最近幾年的決策是先讓大家說，我綜合大家的意見，現在是先民主後集中。”
無論是王宏斌還是竇彥森都用很長時間向記者說明，他們在集團發展方向上的變局－－調整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如已經砍掉和主業偏離過遠且沒有競爭能力的企業如化妝品廠；尋求附加值高的項目和產品，首先從藥廠做文章，以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尋找高科技項目，發展循環經濟，比如原本用來喂豬的啤酒糟、當做廢料處理的啤酒泥，都通過技術改造，提取食品添加料，提升了附加值；大力發展環保經濟；把有潛力的項目如麥恩公司和藥廠拿出來尋求戰略合作等。
王宏斌還特意強調，對正在招商引資的藥廠和麥恩公司，謀求與別人合作，“誰占大股都行”。
其實，南街村在引進戰略合作夥伴方麵走得比較超前，早在１９９１年，南街村就和日本合作，建立了漯河第一個合資企業即河南耐可達彩色印刷有限公司，目前有５家合資企業。
如何回歸市場經濟競爭主體？
王宏斌也坦承自己的困惑：“南街村模式究竟能堅持多久，我也不好估計。它也許可以無止境發展，也許因為企業經濟效益不好失去吸引力而隨時解體。”
竇彥森說：“南街村走到今天，是不斷改'製'又不願'改製'。不斷改'製'是指管理體製不斷改變，不願'改製'是指不願意改成股份製。”
南街村集團高管幾乎都表示要積極“探索集體經濟有效實現形式”，但難道他們不明白：包括股份製經濟在內的多種經濟形式，不是都可以成為集體經濟的一種有效實現形式嗎？的確，在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到來之際，“探索集體經濟有效實現形式”這一極具思辨色彩的課題變得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就在記者采訪期間，南街村人得到了這樣一個消息，３０年前在全國率先實行分田到戶的安徽鳳陽小崗村，如今重走新型集體合作之路－－通過土地流轉，實現土地集約經營，提升農業產業化水平。
結束在南街村采訪後的第二天，記者在鄭州采訪了熟稔最新經濟政策的張保盈博士，他回應了竇彥森和南街村人的疑慮：南街村的發展方向與整個社會的發展方向並不矛盾。在新型集體經濟的架構下，農民可以用土地、林地、水麵等可控資源入股，實現公司製改革，這種公司製是變相的集體所有製。其外在組織形式是現代公司模式，內核依然是集體所有製。
他說，南街村一直推崇的“外圓內方”策略，正是為了解決集體所有製與現代經濟接軌時的不適應、不協調而在形式上進行的有益探索。南街村的“內方”是它堅守集體所有製的理念與理想，“外圓”則是想用這種方法解決集體所有製與時代的衝突。
張保盈還為南街村指出了一個解決融資困局的辦法－－把集團盈利狀況良好的資產剝離出來，籌劃上市，打通融資渠道。
他說，製約南街村這樣的集體所有製企業上市的障礙幾乎沒有了。按新《公司法》和《證券法》，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東有兩個就可以。集體所有製企業可以作為股東，再引進一到兩名戰略投資者，注冊成股份有限公司，即可籌備上市。如華西村是全國首家以村命名的鄉鎮企業上市公司，是鄉鎮企業與資本市場結合的成功典範，集體經濟的性質並沒有改變，解決了融資問題，產業發展良好，經濟步入良性循環。同為中國的“明星村”，在資本市場上，南街村恐怕還要多學習華西村。
河南一些熟知企業運作的人士稱，南街村骨子裏其實是把自己作為市場經濟競爭的主體來看待的，所以它也必須承擔所有市場經濟主體都可能麵臨的結局，比如破產、分化、重組等。南街村暫時出現困難，並不代表它堅持的集體所有製出了問題，無論是集體所有製、股份製，或者是上市公司、民營企業，都可能在經營運行中出問題，比如盲目投資、摸不準產業脈搏等。
如果不是陷入體製藩籬對南街村進行簡單的評判，而是放在曆史的宏闊背景下來審視，審視集體經濟的過往和未來，審視集體經濟與時代的衝突、融合，我們會發現這其實是一個時代的命題、中國農村的命題。
王宏斌說他也一直在思考著這些問題：“中國實行改革開放３０年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也快實行３０年了，我們是該好好想想了－－社會主義新農村應該建成啥樣？我想社會主義新農村隻能是社會主義的新農村，而不是其他什麽主義的新農村。更直白一點說，社會主義新農村就應是共同富裕的新農村。”
在南街村和鄭州兩個不同的場合、王宏斌和張保盈這兩個彼此陌生的人、從不同的角度表達了一個相同的觀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在農村經濟進入市場經濟初級階段時發揮了不可磨滅的積極作用，但一家一戶的組織形式過於單一、分散，已經無法適應現代經濟規模化、產業化、科技化和市場化的要求，也無法適應中國農業與國際接軌的要求。中國農村又一次踏上了變革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