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業經濟合作社與綜合性社區合作社
哪個為農民帶來更多實惠
—— 蘭考農民合作社同台競技
河南日報，記者陳暉
核心提示
2008年7月，《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頒布實施一周年。到底是專業經濟合作社，還是綜合性的社區合作社更適合中國大部分農村，學界尚無定論。在合作社引起媒體廣泛關注的蘭考，兩種模式的合作社正在上演一場比武。
在主導者何慧麗眼中，這兩個合作社其實都存在變數，誰能最後成功尚無法判斷。
儀封鄉：合作社大聯合
３年前的這個時候，王繼偉還在為合作社的胡蘿卜發愁，那年，他剛剛發起成立的胡寨經濟發展合作社選擇胡蘿卜作為突破口，忙著買種子，跑市場。和今天在台上的氣宇軒昂不同，那時的王繼偉對合作社更多的是一種敬畏，不知道路該怎麽走。
３年過後，胡寨合作社不僅壯大，還成功發展了脫毒紅薯深加工產業，並帶動周邊村莊成立13個合作社，“社員”也從當初的42戶發展到如今的1098戶。
年輕時的王繼偉是村裏的能人，養過兔子養過魚，辦過鞋廠，開過酒店，還當過包工頭，有很豐富的市場經驗。他說：“農產品掙錢很難，僅僅依靠農業生產，我們這樣的小規模農民合作社在市場上的地位太微小，必須走大規模、專業化、標準化的路子，聯合起來成立更大的合作社。”
王繼偉掰著指頭算，現在單個合作社的發展遇到了瓶頸：聯合生產，有些農民不願意；聯合養殖，大家雖能合力購買飼料，但數量很少；農副產品生產，土地集中麵積還小，在市場銷售方麵也很困難。
王繼偉認為，成立大的生產合作聯社，在聯合購買、聯合種植、聯合深加工上有更大的合作平台。
從去年起，王繼偉嚐試和周邊的6個合作社進行聯合，有３次收獲頗豐：一次是購買有機生態肥，每噸節省150元；一次是7個合作社一起引進紅薯新品種，社員每畝地增收600多元；還進行了一次聯合小麥良種培育，回收價格高出當地市場價10%。
這３次合作成功讓他有了信心。王繼偉說，成立後的聯社可以提高對外談判地位和交易能力，有利於各專業合作社的人才、技術、市場的資源整合和市場、科技等方麵的信息共享。在王繼偉眼中，“合作社必須讓農民得到看得見的實惠”。
目前儀封鄉13個農民專業合作社包括了養雞、養豬、脫毒紅薯、花生、辣椒、小麥良種等多個項目。聯社成立的當天，他們確定了目標：一年內實現小麥、玉米等大宗糧食作物的標準化生產；辣椒向8000畝努力，並籌建辣椒食品公司；養豬、養雞項目一年內增加五成養殖戶，達到100戶；脫毒紅薯麵積達到2000畝，並建立粉條加工廠，創立自己的品牌。
南馬莊：把鄉村的細胞激活
在儀封鄉熱鬧的合作社大聯合時，另一個明星合作社——南馬莊合作社的理事長張硯斌則被事務纏身，連前來捧場的時間也抽不出。
張硯斌當天要接待兩撥領導的檢查，為第二天更高一級的領導參觀做準備。自“賣大米”出名後，張硯斌這個普通的村官一下子成了蘭考最出名的農民，上級來視察時，經常點名要去南馬莊看看。
南馬莊合作社成立於2004年，時任中國農業大學副教授的何慧麗掛職蘭考開展鄉村建設試驗，在“三農”專家溫鐵軍等的幫助下，推動成立了4個經濟合作社，其中就包括張硯斌領導的南馬莊合作社和王繼偉領導的胡寨合作社。
南馬莊合作社的出名緣於2006年春節前，包括溫鐵軍、何慧麗在內的學者教授在北京“推銷”該合作社生產的無公害大米，但受市場冷遇，時人稱之為“教授賣米難”。
如今，在媒體的聚焦下，南馬莊的大米早已不愁賣，還建了一個自己的大米加工廠。
較早受到合作啟蒙的南馬莊人還成立有老齡協會、文藝隊、資金互助等合作組織。去年，又新增了食用菌生產合作社。這些合作組織，對南馬莊的知名度提升起到了很大作用，文藝隊曾經兩次上北京演出。
令張硯斌和全村人沒想到的是，“賣米難”最終的結果是“壞事變好事”，在媒體不斷報道下，南馬莊的合作試驗受到了上級關注。“今年好事一樁接一樁，什麽修路啊、建校啊、新農村試點啊，都輪到我們村了。”張硯斌說。在村辦公室，南馬莊村和張硯斌個人獲得的獎狀掛滿了一麵牆，這些都是近兩年的成績，在以前想得到其中的一項絕非易事。
在主導者何慧麗眼中，南馬莊合作社還為研究農村經濟合作社和村兩委的關係，提供了難得的素材。
“張硯斌以前會獸醫技術，生意很好，生活在全村屬於上等。當了村支書兼村主任後，一心想帶領群眾致富，但找不到好辦法。”何慧麗說，很多村有債務，村民對村幹部有成見，村裏想幹事根本號召不起來。
“但村幹部有管理、財務和整合資源方麵的長處，屬於鄉村精英，通過合作製度的安排來達到讓他們幹事的目標，可謂揚長避短。”何慧麗說。剛開始張硯斌是合作社的獨立監事長，負責監督合作社的發展方向和全麵統籌工作。後來為適應發展需要，加上他本人對合作社做出的貢獻，被選舉為合作社的理事長，直接負責。從這個目標看，合作社和村組織的關係就理順了，也激活了村幹部的工作積極性。
兩種模式競技
何慧麗說，目前合作社的發展有兩種模式之爭，一種是專業經濟合作社，另一種為綜合性的社區合作社，哪種更適合中國大部分農村特別是中西部農村，一直是學界討論的話題。
蘭考儀封鄉的13個農民合作社為專業經濟合作社，一家合作社單獨發展一個項目，進行專業化、標準化和規模化生產。而南馬莊合作社是一個以發展村莊文藝、資金互助、無公害大米生產、食用菌生產、老齡協會等多種功能的綜合性社區合作社。
王繼偉說，農產品掙錢難，必須走專業化、標準化的路子，才能讓農民得到利潤。“儀封鄉13個合作社的領頭人都是農村能人，我們集中在一起，在更高的平台上合作，達到市場所要求的標準化，能為農民帶來更多的收入。”他說。
而南馬莊合作社則走的是另外一條路，他們在合作社內除了生產大米和食用菌，還開展資金互助，每人湊一點錢形成公共基金，誰家有急事可以從基金中借錢。此外，還搞文化活動，比如“文藝隊、老年協會”等。
常年經商的王繼偉對此不以為意，他認為：“合作社不是扶貧辦，我們也曾經搞過資金互助，但沒利潤，隻好舍掉。”
而張硯斌則一直把資金互助堅持下來，盡管隻有３萬多元的規模，“我們要幫助困難戶”。
兩種觀念帶來合作社不同的結果。張硯斌堅持“窮兄弟聯合起來”，但前期市場經驗嚴重不足，造成賣米難，不得已請教授上陣。而王繼偉則緊跟市場，第一次種胡蘿卜沒賺錢，果斷舍棄，上馬脫毒紅薯項目，每畝地增收600元以上。如今，王繼偉和合作聯社領頭人又把目光投向了利潤更高的蘆筍種植和辣椒深加工項目上。
至於文藝隊和老年協會等文化組織，則是何慧麗看重的，她從鄉村建設的角度認為，文化建設能夠發揮村莊社區的教育和穩定功能。“這在南馬莊體現得很明顯，現在村裏號召什麽事，大家都很積極，四川地震，村裏的農民還都捐了款。”
在更廣的範圍內，合作社其實一直在兩種模式間來回轉換。何慧麗說，在合作社較發達的美國、西歐，是以專業合作社為主，推行標準化的種植、養殖，形成規模優勢。而在日本、韓國、我國台灣等地，綜合農協比較受歡迎，那裏除了要搞農業的生產銷售合作外，也有資金信用合作和文化教育功能。
和國外對合作社的補貼和政策扶持相比，中國的合作社幾乎全靠自己摸索。現實的問題是，對低收入的農民來說，入合作社就是要賺錢、要利潤，否則很難堅持太久，王繼偉說：“合作社根本失敗不起，老百姓也承擔不了失敗。”
而眼下的農村局麵，顯然不是一個“賺錢”的合作社能解決的，城鄉矛盾、農村生態、農村公共設施，這些都是合作社可以大展身手的舞台。農民需要什麽，不是他們一家一戶需要什麽，而是通過集體討論以後，最緊迫的是什麽，修路？打井？然後政府和各種合作組織結合，再進行投入、監督、管理，政府的主導和農民的主體作用結合起來，才能建設好新農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