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子今年大學畢業後，申請到 Fulbright fellowship 美國國家獎學金，遠走香港。當前美國經濟衰退，就業率也會由此下滑，申請各種各樣的 fellowship 會是不錯的 選擇。最近兒子打電話回來說， Fulbright 在12月份會給他們一次機會，或去四川瀘州師範學院，或甘肅兩個星期。問我，他應該申請去哪？我告訴他，爭取申請去瀘州。
瀘州位於四川東部，在重慶成都之中，各位家中儲藏的瀘州老窖就產自這裏。麵對著山清水秀的美景，古往今來，多少詩人拜倒在它的腳下，留下膾炙人口的千古絕句。若能夠在這人靈地傑的地方小住時日，過幾天神仙、酒仙的快活日子，豈不快哉。
瀘州師範學院的前身，川南師範學校建在民國初期，它位於交通便利，物產豐 富、並被譽為“川南明珠”的瀘縣。這就是兒子要去的學校，也恰是其外曾祖父在上世紀二十 年代做過校長的學校。外曾祖母也曾執教於此，還是他們相愛並喜結連理之浪漫福地。
無獨有偶，間隔兩代的人在同一個地方，做著同樣的一件事 ---- 教書育人。難道冥冥之中，老天爺在幫助他們兩代人進行天地之隔的對話嗎 ？縱觀這八十七年，彈指一揮間。兒子這次教書訪問的尋親之旅，能否尋找到開中國變革之先的外曾祖父之遺跡嗎？又能否從這厚重的曆史中，理解到中國的今天和昨天？
兒子與外曾祖父從未謀過麵。他們是四代之隔，不僅兒子沒見過，就連我這三代之隔的人也從沒有見過自己的祖父。“祖父，外曾祖父”在我和兒子的腦中隻是一個稱謂。最近在整理家中的一些往事及上網查詢中，找到一些資料，使我對從未見過的祖父有了些近距離的接觸。之所以寫出來，主要是為了給兒子提供一些可追蹤的線索。
民國初期，正是中國社會結束了兩千年封建王朝走向共和的時代，一個社會大變革的前夜。多少有誌知識青年，都在思考著一個問題，中國應該向何處去？1918年由王光祈，李大釗等人發起組織了“少年中國學會”。這是一個學術性的政治團體，也曾是孕育出國共兩黨精英的搖籃。祖父是該會會員。
學會的宗旨在於創造出東方的“少年中國”，“來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精實學術，發展社會事業，轉移末世風氣”，並吸納了108名各地包括海外留學的知識青年，很多人已經在社會上嶄露頭角。108名會員恰好與占山為王的梁山泊好漢數字相等，不同的是，這108名會員都是有文化、個性獨特和懷抱多種救國理念的年輕人。學會每月發行“少年中國”，“少年世界”期刊；每年開年會探討中國，社會改造等問題，“盱衡時艱，觸發問題，寫為文章 ...... 風聲所播，全國掀動”，引領了當時社會改革的風潮。
該學會對入會者有著嚴格的要求，須有五個會員介紹，還要通過談話，通信等等來考驗並確認是符合“純潔，奮鬥，對於本會表示充分同情”，才能入會，頗有點像中國封建幫會入會的架勢。後來的中國共產黨，對要求入黨者的考驗是否和這有關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比起耶魯大學“骷髏會”的門檻，還是略遜一籌。當時已小有名氣的詩人郭沫若先生，就是因為嫖娼挾妓等不當行為，沒有能通過考驗而被拒之門外的，因為會規的第一條就是不能嫖娼，納妾。據說郭當時是痛不欲生，很沒麵子，因為學會的幾個主要發起人都是他的四川老鄉。
毛潤之先生是1920年入會的。解放後的禦用史學家們之所以很少著墨研究這段，估計因為當時毛先生隻是會員，而對該會並無特殊的建樹而不願下筆吧。實際上少年中國學會遠比當時各地自行組織的其他學會更有影響力，而且時間長達六年之久，又是全國性的。本人無意在這裏貶低任何人，隻是介紹史實。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引領抨擊封建主義舊文化，提倡新文化風潮的各地學生們，又成立了全國學生總會。爺爺以南京高校代表的身份加入，為當時全國學生十大領袖之一，足以可見他身上具有的組織和領導才幹。在這社會大動蕩的年代，似乎中國的改造，社會的責任都要由他們一肩扛起。頗有“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之氣概，恰是“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
這種豪邁的以追求理想、抱負，以中國社會改造為己任之精神，似乎正是我這個在美國生、美國長的兒子身上所欠缺的。想想現今的世界，物欲泛濫，粗俗橫行，人生已逐漸物化。有多少人能夠耐住寂寞，認認真真地坐下來讀幾本書呢？可喜的是，兒子大學畢業後並沒有掉入物欲的洪流中，而是背起簡單的行裝，告別熟悉的生活，行萬裏路去體驗人生的真諦。他能否從中感悟到東方式的無憂、無慮、無懼，有仁、有智、有勇呢？
後來學會內部發生了分裂，本來就是各抱各自理想的一群人，自然的就分出了左中右來。以傾向共產主義的如李大釗，毛潤之 , 張聞天，鄧中夏等為左翼成為後來的共產黨的基石，右翼則是一批傾向於國家主義主張，爾後成為國民黨，青年黨中的柱石。中間派是 既不讚成共產主義，也不同意國家主義，主張無政府主義，教育救國。爺爺屬於後者。
1921年，有後來四川船王之稱的盧作孚，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當時他和爺爺有著一樣的理想：即在教育中實現救國之路。那時各地政局基本上掌控在大小軍閥手裏，占有川南25縣的軍閥楊森也想學習西方，在他管轄的地方推行新文化。他特地聘請盧出任瀘州永寧公署教育科長具體管此事，正好盧也想在川東南推行通俗教育實驗，開辦新式學校。此事一拍即合。隨後盧去了重慶，拜會了少年中國學會創始人之一的陳愚生，要他推薦川南學校的校長和師資人選。爺爺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由楊森下聘書，出任川南師範學校的校長。
教務長一職由另一少年中國學會會員，中共早期黨員惲代英擔任。一年後爺爺離去，上任富順縣長。惲接替了代校長一職。惲比爺爺晚到學校半年，後來在惲寫給友人的信中是這樣描述的；“ 到川南師範學校以後，我發現這裏出乎意料地具備了好些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我之所指‘有利 ’，並非校舍、設備而言，此方麵，可謂極差。校舍乃一廟宇，操場也無，圖書、儀器十分缺乏。我高興的是學校有一種蓬勃的景象 …… 到此校後的感想： xx 校長勤樸真誠，出我意外。校內氣象頗好。我回想他們所為，極肖我初辦中華附中時 …… 學校的教師們比我在宣（宣城師範）一部分同事，狂士名士，公然認為教員是為自己的，確有希望點。教育科長盧思（盧作孚），人更可注意，真可謂濟濟多賢 ……”。
惲代英當時在少年中國學會中有“教育大王”的美譽，爺爺教育治國的理念和實踐，能得到他背後的稱讚，足見爺爺不是浪得虛名。
二十年代初，爺爺就已經是一個非常惹眼的時髦新派人物了。在風氣閉塞的川東，他一身西裝筆挺，梳著拿破侖式右多左少的分頭，手執文明杖，皮鞋透亮，風度翩翩。在我所看過的照片裏，就沒見過他穿著長衫的裝束。
我不知道爺爺是在哪一年加入了國民黨，隻是耳聞他一直在國民黨教育部裏做事。抗戰時期，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為發展周邊地區的黨務，在漢藏混居地，四川鬆潘創辦了“中國國民黨執行委員會組織部直屬邊區鬆理茂職業學校”。1940年，國民黨為統一全國教育，將非教育部所辦學校一律改為教育部辦，該校更名為“國立鬆潘初級實用職業學校”，爺爺這時又遠足西南出任校長並兼任鬆潘縣太爺。
1939年，爺爺做為國民黨教育部大員到陝西榆林考察教育。因為與毛都是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爺爺順道在延安停留，拜訪毛澤東，以敘會友之誼。
從少年中國學會到國共分裂、又到國共合作抗日，同為會員的爺爺與毛潤之先生在延安二十 年後再次相逢。為了接待這位會友，潤之先生特地送上一匹馬，這樣爺爺騎了馬來到延安。看來政見的不同，並不影響他們之間的會員情誼。毛經常和詩會友、寄錢敬師之事常見，但送一匹馬與舊故，可能僅此一例。
我無法想象他們都談論了些什麽，隻是文革後期在一次與父親的聊天中知道了一點小事。那時父親人已經在延安了，正在學習。爺爺可能是望子成龍心切，總之他希望父親能得到潤之先生的照顧，於是向主席提出能否讓自己的兒子到主席身邊工作。主席同意了。父親聽說後趕緊寫了封信給主席，大意是我還年輕，還想多學習，不想現在就工作。婉拒了老一輩人的好意，不知這個婉拒是不願意爺爺管他的事還是考慮到其他。後來主席回了一封信給父親，說同意你的選擇。
此後父親潛心讀書，十八歲就在延安講授“資本論”。據現在的某些史學家考證，毛並沒有完整地讀過資本論，似乎更鍾情於古代的線裝書。主席的這封回信，父親一直珍藏在身邊，直到文化革命中被機關大院裏的造反派抄走，不知去向。為此事父親還一直耿耿於懷。
文革後，我曾問過父親，如果當年你去了主席身邊工作，文革中是否能少吃點苦頭，父親笑笑不置可否。現在想來，父親是不願意在我麵前談論這個敏感話題，特別是他的好友田家英的悲慘結局，更印證了那句老話“伴君如伴虎”。
源於少年中國學會到後來的五四運動，爺爺結交了不少國共兩黨的朋友。國民黨方麵他有什麽朋友我現在還不清楚，共產黨方麵我也是最近在整理父親手稿，及父親在延安記的日記中才得以了解到的。父親在1943年10月23日的日記中寫道：
“晚上跳舞，副主席問我收到他的信沒有，說皖南事變後，我父親曾去他那裏談論兩個鍾頭，從五四運動，生我談起，談到現在他和我母親都很喜歡我，希望我不要出去等等。周副主席估計我父親為 cc （國民黨內的右翼，由陳果夫，陳立夫為首）。。。。他說，我母親的情形，他已去查了，將來告訴我。最後他問我多大了，我說二十二歲，他笑了，說“五四運動”以後的人，現在就長著麽高了，並喊洛甫（張聞天）同誌說：“洛甫，這就是某某某的兒子”。
爺爺於抗戰勝利後死在鬆潘黃龍，能長眠在這風景如畫的地方，也算是有了不錯的歸宿。爺爺傾其一生來實現年青時的誌向，推廣新文化，新教育。雖不轟轟烈烈，但也死得其所。
這段濃縮的家史當然也離不開我的奶奶，她是中共黨員，所以我們家的這段曆史也就是中國近代史中最重要的兩個黨派 -- 國共兩黨爭論，合作的縮影。我會在下一篇中講奶奶的故事。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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