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出身於書香門第，父親是清末書畫家。家風開明，民初年間的社會風氣，還是相當保守的，一般女子仍然保留著纏足的舊習，奶奶以擁有一雙天足自傲。那時女子上大學的還很少，但是她的父親卻遠送子女出川上大學。奶奶去了南京，妹妹去了上海，兩個弟弟去了日本留學。
屬於新派女性的奶奶，追求男女平等，和爺爺是自由戀愛而結合的，浪漫的故事有一籮筐。據說在爺爺向奶奶求婚時，爺爺特地選在了一個有二樓小涼台的地方向奶奶訴說自己心中的愛意，之後立即求婚。並說，如果你不同意，我現在就從這裏跳下去。嗬嗬，很是有點要挾的味道。這是否就是青年人追求的浪漫呢？有人願為你去死。爺爺是屬於那種英俊小生型的，雙眼皮，大眼睛，白皙的膚色，穿戴得體。整個一風流倜儻的少年公子。奶奶時值青春年華，本就有好感，哪能不動心呢？
當時奶奶也有一堆的愛慕者，但還沒有哪個人敢大膽地去捅破那層窗戶紙，於是爺爺就得以捷足先登了。奶奶在川南師範教書時，一直與惲代英，鄧中夏等傾向共產主義的人保持著很好的關係。特別是鄧中夏，奶奶總說他們有很多的共同愛好，而且都喜好文學，鍾情於中國古典文學。提到鄧時，奶奶眼中會流露出一種異樣的神情，但也從不避諱地侃侃而談。
據奶奶說，當時也在瀘州的鄧中夏和黃日葵(共產黨人)，聽到爺爺已向奶奶求婚了，兩人都大呼後悔，不約而同地寫信給奶奶，來表達埋藏已久的愛慕之情，有時甚至是一天兩封，希望奶奶能夠改變心意。這幾十封信曾被奶奶仔細的珍藏著，但大部分還是遺失在抗戰的逃難中，到我懂事時候，隻看到老舊發黃的照片了。黃日葵的照片後來給了中國革命博物館，他們沒有館藏，是我送交的，所以印象深刻。鄧中夏的照片被我姐姐拿去了。
結婚以後，兩人也渡過了一段濃情蜜意的時光，不然就不會有四個孩子了。在生活裏，彼此才發現對事物和生活有著太多不同的看法。可能是天性風流浪漫，又極有女人緣，爺爺沒有能受住五彩斑斕現實生活中的種種誘惑，涉足過青樓，還討過小，納的這個妾，奶奶是堅決否認，不予接納。盡管這些都是背著奶奶做的，但還是令女權主義至上的奶奶不齒。（俺家的那位可是羨慕的眼珠子都要掉下來了，看俺寫到這時他就發誓要做俺爺爺的粉絲，俺說，too late 啦，現在你又老又窮，沒資本嘍，可以見男人女人是用不同的部件想問題的）
當年爺爺為追求男女平等，誓為“轉移末世風氣”而奮鬥的誓言、早已拋到腦後而陷入世俗。這不禁使我想起很多現代人質疑早期革命家有幾個女人的事來，我想剛剛衝破封建禮教禁錮的時代，在追求個性解放的同時，往往因過分的追求而走向其反麵----忽視了做人的底線。
為了挽回奶奶的心，據說爺爺曾三次剃發宣誓不再拈花惹草，就差削發為僧了。可是奶奶依然不為所動，帶著孩子以教書為生。奶奶說年輕時不能體會到“女怕嫁錯郎”之古訓的深刻含意，隻注意了英俊漂亮的臉蛋，以致鑄成終身之錯。
若不是鄧中夏在一九三二年被捕，三三年遇害於南京雨花台，我的故事裏應該會多出不少花絮。家裏有一口鋁鍋，奶奶說是鄧中夏二十年代在上海的商店裏買來送給她的，她一直帶在身邊，不管是當年抗戰時期的逃難，還是後來進北京與兒子團聚，這口鍋總是陪伴左右。做為後人，我不好去猜測老人的隱私，但我總覺得在他們中間有著某種超友誼的浪漫情懷（純屬猜測，無意褻瀆革命烈士的情感生活，也不希望烈士的後人出來與我打官司）。文革後，中央電視台曾播放過中共早期領導人、著名革命先烈鄧中夏的專題片，看到烈士在國民黨的監獄中遭受嚴刑拷打後，傷痕累累和英勇就義的照片時，奶奶熱淚漣漣，連著一個星期都是悶悶不樂。在她麵前是不能提起此事的，否則又會引發奶奶的淚水。
奶奶性情豪爽，樂善好施，抗戰前，在安徽蕪湖教過書。日軍占領上海後，她帶領著孩子們及部分的學生逃難，想乘火車回四川。可是逃難的難民太多太多，全都擠在火車站裏，奶奶他們的人也多，根本不可能擠上火車。這時來了一列載著從前方退下來的傷兵軍車，車上的人已經幾天沒有吃飯了，奶奶知道後就出錢買了十幾口大鍋，大開粥棚供車上的傷兵吃飯。他們非常感動，隨後就同意讓奶奶帶上她的人上車，一起往四川逃去。
回到四川後，奶奶對共產黨從同情轉為相信，三八年正式加入，開始為共產黨做地下工作。後來奶奶在成都開了一間書店，即可養家又可以做掩護。她說小說“紅岩”裏描寫四川地下黨的領袖人物，她基本上都認得。車耀先，羅世文也都是她的好朋友，經常往來。記不清奶奶當時講的是羅世文還是車耀先，在被捕的前三天，還曾在奶奶家裏吃過晚飯。四川解放前夕，由於奶奶生了一場重病，加上地下黨組織被破壞，與她的直接聯係人失掉了聯係。
父親在延安時候，常常擔心奶奶在四川的安全，很想把奶奶接到延安來。還寫了信給楊尚昆，後來楊把信轉交給周副主席。父親在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二日的日記中是這樣寫道的：
“碰見小超（鄧穎超）。她說我母親向她寫過信，說認識她母親，是她母親的幹女兒。我向她說了一些關於我母親，父親的情性，並向她說了我曾向尚昆同誌請求了我母親來延的事，她說將來條件好了是可以來的”
四五年抗戰勝利，奶奶來延安的事就不了了之。
解放後，奶奶來北京與兒子團聚，做起了家庭婦女。很多當時同在四川作地下工作的老朋友常來北京看望她，其中不少人已經是當地的高官。在她跟我講述那些往事時，我曾很困惑地問她，解放後你為什麽不去恢複組織關係呢？有那麽多人可以為你作證，應該很容易的吧。以你參加革命的經曆，應該是可以有薪水和免費醫療的。奶奶一向花錢大手大腳，錢多半是接濟她的子侄們，父親每月給她的錢常常不夠，所以我才這樣問她。
奶奶聽了很不高興，看著我說，我又不是沒見過大錢，恢複組織關係無非就是向組織要錢。我身體不好，已經不能為國家做多少事了，你父親有工作能養活我，為什麽還要去找組織的麻煩。
說到大錢，當年盧作孚初組四川民生航運公司時資金有限，轉而向親朋好友借貸。奶奶毫不猶豫地給了他兩萬大洋，也從沒有打算要回來。後來生意成功了，盧就以兩萬大洋的錢換算成股份給了奶奶，這樣奶奶就有些紅利來貼補家用。五六年公私合營的時候，奶奶把這些民生股份全部都上交了。
後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初物價每天往高走，父親給奶奶三十年不變的月錢是越來越詰據了。幫助他人早已經是不可能的，連她自己每天的花費也不夠用了。除了在吃上依舊保留了往日的習慣，無非就是每天要有一個包子吃外，在穿著上已經是簡單到令人無法想象的地步----永遠是一身灰藍布舊式大褂，衣褲上都是打著整齊的補丁，甚至補丁摞補丁，我的記憶中好像她沒有做過衣服。除了那份知識分子特有的氣質外，人們已經無法把眼前這位簡樸的老人，與老照片上當年那個新派的民國初期、漂亮的女大學生聯係在一起了。
直至她去世，從來沒有聽到過她對建國後，沒有去恢複組織關係的事講過“後悔”兩個字。也許我根本就是庸人自擾，奶奶可能從來就沒有在乎過這些。“質本潔來還潔去”。生前，她就不屑於那些虛名浮利，死後，與這一切更是無關係。她老人家的那種境界，那份在困境中仍能堅守的淡泊，還真不是凡夫俗子們所能比擬的。這倒讓我想起不久以前，世界首富比爾.蓋茨的那個“漂亮的轉身”和他那句驚世駭俗之語：“人在富貴中死去是可恥的”。
奶奶去世後，謹以一個普通群眾的身份，默默地長眠在北京郊區的一個“人民公墓”裏。每念及此，就會想到，上一世紀的革命黨人和知識分子，為了一種信仰、一種理念，真的就是有那麽一批人，完全不為自己打算。雖然在物欲橫流，鑽營逐利的現今社會裏，會讓人覺得“迂”和“傻”；但是我相信，那一片靈魂的淨土，一定會長存於天地間！也許，還會讓那些高唱滿江紅、低吟秦淮曲的執政黨貪官們，在對比這樣的一種精神而“清夜捫心，有些羞愧”！
我不知道兒子在這次兩代人的對話中，能夠理解多少？上幾代人的理想和抱負，與後來世俗誘惑相撞出的恩怨，其中還有來自國共兩黨的是非，有時讓我也感到困惑。兒子這一代又會是什麽呢？不會隻是中美文化之間的差異吧？
兒子能夠在立誌、不惑之年，尋根訪祖，在誌向、追求和做人的秉性上，若能略承祖輩一二，必將受用終生。人過一輩子，不求誌存高遠、胸懷天下，但活著總是要活出一點品味和精神來吧。
寫到這裏，我都不知道我要說什麽了，留下的隻剩思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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