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十九世紀，西方職業外交官就注意到東亞有一個完全不同於西方的國際體係存在，在這個體係中，政治實體之間的力量是嚴重不對稱的，無比強大的中國居於中央，朝鮮、日本、緬甸則處於外圍。其國際關係理論不是西方傳統的均勢理論（Balance of Power），而是另一種邏輯。具體是什麽邏輯，他們表達得常常極其含混，將之想象為一種東方“家長製”模式。
1869年就來到中國的美國外交官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1844—1912）在他1895年出版的《中國人本色》（The Real Chinaman）一書中，將東亞這種獨特的國際體係形象地稱為“中國行星係”，他寫道：“在許多世紀裏，中國一直是她自由營造的世界中的中心人物，是這個體係的最終支配力量。她是一顆永恒的行星，是一個強大的、高度文明化的帝國。環繞她周圍的是一群滿懷欽佩的衛星國。東北的朝鮮、北方的蒙古各盟旗、西邊的喀什葛爾和撒馬爾罕、西藏位於喜馬拉雅雲雪覆蓋的西南地區、南部的緬甸和暹羅、沿著南部邊界分布的安南和交趾，還有像帶子一樣散布在中國海上的小王國琉球，他們構成了以中華帝國為中心的一個係統、一個世界。他們都用最精巧、美妙、細小的讚揚和模仿來向中國阿諛奉承。他們照搬中國的文明形式，甚至在相當程度上也照搬了中國的政府形式；借用了中國的宗教；其中幾個國家還采用了中國文字，吸收了中國的文學、藝術內容；所有衛星國服從並求助於中國，將後者視為東方世界的最高權威和至高無上的統治者。中國是他們國內和國際糾紛的仲裁者。有時候，中國還出動武力幫助他們鎮壓反叛與暴動。中國將自己視作、也被人視作這一切的保護人和監督者。”（何天爵著，張程、唐琳娜譯 ，《中國人本色》，中國言實出版社 2006年9月）
與西方由國際條約確定的嚴格國際關係不同，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國際體係是模糊而鬆散的，從表麵上看來中國與衛星國之間是一種宗藩關係，其實中國根本就不是宗主國，二者之間的關係更像是兄長和弟弟之間的關係，這裏，長兄有著超越弟弟的天然權威與責任，道德正義在其中起著關鍵性作用。
進入二十一世紀，傳統的東亞國際秩序越發引人注目，盡管此時東亞諸政治實體的現代國家體製已經建立，國際關係的處理也越來越西方化。
人們關注以中國為中心的前現代國際關係理論的重要原之一是冷戰後以美國為中心的單極世界的形成。中國學者發現，其他國家並沒有像均勢理論預言的那樣，其他國家聯合起來阻擊美國（潘維，《研究先秦時代的國際關係》，http://www.wyzxwyzx.com/Article/Class18/200711/27041.html）；美國本土的學者發現，今天的美國好象一個孤獨的拳擊手一樣站在世界拳台的中央，沒有了對手，一時不知下步怎麽辦，最好的辦法是重新找到對手。沒有明確的對手，就找恐怖主義這樣無形的對手，結果問題多多。
幾年前，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政治學係教授布蘭德利·沃麥克（Brantly Womack）發表了《可持續的國際領導權：來自968—1885年中越關係的經驗》一文（《香港傳真》，2007年11月23日）。請注意標題中968年至1885年這兩個時間段，前者是在中國特色國際關係的意義確定的，隨著唐朝末年開始放鬆對外圍的控製，968年丁部領建立大瞿越國，兩年後製定年號太平，尊號大勝明皇帝，隨後派遣丁璉為使者攜帶方物向中國北宋皇朝請封。975年宋太祖封丁部領為“安南都護”、“檢校太尉”、“交趾郡王”——這種自治並不是西方現代意義 上的“獨立”；1885年中法《天津條約》結束了中國對越南宗主權，越南則成為法國的殖民地，後來越南是作為西方國家的殖民地獨立的。布蘭德利·沃麥克將這段持續九百多年的中越關係特色總結為：
一，中國與越南從來沒有作為“大國”彼此對立，麵對中國，除了自治，越南無法企及更多的東西。
二，在越南屢屢挫敗中國的占領之後，反複入侵使中國和越南陷入僵局：中國無法永久地擊敗越南，越南也沒有能排除中國未來企圖的能力，這種非均衡關係不是可以得到均衡或解決的不平衡關係，它是一種雙方必須彼此容忍的正常關係。
三，中越關係的成功處理不是基於國際平等，而是基於越南恭順中國、中國承認越南自治的禮儀安排——雙方共同支撐著一個框架，一方麵要求自治，另一方麵是要求順從，兩種截然不同的利益在這個框架下可以是安全可靠的。
與均勢理論不同，中國傳統的國際關係理論是建立在非對稱實力基礎之上的。它大體分兩個階段。一是漢以前，儒家還沒有將中國古典文明泛倫理化，其核心思想是“外事武而義”（語出《逸周書·武紀解第六十八》）。二是漢以後，隨著中國古典文明的泛倫理化，其核心思想變成“修文德以來之”。（語出《論語·季氏將伐顓臾》：“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在公元前81年的西漢政府舉行的鹽鐵會議上，兩種對立的國際關係理論成為儒生賢良知識分子集團與法家官僚大夫集團爭論的焦點。桓寬《鹽鐵論·備胡第三十八》記載了雙方爭論的焦點：
“賢良說：古時候，聖明的君主推行仁政，提倡仁義，以此來安撫百姓，所以近處的人變得更好，遠處的人都來歸順。孔子在魯國做官的時候，前三個月使魯國和齊國簽訂了和約，後三個月又使魯國和鄭國恢複了和平，他就是用仁德來安定近處的百姓和安撫遠方的國家的。當時魯國沒有敵對國家的威脅和邊境的憂患。勢力很強的大臣也變得忠順起來，所以季桓子拆毀了他的都城。強大的鄰國為仁義所懾服，來和魯國和好，齊國把所占領的鄆、讙、龜陰等地歸還給魯國。所以，隻要施行德政，不僅可以擊敗敵人，避免他們的侵害，而且還能得到原來並不想得到的成果……”（原文：賢良曰，古者，君子立仁修義，以綏其民，故邇者習善，遠者順之。是以孔子仕於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近而綏遠。當此之時，魯無敵國之難，鄰境之患。強臣變節而忠順，故季桓隳其都城。大國畏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故為政而以德，非獨辟害折衝也，所欲不求而自得……）
“大夫說：古時候，聖明的君主討伐強暴，保衛弱小的國家，使傾危的國家安定下來，以挽救他們。保衛弱小的國家，挽救危亡的國家，這樣小國的君主們就高興。討伐強暴，扶助危亡，就使善良的人們都來歸附了。今天不去討伐匈奴，我們就要不斷受害；不進行戰備，就等於把百姓拋棄給敵人。”（原文：大夫曰，古者，明王討暴衛弱，定傾扶危。衛弱扶危，則小國之君悅；討暴定傾，則無罪之人附。今不征伐，則暴害不息；不備，則是以黎民委敵也）
中國古典文明儒化後，中華文明屢遭外族入侵，逐步變得保守停滯，“修文德以來之”的國際關係理論早已成為令人心痛的笑柄。同治帝師，文淵閣大學士倭仁（1804—1871）可能是這一理論的最後倡導者，他要“以忠信為甲胄，禮義為幹櫓”戰勝英國的堅船利炮！
本文所關注的是漢以前中國古典國際關係理論的基本原則——“外事武而義”。
並且，我們不滿足於將中國的知識硬塞進西方學術範式之中，一個多世紀的實踐表明那樣甚至會扼殺中國本土學術。假如按西方有關“國家”的定義，顯然除了戰國時代，東亞根本就沒有類似現代國家的政治實體存在。這裏我們所說的“外事”對象是與中央政權保持不同協作關係的各種相對自治的政治實體，他們的自治程度常常與距中原的地理距離成正比，這些政治實體也是中華先人廣闊胸襟中“天下”的一部分。
中國古典國際體係形成的背景
據《尚書·禹貢》，夏禹時古代天子領地之外，每五百裏為一服役地帶，由近及遠依次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我們目前掌握的考古材料還不能證明這一世界體係是否真的存在。
甲骨文文獻的出土使商代政權結構變得清晰許多。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所研究員王貴民先生在《商周製度考信》（台北明文書局，1989年）一書中，將商朝的政區分為四層，依次為：最中心的一層是商都大邑商；其外是中商，四奠、田伯、子；再外是四土、侯、伯、子、衛、任、田；最外是四方、方國、部落。
商代侯、伯有受王調遣，從事征伐，向王室納貢等義務；方國部落則是獨立於王朝之外的一些異族共同體。《逸周書》中保存了一篇《商書·伊尹朝獻》，其中提到了四方納貢的細節，可與甲骨文文獻相參驗：
商湯對伊尹說：“諸侯來進貢，有的沒有土產而貢獻遠方的物品，事與實相反，不方便。現今我想依據土地所出作貢物，一定要容易到手又不珍貴。你就製定四方進獻的法令吧!”伊尹接受命令，於是就作《四方令》說……”（原文：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馬牛之所生，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必易得而不貴，其為四方獻令。”伊殷受命，於是為四方令曰……”）
可以肯定，最晚在殷商時，東亞大陸上已經有一個以中原為中心國際體係存在。在一個交通極不發達的時代，中國夏商周國際體係的這種“同心圓結構”行政效率最高。兩千多年前賈誼（公元前200—前168）在《新書·屬遠 》中論證說：“古代天子周圍的土地各有千裏遠近，中間建國都，這樣運送貢物和征發徭役，最遠的不出五百裏就到了；公侯的土地四周均百裏，中間建都城，運送貢物、征發徭役，最遠的不出五十裏就到了。這樣運送貨物的人不受勞累，出徭役的人也不耗費錢財，因此遠方的人都安心地居住在那裏，士人庶民也都擁戴朝廷，這是王朝能長治久安的原因。”（原文：古者天子地方千裏，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裏而至。公侯地百裏，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裏而至。輸將者不苦其勞，繇使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其居，士民皆有驩樂其上，此天下之所以長久也。）
商代甲骨文文獻都太短，殷商國際關係理論我們還不甚了了。到三千年前的周朝，中國古典國際關係理論的基本原則才漸漸明晰起來；中國古典國際關係理論源於西周外事製度，《周禮》是西周政製追述，從中我們能清楚看到當時東亞世界體係的特點和國際關係理論的基本原則。
顯然周繼承了商朝的“服”製，而且更係統化了。當時的政治體係以千裏王畿為中心，《周禮·夏官司馬第四·職方氏》條：“辨別九服的諸侯國。地方千裏的是王畿，王畿之外方五百裏是侯服，侯服之外方五百裏是甸服，甸服之外方五百裏是男服，男服之外方五百裏是采服，采服之外方五百裏是衛服，衛服之外方五百裏是蠻服，蠻服之外方五百裏是夷服，夷服之外方五百裏是鎮服，鎮服之外方五百裏是藩服。”（原文：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裏曰王畿，其外方五百裏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裏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裏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裏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裏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裏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裏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裏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裏曰藩服。）
上述世界體係中，均勢理論沒有位置，王國作為政治中心要安撫諸侯國，諸侯國之間要使大國親附不小國，小國服事大國；軍事征服和經濟殖民在這個世界體係中是陌生的，武力隻應用於諸侯國明確違反基本“國際法”的情況之下，包括諸侯國以大侵小等。西周大司馬是掌軍政之官，《周禮·夏官司馬第四·大司馬》條：“大司馬的職責，負責建立有關諸侯國的九項法則，以輔佐王成就諸侯國的政治。製定諸侯國的封域，以正定它們的疆界；為諸侯國設立儀法、辨別[君臣的]尊卑之位，以明確諸侯國[君臣的]等級；進用和薦舉賢能有功的人，進用和薦舉賢能有功的人，以激發諸侯國[臣民的進取心]；設立州牧和國君，以維係邦國的臣民；建立軍隊、懲治和嚴禁違法者，以糾正邦國的失誤；分配諸侯國應繳的貢賦，以確定諸侯國的合理負擔；查核諸侯國的鄉民數，以便諸侯國任用民力；[根據諸侯國爵位的尊卑和擁有土地的大小]，建立合理的守衛土地之法，以安定諸侯國。[使大國]親小國、[小國]服事大國，以使各諸侯國和睦相處；用九伐之法規正諸侯國。[諸侯有]以強陵弱、以大侵小的，就削弱他；有殺害賢良和民眾的，就討伐他；有對內暴虐、對外欺陵鄰國的，就幽禁他(而更立新君]．有土地荒蕪、人民離散的，就削減他的封地；有依仗險固地形而不服從的，就派兵進入他的國境[以示懲罰]；有無辜殺害親族的，就抓起來治罪；有放逐或弑殺他的國君的，就殺死他；有違犯王的命令、輕視國家政法的。就杜塞他同鄰國交通的途徑；有外內悖亂人倫，行為如同禽獸的，就誅滅他。”（原文：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製畿封國，以正邦國；設仆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製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夏官係統中還有職方氏、土方氏、懷方氏、合方式、訓方式、形方式等諸官負責管理諸侯事務，其目的都為是為了小國與大國互相維係（《周禮·夏官司馬第四·職方氏》：“凡邦國，大小相維”）——使小國服事大國，大國親睦小國。（《周禮·夏官司馬第四·形方式》：“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
如果說《周禮》是西周政治的組織架構，那麽《逸周書》則是西周治國理念的總結。這本因為思想多與儒家理念不符合而長期遭冷落，甚至被孔子扔進了紙簍的書（西漢劉向說它是：“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直到近些年來才得到學界的重視，其中有關中國古典國際關係理論的論述相當豐富。
《逸周書·大明武解第九》開篇就講戰爭的目的是為了匡扶正義。上麵說：“威武神聖的戰事。隻有畏懼它的威嚴，四方才能安寧。上天安排武事，整治軍隊兵器，以匡扶正義矯正不義來順從天意。”（原文：畏嚴大武，曰維四方畏威，乃寧。天作武，修戎兵，以助義正違。）在《逸周書·武紀解第六十八》中，作者將之總結為“外事武而義”，並指出戰爭和暴力並不是最好的外事解決辦法。上麵說：“最上一等是尊敬人而讓人順服，其次是想得就得到，其次是奪取而得到，其次是相爭而取勝，最下一等是舉事而借助上國的武力。凡是建國治民，內政要用文德而平和，外事講武力要用得恰當。”（原文：太上敬而服，其次欲而得，其次奪而得，其次爭而克，其下動而上資其力。凡建國君民，內事文而和。外事武而義。）
《逸周書·小明武解第十》規定要在下列情況下才使用戰爭手段執行王法：“在都邑施行奇巧，在後宮中打扮女人；荒蕪田地而作為畋獵之所追逐禽獸；遊玩於高台華屋，池水清流在其下；過度享樂無休止，老百姓隻有含辛茹苦；上麵有擾民的政令，下麵就有痛苦的平民。在上者擾民下必動亂，軍隊就開到都邑的郊外。大行討伐有罪的王法，用武力去成就王法。”（原文：荒田逐獸，田獵之所，遊觀是崇，台泉池在下，淫樂無既，百姓辛苦。上有困令，乃有極□，上困下騰，戎遷其野，敦行王法，濟用金鼓。）簡而言之，就是“小國不凶不伐”。（語出《逸周書·武穆解第三十三》）
在戰爭中，要順著大道攻入街巷，攻擊隻用弓箭、弩機。不要襲擊住戶，不要收受財物。投降於陣前的，不要粗暴對待。不殺食六畜，不取用婦女。（《逸周書·小明武解第十》原文：按道攻巷，攻用弓弩。無襲門戶，無受貨賂。降於列陣，無悗怒之。無食六畜，無聚子女。）
戰爭結束後要首先考慮敵國百姓的切身利益。《逸周書·武稱解第六》上有：“戰勝了敵人，舉令旗發號令，要官吏禁止搶劫，不得侵淩強暴民眾；不降低爵位，田土住宅不減損，各自安定親屬，民眾自然歸服。是武事的‘撫’。普天下歸服以後。止息戰爭興辦文教，平掉險阻的工事，毀掉打仗的武器，四方敬畏服從，包有天下，是武事的‘定’。”（原文：既勝人，舉旗以號令，命吏禁掠，無取侵暴，爵位不謙，田宅不虧，各寧其親，民服如合，武之撫也。百姓鹹骨，偃兵興德，夷厥險阻，以毀其服，四方畏服，奄有天下，武之定也。）
中國人自古反對霸權主義的窮兵黜武，又反對重文德輕武的儒化外事政策。作於周穆王時代的《逸周書·史記解第六十一》列舉前朝曆史經驗時說：
“用武不停的，滅亡。從前阪泉氏用兵不止，征戰不休，兼並他國，沒有友好鄰邦。文人無立足之地，智士個個心寒。後來遷到獨鹿，諸侯背叛了它，阪泉氏因此滅亡。”（原文：武不止者，亡。昔阪泉氏用兵無已，誅戰不休，並兼無親，文無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於獨鹿，諸侯畔之，阪泉以亡。）
“無文德無武備的，滅亡。從前西夏國性仁愛而反對用兵。城廓不加修繕，武士也無事幹。性仁惠而好賞賜，結果財竭而無物可賞。唐堯攻打它，城廓不能守護，武士不願出力，西夏因此滅亡。”（原文：文武不行者，亡。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無位，惠而好賞，屈而無以賞，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
進入春秋戰國時代，在各諸侯國的戰亂紛爭中，中國古典國際關係理論和外交技巧走向成熟。後者的理論集大成者是《鬼穀子》，遺憾的是，這本書沒有引起當代中國外交官們足夠的重視——那可是催生了人類曆史上最偉大外交家的蘇秦、張儀的著作！
從《老子》到《黃帝四經》
理論上，春秋戰國的戰略形勢最象長期割據的歐洲，最有可能出現西方式的均勢理論，但現實中從來沒有出現過。自黃帝以來，一統天下就成為中國政治精英們的客觀要求和最高價值準則——中國古典國際關係理論的基本原則是建立在這種 “天下觀”基礎上的。
顯而易見，曾作過 “守藏室之史”，管理周朝國家圖書的老子外交思想直接繼承了《周禮》和《逸周書》，但已經有了更強的思辯色彩，抱道守雌是其哲學核心。談到大國與小國的關係，《老子·六十一章》上說：“大國要象居於江河的下流一樣，處於雌柔的位置，這是天下交匯的地方。雌柔常常以虛靜戰勝雄強，就是因為它安靜而處於下麵的緣故。所以大國用謙下的態度對待小國，就可以取得小國的信任；小國用謙下的態度對待大國，才能取得大國的信任。所以，有時大國以謙下的態度取得小國的信任，有時小國以謙下的態度取得大國的信任。大國不過是要聚養小國，小國不過是要待奉大國，這樣大國小國都各自滿足了願望，大國應當以謙下為宜。”（原文：大邦者下流，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邦以下小邦，則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則取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邦不過欲兼畜人，小邦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所欲。大者宜為下。）
成書於戰國中晚期的《黃帝四經》（亦稱《黃帝書》）是西漢黃老治國理念的綱領性文件，在這本不長的著作中詳細闡述了中國古典國際關係理論的準則。集中於《黃帝四經·國次》和《黃帝四經·君正》等章節中。
《黃帝四經·國次》重點闡述征伐他國所應遵循的原則。首先，作者認為隻能討伐那些“當罪當亡”的國家，而且不能隨便掠奪這些國家的資源。上麵說：“攻奪他國之地而不進行分封，便不能真正滅亡其國並長久地占有它。在征伐他國時，如果不能最終達到天道所限定的準度，則經過征伐本已衰落的國家會重新振興起來。在討伐亂逆禁止暴虐時如果未達到準度，反而會招惹禍患。在誅禁理當治罪理當滅亡的國家時，必須一鼓作氣，使其成為廢墟。兼並了其他國家但不能獨自占有，因為這是冥冥天道所促成的功績。由於天地的公正無私，才有了四季、晝夜、存亡、生死等現象的正常循環。因為萬物各當其位，聖人才能夠成就萬物。”（原文：奪而無予，國必遂亡。必盡天極，衰者複昌。誅禁不當，反受其央[殃]。禁伐當罪當亡，必虛[墟]其國。兼之而勿擅，是胃[謂]天功。天地無私，四時不息。天地立，聖人故載。）
如果兼並他國後，便修治它的城郭，占據其宮室，享用其鍾鼓音樂，貪取其資財，霸占其子女，這些做法是大逆天道的取敗之道，必然導致國家危殆並最終滅亡。正確的作法應是：兼並他國後，要拆毀它的城郭，焚毀它的鍾鼓，均分它的資財，散居其子女後代，分割其土地賞賜有賢能之人，總之不能獨自占有，因為這功績是天道促成的。這樣才能功成而不去，然後方能沒有患禍。（原文：兼人之國，修其國郭，處其郎[廊]廟，聽其鍾鼓，利其資財，妻其子女。是胃[謂]□逆以芒[荒]，國危破亡。故唯聖人能盡天極，能用天當。天地之道，不過三功。功成而不止，身危又[有]央[殃]。故聖人之伐[也]，兼人之國，隋[墮]其城郭，棼[焚]其鍾鼓。布其資財，散其子女，列[裂]其土地，以封賢者，是胃[謂]天功。功成不廢，後不奉[逢]央[殃]。）
《黃帝四經·國次》重點闡述如何安撫和同化新合並的國家，並給文、武作了定義，指出文武並用，才能天下賓服。“第一年遵從百姓的風俗，第二年選拔有德能的人授與官職，第三年要使民富足。到了第四年的時候就可以發號令了，第五年可以用法律來治理百姓，第六年人民就會有了敬畏心理，第七年便可以指揮百姓從戎出征了。第一年遵從百姓的風俗習慣，可以掌握他們是非善惡、好惡取舍的標準是什麽。第二年擢用有德能的人，百姓就都會努力爭取向上。第三年免去賦稅征斂，百姓就會生活富足。第四年發號施令，百姓都會敬畏服從。第五年用法律來治理，百姓就不敢有僥幸心理。第六年百姓有敬畏心理，便會懂得刑罰律令而不敢觸犯。第七年率民出征敵國，便能戰勝強大的對手；第一年遵從百姓的風俗是為了是順應民心。第二年選拔有德能的人為官吏是通過施愛於民以激勵其奮勉。第三年要使民富足是要廢除山澤之禁及關口市場的征稅。第四年要想有效地發號令，就要以什伍連坐的方式將人們組織起來，並挑選人才去管理他們，使賢與不賢的人各有等差。第五年以法律治理百姓，有罪必罰，不可姑息。第六年百姓有了敬畏心理便不敢再去觸犯刑罰。到了第七年便可以率民出征並戰勝強敵，這是因為百姓會出死效力。”（原文：一年從其俗，二年用其德，三年而民有得，四年而發號令，[五年而]□□□，[六年而]民畏敬，七年而可以正[征]。一年從其俗，則知民則。二年用[其德]，民則力。三年無賦斂，則民有得。四年發號令，則民畏敬。五年以刑正，則民不幸。六年□□□□□□□□。[七]年而可以正[征]，則勝強適[敵]。俗者順民心[也]。德者愛勉之[也]。[有]得者，發禁拖[弛]關市之正[征][也]。號令者，連為什伍[選練]賢不肖有別[也]。心刑正者，罪殺不赦[也]。□□□□□□□□[也]。可以正者，民死節[也]。）
那麽什麽是文、武呢？《黃帝四經》中給出了多個定義，但核心思想都是講行事合於天道正義，文武並用：
“對於天道使存之國，要順應天意去聯合保護它，這被稱之為‘文’，而對於天道使亡之國，要順應天意去討伐兼並它，這就被稱為‘武’，文武並舉，開下各國就會無不順從。”（《黃帝四經·君正》原文：因天之生也以養生，胃[謂]之文。因天之殺也以伐死，胃[謂]之武。[文]武並行，則天下從矣。）
“行事參合於天時地利就稱作‘文’，伐亂止暴合於天道就稱作‘武’。君臣位次整肅則上下安定，賢與不賢的人位次正定則萬事都可得到治理，有文德則政令清明，講武德則國家強大。”（《黃帝四經·四度》原文：動靜參與天地胃[謂]之文，誅□時當胃[謂]之武。靜則安，正治。文則[明]，武則強。）
“順應天道，誅伐必然要滅亡的國家，這叫‘武’。在武功殺伐之後繼之以文德安撫，這樣就會有成功，而使用二分文德一分武功就可以稱王天下。”（《黃帝四經·四度》原文：因天時，伐天毀，胃[謂]之武。武刃而以文隨其後，則有成功矣。用二文一武者王。）
另一本齊法家（核心是稷下黃老思想）經典《管子》中有：“背叛則征伐之，這是武；服從則赦免之，這是文。文武兼備，這才是德。關於國家輕重強弱的形勢問題，各諸侯國聯合起來則強，孤立則弱。騏驥之材，用百馬輪流與它竟逐，它也一定疲憊；冠絕一代的強國，舉天下者去攻它，也一定會弱下來。強國的正確作法是容納小國，其失誤在於自恃其強；小國的正確作法是折節事強，其失誤在擺脫強國。”（《管子·霸言第二十三》原文：二而伐之，武也；服而舍之，文也；文武具滿，德也。夫輕重強弱之形，諸侯合則強，孤則弱。驥之材，而百馬伐之，驥必罷矣。強最一代，而天下共之，國必弱矣。強國得之也以收小，其失之也以恃強。小國得之也以製節，其失之也以離強。）
《黃帝四經·本伐》詳細列舉了舉兵興師三種原因，指出戰爭是不得已之事，要堅持“武而義“，反對窮兵黷武、貪利好戰——中國古典國際關係理論認為，殖民的結果是災難性的。
用兵的原因包括有為謀利而征戰的，有為道義而征戰的，有為逞泄憤怒而征戰的。如果在別的國家正逢荒年，國家不安定，君臣上下又不和睦的情況下，而乘機發兵去誅伐。這種原則指導下的用兵結果，雖然並不能獲得什麽大的利益，然而也不會有什麽大的災害；但如果為了逞泄私憤而發動戰爭，這種違反天道的戰爭就不會取得成功；作者主張持久地為正義而戰，上麵說：“所謂為正義而征戰的含義，便是為討伐他國的叛亂和禁止君主的暴行而出兵，這是正義之戰。為正義而戰，人們都會為之獻身的。因此以一國的力量去功伐天下的叛亂和暴虐，超級大國的君主在兼並他國時最初都是打著正義的旗號，但很少有能把為了正義而征戰的原則貫徹到底的；如果沒有持之以恒的決心去為正義而戰，就會最終得到相反的結果。”（原文：所胃[謂]為義者，伐亂禁暴，起賢廢不宵。所胃[謂]義也，□者，眾之所死也。是故以一國[攻]天下，萬乘[之]主□□希自此時始，鮮能冬[終]之，非心之恒也，窮而反矣。）
最後作者總結了用兵大道：“用兵之道，是出於不得已。因為出於不得已，所以用兵就會成功而不會有困窮的時候。”（原文：道之行也，由不得巳。由不得巳，則無窮。）
《黃帝四經·稱》是諸多格言、習語的匯編，其中涉及外事的內容很精煉，抄錄如下，目的是加強讀者對“外事武而義”這一中國古典國際關係理論基本原則的理解，包括從道/陰陽的哲學範疇去理解實力非對稱環境下的國際關係——
聖人不先動、不偏執一己之見，天時未到便不預先謀劃、而天時到了也不可失去時機，不謀求索取、而福祥來至也不可放過；總之要因順上天的法則。（原文：聖人不為始，不專已，不豫謀，不為得，不辭福，因天之則。）
聖人不是一味地反對用兵，但也不主張一味地用兵；戰爭手段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使用的。（原文：□□不執偃兵，不執用兵，兵者不得已而行。）
天子轄地一千平方裏，諸侯轄地一百平方裏，這種等級差異是和他們的身份地位相對應的。因此設立天子時，在等級製度上不能使諸侯與之相同；將正妻之子立為太子，就不使眾妾之子在身份地位上與之相等；設立正妻，就不使眾妾在身份地位上與之平等。如果兩相對等就會相互傷害，兩相混淆就會互相敵對。（原文：天子之地方千裏，諸侯百裏，所以聯合之也。故立天子[者]，[不]使諸侯疑焉。立正敵[嫡]者，□不使庶孽疑焉。立正妻者，不使婢妾疑焉。疑則相傷，雜則相方。）
時機成熟了，就要在行動上立刻做出反應而不要聲張；時機未到，就要斂藏心機，不露聲色。（原文：時若可行，亟□勿言，[時]若未可，塗其門，毋見其端。）
天道控製著寒來暑往，地道掌握著高低的差異，人道決定著奪取和給予。如果取予得法，就可以尊為聖王；取予失當，就會流徙四方、身亡國亡。天道循環運行，有德必有刑，取予不當，就要受到天刑的懲罰，自取禍殃。（原文：天製寒暑，地製高下，人製取予。取予當，立為□王。取予不當，流之死亡。天有環[還]刑，反受其央[殃]。）
當一個國家還具備存在的必然條件時，人們是不能夠滅亡它的；當一個國家已經具備了必然滅亡的條件時，人們也無法再挽救它。（原文：有國存，天下弗能亡也。有國將亡，天下弗能存也。）
諸侯不一定有仇必報、有仇必雪，關鍵要看是否合於道“義”。（原文：諸侯不報仇，不修佴[恥]，唯□所在。）
興兵征伐，必須師出有名，功成而止。（原文：提正名以伐，得所欲而止。）
君主興兵伐國不要超過天道所規定準度，達到了這個準度就應及時罷手。強大的國可以命令對方，弱小的國家要聽命於對方，勢力均等的國家之間才會按照規矩競爭。（原文：毋失天極，廄[究]數而止。強則令，弱則聽，敵則循繩而爭）
天下有三種人為的亡象，一種是因為逞怒鬥狠不自量力，二種是窮奢極侈欲壑難平，三種是以寡敵眾不識時務。（原文：天下有參[三]死：忿不量力死，耆[嗜]欲無窮死，寡不辟[避]眾死。）
不要把武器借給賊人，不要把糧食給予強盜。倘使武器借給賊人，糧食給予強盜，就會造成短者變長、弱者變強的結果；這種力量消長變化的結果，是會反過來給自己施以傷害的。（原文：毋籍[借]賊兵，毋裹盜量[糧]。籍[借]賊兵，裹盜量[糧]，短者長，弱者強，嬴絀變化，後將反也[施]。）
諸侯國中有發動叛亂的，那麽興兵平定叛亂如果不合乎天道，則叛亂反而會施行報複的，即使當時報複不能得手，他們的後代也必然會報複的。所以說，要製服人卻不合天道，反而被對方所製服。（原文：諸侯有亂，正亂者失其理，亂國反為焉。其時未能也，至其子孫必行焉。故曰：製人而失其理，反製焉。）
如果不用賢良的輔佐，不聽取開明聰慧者的謀慮，隻知道依賴於城池的險固和倚仗兵力的強盛，這便叫做勢單力薄；勢單力薄就很危險，防守不會穩固，攻戰不會取勝。（原文：不用輔佐之助，不聽聖慧之慮，而侍[待]其城郭之固，古[怙]其勇力之禦，是胃[謂]身薄。身薄則貸[忒]。以守不固，以單[戰]不克。）
看一切問題，都要從“陰陽”這個總原則出發。天屬陽而地屬陰，春屬陽而秋屬陰，夏屬陽而秋屬陰，白天屬陽而黑夜屬陰，大國屬陽而小國屬陰，強國屬陽而弱國屬陰……凡屬陽的都是取法天道，而天道最講究正常的準度；跨過這個正常的準度就稱作斜僻……超越了極度就會走向反麵。凡屬陰者都是取法地道，地道的特點便是安然舒遲正定靜默，以雌柔正定天下，擅長於給予卻不去爭奪。這便是地道的準度和謙退柔弱的“雌節”。（原文：凡論必以陰陽□大義。天陽地陰，春陽秋陰，夏陽冬陰，晝陽夜陰，大國陽，小國陰。重國陽，輕國陰……諸陽者法天，天貴正，過正曰□□□□□祭乃反。諸陰者法地，地[之]德安徐正靜，柔節先進，善予不爭。此地之度而雌之節也。）
曆史呼喚國際新秩序
十六年前冷戰結束時，許多人樂觀而天真地認為人類正義及永久和平的時代即將來臨。美國也宣稱要擔當起世界領袖的角色，但很快人們就發現，美國人並沒有準備好——社會主義的敵人消失了，美國保守派第一個反應就是找到新的敵人，因為按照國際關係傳統的均勢理論，這個敵人在理論上一定是存在的，或者說必須是存在的。
問題是，美國的軍事和文化實力過於強大，以至於很難找到勢均力敵的對手。以文化為例：目前美國控製著世界上75%的電視節目和60%以上的廣播節目的生產與製作播出；美國電影占世界電影市場票房收入的2/3；全球互聯網上英文信息占71%，美國文化占網上信息資源的80至90%，難怪美國商務部前高級官員大衛·羅斯科普堅信：“如果世界趨勢向一種共同的語言，它應該是英語；如果世界趨向共同的電訊、安全質量標準，它應該是美國標準；如果世界正在由電視、廣播和音樂聯係在一起，節目應該是美國的；如果共同的價值觀正在形成，他們應該是符合美國人意願的價值觀。”（肖東發，《國家文化安全與版權法貿易——華文出版走向世界的機遇與挑戰》，載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主辦的《觀察與交流》，2007年6月20日。）
如此強大的美國找不到現實的對手，就找看不見的恐怖主義和抓不著的本·拉登，然後將伊拉克、伊朗等國與這些概念聯係起來，為滿足一己私利，不斷進行軍事擴張尋找借口。美國當然會反受其殃，至今還在不停地吞咽軍事入侵伊拉克的苦果。要知道，伊拉克與本·拉登的關係並不比美國自己與本·拉登的關係近多少。
美國人似乎永遠無法理解“大邦者下流”的道理。美國的戰略縱深已經達到歐亞大陸的中心地帶，但他們對如何經營世界、要建立什麽樣的世界秩序仍無所適從——這種戰略原則比民主、自由之類的理想要複雜且重要得多。
曆史呼喚一種國際新秩序。顯然，中國持續數千年的超級大國外事經驗在今天這樣一個交通和通信都高度發達的時代變得更加寶貴。
《黃帝四經?稱》上說：“內事不和，不得言外”。如果美國的對外政策是由過度強大的資本集團（特別是軍工集團）決定的，那麽美國就不單單是缺乏作為世界領袖的大國治理經驗。病態的內部政治結構產生了病態的外交政策，最終的結果必然是美國在全世界影響力的衰退，一如大英帝國在二十世紀前半葉那樣——我們希望曆史不再是西方的一個帝國取代另一個帝國，而是世界新秩序取代世界舊秩序——它要求完全不同的國際關係理論架構。
英國曆史學家阿諾爾德·湯因曾預言未來統一世界的會是中國——無論曆史如何發展，我們都有責任將一個非對稱條件下的國際關係理論告訴這個世界，那是建立在道家哲學基礎上的對外政策理論——外事武而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