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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人文化”瑣議

(2007-11-24 17:52:46) 下一個

看到了一篇好文,作為本周的欣賞:

在中國幾千年的曆史長河中,文化與官人從來就分不開。

      在封建社會,文化幾為官們所壟斷。那時的科舉,還不同於我們今天的中考、高考,也不是專為選拔領導幹部而進行的“公考”,而是在學而優則仕法則驅趕下的一種慣性動作,千軍萬馬一條道,苦熬寒窗的文人學子,無不爭先恐後舉仕為官。慘慘然如範進者,決不是絕無僅有之一例。應該說,當時的文化人,不管事就業機會,還是事業追求,都是比較單一的,既沒有多少工商業,當不成大老板,混個“白領”圖溫飽,小康也不太可能;擺個地攤兒當“儒商”,又有辱斯文;也沒什麽像樣的科研院所、大專院校,做個科技工作者,甚或專家教授什麽的也不成。所以,幾乎無一例外都趨利仕途,把“金榜題名”作為人生第一快事。而他們中的一部分,尤其是精英一族,其文化之心不死,創作欲望不滅,就會在做官之餘也兼而舞文弄墨,爬爬格子,不是為了幾塊錢稿費,而是以一吐胸中塊壘為快;而他們為官的便利條件,也會使他們的思想文化成果,更便於張揚。文以官傳,官以文顯,就成了中國文化史上獨具韻味的燦然一幟。

        文化不為官們獨創,卻也離不開官人的摻合,把大大小小的官人剔除以後,中國文化就會黯然無光,實質上不再成其為文化。所謂“官人文化”,就是既為官人也為文人雙重人格所衍生出來的一種文化,這種文化不可避免地沾染上官氣,透釋或蘊含著一種非平民性的官之氣勢和品位;換言之,由大大小小的官們所營造的這種特殊文化現象,是官們喜怒哀樂得文化外泄,或深或淺的帶有官的印痕。

        檢讀厚厚的《全宋詞》和《唐宋詩詞賞析》,觀其作者簡介,十之八九都是“科班”出身,大都有個進士學曆,有個小官做做,純粹的“白身”詩人詞家是很難見到的。其它朝代也大抵如此。有幾個似乎沒有多少官癮的赫赫大家,如“天子呼來不上船”的李白,不為五鬥米折腰的陶淵明,也都或大或小、或長或短地做過官,也都興致勃勃地在那個什麽級、或“相當於”什麽級的位置上過了一把官癮。隻是後來覺得不怎麽舒適,來去匆匆的坐坐那鳥位置也不咋的,反正已曾經擁有,不再在乎天長地久,才摘下烏紗帽雲遊四方、飲酒賦詩去了,歸隱山林、種桑弄菊去了。一查他履曆檔案,也都曾為朝廷命官無疑。更有如赫赫大家蘇東坡者,則實實在在的在官場上苦命蹦躂,想在那個權利位置上,一展胸中學識抱負,實踐踏的官場理念,也來點“政績工程”,為老百姓做點好事實事,為官一任,造福一方。仕途順達,官場得意,大抵也不是什麽壞事。蘇東坡官至大學士,很是做得有滋有味。隻是後來因詩罹禍,橫遭貶謫,幾經轟逐而悶鬱不得其誌,才不得不寄情山水,大發幽古之思去了。即便如此,他也不忘自己的“父母官”情結,還在以自己的綿薄之力,為老百姓做些力所能及的好事,像修條“蘇堤”挖眼“東坡井”什麽的。而至死,他也還是在編在冊的官場中人。不是不想當官,而是當不了,當不好,不得當,受製於人,成了政治爭鬥的犧牲品。
 
   二
    
    “官人文化”或官人地位人格的文化顯現,常常也因官的人格不同、地位榮辱的不同而有異。“官人文化”的背後總會有一種“官格”在牽扯著。
      毛澤東身居高位,君臨天下,大有一覽眾山小之勢,自有王者風範。他那闋《沁園春.雪〉做得何等的好———
          

         北國風光,千裏冰封,萬裏雪飄。
     望長城內外,惟餘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
     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欲與天公試比高。
     須晴日,看紅妝素裹,分外妖嬈。

     江山如此多嬌,
     引無數英雄競折腰。
     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
     一代天驕,成吉思汗,隻識彎弓射大雕。
     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多少年來,毛澤東這首詞一直好評如潮,不管是“政治標準”、(如果有的話)還是藝術標準,都已達到登峰造極、他人無法效仿企及的高度。據說當年剛一發表,便大嘩天下,朝野爭相傳頌,一時洛陽紙貴,毛澤東也因之英明赫然大顯,像一麵高揚的旗幟,一座高聳的山峰,世人仰慕,為之矚目。而蔣介石們好生不服卻又奈何不得,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趕緊搭建草台班子,組織了一批當時文化界的頂尖高手,閉門造車,冷炒熱作,企圖另樹一峰與之對峙,但最終還是以不可相匹而悄然作罷。不是“蜀中無大將”,出不了精品,而是那樣的詩詞,隻配毛澤東才做得出來,處於禦用附庸地位的文人才子如何做得出來?這已不是一般“官人文化”,而是毛澤東人生觀、曆史觀、政治觀的畢然流露,說是毛澤東的政治宣言也不為過,顯然已屬“領袖文化”一列了。

        這裏值得提及的還有建國以後也在為官,且學識堪稱一流、可稱之為大文豪級的柳亞子、郭沫若等,他們的文學造詣不謂不高,但少了巍峨峻拔之氣,在“官格”上堅挺不起來,就難以跟毛澤東一比高下了。他的“千刀當剮唐僧肉,一拔何虧大聖毛”,應該不是故意做秀、賣個破綻的政治投機,而是其自身矮化的“官格”使然,無論如何也寫不出毛澤東“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裏埃”這樣具有濃厚“領袖特征”和時代特色的名句來。

        再如蘇東坡的《念奴嬌.赤壁懷古〉,此作所營造的文化高地,既是蘇東坡創作生涯之峰巔,也是那一時代的文化之絕頂,千古絕唱,難以倫比。但無論如何的華美絕倫,也抹不掉一個落魄文人、失意貶官的落寞心態,大氣淩空卻也有悲愴的低吟。相比之下,稍晚一些的嶽飛的《滿江紅》,直抒胸臆:“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裏路雲和月”;“壯誌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不僅鏗鏘作響,擲地有聲,其言辭之激烈,情懷之慷慨激昂,生動深刻地表現了一代民族英雄、千古名將精忠報國、義薄雲天的英雄本色,論學識才氣,蘇學士也許遠勝於嶽元帥,但無論如何,蘇東坡想不到、也寫不出嶽飛的《滿江紅》來。蘇東坡有緣古戰場,可以登高憑吊,發幽古之思,一瀉千裏,嘹響不絕,卻少了金戈鐵馬、沙場征戰的親曆;釀得了好酒,做得了好菜,卻揮不動大刀長矛,所以才有了蘇學士與嶽元帥的大異之處。

       不論在唐代還是中國詩壇,杜甫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天才詩人。堪與李白齊名的,怕也非杜某人莫屬。他年輕氣盛的時候,就立下宏誌:“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但官場失意、到錦官城外結下草堂之後,就隻好做做“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這樣的《春夜喜雨》去了。他關心民瘼,緊貼民眾,寫得情真意摯,意境深深,但也僅是詩人而非官人的“民眾意識”而已。相比之下,其時身為縣官的鄭板橋,就有了很強的“官人意識”。聽聽他的心聲:“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他不僅想到了民間的疾苦,為之擔憂,寢臥不安;同時表明,他作為一縣之“父母官”,也是時刻不忘自己身負的責任的。

    詩以言誌,言為心聲。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不作其事,就難為其文了。這也許就是官人文化的一大注腳。

  三

        曆史上的文化精英大都為官,或者曾經為官,也確實有那麽幾位非官的文化人。在偌大的文化大觀園裏,他們也以自己的不朽之作,爭得了一席之地。但讀他們的詩詞歌賦,就是一種平民化了的東西,讀不出官氣,也不可能有什麽王氣、霸氣了。他們不管在哪個位置上,所思所見所聞所詠,自然又是另外一番天地,大多的隻是個人的和人生遭際感悟。這也是身份地位使然。像吾等平民百姓,也來吟詠“唐宗宋祖,稍遜風騷”,必然被世人譏笑為瘋子無疑。

        在唐宋文化精英群體中,李清照決不是可有可無的人物。李氏一女流之輩,非仕非官,她的詞章也做得非常的好,可謂感人至深,催人淚下。雖然也有“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這樣的大氣名篇,實屬不讓須眉之力作,但不管怎樣,也隻是一種平民對英雄的敬慕與頌揚,表明她的人生價值取向。在她的詩詞裏,更多的是閨情相思、男女間事,是發自深閨的積怨積愁,一種寂寞的宣泄,孤獨的呐喊,不幸的掙紮,至美至真情的渴求與寄托。所以,在她筆下,不是“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消金獸”,就是“隻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最有代表性的是那首《聲聲慢》,隻一句“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就攪得人心酸生憐,慟楚萬分。由她的社會地位所決定,她關注的熱點,情感和筆端所及,就不可能是官場中人的作派了。李清照之為李清照,就在於她隻是性情中人,而不是官場中人。這也是李氏之大幸。 

   四

        自由撰稿人是近些年來得產物。我們國家的作家也大都是吃官飯、穿官衣、領官餉的,有一根難以扯斷的長長的官臍。這不一定是文人才子們追求得藝術境界。許多涉足文化行當的官人、大官人,無不以平實心態去作平實之文,隻追求一種藝術的建樹,不端官架子唬人。他們的作品,嘔心瀝血去記錄、反映自己的人生感悟,甚或官場體驗和夢醒時分的縷縷追思。應該說,這種“官人文化”才是健康文化之一脈,是為社會所需要、民眾所歡迎的。

       為官為文是兩難的。有思維方式的不同,也有行為方式的迥異。文人心高氣傲,再去為官可就苦了,孰不知曆來官場最忌諱的就是心高氣傲。狀元及第,皇榜高中,文化學識自是了得,但在曆史上卻鮮見有狀元郎成為大文豪的。不是其狀元有假,而是一旦為官,就難再講真話表真情了,常常是多了一個庸官,少了一位文豪。這恐怕不是又一種“圍城”現象吧!當然,也有因官場腐敗、爾虞我詐,使一些正直官人或遭貶謫或主動棄官從文的,使他們在特殊的境遇中,得以在文化上高樹一幟。這是官場不幸,卻是文壇之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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