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12月4日，北京《晨報副刊》的“開心話”專欄出現了一篇奇文，叫做《阿Q正傳》。作者似乎要切“開心話”之題，在文章的名目，立傳的通例，傳主的名字、籍貫等問題上反複糾纏考辨，極盡調侃之能事，大有“後現代”的解構主義風采。可是人們讀了卻又感覺難以暢懷大笑，因為分明感覺到這篇不像小說的小說似乎是在諷刺什麽。但又摸不準是在諷刺什麽。看上去處處可樂，摸上去卻處處有刺。副刊的主編孫伏園也覺出不很“開心”，於是從第二章起，便移到“新文藝”欄目中去了。
小說的開頭仿佛有點漫不經心，“但是，似乎漸漸認真起來了”。雖然不很“開心”，卻越來越讓人疑心、痛心、觸目驚心。幾年後《現代評論》上有一篇涵廬（高一涵）的《閑話》回憶道：
“……我記得當《阿Q正傳》一段一段陸續發表的時候，有許多人¶祭趵蹺＞澹?恐怕以後要罵到他的頭上。並且有一位朋友，當我麵說，昨日《阿Q正傳》上某一段仿佛就是罵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傳》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為隻有某人知道他的這一段私事。……從此疑神疑鬼，凡是與登載《阿Q正傳》的報紙有關係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認為《阿Q正傳》的作者的嫌疑犯了！等到打聽出來《阿Q正傳》的作者名姓的時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識，因此，才恍然大悟，又逢人聲明說不是罵他。”
直到《阿Q正傳》收入魯迅的第一部小說集《呐喊》中，還有人問魯迅：你實在是罵誰和誰呢？魯迅說：“我隻能悲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於如此下劣。”
魯迅盡管“悲憤”著，然而阿Q究竟是誰？人們一直在議論、分析、研究、爭執著。小說還沒有載完時，沈雁冰就在《小說月報》上撰文說：“我讀這篇小說的時候，總覺得阿Q這人很是麵熟，是嗬，他是中國人品性的結晶呀。”後來沈雁冰又進一步說：“我又覺得‘阿Q相’未必全然是中國民族所特具，似乎這也是人類的普遍特點的一種。”魯迅自己則說是要通過阿Q“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魂靈來”，說阿Q“有農民式的質樸、愚蠢，但也很沾了些遊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從洋車夫和小車夫裏麵，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來的”。
但是後來到了五六十年代，阿Q被認為是一個“不覺悟的落後農民”的典型。這意思是說，中國農民――更不用說全體中國人――本不是這樣的，隻是在那個特定的時期，馬克思主義的春風還未吹到未莊之時，才出現了阿Q。到了80年代，在新時期的啟蒙主義浪潮中，人們又把“阿Q相”擴大到整個農民以至整個國民身上。進一步，又有人提出阿Q的“精神勝利法”等，“屬於人類共通的精神現象”，“不僅東方落後民族中會產生阿Q的精神勝利法，處在一定的生產關係，社會關係中的人類在曆史發展過程中，隻要還有個人和集團處於落後地位，就有產生粉飾落後的精神勝利法的可能”。
真是說不盡的阿Q。從懷疑是罵一個人，到認為寫的是全人類，各有各的道理。這也說明了阿Q這一藝術形象巨大而豐富的典型意義。但是在魯迅寫作《阿Q正傳》的當初，實在關心的並不是全人類的問題，當然更不如舊小說家那樣用來報私仇、泄私憤了。魯迅的字裏行間處處不忘“中國”，他實在講的是一個“革命還是毀滅”的嚴肅課題。
在《阿Q正傳的成因》一文中，魯迅目光如炬地指出：“據我的意思，中國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會做的。我的阿Q的命運，也隻能如此，人格也恐怕並不是兩個。民國元年已經過去，無可追蹤了，但此後倘再有改革，我相信還會有阿Q們的革命黨出現。我也很願意如人們所說，我隻寫出了現在以前的或一時期，但我還恐怕我所看見的並非現代的前身，而是其後，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後。”
曆史發展的事實證明了魯迅的英明洞見。盡管不斷有人宣布阿Q的死亡或者預言、希望阿Q的死亡，然而阿Q的生命力似乎與5000年的民族一樣長久，一樣不朽。阿Q的內心是要革命的，他的生命本能是要革命的，因為他已經被踩在了生命的最底層，比他弱小的隻有不屬於“正常”倫理之內的異端――小尼姑了。不革命，他就隻能飽一頓饑一頓，無衣無褐，難以卒歲，他就會經常挨打受罵，四處磕頭，他就永遠連個姓名也沒有，而且“斷子絕孫沒有人供一碗飯”。然而阿Q的革命是什麽呢？首先當然是殺人。那麽首先殺的是誰呢？阿Q早已決定：“第一個該死的是小D和趙太爺。”其實小D也是一個“阿Q”，或者說是一個正在成長中的阿Q。這意味著阿Q革命後，“阿Q們”首先要自我殘殺起來。於是“革命”也就成為報私仇的一個美麗的口號。本來阿Q就認為革命黨是為明朝報仇的，“個個白盔白甲，穿著崇正皇帝的素”。
殺人之後，是搬東西，是選女人――百般挑選都不中意。革命到此為止，阿Q再無其他念想。這樣的革命，其實也就是“反革命”，這正是中國革命的悲劇。然而阿Q卻連這樣的革命也不能如願。搶先“革命”了的假洋鬼子不準他革命，“從此決不能望有白盔白甲的人來叫他，他所有的抱負、誌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筆勾銷了”。於是阿Q對革命由向往、絕望轉為了仇恨：“不準我造反，隻準你造反？媽媽的假洋鬼子，――好，你造反！造反是殺頭的罪名啊，我總要告一狀，看你抓進縣裏去殺頭，――滿門抄斬。――嚓！嚓！”
這深刻地寓意著，阿Q隨時可以革命，但也隨時可以反革命，他可以做革命黨、殺革命黨或者看革命黨殺頭。關鍵就在哪一方麵能讓他有飯吃、有衣穿，不受欺辱，能娶上女人。至於革命的精神，革命的道理，那都離阿Q太遠。
若幹年以後，出現了一本書，叫做《告別革命》。這本書的大背景是人們飽嚐了革命造成的痛苦、混亂之後，覺得革命式的社會激烈變動不適於中國，摧殘人性，誘發邪惡等等。人們開始緬懷那些提倡改良的人，曆史上那些溫和的中庸主義者開始升值。人們天真地相信通過改良，中國可以沒有破壞地一步一步走向天堂――但是這些人忽略了，革命或是改良，是不由理論家的意誌來決定的，而是由阿Q來決定的。阿Q的革命很不好，甚至有點反革命，但盡管這樣，阿Q仍然是要革命的。魯迅雖然給了阿Q以一個槍斃的結局，但魯迅並沒有否定阿Q式革命的必然發生。魯迅隻是沉痛地指出了阿Q式革命還不能算是真正的革命。然而，如果沒有阿Q式革命，那真正的革命是不會到來的。《告別革命》代表的“反革命”思潮，出發點是善良的，是為了讓民族免受動亂之苦。但且不說動亂本身是不是“苦”，就算有苦，那苦是不是革命帶來的？恐怕不是。那苦應該記在“革命”之前的帳上。假設革命之後阿Q一刀怒斬了小D，難道能說小D是革命殺害的麽？不，恰恰是因為革命得太晚，才讓殺機埋在了阿Q的心裏。
總有人想算革命的賬。從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到否定土地革命、國民革命、文學革命，隻是還沒有人敢公然否定民族革命。事後的諸葛亮正越來越多。他們指點著革命的背影胡說假如不革命就會如何如何好，假如當初不那麽激進，再保守點、再中庸點，今天該是多燦爛。這些糊塗的人不知道，假如可以不革命，當初有比他們更英明的理論家在，根本輪不到他們在今天來指指點點。沒有人喜歡天下大亂，你殺我砍，沒有人喜歡阿Q式的革命。魯迅對革命以後的個人命運是那麽的悲觀，但他卻毅然迎向了革命。因為什麽？因為天下大亂在先，革命是把這大亂亮出來進行整理，讓它從亂到治；革命的目的是為了不革命，革命是要人活，不是要人死。在1921年的中國那種萬民嚎啕的國度裏，中庸、靜穆、溫和，實質上是殺人的代名詞。麵對奄奄以息的民眾和民族，讓他們等待改良，如同涸轍之鮒等待西江之水，如同讓大出血的病人慢慢喝點保健飲料。曆史是沒有耐心等待博學的理論家們的萬全之策的。阿Q時代的中國，不革命，就毀滅。改良不是沒有試過，不是戊戌六君子被殺之後就被堵住了嘴巴。改良者一直在說話，在行動，甚至幫助反革命去鎮壓革命。但是改良主義自身的曆史證明了自身的謬誤。中國100多年來死於革命的人固然不少，但死於改良所耽誤和暗害、虐殺的人恐怕更多。愚蠢、質樸的阿Q其實是能不革命就不革命的，就在他向往革命時，也認為那是殺頭的罪。“他有一種不知從那裏來的意見，以為革命黨便是造反，造反便是與他為難，所以一向是‘深惡而痛絕之’的。”然而阿Q終於被逼得到他一向仇視的假洋鬼子那裏去“投降革命”，可見，命是非革不可了。今天那些不愁溫飽的“反革命”論者，實在是對我們民族之“命”還了解得很不夠。
也許這就是中國的悲劇，滿目瘡痍的肌體，實在禁不起革命，但不革命又隻有毀滅。老舍的《茶館》中說“死馬當活馬治”。所以“革命”一詞在中國蘊涵那麽複雜的感情色彩。沒革命的要革命，革過命的又痛惜、懺悔。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那麽尖銳激烈，使本來就層次不高的革命增添了更多的血汙和陰影。然而一切都不能說明革命的不應該，而且革命也無法“告別”。曆史不會勻速地在改良軌道上“進化”的，尤其是阿Q和假洋鬼子還正多的時代。
革命的目的，本來應在改造阿Q的靈魂，使阿Q向那些博學的理論家們看齊。然而這一點領先改良也能夠慢慢做到。比如給阿Q捐款、獻愛心，送他去上學、進修、練外語、用電腦，最後會寫《從未莊煎魚不用蔥絲看中國文化》的論文，到美國去得個比較文學博士。但隻有在“革命”以後，這些才能開始。阿Q連今天國際上常說的“生存權”都無法保障的時候，誰來給他獻愛心？
改良是好的，但必須以革命為起點。但倘若改良忘了本，因為吃了幾天飽飯就回過頭去罵革命，就像不肖的子孫罵創業的先人，那改良肯定要以再革命為終點。改良，革命，誰也告別不了誰。
若幹年後，一位偉人拍案而起喝道：“不革命，行嗎！”據說當時他的褲子掉了，警衛員忙替他拉好。這個細節非常富於象征性地說明：革命是不可阻擋的，但革命不是完善的，可能會出乖露醜。但出乖露醜也一定要革命。不能承擔這個醜，就會丟更大的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