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那些來自西方文化背景、隻是偶然落腳中國的人不一樣，對我來說，中國從來不隻是個影象，或者什麽不切實的東西。她從來就承載著我的人生軌跡和內心情感。我對她不誤解也不猶豫，總是懷著世上最美好的祝願。
旅居異國18載，2004年3月我回到中國，在大學裏教授有關“中西文化比較”的課程。為什麽做出這樣的決定？當然不是好奇心，而是簡單的鄉愁——我想老了，是該分享一下我在西方生活體驗的時候了。
每在做關於文化比較演講的場合，我都把重點放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出現的大量誤解和謬誤之上，想實現一種切實的，深層的理解；我是一名哲學家，同時也是專業的文化交流者。
我在中國的經曆是愉快的。我為中國在過去28年改善國家經濟條件的成就感到歡欣。但同時我也注意到，在文化領域廣泛存在著對西方思想的膚淺理解；它的根源在於對西方的遐想和誤讀。
曾常有公共知識分子在媒體宣傳自由主義，民主，人權，個人主義這樣的西方的概念。但是他們似乎忽略了，應當讓聽眾知道，西方為什麽有那麽根深蒂固獨特的自由思想，是需要給出充分解釋的。在西方，“先進的西方”和“落後的非西方”這種二元對立之說法是受到質疑的。而有些諷刺的是，遭到西方後現代思潮批判的啟蒙概念在中國是那麽受一些名家的推崇。西方思想的傳播，恐怕不是說服力，而是誘惑力，使得很多人尤其是年輕一代，產生文化離異感，對自己的文化漸漸 失去認同感。他們因為追求一己“個性”而失去文化“個性”；在漸漸缺失對自身文化的自信中，萌發出文化自卑感。
世界日益全球化，越來越迫使不同文明付出最大的努力，去了解和適應一個更加緊密地互相關聯的共同生存環境。它要求我們越來越應意識到，是西方獨特的“自我”概想，使整個文化與其它文化拉開距離，尤其是與中國文化的距離。
首先，西方存在一種強烈對上帝這一神物的信仰。上帝創造人類；人類因上帝而存在。啟蒙運動雖然實現對這個概想的轉換，從“上帝至上”走到“理性、科學”至上，但它沒有徹底摒棄上帝主宰人類的思想。而中國思想體係沒有“上帝”；人因自己而存在，也因自己所在的關係（或所在集體）而存在。一個好人在於奉 獻社會，並因此達到一種對自己也對集體的良好存在狀態。按這一邏輯，人有自己決定自己是“善”還是“惡”的權利。
其次，西方認為人類是本性邪惡的。這一理論的基本觀點是，人類犯罪，為一己之私而損害他人與社會，是一種安排。就自由主義思想而言，人類初始狀態的邪惡性是核心理念；至少在個人層麵，人類是不具備自身從善或提升能動的。然而，樹立自我提升與發展目標是中國思想體係至關重要的觀念。而這恰恰是西方沒有 的。對人性惡的設定，迥然而異於中國思想傳統，西方因此決定性地改變了其整個思想體係的走向。政府形式在自由主義體係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它選擇的政府形式正是基於人性惡的假設。這是與中國觀念相比，它更容易和法律、自由主義政府結構、以一己作為終端目的的理念構合的理由。法律和政府是抑製人性、保障社會 和平的手段。而在中國，政府是人性從善傾向的表達，是實現人整體改善的方式。君是民的道德榜樣，不是以命令強加於民或製定律法以約束人性的人。
如果一個人誤讀西方文化中的結構性差異，誤讀這個導致其它所有差異的關於“自我”的獨特理念，他就會對按中國的還是按西方的模式行為感到不知所措。 在這種情況下，由於對自己文化認同感的缺失，他就不可能和西方人有較充分的交流，使自己的想法獲得理解。僅僅掌握一些英語是不夠的。隻有充分考慮到根本文化差異，才有可能實現較為充分的交流。這時，人們才能明白一味效仿西方文化範式是不必要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因為它深深植根於自己獨特的世界觀、思維形態、 信仰、價值觀、文化和語言之中。我們應該有文化的自我感，同時有更理性的態度正確對待西方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