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每當我看到老爸這兩個字，心裏總是隱隱作痛，這是我最不願觸及的字眼，因為我早已把這兩個字，深深地埋藏在我心底的一個角落裏，怕去想他，又不時去想。。。。心中千次，萬次地呼喚著： 老爸，你還好嗎？
十三年了，到現在我還是不能接受, 老爸他已離開了我們的這一事實。在我大腦深處，時光永遠停留在那最後的，與老爸相處的三個星期裏。
記的那年老媽來美看我們，隻住了2個星期就急著要回去，主要是放心不下老爸。老媽回去不久，就來了一個告急電話，說是老爸摔了一跤，為了拿一本書，從小凳子上直挺挺地摔了下來。那天正是老爸落筆的日子。他剛剛完成了一篇評論文章，是應一位老朋友的邀請，為他的二百萬字的“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寫評論。為了寫好這個評論，老爸看完了這部多卷本書裏的每一篇，前前後後忙了兩三個月，特別的疲勞。
老爸的這一跤, 一下子就摔進了醫院裏. 腦部沒有大的損傷，但是莫名其妙的發高燒，紅血球不斷下降. 要躺在冰毯上才能降溫。再後來，情況就更不好，醫院也是千方百計地診斷確切的病情，初步診斷是血液或淋巴係統方麵的惡性病變。醫院下了病危通知。
當我匆匆回去的時侯，老媽與大姐已分別在醫院裏守護了兩個星期， 老媽比我預想的要鎮靜，可能是因為要家裏，醫院兩邊忙吧。下了飛機，行李放下，我就急急忙忙往醫院趕。
一進門，看到護士好象是剛抽完血，正與老爸說著什麽. 老爸瞧著我進來, 就對那位護士說，“這是我家老三，剛從美國回來”。然後就那麽直直地看著我，。。。。看了有兩，三分鍾之久，突然大哭起來，是那種止不住的, 讓人為之心碎的豪啕大哭，弄的那位老護士也跟著掉眼淚, 勸我老爸說，你天天念叨的老三, 不是已經在你麵前了, 應該高興啊! 又衝我說，聽說你能回來，你爸就天天盼著那。當時俺媽也被嚇壞了，老媽以前也從沒有見過這種陣式，說這輩子就沒看見你爸哭過，那怕是最難的時候。 大概有二，三十分鍾吧，到大家的情緒平穩後，老爸才長長的歎了一口氣，對我說，見一次，少一次。
看著老爸那張還年青, 卻布滿病容的臉，我心如刀割，百感交集，不知道老爸他這次還能挺得過來嗎？ 我多麽希望醫生最後的診斷不是癌呀！老爸應該不是就這麽容意被擊倒的! 在我的印象中，老爸總是那麽的樂觀，而且是那麽的熱愛生活，又充滿了各種情趣的人。
小時候，由於老爸工作忙，再加上他不是特喜歡孩子的那種人，所以對老爸沒什麽太多的記憶. 唯一的印象，就是他那特有的, 極富感然力的笑聲。人還沒到家，爽朗的笑聲已先進了門。 還經常看見和聽見老爸與其他叔叔下班後，進家前站在家門口前的大槐樹下, 邊談邊笑。
老爸的笑聲也是在大院裏出了名的。 55年前為了這笑聲, 人民日報的“讀者來信”欄目，轉來一封告狀信，說是老爸與其他兩位叔叔的笑聲, 擾亂了他的睡眠。 那時候剛建國不久，老爸的單位暫時在中南海裏辦公，他與另外一位叔叔同住慶雲堂的西廂房，再加上田家英叔叔（毛的秘書，66年自殺身亡。現在又有人說是被害的），晚上也從勤政殿溜達過來，三人在一起聊天說笑, 常到深夜。老爸與田家英叔叔同為四川人，又在延安共事多年。可謂是那種無話不談的好友。
還有的一個印象, 是文革前, 家裏飯桌牆上掛的兩幅鉛筆素描畫，畫的是電影“達吉和她的父親”裏的達吉，“劉三姐”裏的劉三姐，都是老爸照著“大眾電影”裏的劇照畫下來的。所有到過我家的人，都對我老爸的藝術細胞伸出大姆指。老爸還喜愛照相，除了花，草，我們就是他當然的模特。我大姐小時候特漂亮，又是老大（歲數差的挺多）, 老爸對她的關心就比我們多些。把她照的像小仙女似的。由於我小時候長的像個醜小鴨，我就隻有拿擋光板的份。這擋光板也是老爸用象棋盤, 貼上煙盒裏的錫紙做的。照完後，老爸自己又衝又洗，再放大, 並給每個孩子備置了一本像冊。這樣，我們才有了自己的曆史照片，隻不過我的照片相對的要少些。
老爸對音樂的喜愛絕對是屬於那種超極發燒友行列的。文革前，隻知道老爸愛聽音樂, 家裏有很多世界名曲的唱片，卻不知他還會拉小提琴和手風琴。 文革前的舞會上，老爸經常拉手風琴為舞者們伴奏。文革後期，老爸從江西五七幹校回來，買了兩把小提琴，給了我一把貴的，他留了一把便宜的，還請了一位老師教他，重新開始了他的正規練習。畢竟是25年沒拉了，於是我們的耳朵就開始受罪了，飽受了那殺雞殺鴨式的噪音折磨，很快他就能拉出好聽的小夜曲。 再後來，重新工作了，沒時間練了，就改唱歌了。記得唱的最多的是與我大姐一起的男女聲二重唱，朝鮮歌曲“月飛山”。
後來我從老爸在延安時寫的日記中知道，那個時候, 他就是一名文體活躍分子, 打排球，乒乓球。會彈琴，愛跳舞，又有一幅好嗓子，是合唱隊的指揮兼領唱。 據他的那些朋友說，老爸的頭上還冠有延安美男子之一的稱號
老爸的一位好友回憶說，“1948年8月，我從山東渤海到東柏坡xx 報到的那一天，氣溫很高，比我早來的xx （老爸）已經在一所農民住宅的屋頂上等著我了。 建議當晚一起在屋頂上露宿。他站著拉小提琴，一個曲子接著一個曲子，我躺著聽。”
改革開放後，有了錄音機，這就成了老爸的新玩具，每天從電台裏錄他喜歡的歌，倒來倒去的，編輯整理，最後他竟擁有了3000 多盒的錄音帶。
在醫院裏, 我把一盤鄭緒嵐錄給我的帶子放給老爸聽，她也是老爸所喜愛的歌手之一, 放的是梁祝裏送別的那段。聽著聽著， 我看到淚水從老爸的眼角裏，慢慢的流出，這大概是他最後一次的音樂欣賞了吧。老爸這時已是晨昏顛倒，他醒著的時候，我們就隨便瞎聊，多半是他年青時的事，我也想多了解一下他的曆史。掐指算算，我們真正在一起互相了解, 也就是我出國前的幾年，後又從通信中有了很多的共同語言。記得老爸對我講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這句話既是鼓勵我，也是在說他自已。
老爸16歲到延安，老爸的爸是國民黨員，曾是“五四”運動中的10大學生領袖之一，也就是因為“五四”運動而認識了毛和周。與毛同是“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 他曾代表國民黨教育廳到延安考查延安的教育，毛還派自己的警衛員去接他。老爸的媽是共產黨員，與共產黨初期的領袖鄧中夏，惲代英是好友。
老爸18 歲就在延安黨的最高學府裏教“資本論”，後毛在“反對教條主義”的文章中批評過這種現象。文革時是首批被揪出來的，關押批鬥。曾對我大姐說“不想活了”。 然後就是去中辦的五七幹校，享受著非人待遇。70年代末, 積極參與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80年代初正想大幹一場時，又因在黨校的一次講話, 被左王抓住小辨子，上綱上線，從此鬱鬱不得誌。
59年 田家英叔叔寫下的 “四麵江山來眼底，萬家憂樂到心頭” 詩句，也可以說是老爸他們那一代人的一種心情的寫照。
奇怪的是，在我們的瞎聊中，老爸他從不過問他得的是什麽病，也沒一句關於死的話題，沒有一個字. 問他，哪裏不舒服？哪裏難受，他總是說, 哪裏都舒服。似忽躺在病床上的這個病人, 不是他。他就這樣直到深度昏迷，再也沒醒過來。
那天是聖誕節的早上，也是我的假期回歸日，隻能含著眼淚, 懷著悲痛回到了美國，這就是古人所說的，忠孝不能兩全吧. 從此, 我的假期中, 就沒有了聖誕節.
十三年了，到現在我還是不能接受, 老爸他已離開了我們的這一事實。在我大腦深處，時光永遠停留在那最後的，與老爸相處的三個星期裏。
記的那年老媽來美看我們，隻住了2個星期就急著要回去，主要是放心不下老爸。老媽回去不久，就來了一個告急電話，說是老爸摔了一跤，為了拿一本書，從小凳子上直挺挺地摔了下來。那天正是老爸落筆的日子。他剛剛完成了一篇評論文章，是應一位老朋友的邀請，為他的二百萬字的“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寫評論。為了寫好這個評論，老爸看完了這部多卷本書裏的每一篇，前前後後忙了兩三個月，特別的疲勞。
老爸的這一跤, 一下子就摔進了醫院裏. 腦部沒有大的損傷，但是莫名其妙的發高燒，紅血球不斷下降. 要躺在冰毯上才能降溫。再後來，情況就更不好，醫院也是千方百計地診斷確切的病情，初步診斷是血液或淋巴係統方麵的惡性病變。醫院下了病危通知。
當我匆匆回去的時侯，老媽與大姐已分別在醫院裏守護了兩個星期， 老媽比我預想的要鎮靜，可能是因為要家裏，醫院兩邊忙吧。下了飛機，行李放下，我就急急忙忙往醫院趕。
一進門，看到護士好象是剛抽完血，正與老爸說著什麽. 老爸瞧著我進來, 就對那位護士說，“這是我家老三，剛從美國回來”。然後就那麽直直地看著我，。。。。看了有兩，三分鍾之久，突然大哭起來，是那種止不住的, 讓人為之心碎的豪啕大哭，弄的那位老護士也跟著掉眼淚, 勸我老爸說，你天天念叨的老三, 不是已經在你麵前了, 應該高興啊! 又衝我說，聽說你能回來，你爸就天天盼著那。當時俺媽也被嚇壞了，老媽以前也從沒有見過這種陣式，說這輩子就沒看見你爸哭過，那怕是最難的時候。 大概有二，三十分鍾吧，到大家的情緒平穩後，老爸才長長的歎了一口氣，對我說，見一次，少一次。
看著老爸那張還年青, 卻布滿病容的臉，我心如刀割，百感交集，不知道老爸他這次還能挺得過來嗎？ 我多麽希望醫生最後的診斷不是癌呀！老爸應該不是就這麽容意被擊倒的! 在我的印象中，老爸總是那麽的樂觀，而且是那麽的熱愛生活，又充滿了各種情趣的人。
小時候，由於老爸工作忙，再加上他不是特喜歡孩子的那種人，所以對老爸沒什麽太多的記憶. 唯一的印象，就是他那特有的, 極富感然力的笑聲。人還沒到家，爽朗的笑聲已先進了門。 還經常看見和聽見老爸與其他叔叔下班後，進家前站在家門口前的大槐樹下, 邊談邊笑。
老爸的笑聲也是在大院裏出了名的。 55年前為了這笑聲, 人民日報的“讀者來信”欄目，轉來一封告狀信，說是老爸與其他兩位叔叔的笑聲, 擾亂了他的睡眠。 那時候剛建國不久，老爸的單位暫時在中南海裏辦公，他與另外一位叔叔同住慶雲堂的西廂房，再加上田家英叔叔（毛的秘書，66年自殺身亡。現在又有人說是被害的），晚上也從勤政殿溜達過來，三人在一起聊天說笑, 常到深夜。老爸與田家英叔叔同為四川人，又在延安共事多年。可謂是那種無話不談的好友。
還有的一個印象, 是文革前, 家裏飯桌牆上掛的兩幅鉛筆素描畫，畫的是電影“達吉和她的父親”裏的達吉，“劉三姐”裏的劉三姐，都是老爸照著“大眾電影”裏的劇照畫下來的。所有到過我家的人，都對我老爸的藝術細胞伸出大姆指。老爸還喜愛照相，除了花，草，我們就是他當然的模特。我大姐小時候特漂亮，又是老大（歲數差的挺多）, 老爸對她的關心就比我們多些。把她照的像小仙女似的。由於我小時候長的像個醜小鴨，我就隻有拿擋光板的份。這擋光板也是老爸用象棋盤, 貼上煙盒裏的錫紙做的。照完後，老爸自己又衝又洗，再放大, 並給每個孩子備置了一本像冊。這樣，我們才有了自己的曆史照片，隻不過我的照片相對的要少些。
老爸對音樂的喜愛絕對是屬於那種超極發燒友行列的。文革前，隻知道老爸愛聽音樂, 家裏有很多世界名曲的唱片，卻不知他還會拉小提琴和手風琴。 文革前的舞會上，老爸經常拉手風琴為舞者們伴奏。文革後期，老爸從江西五七幹校回來，買了兩把小提琴，給了我一把貴的，他留了一把便宜的，還請了一位老師教他，重新開始了他的正規練習。畢竟是25年沒拉了，於是我們的耳朵就開始受罪了，飽受了那殺雞殺鴨式的噪音折磨，很快他就能拉出好聽的小夜曲。 再後來，重新工作了，沒時間練了，就改唱歌了。記得唱的最多的是與我大姐一起的男女聲二重唱，朝鮮歌曲“月飛山”。
後來我從老爸在延安時寫的日記中知道，那個時候, 他就是一名文體活躍分子, 打排球，乒乓球。會彈琴，愛跳舞，又有一幅好嗓子，是合唱隊的指揮兼領唱。 據他的那些朋友說，老爸的頭上還冠有延安美男子之一的稱號
老爸的一位好友回憶說，“1948年8月，我從山東渤海到東柏坡xx 報到的那一天，氣溫很高，比我早來的xx （老爸）已經在一所農民住宅的屋頂上等著我了。 建議當晚一起在屋頂上露宿。他站著拉小提琴，一個曲子接著一個曲子，我躺著聽。”
改革開放後，有了錄音機，這就成了老爸的新玩具，每天從電台裏錄他喜歡的歌，倒來倒去的，編輯整理，最後他竟擁有了3000 多盒的錄音帶。
在醫院裏, 我把一盤鄭緒嵐錄給我的帶子放給老爸聽，她也是老爸所喜愛的歌手之一, 放的是梁祝裏送別的那段。聽著聽著， 我看到淚水從老爸的眼角裏，慢慢的流出，這大概是他最後一次的音樂欣賞了吧。老爸這時已是晨昏顛倒，他醒著的時候，我們就隨便瞎聊，多半是他年青時的事，我也想多了解一下他的曆史。掐指算算，我們真正在一起互相了解, 也就是我出國前的幾年，後又從通信中有了很多的共同語言。記得老爸對我講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這句話既是鼓勵我，也是在說他自已。
老爸16歲到延安，老爸的爸是國民黨員，曾是“五四”運動中的10大學生領袖之一，也就是因為“五四”運動而認識了毛和周。與毛同是“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 他曾代表國民黨教育廳到延安考查延安的教育，毛還派自己的警衛員去接他。老爸的媽是共產黨員，與共產黨初期的領袖鄧中夏，惲代英是好友。
老爸18 歲就在延安黨的最高學府裏教“資本論”，後毛在“反對教條主義”的文章中批評過這種現象。文革時是首批被揪出來的，關押批鬥。曾對我大姐說“不想活了”。 然後就是去中辦的五七幹校，享受著非人待遇。70年代末, 積極參與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80年代初正想大幹一場時，又因在黨校的一次講話, 被左王抓住小辨子，上綱上線，從此鬱鬱不得誌。
59年 田家英叔叔寫下的 “四麵江山來眼底，萬家憂樂到心頭” 詩句，也可以說是老爸他們那一代人的一種心情的寫照。
奇怪的是，在我們的瞎聊中，老爸他從不過問他得的是什麽病，也沒一句關於死的話題，沒有一個字. 問他，哪裏不舒服？哪裏難受，他總是說, 哪裏都舒服。似忽躺在病床上的這個病人, 不是他。他就這樣直到深度昏迷，再也沒醒過來。
那天是聖誕節的早上，也是我的假期回歸日，隻能含著眼淚, 懷著悲痛回到了美國，這就是古人所說的，忠孝不能兩全吧. 從此, 我的假期中, 就沒有了聖誕節.
Excellent written.
May your dad rest in pe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