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非洲的時間越長，我就越懷念我在非洲度過的日子。要說我那時候呢，人年輕，頗有點“大丈夫四海為家”的豪邁氣概。在坦讚鐵路中國專家組工作的時候，所有的日常生活都由公家給安排好了：吃飯免費，住房免費，醫療免費，單位還三天兩頭地發東西，水果啊，墨鏡啦，香水啊，公文包啊，床上用品啊，等等。工資呢，公家都給你記在帳上，回國直接到外經貿部領美元就是了，再加上專家組內部還有一些創收項目，所以也沒有什麽不滿意的。從理論上講，如果節儉一些的話，在專家組工作兩年可以一分錢不花也過得很好。
可是，每當我回憶起我在非洲的日子，我就總忍不住問我自己一個問題：如果有一天，有一個再回非洲的機會，我是否願意回去呢？我的答案是：如果是短期旅遊，我非常想再回去，回到我曾經工作過的那些國家看看，最好是帶上我的孩子，讓他知道他的父親年輕時的故事。在非洲，也經常能看到一些上了年紀的白人帶著孩子回到非洲故地重遊。但是，如果是讓我再在那裏長期工作，我就不願意，即便是收入再豐厚我也不想。原因我想主要有兩個：首先，非洲的確是艱苦，自來水，電，這些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東西在非洲都沒有保障，而且有些非洲國家的社會治安非常動蕩，人身安全都是個問題；另外，就是非洲的疾病。具體地說，就是肝炎，艾滋病和瘧疾了。
先說肝炎。非洲據說是肝炎的重災區，所以大家也就特別小心。也就是因為在非洲的生活，我才養成了飯前認認真真洗手的習慣。還有就是盡量避免握手。非洲人和我們一樣，朋友和同事之間見了麵要握手；他們還有一個習慣，那就是兩個人在聊天聊到產生共鳴的時候，相互笑著擊掌以示開心。那麽這時候是握手還是不握呢？不握顯得不禮貌，握的話就有傳染肝炎的可能。我的對策是在對方伸出手來之前，搶先在大老遠就向對方歡快地揮手，如果是近距離的話就搶著先拍一下對方的肩膀以示親密，這樣就可以避免了握手。如果實在是躲不過，那就握吧，但是記著趕快洗手。
還有就是避免當地的飲食。原則上我們是沒有可能吃當地飯的，因為專家組有自己的食堂和中國廚師。即便是出差的時候，鐵路沿線也都有駐在當地的中國專家小組，兩三個人，一個小院子，可以在他們那裏吃飯。他們也都很歡迎，因為平時難得來一個中國人，所以偶爾來一個人就跟農民家裏來了親戚一樣隆重和熱鬧。如果在出差的路上趕上飯點兒，我們一般也就買點香蕉或者雞蛋這些剝了皮才可以吃的食物。因為大家都普遍小心，所以幾乎沒有聽說過誰在非洲得了肝炎。
再就是艾滋病。眾所周知，全世界的大多數艾滋病人都在非洲。我個人認為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他們不夠檢點，而且也不懂得在做那種事情的時候保護自己。我曾經看過一部非洲人自己拍的電影。有一個情節是一個非洲小夥子跟他的女朋友在做愛，中途停下來帶上了避孕套。他女朋友為此就不高興，質問他難道你把我當成賣身女郎了嗎？由此可見當地人的觀念還是有問題，在如何進行安全性行為方麵的意識還是任重而道遠。
有些非洲政府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並采取了一些行動。比如坦桑尼亞政府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幫助下，開始在公共衛生間裏放置免費的避孕套，我們辦公樓裏的衛生間也經常能看到這些東西。有趣的是，有些中國人也去拿。我記得有一位跟我同機回國的老專家，在達市機場安檢時，坦桑官員從他隨身攜帶的包裏發現了一些避孕套。坦桑官員就開玩笑地問他，你包裏裝這麽多這些東西幹什麽用啊？可憐的老專家漲紅了臉，用英語解釋不清，隻好把我拉過去，跟我說：“小高，你告訴他，這是我回去準備跟我老伴用的。”
那麽中國人在非洲又是怎樣預防艾滋病的呢？我想最主要的就是應該管好自己。但並不是每一個國人都潔身自好。因為我曾經親眼看見過我們專家組的一個成員夜裏把一個當地女孩偷偷摸摸地帶進了自己的房間。他的行為也被另外一個老專家當麵給撞上了，所以這哥們就整天腆著個臉跟在老專家後麵叫幹爹，雖然他們倆年齡也就差十歲左右。我想，是不是害怕老專家去領導那裏告發他，他就得回國再沒法掙美元了？還真是說不定。
但是客觀地說，絕大多數的國人都還是能管好自己的。其實想通了一個簡單的道理也就不會有問題了，那就是十幾分鍾的快樂重要，還是你的小命重要？顯然是後者。對於我自己來講，先放下道德和責任等等這些東西不談（但並不是說這些就不重要），我自己對黑人女孩就沒有什麽感覺。說得再坦誠一點，那就是該是白的地方就不應該是黑的。所以說，隻要把自己管好了，艾滋病對於在非洲工作的中國人來講也不是一個大問題。
最後就是瘧疾，就是我們所說的打擺子。瘧疾可就不一樣了，可以這麽說，在非洲，瘧疾就和我們這裏的感冒一樣普遍，所以在坦桑工作過的中國人沒有打過擺子的幾乎沒有。我在非洲工作的這幾年當中，總共打過十次擺子。非洲各國的擺子也都不太一樣，非洲東部，就是坦桑所在的地方，打擺子時候的感覺是最痛苦的。
大家知道，被蚊子叮咬是打擺子的唯一途徑。所以，為了不遭受打擺子的痛苦，每個人都想方設法防止蚊子叮咬。房間的窗戶上裝了紗窗，門上裝了紗門，晚上躲在蚊帳裏麵睡覺，這些都是最基本的。高級一些的就是穿一種薄薄的肥肥的類似睡褲的褲子，又涼快又可以避免蚊子叮。不管男的女的，下了班吃完晚飯都換上這種褲子在院子裏散步乘涼，歲數大一點兒的手裏還搖著一把蒲扇。蒲扇遙遙，睡褲飄飄，頗有點仙風道骨的感覺，盡管這飄逸的外表下都是一顆顆疲憊的塵世的心。
打擺子次數的多少除了跟自己是否保護得當有關以外，還跟個人的體質有很大關係。在非洲打擺子最嚴重的差不多每月就要打一次，有無聊的人就給這種周期性的擺子起名為“月經擺”。我在坦桑尼亞的時候對於這種擺子還隻是耳聞，到了尼日利亞的時候才算是真正見識到了。話說這位“月經擺”患者是上海一家空調廠的工程師，專為我們在尼日利亞的項目所用的車載空調提供售後服務。這位工程師是非常聰明的人，社交非常到位，雖然來自鐵路以外的部門，但跟我們項目的人上上下下處得極好。由於是作售後服務，所以平時事情也不是很多，江南的男人對自己身體的保養也很是重視，按說不應該這麽倒黴。可是實在是不知道是怎麽回事，據他自己透露，每個月一到那幾天，他都是相當小心，基本上窩在床上不起來。可是即便如此，他的老朋友每次都是準時來拜訪他，從來就不曾遲到早退過。
我剛到坦桑的時候，對防止蚊蟲叮咬還是做足了防護措施，所以剛開始的幾個月還是平安無事。後來的就慢慢地有些鬆懈，被蚊子叮了也不太當回事了，摸點兒風油精或者清涼油就過去了。到九四年春節那一天，突然覺得全身不舒服，發燒，頭疼，關節疼。去跟一位處得不錯的老專家說這事兒，他一聽我說這些，立馬說：“完了，擺子。”立刻叫車把我送到專家總組的中國醫院，北京鐵路總醫院來的陳大夫經驗豐富，略作診斷，就立即決定打點滴。就這樣，我在國外的第一個春節就是在醫院裏度過的。每天喝一點兒白粥，孤零零地躺在病床上，流點兒思鄉的淚水。後來春節結束了，我的擺子也就好了。
後來的幾次擺子都很平淡無奇，所以我已經沒有什麽印象了。隻是還記得有一次在尼日利亞，我當時正在一所工地駐點，突然就擺上了。體溫就像澆了油的火苗，忽忽地往上竄。當時正是半夜，總部的中國醫院又遠在幾百公裏以外的拉各斯（尼日利亞前首都，也是最大城市）。沒有辦法，半夜裏同事們就開車送我去拉各斯。尼日利亞社會治安惡劣，所以車上還跟了兩個全副武裝的當地警察。還好一路都沒有出什麽事情，天亮的時候平安到達了中國醫院。我剛一住院，第二天上海的空調工程師也如期回來了，我們倆互相關照鼓勵，經常在一起回憶在中國天堂般的好日子，謀劃著回國後要作的事情。講到激動之處，工程師當即向我承諾回國後我如果去上海他將帶我去這裏那裏玩，費用全包在他身上。他的承諾勾起了我對未來上海之行的美好的憧憬，所以這一次住院還不算太痛苦。
在非洲的中國人當中有一種說法，那就是打擺子一般都沒有生命危險，但是引發擺子的瘧原蟲一但進入了腦神經係統，那一般就沒救了。我不知道這種說法是否正確，但是在坦桑尼亞中國煤礦專家組的一位湖南人，的確是因為打擺子救治不及時而命喪非洲。葬禮是在位於達市郊區的中國烈士陵園舉行的，我們鐵路專家組的人都去參加了。
這個烈士陵園還是當時修坦讚鐵路的時候建造的，我離開坦桑的時候有58名中國烈士長眠在這裏。不知道當初修這個烈士陵園的時候是怎麽考慮的，因為它是預先挖好了60個坑放在那裏，一旦有人去世，火化後骨灰盒放進去就算了事。當然領導的決策無疑頗具前瞻性，可是殊不知我們中國人最忌諱的就是這個。所以我們專家組內部如果兩個人發生矛盾吵架，最惡毒的話莫過於是：“你等著吧，烈士陵園裏那剩下的兩個坑就是給你預備的！”
多年來我一直在想，大家都說中非友誼牢不可破，因為它是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的確，那麽多長眠在非洲的中國人，他們當初意氣風發地走入非洲的時候，是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他們將永遠走不出非洲了。可是，國與國之間的友誼真的是牢不可破嗎？或者說，用鮮血和生命來換取這種友誼真的值得嗎？
我不知道這麽多年來坦桑烈士陵園那剩下的兩個空墳墓是否已經填滿？如果不幸已經填滿的話，那麽就希望到此為止，再也不要挖新的了。如果沒有，那就讓它永遠這樣空下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