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１９９３年我開始派駐海外工作到現在，已經有１３個年頭了。這１３年來，我大部分的春節都是在國外度過的。常言道：“每逢佳節倍思親”，我想我們這些目前身處溫哥華的海外遊子們對此應該是感同身受。到過年的時候，我們會給家裏打個電話，給國內年邁的父母和親戚朋友拜年，給他們道一聲平安。
可是９０年代中期我們在非洲工作的人就沒有那麽運氣。大家可能不相信，我在坦桑尼亞工作的兩年時間裏沒有跟家裏通過一次電話。多年以後，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並且百思不得其解：是家裏沒有電話嗎？不是，家裏在９４年底還是９５年年初已經裝上了電話，電話號碼在信裏也告訴了我；是擔心國際長途電話費太貴舍不得打？好像也是也不是，記得當初坦桑打到中國每分鍾大約是人民幣幾十塊錢，是挺貴的，可是跟在非洲的收入比起來也是可以接受的啊。想來想去，我隻能歸因於習慣和環境使然。是啊，當時在專家組工作的同事們好像都沒有往國內打過電話，所以自己也就想都不會想到這裏去。
那麽唯一剩下的跟家人聯係的方式就是寫信了。不過我們跟家裏通信的方式比較奇特：家人給我們的信不用直接寄到非洲來，而是寄到鐵道部援外辦公室（也叫中國土木工程總公司，簡稱“中土公司”，暗示著在那裏工作的人都比較土氣。中土的英文名稱是China Civil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 Corporation, 簡稱是CCECC，諧音為“黑黑又黑黑”，是什麽意思我就不解釋了，大家自己猜去吧。反正我還有一些朋友和同事仍然在那裏工作，我怕他們看見了拿刀來砍我。），國內來人時會帶過來；而我們往家裏寄信也是用國內的信封，落款也是鐵道部援外辦，有人回國時會帶回到國內寄出。多年來這種奇特的通信方式一直堅持了下來，幾乎沒有出過什麽差錯，因為帶信的人都在非洲工作和生活過，知道這些家書沉甸甸的分量。那時候，一聽說有人要回國，大家就都鑽在屋子裏寫信，先問候父母親身體健康，媽媽的高血壓是不是好了一些；又問愛人最近工作可忙，又要工作，又要顧家，還要照顧孩子，心裏很是掛念她；然後再問孩子最近學習有否進步，是不是想著爸爸早點回家；最後再告訴家裏人我在這裏如何吃得好，住得好，工作也很輕鬆，完全不必掛念。信寫完了，再悄悄擦去眼角的淚水，計算著距離回國的日子還有多少天。
我第一次接到家書是陪同兩位中國專家考察線路和橋梁回來以後，當時我來坦桑已經有半個月的時間了。信一來就是兩封，都是懷孕的妻子（現在叫前妻比較合適，因為已經不是我的妻子了。不過就容我在這裏暫且還叫妻子吧，因為至少那時候還是）寫來的。在笑哈哈地謝過一直替我保管著信的同事以後，就快步往我的房間走，路上就把鑰匙準備好了。開門的時候手就開始哆嗦，半天找不到鑰匙孔。開開門後，立即從裏麵反鎖上，把行李扔到一邊，就迫不及待地打開了信封。
在第一封信裏，妻子說她在街上看見有個小攤上賣小孩用的小手絹，上麵有各種小動物的圖案，很可愛，她就給我們還未出生的孩子買了兩個；又說小家夥不高興的時候會在肚子裏拳打腳踢提抗議；還說從廣東郵購的關於嬰兒胎教的書寄到了，不如想象中的好，但是還是會每天照著書上的話來給孩子作胎教。在第二封信裏，妻子問我平安到達坦桑了沒有，讓我趕快給家裏寫信，否則大家會掛念。又問我到了非洲後是否適應哪裏的氣候，皮膚是不是又對那裏的花粉過敏了？還說孩子一天一天的變大，每天挺著大肚子上班，剛開始感覺不好意思，現在就不了，開始覺得自己也挺偉大的。
一開始看家書，我的眼眶裏就浸出了淚水。看著看著，眼淚就大把大把地往下流。等到把兩封家書看完一遍，再看一遍，我就忍不住咧著嘴大聲地哭了起來。哭的時候，也沒有怕隔壁的同事聽到了自己會難為情。哭完了，用圓珠筆把日曆上過去的兩周一一劃掉，然後再數一數距離兩年後回家的日子還有多少個星期。從那以後，這就成了我的習慣，每周打著尺子把過去的一周劃掉，然後再開心地告訴自己距離回家的日子又近了一周。我還有一個習慣，就是每次從國內有人來的時候，我都陪著我們組長的中國司機到專家組總部去拿信，為的是能早一點能看到這一封又一封的給我慰藉的家書。
隨著妻子分娩的日期的臨近，我盼望她的來信的心情也就更加迫切。記得她在一封信裏說她已經很長時間都沒有洗腳了，因為實在是不能再彎下腰了。看著她的來信，我的心裏滿是愧疚和掛念，隻能在心裏給她說一聲：我愛的人，對不起了，我回去後一定會加倍地償還你的。
我的孩子是在１９９４年３月初出生的，出生時是晚上八點半，地點是在妻子娘家的醫院。出生時我媽媽也趕去了，抱著孩子在病房裏一直走，一直走到第二天天亮。大約半個月以後，我才收到了嶽父的來信，告訴我孩子出生的消息，是一個胖小子，母子平安。在這一段等待的時間裏，我的心裏是火急火燎，以至於我額頭上長了一個大大的包。我是在下班的班車上收到信的。一看完，我就向車上的同事們報告了這個大好消息，大家都由衷地為我高興。晚上我們翻譯組一夥人還到樓下的坦讚鐵路官員俱樂部痛飲了一場啤酒，那叫一個高興啊，一晚上高興得在床上翻來覆去地睡不著覺，第二天臉上的大包也就知趣地消失了。
從那以後，因為要照顧孩子，妻子的來信就比以前少了許多，但是基本上每次來信都會在信裏附上幾張孩子的照片。看著小家夥一點一點在長大，我這個當爸爸的心裏就別提多高興了。當然也有不開心的時候，那就是每次妻子在心裏提及孩子生病的時候（小家夥小時侯身體不是很好）。每當這時候，我的情緒就低落到極點。總是在心裏默默地祈禱：上蒼啊，如果可能，讓我替代我孩子來生病吧，隻要他好，讓我死都願意！
我見著兒子的第一麵是在１９９５年的１０月２８日，我回國的第二天。妻子帶著孩子從山西老家趕到北京來，我在北京站的站台上等他們。火車一到，車窗被打開，我從車窗裏把孩子抱了出來。這時候他已經一歲半了。再看妻子，剪短了頭發，好像一下子老了好幾歲。第二天在天安門廣場，小家夥穿著一身黃顏色的棉襖棉褲，帶著一頂黃色的棉帽子，搖搖擺擺地在廣場上開心地走，要多可愛，有多可愛。好幾個老外看見了，都拿著相機給孩子拍照。那會兒，我就下定了決心：今生今世，不管我自己多苦多累，我都要盡我所能，給這個小生命最好的生活！
當天晚上，我一個人跑到王府井百貨大樓，花了２５０元（大約相當於當時絕大多數人半個月的工資）給孩子買了一個非常高檔的電動搖控汽車，可以前進，後退，左轉和右轉。看著一個一歲半的走路都走不穩當的孩子在前麵玩，後麵跟了一幫大孩子在後麵跟著看，我這個當爹的別提有多驕傲了。
在國內沒有呆太長時間，我就又被派回了非洲，隻不過換了一個國家而已。慢慢地就享受到了往家裏打電話可以報銷的待遇，自然而然地信就寫的少了。幾年以後，我徹底地走出非洲以後，我和妻子把我們這麽多年的通信用精美的包裝紙包起來，放在了家裏的書櫃裏。
再過了幾年，妻子的心已另有所屬，我的婚姻亮起了紅燈。記得有一次妻子在整理書櫃的時侯，翻出了那包書信，不耐煩地對我說：“留著這破玩意兒幹嘛啊？”順手就要扔到拉圾裏。我靜靜地看著她，心裏在流血，但還是不動聲色地同意了。
隻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我總是一個人在想: 這些挺珍貴的東西,當初我是怎麽把它們丟掉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