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大成人（二）

自十三歲的那個午後到十五歲踏上北去的火車，我經曆過數十次的毆鬥，身上弄得傷痕累累，每一條傷疤都有一段荒誕的故事。在遠去的火車上，我們十二個農場管教幹部的孩子如數家珍般細數輝煌的械鬥曆程。叫青山的皖南丘陵並沒有給我播下南方人溫和懦弱的種子，我們像狼一樣凶殘，像獅子一樣暴戾。但在火車上，我們卻毫無疑問地認為自己是好孩子，是可以做得了梁子和柱子的材料。

當火車駛進北方的初冬時，我們看到收割後空蕩蕩的原野，褐色的土地象裸露的胸膛，那片地底下的麥粒正在吸收水分，開始發芽。地頭曬著削好後的紅暑，像一片片沉重的白色羽毛。當列車帶著疲憊的笛聲爬上黃河大橋時，正是北方的深夜。車窗上貼著彎如冷笑的嘴唇般殘月，和我們一起飛快地移動。由於興奮我們無法入睡，黑暗中的煙頭明明滅滅，就像我們對未來忐忑不安的向往。當列車的第一節車廂穿過河北的黑夜後，我們中最大的一個叫沈紅兵的家夥將煙頭捫滅在車窗玻璃上，帶著悔過自新的口吻說：

“媽的，老子把一生的架都打完了，從今天起，老子要重新做人。”

那時候，我正掀開棉衣，向身邊叫張誌鬆的同鄉展示自己削瘦的後背，後背上有一個暗紅色傷疤。他疑惑地用冰涼的手撫摸後背上的隆起物，然後用肯定的口吻說：

“長好後的傷疤就像個肉瘤。”

沈紅兵的話讓我們麵麵相覷，繼而車廂內陷入沉默，有些人開始為從前的荒唐而愧疚。

我們的過去真的很邪惡麽？或是說，我們穿過黃河，真的是為了悔過自新？

農場的習俗給我們的成長留下無法洗去的印漬，按新兵排長的話，我們就是一群無賴，十惡不赦的流氓。當我們無法忍受他的絮絮叨叨的時，在夜晚拉滅了燈，把這個江蘇鹽城的家夥按倒在通鋪上，用馬紮砸斷了他的鼻梁。

一個月後，戰友沈紅兵被押送回家，因為他犯案了，他在技校時搶劫過一個鄉下來農場賣菜的農婦。他和同學把那農婦帶到廁所裏，不顧她苦哀求，兩人輪流發泄自己的欲望，然後搶走了農婦僅有的七元二角。那時候，正趕上第二次嚴打，他被帶回去後，判了十年。五年之後，我和戰友探監，看到一個滿頭灰色短發的沈紅兵，這個沈紅兵佝僂著身子，穿著我們最熟悉的灰藍色囚服，他小心地撫摸我肩頭金色肩牌上閃著銀色光芒的五星，說：

“楊烽，你小子混出人樣了，是什麽官？”

我說：“少尉。”

他彎下腰，小心翼翼地把我給他的玉溪煙塞進鞋幫裏，那種猥瑣和從前意氣風發的青年是那樣格格不入，讓人鼻子發酸。

10歲時，第一次坐火車來到黃河南岸。車上有哥、姐和母親，我們的全部家當是兩隻臃腫的人造革箱包。列車在清晨駛進河南一個縣城，母親從袋子裏拿出兩張烙饃，將一根失去水分的蔥一撅兩斷，卷了卷塞進我和姐姐的手裏。哥哥照樣受到優待，他吃著母親自站台上買來的包子，他大口地咬著這熱氣騰騰的食物，吃得肆無忌憚，他用棉質手帕擦手，用一種優雅的眼光看著我們。那目光後來定格在我記憶深處，他一個人獨自享受著包子的美味，卻忘了身邊的兄弟和姐姐，包子裏的油漬發出膩人的香味。

父母在我三歲時以一種荒唐得近乎可笑的理由把我過繼給舅舅。那時我剛剛記事，跑動時時常會把自己絆倒，當他們把我送給在鄉下當教師的那個高個子男人時，我哭泣著追趕他們，眼淚和鼻涕沾著塵土，在臉上盛開，我跑得塵土飛揚。數次絆倒自己之後，他們的自行車成了模糊的影子。我絆倒時，高個子男人甚至沒有想到拉我一把。

事實上我一直沒有和那個高個子男人建立感情，在鄉下學校裏的最後兩年，我學會了做飯洗衣，割草喂雞，那個男人因為不生孩子而自卑，他需要孩子同時也嫉恨孩子，他和鄉下老婆成天算計著如何讓我做事，以減輕他們的負擔，好讓他們有更多的時間做愛，他們樂此不彼，在任何時候都能漸入佳境，他們臆想哪一次激情過後能播下種子，但現實讓他們傷心，這種無休無止的消耗最終擊垮了他的身體，我的舅舅，那個高個子男人四十歲時就白發蒼蒼。

南遷時，父母還是決定把我要回來。他們拿出誠懇的姿態去鄉下接我，我看出他們眼中的慌亂不安，對一個孩子的輕率使他們看起來假情假義。舅舅執意不肯，打著假惺惺的幌子，表達對我的憐愛之情，他被自己的謊言所蒙蔽，直說得口角泛起豆漿般的泡沫，舅母在一旁長籲短歎，每說到我的好處就恍然大悟般用手拍擊大腿。最後他們羞答答地提起撫養費，舅舅以一個鄉村數學老師的精明，把我呆在那兒的時間精確到每一天，最終答成了雙方滿意的結果。離開舅舅後，我再也沒有回到那個地方，雖然我在那兒呆了六年。

10歲的烙饃難以下咽，可是我卻絲毫不會覺得這有什麽不妥，我咀嚼著這纖維粗糙的食物，對母親充滿了感激。夜晚不敢睡去，怕醒來後躺在另一張陌生的床上。

驚懼被很快遺忘，但哥哥大口咬著熱包子，用棉質手帕擦拭嘴角的樣子卻無數次被記起。叫楊輝的少年得到父母的雙份寵愛，其中一份本該屬於我的。他是個漂亮的少年，有著黑得象漆一樣的發出光澤的發，深灰色大而明亮的眼睛，身體修長，舉止優雅，這樣的少年無論走到哪兒都是人們談論的中心，視覺的焦點，他繼承了父母五官上所有的優點，也繼承了父母的冷漠和自私。

楊輝把山東的做派帶到皖南小鎮，當他穿著胸前熨著兩道明顯折痕的雪白的襯衣出現在學校時，立即吸引了所有女生的視線，他的身邊多了一群追隨者，無知的孩子們把熱情和羨慕毫不保留地投到楊輝雪白的襯衫和棉質長褲上。他已經習慣了別人的追隨，他眼裏空無一物。

兄弟倆截然不同，六年的農村生活帶給我自卑和倔強，在學校裏，我獨來獨往，渴望友情又害怕傷害，我看著高年級學生們跟在楊輝身後，他們在操場踢球，那個操場仿佛隻有他一個人，他把球踢出場外，立即就有人飛快地跑過去撿回來；他們在室外大聲地交談，騎著單車飛一般在我眼前呼嘯而過，他看到我羨慕的眼光卻吝嗇給我一個招呼。

那時候，我很想對身邊所有人說：“那是我哥。”

後來，我對別人提起他，但已不是為了虛榮。14歲時，我和國慶衝進高二（2）班教室，他的袖子裏藏著根鋼管，我的書包裏藏著半截磚塊，我們來到一個坐在桌邊正談論女人的男生身邊，我拍了拍他的肩問：“是張煒麽？”

他詫異地揚起頭，我掄起磚塊拍在他的後腦勺上。男生捂著頭蹲下來，我踢了他一腳，凶狠地說：“再找楊輝麻煩，老子弄死你，他是我哥。”

這次鬥毆的結果是我得了個警告處分和惹下一大堆麻煩。張煒是城裏那幫孩子的頭，他的父親是稅務所長，一個成天騎著摩托車找酒喝的胖子。圍繞在張煒身邊的多是當地經營業主的孩子，他們有南方人的精明，也像南方人般膽小。楊輝在學校大出風頭的同時也招來了嫉妒，他們糾結在一起，在鎮子上設伏，撕破了楊輝的白襯衫，打得這優雅的少年落荒而逃，丟盡了麵子。打破張煒腦袋後，他們把對楊輝的忿忿之怒加於我和國慶的頭上，整個14歲，我們出門總要帶上家夥，數次的遭遇戰使我們熱血沸騰，每天傍晚，我們就像敏捷的豹子，嗅著空氣中戰鬥的氣息，那一年，這樣的鬥毆像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戰事一樣無休無止。讓我和國慶防不勝防。

張煒知道我和國慶進城後，那幫人尾隨其後，在街上截住我們，我們轉身奔跑，風在耳邊呼呼作響。我們躲進理發店，他們蜂擁而至，我跳窗逃跑時，一把理發剪刀插進後背，自此，我的後背多了兩個傷疤，像鑲著兩隻暗紅色鈕扣。國慶16歲時，我們騎著單車在農場的河堤上經過。那年夏天雨水充足，吹到麵頰的風有些濕乎乎、熱辣辣的，像上帝站在天上肆無忌憚地向人們臉上小便。河堤上的路灑滿了細碎的石子，它們偶爾會從車胎下蹦出來，彈到身上。隔了這麽久，那些擊中我的石子有模模糊糊的疼痛。

和國慶成為朋友後，我開始喜歡他騎著單車的瀟灑勁兒，國慶能在石子路上練到雙手撒把，也讓我羨慕不已，國慶下車的姿態幹淨致極，他一偏腿從單車上跳下來，任憑單車空載，這時往往會有勞改奔上去接過車子。

16歲時的國慶身材修長，可以用玉樹臨風來形容，他留著長發——事實上所有農場的孩子都留著長發，這樣才能和勞改區別開來。他喜歡長時間盯著一個人，看得人心裏發毛，失去主張，有時候他會不自覺地把手指放進嘴裏，這樣就顯得有點呆，但更多的時候他的手指都在作別的事情，這樣他就顯得發呆的時間少得可憐。

原本以為我們的友情會很長久，然而事實上，友情就像做愛，高潮過後就迅速消退，它若吸入體內的空氣，需要不停地新陳代謝。許多年後，當我再次回到農場時，我想起國慶。我經過西大圩那條依然看不到盡頭的石子路，路邊河灘上蘆葦依然鬱鬱蔥蔥。水牛安然在咀嚼著草莖，這些場景都讓我有一種回到從前的錯覺，但是伴我長大的那些人都已不在，他們如隱向天邊的雲，如那年夏天單車碾過的石子，“砰”的一聲飛散開來。國慶就像那曾經擊中我的麵頰的石子，更多的從我身邊飛過，沒留一些印記。我看到國慶第一次喊我的河灘，有許多孩子們在那裏玩耍，他們奔跑時揚起沙子，咯咯的笑聲傳得很遠，這一切和從前也沒什麽不同，隻是有些人慢慢長大，有些人迅速老去。